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09年第03期
栏目：中篇小说
黄昏，风起来了。旺角依旧热闹非凡，红红绿绿的霓虹招牌灯竞相闪烁，灯下拥挤着如蚁的人群，真正无愧于一个“旺”字。风中不时夹送着英语、粤语、菲律宾语或者其他什么我听不懂的语言，昭示着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非同一般的身份。
当然，也有像我们这样说着普通话的大陆客，而且很多。芯慈说，现在大陆来港旅游消费的人越来越多，做生意的员工不得不学讲普通话呢。
不过，只会说普通话，在香港约等于半个哑巴。买东西、问路都非常费劲，常常要借助手势或英语。
好在有芯慈在身边做翻译，我省却了许多麻烦。她的白话说得很溜了，听她说着生猛海鲜般的鸟语，我又是惊奇又是佩服，她来香港定居还不到一年呢。我的一位在广东生活多年的朋友说，他到现在还听不懂广东话，更别说开口说了。
芯慈道，那是他不需要！人是给逼出来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芯慈语气淡然。她一向是个淡定的女人，不管经历什么，都不会把它摆到脸上来。这一点，我和她是多么截然不同啊！但她又是热情的。对于我的远道而来，她的喜悦不言而喻。我们有五年没有见面了。
少年时代的朋友，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似乎并不多。时空的阻隔、各自经历的差异、太多太多的因素决定着人和人的缘分其实是有时段的，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很多时候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生活里的一个过客。偶尔，在某个瞬间，想起你，想起一段相处的时光，或叹息，或惆怅，或宛然一笑，便是了不起的怀念了。大部分时候，我们步履匆匆，是不肯回头的。我们有许多新朋友要结交，有许多新事情要处理，许多新计划要开展。我们是无暇念旧的。
我的这些年不正是这样吗？
虽然和芯慈是发小，可是，自从我们双双离开H市，一个朝南，一个朝北，人生的轨迹就很少有交结点了。
1999年，芯慈毅然放弃H市的工作，跑到深圳，我曾劝过她，希望她不要离开，但她执意要走，九死不悔。她说，你也离开了，我一个人呆在那儿有什么意思？
是的，我比她更早地离开了H市。两年前，我考上了江南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这是我奋斗几年的结果。
读研的前两年，我和芯慈还经常联系的。
最后一年，我去北京实习。也就是这一年，芯慈决定告别H市。她也许酝酿了很久。
我自然无法阻止她的离开。因为我自己也将去北京工作。
离开，是我们青春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世界之大，哪儿都行！
芯慈的离开并非因为我，正因为如此，我才劝她。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孩，何必那样自苦？
芯慈说，她必须离开。
我曾经担心过，在深圳那样一个花花世界里，她一个小女子，孤单一人，将怎样活下去。
事实上，我也操不了别人的心。那时候，我正和一个离了婚的博士掐得紧，无暇他顾。芯慈远隔千里万里，我们各自和生活搏斗着。
我很少回老家，芯慈也是。偶尔回去一趟，也总是擦肩而过，难以碰面。当然，我们也并非不联系，我当时还欠着她两千块钱。芯慈手头比我宽裕，几年研究生，我耗资不菲，虽读的是企业管理，却不善于理财，属于“月光”一族。她离开H市的时候，我要去北京工作，身上连路费都不够，又问她拿了两千块。
我一直惦记着要还她，她说，不着急，等见面再还。
这一等就等了好几年！直到五年前，过年回老家，我们才见上一面。那时，芯慈已经是五个月身孕的准妈妈了。
她嫁的是个香港人。没想到，她的姻缘竟是这样！仿佛她千里迢迢奔波的，竟是为了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芯慈送了我一套名牌化妆品，还有一盒香水。她看上去过得不坏，脸上有种即将成为人母的喜悦。
我们一起走路，她不时护着肚子，非常小心的样子。
在咖啡店聊天，只要有人抽烟，她马上就起来开窗子透气，或者干脆走过去，叫人家别抽，她客气而又固执的请求让别人无法拒绝。我憋了好久，不让烟瘾发作。
也许是和她大龄怀孕有关吧！那年，她30岁了。这年头，结婚不易，怀孩子也不易。
我问她是不是准备在老家生。她摇头说，还是在香港生好。
听说我还是孤家寡人，芯慈抓住我的手说道，李棋，你不要太挑了！
她说这话的口气跟我妈妈一样，我突然笑起来。为什么不挑？难道就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就降低要求委屈自己？
或许是分别太久的缘故，我和芯慈不像以前话那么多了。我还了拖欠她几年的两千块钱，芯慈笑道，你还记得啊。
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互望了一眼，同时想起一起在H市的日子，但我们谁也没有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