“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
“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放卫星）
“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吹牛皮）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瞎话）
出现了许多宣传画和作假照片，照片上一群孩子站在稻田的稻子上——古今中外，有见过稻稞上能站人的吗？不说是人了，你放一只猫在上面试试！
当年有一幅最著名的画子，画面上画了高粱、玉米、稻子，都长得太大太高了，拄到天上又弯了下来，一行人搭着这些农作物进了云端，下面赋诗一首：
稻子玉米搭彩门
悟空说是南天门
社员高坐哈哈笑
这是俺社幸福门
二姐会画画儿，龙穴初中要她画一张反映大跃进大丰收的画子，二姐画了好多张都没能通过，最后她画了一个女孩儿站在棉花垛上摘天上的云彩，云彩和棉花连成了一片，好了，通过了，还收到了县里发来的大红奖状。
检查组来了，看着一溜条儿装满稻子的稻栈，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夸奖表扬。
处在江淮分水岭的龙穴山地容易干旱，这样的土地本来产量就不怎么样，加上春天搞的什么烧包子，然后又荒诞地去搞什么精耕细作，极大地破坏了土壤的墒情，之前平均亩产能达到400斤就算不错了，之后产量只会更少，哪来的亩产几千斤、上万斤？
但是，当时有好多的村子为了得到上级的表扬，为了在万人大会上胸前能佩戴上一朵大红花儿，或者仅仅为了不受批评，不挨整，他们便不惜在稻子尚未成熟的时候，把后冲的稻子带着泥块移栽到大路边的前冲来，放进缝档里，这样从上面看上去，一田的稻子俨然长得密不透风，但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不难看出稻根部的破绽。
那些检查组的人，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也和村里的人一样，心里完全明白，在江淮分水岭的脊地上不可能达到如此高产，他们如果稍稍弯弯腰向田里看一下，或将手稍稍向稻栈下面伸伸，就能抠出虚假来，然而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谁也不会去点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大跃进——放卫星——就是等于浮夸，就是等于扯谎撂屁，谁个心里没有数？谁能放着太平庵不坐要去住疤疖寺，自找霉倒？
所谓的检查，完全是一种形式，是在走过场，是在敷衍自己的良心，然而行使这样的环节，又是那个年代基层人一项必不可少的正常工作，让作假和浮夸在程序或逻辑上，成为合法、合理或合情，以印证他们已经缺失了的客观和求实。
这样的浮夸和虚报，其结果就是要按亩产收入数量的比例上缴国库，尽管上级知道那些统计数字是掺了水分的，但你自己报来的数字你就得按量提交——“皇粮”大过天，这样一来，社员的口粮包括种子都作为公粮上交，也无法完成铁定的任务。
口粮都上交了，社员们吃什么？这可是社员们自己的事了。
旷野之中，天降吗哪……三年“五风”，要不是有那么多的野菜和野物，饿死的人会更多……
邻村已经开始死人。此时史仓的上空，死亡的阴影尚未笼罩过来。食堂里虽然已经是瓜菜为主食了，但每天两顿饭还基本上能保证，这完全得益于我母亲和她的一帮姐妹们种菜的功劳。每天母亲她们将洗干净的菜放进大闷子的开水里，再掺和些米面进去。史仓人虽然能吃到的粮食不多，但每天的菜汤还算能保持住。
然而，强体力的劳动，光靠瓜菜汤水，怎么能保持身体需要？许多人在被饿死之前，生命都是被慢慢消耗掉的。见到的活人，很少有像个人样子的，要不浑身浮肿，要不全身消瘦。那个瘦，真的是一个骷髅架子外面蒙了一层皮，脖子上的青筋，前胸后背的排骨，关节的大小，都看得清清楚楚。跟骷髅架子不同的是，消瘦的人还有一个大肚子，这里说的“大”，是相对于没有肌肉的人来说的，肚肠之类的东西靠着肚皮圆成了一个球状，挂在前胸的排骨下面，走起路来，两边直晃，像是吊了一个大皮口袋似的。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那几年里，无论什么菜种，只要撒下地，肯定就会有收获。现在有好多人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都说，他们从未见过南瓜那么肯结，青菜那么肯长，路边都能挖出萝卜来。每一口塘坝的边沿都长出一种叫做荸臼的东西，样子很像茡荠，但比茡荠小得多，可以生吃，也可打出粉来做成粑粑或熬糊，这种植物在那几年突然疯长，遍地都是，以后很少再见到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水里长满了可供食用的螺蛳，塘里、田里，到处都是。所有这些野生的东西，在那年代里不知救活了多少人。三年“五风”过去，那些野生疯长的东西马上又恢复了原来正常的生长状态。这不免让我想到《出埃及记》，上帝为了让以色列人脱离奴役之囹圄，引领他们出埃及。旷野之中，哪来的食物来供应那些行走中的千万人？于是天降吗哪。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天降吗哪40年，到了迦南地，有了收成，吗哪即刻消失。想那三年“五风”，要不是有那么多的野菜和野物，饿死的人会更多。
这样的年头，后来被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林蕴晖先生在2009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对这场灾难主要缘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站不住脚的。
水文资料最能说明问题，风调雨顺，怎么能说成是“自然灾害”？
即便真的是自然灾害，世世代代生长在庄稼地上的千千万万个农民，也不至于一下子被活活饿死那么多，正如文章开篇中李绪傲孩子们说的那样：
“哪有庄稼人在庄稼地上被活活饿死的！哪个拐角圪塔收收弄弄不够喂圆一家人的肚子？土地就是长庄稼的，庄稼人就是种庄稼的——吃得好、吃得孬是另外一回事，被活活饿死了……这，这怎么可能！”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民众的事实，能向历史给出一个让人“心虽痛，但可得以安”的说法吗？
每天晚上，大姐用竹簊担着我们回家，行走时，她的手不得不握着的竹簊系绳上，都染满了鲜血……
为进一步落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开始从村里抽调去支淮的劳力，要求是年轻力壮的，说是每天有8两的伙食供应，冲着那伙食标准，村里能走掉的人都愿意去。大姐本来也打算去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因为家中有我和妹妹以及远铃三个孩子，都交给母亲一人她不忍心。
在抽调支淮的同时，椿树公社准备在龙穴山下修一座坝子，坝子拦住的水域取名叫青年水库。说是青年水库，但凡留在家里没去支淮的人都得去工地干活。食堂宣布停伙，要将锅灶移到堤坝上去。在家的没有劳动力的人一天只供应2两面糠。那时人们吃的大米是用一种叫做擂子的竹器加工出来的糙米。这种擂子跟磨子的原理一样，也分上下两扇磨片，将稻子放进上片的漏斗里，人工转动上片，稻子就被磨成了糙米。不过擂子的磨片是用竹子做的。磨出的糙米再放进石碓窝里用石锤去铳碾，糙米就变成了细米。擂子磨出的糠叫粗糠，可作燃料；从碓窝里筛出的糠叫面糠，面糠原是用作喂猪的，但在那个年头，面糠已经是人的最好的度命粮食之一了。后来人们竟连粗糠也吃不上了。
青年坝离史仓还有三里地，母亲和大姐每天一大早就用竹簊担着我和妹妹及远铃，到了工地就把我们放到田坎下面，让我们不要走出那块田的范围，虚龄5岁的我却要承担起带两个孩子的责任。
大姐在我们蹲着的地方插了一杆红旗，红旗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字，是属于彩旗——那时的水库工地上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旗子，有国旗，有队旗，还有宣传旗，那五颜六色的旗子叫彩旗，大风刮来，旗子们就哗啦啦乱响，像使牛人甩牛鞭子的响声，响得人心慌慌。如果太阳晒人的时候，我们就歪到旗子的阴凉下；如果下雨了，我们就躲到田坎的树丛里；如果下雪了，我就把远铃和勇子搂住，三个孩子抱成一团。这时，旗子便开始结冻凌，结了冻凌的旗子上面又落了一层雪，旗子便越发的厚实，越发的僵硬了，像是母亲她们做酱时用来捂黄豆发酵的那种霉酱布，风一吹，响声是“扑咚、扑咚”的，跟打闷鼓似的。
黑头、琼子、大高毛、小高毛、小和子还有云英他们也都随自家大人去了工地。那时的孩子已经完全没有了“玩”的兴趣，按以后大人们的话说：一个两个全都成了“小萎鸡”，成天肚子饿得咕咕叫，腿走路都嫌发酸，哪还有心思去做游戏，有时连动也不想动一下。看着原来的玩伴黑头和云英就在上个田坎或田坎的那一边窝着，我们相距也只有几步路，但也都不想走到一起去。
到了修坝工地，母亲的菜不要种了，在烧饭之前还得和别人一样去担土方。大姐被分派到打夯组，方言称打夯为“打硪”。这“硪”是个类似大磨盘一样的一块大石头，打硪一组需要8个人，硪的四周拴了八根麻绳，一人一根绕在手上，8个人中有一人是领纤人，供领纤人拿的绳子上缠了红色的线，打硪是要喊号子的，由领纤人喊，其余的人跟着吆喝：
硪子打起来了——嘿嘿哟哇！
大家都使劲了——嘿嘿哟哇！
心往一处想了——嘿嘿哟哇！
实现总路线了——嘿嘿哟哇！
共产主义来了——嘿嘿哟哇！
大姐的嗓子好，又是干活的好把式，她便担当了头硪领纤喊号子的人。长长的堤坝上最少得有10多个这样的硪，所谓头硪，就是排在一溜条硪队中的第一个，平常所谓的头硪也就是位置与别的硪不同罢了，但那年头经常有各级各种形式的检查组或检查团来工地进行检查，遇上有检查的下来，头硪就是硪队的指挥，头硪怎么打，别的硪也要怎么打，要求起落一致，头硪打出什么花样，其他的也要跟着打花样。打硪的女人们（多半是年轻的姑娘或像我大姐这样年轻漂亮的媳妇们）还都得换了统一的衣裤，全是绿裤红衣外扎一根黄腰带。这些女人本来就是千挑万选拔尖漂亮的角儿，再换上那身衣服，加上清脆悦耳的号子声，本是一种很重的体力活儿，此时此地，却变成了一种表演。这种表演带了力量，带了生动，也带了残忍。
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在逢上检查组来的时候，也会由“小痿鸡”变成一个开心的小观众，我们像看戏一样，去看大姐姐们小婶婶们的表演。我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那样的热闹，觉得在穿红戴绿的女人们的号子声里一起抛起来又一起落下的石硪，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壮观！又是那样的爽心豁目！
我又哪里知道，每天晚上大姐在用竹簊担着我们回家的路上，手不得不要握着的竹簊系绳上都染上了她掌上的鲜血！有一天母亲在看到竹簊系绳上的血迹时，心疼得泪水直掉，要大姐好歹歇上一天，但大姐没有听母亲的话，而是将手掌用布缠了缠又上了工地，当起了领纤喊号子的人。大姐所担当的角色可以像男劳力一样分得伙食，这一点我们当时不知道，但母亲是知道的……
这青年水库一直修到冬天也没有修完。下雪了，我们三个孩子窝在田坎下面，任凭大雪落在我们身上，冷得要命，也不想动一动，我把远铃和勇子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样感觉要暖和些。雪越下越大，我们窝在田坎下已经不再感觉寒冷，只想睡觉，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家中床上了，大姐和母亲都在哭。她们后来说，她们收工来到我们窝着的田坎时，已经几乎看不见孩子了，只见到一个雪鼓堆。原来我们已经冻昏迷了。第二天听说有好几个人家的孩子没再醒来，就这样连冻带饿死去了。
根据这样的情况，营部要求各排设立托儿所，由一名弱劳力负责看管。史仓的托儿所设在了王三妈家里。这正合我们心意，史仓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不喜欢王三妈和小孬子的。
孩子们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做游戏，到了王三妈的家，就各人找个墩子坐下来，或干脆爬到小孬子的地铺上睡觉。王三妈想方设法将我们耖起来，她说你们这样痿着，不饿死也窝缩死了。她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有力气去玩像逮羊、跳田方等运动量大的游戏了，就用土坯和小板凳在家里排成一溜条儿座位，让我们从高到矮坐上去，带我们玩“剔菱角”：
剔菱角，摆菱角
菱角多，摆百图
百图南，百图北
百图大姐种荞麦
荞麦开花紫浪色
紫是紫，芥是芥
小士打马放过来
拎蹄子，蜷爪子
踩了荞麦怎搞咋
蜷哪只，蜷这只
王三妈一边唱一边用一根小木棒挨次敲打我们伸出去的小脚，在唱到最后一个“只”字时，如小木棒落在谁的脚上谁的脚就缩回去，唱完了一遍，从头再来，直至剩下最后一只小脚时，这个小脚的主人就得唱首童谣或学一声动物叫。
还有一个活动量不大的游戏是：“小板凳摞摞”，就是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唱一边挪着走，类似如今孩子们玩的“开火车”。
小板凳，摞摞
里头蹲个大哥
大哥出来买菜
里头蹲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
里头蹲个姑娘
姑娘出来磕头
里头蹲个马猴
马猴出来蹦蹦
啊呜啊呜咚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