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早，我听到了一声电话。我一般很少听到早上的电话，休息天则更少。手机是昨晚插在角落里充电的，不在身边，这个电话吸引了我，像深埋在地下的炸弹突然有了动静，我就小心翼翼地猫过去查看。来电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还有三个未接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打错的电话，还说明，这电话肯定有要事，有急事，否则它不会这么执著。我赶紧把电话拨回去，没人接，响了半天也没人接。接着再拨，就是忙音了。没人接是因为对方有急事跑开了，一时半会儿没回来；忙音是因为紧急的事情又找上了，好说歹说没说完，插不进去。这更加证实了我前面的猜想。
后来，终于打通了这个电话，是一个不熟悉的女声，说，你是李叔吧？我爸快要死了，他让你过来一趟，他想见见你。我突然听出是谁了，说，你怎么知道他快要死了呢？电话那头说，他今天一早都在回忆，想起一个，就要我们去通知一个。我说，这跟死也没有关系啊！电话那边说，这还不怪吗？叫的都是领导，都是关系好的，都是非叫不可的。我心想，这是有点儿怪，是有点儿“最后仪式”的味道。上帝在冥冥之中召唤着她爸，她爸却在弥留之际想起了我们。我应该去。
电话里说的“我爸”，是余老师，具体说是我们科室里的同事，再具体点儿他后来成了我的领导。余老师是搞建筑设计的，我是搞规划设计的，说得通俗点儿，他的专业是物件，我的专业是景观，我们在专业上没有什么冲突。我们这些单位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只要是比自己年长的，一般都叫老师，哪怕不怎么搭界的也叫老师。我们这个科室叫规划设计科，我们科室有四个人，我虽然没有职务，但因为业务突出，实际上是主持科室工作。我们领导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这样说，整个规划设计院，就是李快是最让人放心的，什么事你没有想到的，他都会替你想到；什么事到了该完成的时候，不用你说，他肯定已经完成了。我们兄弟科室之间也有这么一个共识，我们院主要是没有了职位设置，如果有，或者说如果能，那么，第一个应该上去的就是李快。我曾经为这事沾沾自喜，好像自己已经在“位置”上了，好像自己是“无冕之王”。但后来，这位余老师一来——他原来不是我们院的，是领导把他弄过来放在我们这里的，且摆在我的前面——我基本上就算“暗无天日”了。
现在，弥留之际的余老师想起了我，要我去一趟，那他把我当成了什么“角色”呢？如他女儿所说的，他叫的都是领导、关系好的、非叫不可的，我想了想，自己只能算是最后一类。“非叫不可”的解释应该是有很多的，比如生前对我有亏欠的，现在要死了，想把这一笔债要还给我；再比如死亡是个特殊的场合，身边要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去上下打理，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余老师住在第三医院，这其实是个肿瘤医院，他住进去的时候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那是半年前，我记得他当时像个小孩一样坐在床上，不断地动作，不断地说话，不知是真的不懂，还是硬撑着装的，还是受了家人和医生的联手蒙蔽，反正给人一种幼稚的自欺欺人的感觉。他把自己的脚拿出来给我们看，当时他穿了厚厚的袜子，他很利索地把它脱掉。我们发现他的脚很白，比一般人要白，和白纸差不多，因为白，他的脚就显得很瘦很苍凉。他指着脚背上的一个小肿块对我们说，就是这一点，医生一定要让我进来查查，有什么好查的？我觉得就是骨刺增生。他说话的口气好像很冤枉似的，我们也附和着说，不是骨刺那会是什么呢？这地方，有东西也长不住啊。他越说越带劲，说现在的医生都是乱说的，说我是转移，怎么可能呢？这东西能从大脑转移到脚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忙说，就是就是，又不是子弹，就算是子弹，从天灵盖上面打进来，也蹿不到脚上去。我们知道，一个病人，是很忌讳说自己有病的，他强做着不忌讳，装得无所谓，实际上就是强弩之末，是心虚的表现。
余老师的病是退休前夕查出来的。他那个时候一直就是心神不定的，大概有半年时间，他争分夺秒地在组织部门跑，他不相信我们院里那个搞人事的，觉得她“出勤不出力”。跑人事是要非常非常用心的，不仅要懂得政策，还要有通天的关系。余老师是在跑什么呢？跑“正处”的待遇，或者说跑“正处”的荣誉，这是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副处”了，他一直想赶到“正处”上去，但时间不等人啊，机会不等他啊，年龄一点点地无奈地过去，他到点儿了，他心里不甘哪。
那段时间，他就经常性地头痛，有人说这是退休的前兆病，是情绪引起的，谁愿意早早地离开心爱的岗位呢？有人说，这是他的个例，他是在想“正处”，他想“正处”想疯了。他这种人，一辈子扑腾，一步步走过来，哪怕是留在地上的一个脚印，他也会格外地珍惜。我是看着他可怜，怕他真的被什么击倒，才给他找了份“临时工”。这是我和朋友的一个创意，要在博物馆搞一个“名古屋”展览，全市挑十座老建筑，在展示模型的同时，再配个精美的设计图纸，让这些名屋从里到外地呈现出来，把细节和秘密标榜出来，这在专业上是最具魅力的一项展示。模型做的人是挺多的，即便是没有专家指点，也还可以凑合，但图纸是一定要专家担纲的，因为年代在变，图纸绘制的进步也是非常大的，要刻划年代的演变过程，新人是根本无法胜任的。这事我是策划人，我力荐余老师来搞图纸。开始，其他合作者有异意，说他年纪大了，怕他拖了计划的后腿。我告诉他们，这事的关键是要坐得住，要有细心，这符合他的秉性。当然，我也没有给余老师太大的压力，我对他说，这仅仅是在赚外快，比较可观的外快。他这人一身清贫，现在“正处”又没有落实下，也许这事会让他分点儿心，也许外快会有点儿吸引力，他如果真的投入了，异常的情绪就会慢慢地平复。没想到，他一接受我的推荐，头就愈加地痛了，根本没办法拿起笔来。
他只得去检查头痛，是他自己偷偷去的，他这人爱面子，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头痛的内容。据说，他查了很多项目，不仅验了血，还做了彩超，特别是还拍了脑片。一张八开的片子上密密麻麻地排了许多图像，这可能是一个个剖面，就像把一块糕点切成了无数片，每一片都可以看出有没有病变。一般人当然看不懂，一般人对片子是两眼一抹黑，但聪明人可以暗暗推断——如果每一张图像都大小一致，那就表明没有什么情况；但是，但是，片子里有一张图像是放大的，放大了就说明这地方有问题。为什么放大？放大就是提醒，放大就是叫你仔细看看。他就忍不住拿给医生看，连同那些验血单。医生把片子插在灯箱里，日光灯的亮光把片子映得格外分明，骨骼格外分明，血管格外分明，脑干也格外分明。医生看了半天，又看了看验血单，这样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弄得他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后来，还是医生先开了口，说，你家里人呢？这一问，他的脸色刷地就白了下来，冷汗也噗噗地冒出。他听人说过，医生都这样，要是真病，都会无一例外地瞒着病人，说是和家人交流一下意见，其实是在和家人一起编织一张欺骗的网，要把他网在里面，众人皆醒，唯有他是傻瓜。他这样想着，仿佛看到了自己今后的前景，特别是脑子的前景，他的脑干在一点点地缩小，缩成了一个“核桃干”，自己晃晃头都觉得咯咯作响；这还算好的，脑子要是被什么吃了，那就更加耸人听闻了，一点点地蚕食，吃得里面都是水，像标本一样泡在福尔马林里；开始是眼睛看不清，后来人也认不出来了，家人老是用一些愚蠢的问题来考量他，他不说还不行，还要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好像生怕自己说错了，好像这是个很难很深的大题目。有一次，女婿来他家烧菜给他吃，烧得比平时隆重，摆了满满的一桌，他们就问他，今天菜多吧？他说，多，浪费了。他们又问，你知道今天是谁烧的菜？他讨厌这种问题，讨厌这样的提问，他故意说，这我还不知道吗？是酒家里的大老司嘛。女婿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女儿的眼泪却掉了下来。一家人沉默，难受，疼痛。他看着他们，他也不想这样啊，是他们想这样啊，他们想把他当成一个病人。后来，女儿又试探性地伸出四个手指头，问，老爸，这是几个？这一次，他实在不想让女儿伤心了，他诚实了，不开玩笑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脑子还是好的，他简题难做，说，这是十减八乘上二。女儿这才破涕为笑，一口气松了下来。
据说，余老师是医生问他家人的时候当场晕倒的，是门诊的医生弄了半天才让他醒过来，甚至有人说，他当时小便也失禁了。这话说起来不大好听，好像他是个胆小鬼似的，其实他并不怕死，那一刻他也不知是怎么搞的，眼睛一黑，人就不由自主地仰倒了。为了证明自己是大无畏的，那段时间，他也经常地来院里转转，他以前在位时也是不大串门的，现在则到处串门，好像刻意要标榜自己的精神没倒似的。串门多了，不免会涉及一些病的话题，他这病也挺有趣的，说他是脑子不好吧，却一点也不影响相关的功能，比如思维，比如讲话，比如手脚活动，都没有什么异样。但却影响了吃饭，吃少了，咽不下，老有梗阻感。我们知道，脑子和吃东西其实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气管口有一个盖子，喝水了，或是什么东西掉错了，那盖子就会自动地把气管堵上，以免呛着；而脑子不好的人往往指挥不了这个盖子，他要喝水了，盖子还开着，水就渗进了气管，他就呛着了。余老师当然也没有想到食道也会有一个盖子，食道的盖子失灵了，半开半合，吃饭就感觉难咽了。对于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很开朗的，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形象栽在吃饭上，说这个人连饭也不会吃了，那也太窝囊了，他说，吃饭没味道我们就吃面条嘛。这话听起来还算轻松，但确实也有点强做笑脸之嫌。
后来，余老师也不来串门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病怎么样了，脑子有没有咯咯响，人会不会认得出，面条还吃不吃得下。有一次我去医院开药，在挂号窗口那里碰见了他，他叫我李快，我回头没发现他，后来见一个小老头朝着我笑，定神一看是余老师。我一点儿也认不出他了，他不仅头小了许多，身体也小了许多，不是老了，不是瘦了，也不是变了，而是整个人缩水了，缩得超出了我原先的判断，所以认不出了。他说自己是来复查的，说自己挺好。我知道，他这个“挺好”是自欺欺人的，我当然也不会和他较真，就让他自己好去吧。我想起医学上的一句话，叫“急剧性消瘦”，什么情况下会急剧性消瘦呢？很简单，正常的细胞打不过败坏的细胞了，被它们不断地吞噬了，肌体也不能再生了，身体就像失守了的阵地，就不可挽回地溃败下去。
这些都是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想的。这天是双休日，本来我们几个朋友说好了，要自驾到南县去玩儿。那里有个渔场，叫海口，而它又归属于金乡镇管辖，记得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不是夸海口，最富是金乡”，虽然不是很对称，但还是有点儿意思的。可是今天，自驾的事，全被余老师搅黄了。
去见一个将死的人，其实是很尴尬的。尴尬的不是去处理什么事情，处理这类事情，一般都没有什么原则，只管答应就是。尽管有些事会比较过分，比较荒唐，但也是不能回绝的，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做好事不一定会留下什么口碑，但做得不周到肯定会让人记恨的。面对即将死去的人，你一定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你的角色已经变了，不是你去看他，慰问他，而是他在召见你，布置任务给你，他要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尴尬在这儿，这犹如恩赐，你无论如何都得接受的。
余老师的家属见了我很高兴，他们像迎接贵宾一样接待了我。这时候的高兴是不合时宜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余老师有事情求我。会是什么样的事呢？他们把我让进了病房，病房里有师母、大女儿、二女儿，还有一个男人，可能是他们家的亲戚吧。家庭到了危机的时刻，都会有这样一个人站出来，可以是挑大梁的，也可以是谈判专家。他们有的喊我李快，有的喊我李叔，有的喊我李科，噢，忘了介绍，我这时候已经荣升为科长啦。我们一一握过手，嘴里念念有词，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是在感受他们的手——师母的手是绵软而丰腴的，这样的手一般来说会是一个好命，但她却过早地要单身了；大女儿的手是纤细而硬板的，二女儿的手则是小巧而白皙的，她们可能一个能干，一个胆怯；那个男人的手我没有去感受，贴一贴就算了。我突然想起了余老师的手，他的手会是什么样的呢？关节突出？静脉显露？搞图纸的手，到最后也就是这样的。这样想着，他们好像也窥见了我的心思，把我引到了余老师面前。余老师好像在做梦，也许在回忆，也许这就叫弥留之际，人间地狱的徘徊；也许如他女儿说的，他是在想人，样子很虚幻。师母把嘴巴贴在余老师的耳边，轻声说，老余老余，李快来了，李快来了。余老师突然就惊醒过来，好像看到了他梦中的内容，表情一下子真实起来。他从被窝里抽出手，很黑，很干，像木乃伊的手，他的手这样递给你，你就没有办法拒绝，尽管这是只叫人难堪的手。我也只好装作很渴望的样子，双手接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冰，似乎还有点潮，虽然是刚从被窝里出来，却好像是被冰冻了一样，让我接收到了阴间的气息。我想，要是多握一会儿，也许我的手也会起霜的，结冰的，还好，我们只握了一二秒钟。余老师说，永别了。他突然开口说话我是没有想到的，因此，我根本就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我只是听到一个含糊的发音，也许只是一种机械的反应，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他到了这个份儿上，能发几个音，都已经很有限了，就让他随便地发发吧。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大概是他们家的亲戚，他抓住那人的手时也这么说了一句，那人倒是耳尖，一下子就明白了，说，别乱说，会好起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这才琢磨出余老师的话——他说的是永别了。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个人要在最后的关头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可惜没有背景音乐，我们也没有刻意地渲染。我起先以为，余老师的这些表现是不由自主的率性发挥，后来想想不是，根据他一贯的秉性，他是在追求一种最后的形象。
他家人还告诉我，余老师现在是疲惫了，昏昏欲睡，他昨晚可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兴奋？他在写遗书。他不像一般的老人那样，早就准备好了遗书，他是临时想起来要写遗书的。因为没有准备，他的遗书写得像小说一样艰难，想想写写，写写停停，停停又想想，折腾了一夜。说起遗书，那个“谈判”的亲戚就拿了出来，我想，遗书上一定有很多内容，肯定是要我拿主意了。我一个人怎么做这个主？我就想起了一大早的电话，我问他女儿，你父亲有没有叫陆书记？他女儿说，叫了，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陆书记，他说陆书记是他的恩人。陆书记才是真正拿主意的人。但陆书记住得远，又没有车，年纪也大了，他要是过来，估计要稍微迟一点儿。正说着，病房外面传来了一声呼唤：小余，你怎么啦？我们说好的，先活四十年再说。话音刚落，号啕大哭的陆书记走了进来。
陆书记是真的悲伤啊，他已经七十岁了，号啕大哭不是装出来的。他坐在余老师的床前，捉住余老师可怜的手，一边抚摸一边流泪。他可能想起了他们的友谊，想起余老师所剩无多的日子，想起他们的相约和未竟的承诺。“先活四十年再说”是余老师退休前陆书记对他说的，当时余老师的头已经痛起来了，他所跑的“待遇”又迟迟没有结果，他整天愁眉苦脸的，陆书记安慰他说，想开点儿，把身体搞好，先活四十年再说，命长做得了皇帝。谁知道，这个美丽的愿望，还没有纳入到时间的轨道，余老师就走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