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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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太爷离不开帽子，但日本人来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的宝贝帽子。文老太爷的孙子文觉用叛逆的方式继承了对帽子的兴趣和关注。在中国20世纪风云激荡的历史之中，帽子如影随形，左右着多少中国人的命运？
日本人占领吴郭城，就如德国人占领巴黎一样轻松。除了城外零星的枪声，吴郭人关了门，熄了灯火，跟一群吃饱的鸟一样安静。令人生畏的日本兵，走在街道的金山石上，走在木楼下面，走在眼皮子底下。
能走的都走了。吴郭城的大家族文家，早在1936年日侨分批撤离吴郭市，就开始出外避祸。文家一门人口众多，光仆役就有十几个，分成三批人马，一批由大儿子带队，去了上海投奔丈人，没想到大上海先沦陷了，所以一直困在了那里。第二批由二儿子带队，投奔了西安的丈人。西安倒是一直太平的。文老太爷，是到了1937年12月才走的，他不想走远，带了第三批人马去了吴郭的花码头镇，那里有他的祖业，田地房屋都在。
文老太爷走的时候，记者来采访他，问他对于时局、对于抗战，有何想法。他指指头上柳亚子送他的呢帽，说，这是一顶帽子。
采访文老太爷的内容第二天见报，标题是：看时局水深火热，问抗战左顾言他。
文老太爷说，这些报人懂什么？我父亲二十几岁的帽子还在我的橱里，世上的人却死得一批又一批的了。
文老太爷一生好戴各式各样的帽子，连他的结发太太文冯志远，也不常见到他本人的真发。
吴郭的乡下也不太平，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和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一直在乡下各处游走，蓝湖里的水匪，除了打国军，打共产党，也打日本人。冷不丁的，枪声就四处响起，炒蚕豆一样。
1939年冬，吴郭城里倒是太平了，日本人年初在城里搞了阅兵式，现在贴出布告，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便于领取“良民证”。老太爷说，唉，国破家还在，人活着总得有家。家才是自己的，回去吧。
他这一队人马不多，计有八人：他、大太太文冯志远、侍候他俩的夏姨、二太太吴银斗、二太太带来的丫头小菊兰、他唯一的孙子文觉、孙子的小厮阿七；还有仆人小路，学武出身，孔武有力，是兵荒马乱年代的好帮手。
本来文老太爷可以走水路的，从花码头镇一直坐到吴郭城南船运大码头，从船运大码头坐黄包车到家里，不过十几分钟。但是他情愿从花码头镇坐轿子，一路绕行到吴郭小火车站，再坐半小时火车，行驶20公里，到吴郭大火车站，然后坐黄包车，40分钟才能到家。等于上自家的卧室，不从房门进去，却要到门外去绕个圈子，从窗户里进去了。
他是狼狈而逃的，他要体体面面地回。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从窗户里进去，而是劈了窗户重新做个门进去。
日本人占着城，他要让日本人看看，他，文泽黎是吴郭城兴办教育的名流，是诗人、画家，是有地位的尊者。听说日本人在城里各处送糖果给妇女儿童吃，安抚人心。他要看看，日本人如何安抚他。他知道日本人善于学习，好奇心重，对他如此作派，他们会吃惊吧？
他兴冲冲地写了一封信，让小路先回城里交给隔壁拉黄包车的小季，让他带三辆黄包车，某日某时等候在吴郭火车站。再去通知一些他的学生，报社的人，站在车站外面欢迎。人越多越好。
在火车上，无数的人前来给文老太爷致敬。文觉一直盯着爷爷头上的灰色呢帽子，大家来打招呼的时候，全都拿掉自己的帽子放在胸前，只有爷爷一次也不曾脱帽，他那顶帽子就像他养熟的一条狗，忠心耿耿地、狗仗人势地窝在他的头上。火车停下，最后一个来探望他的人也匆匆走了。文老太爷忍不住摆阔气，说，哼哼，我每回见了市长，市长也没叫我脱帽。不管我去开什么会，从来没脱过帽子。这是我的身份。帽子，代表我的头。我的头见了市长也不用低下。
文觉说出自己的担心，爷爷呀，人家会不会以为你是个秃子？
文觉的小名叫小橘子。文老太爷说，小橘子，哈哈，我要是个秃子，也是个了不起的秃子。你看，我不谈国事，大家也都一声不吭。只说些天气、收成、头疼脚疼……
文老太爷一行慢慢地下了火车，车站里安静得连喘息声都听不到，明明走着那么多的人，却都没有气息，像夕阳底下的一群游魂。日本兵荷枪实弹地站着，令人胆战心惊。
出口的地方堆着一大堆东西，小山一样。老太爷眼神不好，惊问，文觉，这是什么东西啊？
说着话，脚就碰到了小山堆，仔细一看，啊呀，都是帽子啊。大家都在脱下帽子朝里扔呢。文老太爷直起老腰，看着帽子堆边的两个日本兵，正想发表一些议论，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日本兵熟练地用刺刀一挑，把老太爷头上的帽子挑落到帽子山顶上。文老太爷一个踉跄倒在帽子山里，手正好按在自己的帽子上，帽子滚烫，着火一样。他气得鼻涕流到手背上，想了一想，终究没敢拿走自己的帽子，任由自己像一坨泥巴一样在帽子堆里沉下去，只擦了擦脸上的鼻涕。
文觉想，呀，爷爷的头没了。
刚才在火车上还向爷爷致敬的一些人，看见这一幕，赶紧扔下帽子，加快步子从爷爷身边跑过去了。
文觉哭起来。
文老太爷与孙子有感应，在帽子堆里对孙子说，哭吧哭吧，爷爷的头没啦。唉，我早就料到，国破，家也亡，项上人头也是保不住的。
大太太文冯志远轻声说，你料到个屁啊！
大家一言不发，搀扶着老太爷走出火车站，他几个学生苦瓜一样静悄悄地待在门外，见此情景，抢着上来扶。文老太爷努力睁开眼睛，打起精神，说出一句话：
时间给予一切，时间拿走一切。
时间到了1948年冬季了，文觉代表他爷爷，以知识界的代表身份，参加吴郭市工委书记老方开的会议，商量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事。文觉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方静川书记啊，我代表我爷爷问你一件事，解放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自由地戴各种各样的帽子？
大家全都在笑。老方说，小橘子，你家老太爷帽子的故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也有个疑问，自从日本人不许他戴帽子以后，他就真的不戴了？一次也没戴过？
文觉老实回答，真的。但是他买了许多帽子，放在他的屋子里看。
老方说，这个，我们知道的。我们还知道他后来买了五十多顶帽子，但是从来不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要是我们，早就用硬碰硬的方式去争取人民的权利了。
文觉听老方“我们你们”地评说，心里很不是滋味，噘起嘴，头颈一梗，眼睛斜着看地上，想，以前你和你们也来过我家里，还不是追着我们的爷爷叫老师？可我们的爷爷根本就忘了什么时候教过你。文觉傲气地站起来说，不客气了，我可要走了。再请问方书记一声，从今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自由地戴各式各样的帽子？
老方说，当然可以，除了绿帽子，都可以戴。
大家又笑起来。这次是全体爆笑，屋顶上的鸟瞬间齐飞。
文觉回到家，先到大太太房里。一进去就放平脑袋，对着墙撞了一下，把自己撞得跌在地上。正要再撞，夏姨已经把一只厚垫子伸过来，护着他的脑袋了。大太太文冯志远虽说缠过小脚，但也读过女学，见过世面。先是参加了“放足会”，辛亥革命后，她又跟着王谢长达闹革命，是吴郭女子北伐队里最小的一个。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太师椅上缝衣服，说，再撞一下，看看是你的头结实还是墙结实？
文觉听言又撞一下，把头撞破出血了。大太太还是一动不动地缝衣服。他流下眼泪说，我撞死了你就没孙子了。
大太太说，人都是为自己活的，哪有为别人活的道理？
文觉一想，对啊，老方说知识分子软弱无能，他又没说我软弱无能。我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
于是他去找爷爷了，幸灾乐祸地对爷爷说，新社会了，你以后除了绿帽子，别的都能戴——不是我说的，是方书记说的。
老太爷一个人在那儿想着，说，哦，哦，这句话大有问题……
一想，真的想出问题来了，便把他的女人一个一个叫到面前来。
二战结束，他的大儿子最终定居在上海。小儿子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从西安回到吴郭，分了一半的房屋另立门户。文觉不愿去上海与父母姐妹团圆，宁愿跟着爷爷过。他们这一家差不多还是那些人，老太爷，大太太文冯志远、夏姨、二太太吴银斗、二太太的丫头小菊兰、文觉的小厮阿七、仆人小路。后来增加了厨师金水根和他的老婆，男的烧菜，女人打下手和打扫屋子。
老太爷叫人进来的顺序是从小到大。
先是小菊兰。小菊兰来到面前，他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最近是不是想嫁人了？
小菊兰不上他的当，但她近来确实想嫁人，想得厉害，听他这一问，问出一肚子鸟气，拍着手嘶叫，我想嫁人？你才想嫁人呢！
老太爷指着地上，声音低低地说，放肆了吧？跪下吧。
小菊兰跪下就哭，说，嫁人嫁人，你诬赖好人。我什么时候有过这个心？
爷爷说，我要是你，我就想找人。
小菊兰气鼓鼓地说，找谁呀？
老太爷体贴地说，譬如小路，你们俩很配的。
小菊兰叩了一个头，站起来拍拍衣裳说，放心放心，我这辈子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坚决不会嫁男人的。
老太爷说，难为你这么坚决，我选个日子收了你，好吧？
小菊兰不服气，说，我倒不怕二位太太不同意，我怕的是你老人家的功夫老早就荒废了。要是你啃不动我，还请你不要点我这把火。
说完，左手跷起兰花指，虚搭在胸前，昂头朝天，扬长而去，全不顾老太爷气得浑身发抖。一出老太爷门外，她就骨头轻起来，踮着个脚尖，摇头晃脑，嘴里唱着个小曲。小路突然从路边冒出来，雾里看花一样眯眼看着她的作派，问，姐姐高兴什么啊？小菊兰一开口，操着京腔说，高兴啊，和您有关的，能不高兴吗？
小路傻傻地笑出声来。
第二个来老太爷屋里的是夏姨。
夏姨是太太文冯志远的一个远亲，会写字，会读报，年轻轻的刚过门，丈夫就死了，男家不要她，娘家也不要她，她只好投奔了唐家。不算仆人，也不算主子。要侍候老太爷和大太太上床起床，她偶尔发号施令时，别人也得听她的。
她一站在老太爷的面前，老太爷就觉得屋子里立刻冷了好几度。她端端正正地双腿并拢，看见脚底下正好踩着一片阳光，就挪了一下，挪到没阳光的地方站着；然后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威严地看着老太爷，就像看着一个孩子一样。
小菊兰显然没有给她透露什么信息。
老太爷看着她，硬着头皮问道，你有没有背着我们偷人？
夏姨不苟言笑，嘴唇就跟白松皮一样，一年到头干燥得紧绷着的，听老太爷这么问，她不觉得可笑，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这句问话问破了，猝不及防地笑了半声，眼眶潮红起来，低下羞答答的眼神说，太太说了，我是……你们的人。
老太爷说，哦哦，哦……我放心了。你是徐娘半老哟，我有点不配你。我看你和拉黄包车的小季挺配，他死了老婆，正想讨个新的。要是明媒正娶，你也不算给我戴绿帽子。要不我去和他说说？
夏姨脸色一冷，抬起头强硬地说，我找小季说话，也是为了你要用车，用完了车我去付账。给他家拿去的刀切馒头、白枣子、柿饼，是大太太让我送的。
老太爷与她两眼一碰，好的，夏姨的眼睛还是平常模样，冷漠干涩，他放心了。虽说他并不喜欢她，但在她身上的主权还是要维护的。于是老太爷说，把你衣服脱下来，让我看看你。你在外面老说是我家的人，可是我从来没碰过你。
他话音刚落，夏姨就软瘫在地，静悄悄地连喘息声也没有，不说脱，也不说不脱。
老太爷没办法，只好说，好好，我看你是个贞节的人，小菊兰才是个厚脸皮的东西。她……
不知哪里传来一声爆炸声。新政府刚成立，国民党特务经常搞点破坏，时不时地这儿爆炸，那儿着火。夏姨趁老太爷发愣，扭身跑了。
第三位来的是二太太吴银斗，一身白衣裤，未语脸先笑。
老太爷拉过她的手说，来，坐我腿上，当年听你唱《思凡下山》，一眼就看上了你。在你唱得正好时，把你娶来金屋藏娇，这么多年难为你了，你的才华浪费了。
二太太说，嗬，你们一家都是好人，我也没受委屈。话说回来，让我受委屈也不行。今天，我和你说吧，你也不用问东问西羞人答答，你干脆拿个烙铁在我身上烙个你的印记吧。
老太爷慢悠悠地说，好的，你就等着。
老太爷放了她的手，两个人脸对脸僵持，二太太始终笑着，晃着身子。老太爷神情木然，纹丝不动，就像案上放着的那盅碗莲。
过了片刻，老太爷有些生气了，喊叫着说，家里最不让我放心的就是你。你心高气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早就知道你对方静川有好感，恨不得倒贴上去。他一来，你的脸就开出太阳来。
二太太也不说话，笑靥如花，从老太爷大腿上站起身，对着老太爷双手一摊，合起来用劲一拍，拍完双手又一摊。
老太爷摇头说，罢了，你的手势我不懂，但我还是向你认个错。你去把大太太叫来吧。
大太太过了好长一阵才来的，她也是笑容满面的，但她的笑和二太太的不一样，她的笑是娇宠着老太爷的。她说，夏姨在我屋里哭得伤心哪，说她过得不明不白，不知道是谁的人，死了也不知埋在哪块地里。
她一头说，一头给老太爷掖好松开的被角，老太爷一脸愠色，手上拿着文震亨的《长物志》，也不理会她的话，用书拍着床沿说，你怎么才来？你在干什么？你在轧姘头么？
大太太说，今天不是吴郭大学派同学上门来收你的语录么？还有《吴郭报》来问问你对于新中国有何期望。我都对他们说了些场面话，挑不出毛病。
老太爷说，你说谎，你在轧姘头。
大太太说，好，好，你说我轧姘头，我就轧姘头。
老太爷问，你和谁轧？
大太太想了一想说，和，和……金水根吧。
老太爷说，不行，他配不上你，他烧的菜那么难吃。我要是捉你和他的奸，会被人笑死。
大太太说，那就阿七吧。
老太爷说，不行，他太小了。
大太太说，那和谁呢？我想不出来了。和小路吧？
老太爷说，小路和小菊兰有一腿，我一定要破了他们两个的奸情。
大太太说，别说了，那就小季吧。
老太爷说，小季？他和夏姨有一腿……难道你也看上了他？
大太太说，那你说我和谁通奸吧？他娘的，你说谁就是谁了。
老太爷指着她的鼻子说，和日本人，你和日本人通奸。你是被逼的，你是为了活命只好忍气吞声，咽下不得不咽的气……你放心，我替你报仇。不过我要先捉奸，你放心，我捉到了马上原谅你，谁叫我爱你？我只把日本人打死。打死日本人！
他脸色涨得通红，眼里冒出火花来，一下子蹦起来，站在被子上，头顶着蚊帐，高呼，打死日本人！打死日本人！
说着，一头栽倒在床上，口角流涎，四肢颤抖，不能说话。大太太悲伤地趴在他身边，对他说，我的亲人，你等了快十年，终于等到了今天，你好解脱了吧！
老太爷看着她，面露喜色，微微点头，指一指橱柜。
大太太说，我懂我懂。
说完就去橱里拿出一顶帽子给他戴上，这顶帽子有来历，这就是他当年被日本人挑落的帽子，后来托了人去拿回来的，这么多年它从来不露面。
老太爷弥留之际，正是解放大军举行进城仪式的那一天。即便如此，吴郭大学和《吴郭报》还是派人上门探视。文觉这天不在家，他一早就代表爷爷去欢迎解放军进城了。
时至今日，吴郭大学的档案部还封存着老太爷文泽黎弥留之际在纸上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几行字：
一、一屋子白蝴蝶。
二、小丑。
三、偏见、迷信、害怕。
文老太爷临死前回光返照，有那么几分钟，上帝让他开口说话。他看着一屋子准备听他遗言的听众，说了一句意义完整、情绪正常的话：
小橘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