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辈之中，大伯是一个谜，好像他从没有来过，又好像从没有死去，但他又像是悠悠飘过的一朵白云，确确实实地在我们的头顶停留过。
大伯是没有名字的，不明白是根本没有起名字，还是大家已经忘记掉了，反正他是“先”字辈，应该叫“陈先”什么的。大伯生于何年，同样没有人记得了，既然他是兄弟五个中的老大，与一九三八年出生的父亲之间，还夹着一个兄长、两个姐姐，照着这个推算下去，大伯应该是一九三零年以前出生的，还属于国民党的天下。他又是没有任何子嗣的一个，也是不知道葬身何处的一个，不知道是死于哪年哪月的一个。说不定他有名字，也有子嗣，而且如今还依然健在，原因是他根本不是死，而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消失了。在我们塔尔坪，这个如烟如雾的大伯，激起了大家无穷的想象力，有人把他想成了《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有人把他想成了邱少云或者黄继光，还有人把他想成了周扒皮或者刘文彩，塔尔坪人见识少，就认识这么几个人，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提起大伯的时候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觉得格外地神秘，似乎是无所不能一样。所以大家对大伯充满了敬意，这种敬意有点像对待神仙，似乎大伯已经化为了神仙。
据父亲回忆，在大伯十八岁的那年六月，他正在院子前的那块麦地里收割麦子，大片的麦子已经金黄，布谷鸟在远山上不停地叫着，这时候突然冲来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大伯就从麦地里直接揪走了。大伯当时是光着膀子的，想回家带件衣服，顺便再给家里人打个招呼，但是这群人以为他要逃跑，干脆把他裤子也给脱了，光着屁股五花大绑着架走了。他不停地呼叫着，一家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帮人端着枪，瞄着麦地里的麻雀，不时地开上一枪，吓得大家都直哆嗦。
这就是国民党拉壮丁，也就是大伯被强迫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当兵后，大伯随着部队一直南下了，因为民国时期我们塔尔坪，还不属陕西的地盘，而是河南管辖的。有一些壮丁，中途就逃回来了，捎了一连串的口信，一会说大伯到武关了，一会说大伯到西峡了，一会说大伯到南阳了。最后一个消息是从南阳传回来的，说是部队里患了传染病，个个肚子闹得稀里哗啦的，别说是上前线打仗了，连枪杆子也端不稳了，晚风一吹就倒成了一片。那阵子南阳正逢连阴雨，部队就在卧龙岗卧了半个月。再往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因为我们方圆的壮丁本来就少，要么被乱枪打死了，要么患病死掉了，连个捎口信的也不剩了。
在我幼小的心里，一直想不明白几件事情：一是方圆几十里，多数是我们家的土地，我的母亲就是用一亩地换来的，作为地主崽子的大伯大少爷，为什么还会亲自下地收割麦子呢？难道地主家没有雇长工吗？二是听父亲私下悄悄告诉我，我们二房之所以成了大地主，大房、三房、四房、五房和六房却成了贫农，并不像社会上传言的那样可恶，是剥削来的，是霸占来的，女人都是抢来的。反而是那些穷苦人，多是一些好吃懒做的败家子，他们吃空了祖先留下的家当，就卖自己的土地，或者看到形势不好，就把土地卖掉及时享乐了。我们二房的每一块地，除了上边留下的和自己修的，都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从他们手中买来的，就跟如今大家买房子是一个道理。但是勤劳的人为何就变成剥削阶级了呢？三是既然是大地主，应该是资产阶级，应该和国民党是一伙的，为何国民党不保护自己人呢？把大伯这样的同伙给抓走了，竟然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地步，在国民党统治的天下，我们大地主是受害者，解放以后的新社会，我们仍然被批被斗的，照样成了受害者，原因何在呢？都是家里富裕惹的祸吗？
大伯失去音信之后，几十年间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的兄弟姐妹几个，好像没有人主动寻找过他。我的理解是，对父母而言，那时候人命是不值钱的，甚至不如一只鸡一条牛，鸡可以下蛋，牛可以犁地，死了后都可以吃肉，而人死活都是不能吃肉的。我的印象中，如果家里有一头牛丢失了，是要打着马灯连夜进山，把它给找回来的。我有几次采药迷路了，半夜还没有回家，是没有任何人关心的，待遇比那些畜生差远了。对兄弟而言，少了一个大伯，就少一个人分家产。后来分家产的时候，为了多分一个碗，多分一把椅子，除了大伯不在，剩下的四个兄弟之间，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父亲心软，懒得争吵，一个大院落，最后只分了两间房，一把铁锨，两个碗。碗是黑陶碗，一看就是私窑里烧制的，不是圆的，是不规则的，一个还是破的。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也至关重要，兄弟几个仅地主崽子的身份，天天就得被拉出去批斗，瓦烧不蓝要批斗，天不下雨也要批斗。我的堂兄与我的大姐，成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在学校里考试基本第一名，但是就因为成分不好，不但不能上大学，连当个团员的资格都没有。大伯如果还活着，那可是国民党的兵，国民党的兵就是敌人，就是反革命，如果把反革命给找回来，兄弟们自然是要受到牵连的，就不是批斗而已了，就是找死了。
不过，摘掉地主帽子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了，大家一窝蜂地开始赚钱，个个都梦想着睡一觉醒来，眼睛一睁就成了大富翁。我这个放牛娃当然也不例外。我就实话实说吧，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大伯就是那个会变魔术的老婆婆。我对大伯的兴趣达到了极致，感觉他不是我的大伯了，而是埋在地下的一笔宝藏。我私下里是找过几次大伯的，相信我们二房的堂兄堂弟们，也私下里找过大伯的。谁先找到了大伯，就等于是找到了这笔宝藏。因为，即使是大地主，照样是可怜巴巴的农民，有几件值钱的家具和古董，也被贫农们给分掉了，哪怕就是陈氏的其他几房，也没有出过一个当官的，更没有几个发财的。而大伯，是唯一可能为我们创造奇迹的人。
当放牛娃的那阵子，我一边把牛放到山坡上，望着远处空蒙的大山，一遍遍地呼唤着“大伯啊大伯”，像我们那里呼唤山神降雨一般，我不明白把他叫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每次当我站在山梁上大声呼唤的时候，总会把一群动物给吓得四处乱跑。有一次却不一样，一只锦鸡——在这里我只能称为锦鸡，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凤凰这个东西。一只锦鸡随着我的呼唤徐徐地降落在我面前的一棵大树上，它“嘎嘎”的叫声反而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认定这不是别的，正是我的大伯转世了，或者是我的大伯派来的。大伯似乎问我，你叫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没有事情呀。大伯似乎说，没有事情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说，我想你了呀。大伯似乎说，骗人的吧，你是我侄子，有事情你就快说吧，别客气。我说，你真是我大伯吗？那你就让我家的老黄牛怀孕吧。说实在的，锦鸡确实是存在的，我也和它对过话了，不过是我自言自语而已。对完话，锦鸡就飞走了，不久我家老黄牛果然就怀上了小牛犊子。还有挖天麻，天麻比较值钱，是我们塔尔坪最重要的收入，每到夏天大家就会一窝蜂地拥上山。能不能挖到天麻完全是要靠运气的，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大片天麻林，运气不好的话恐怕连个天麻苗子也看不见。我小时候，运气好得出奇，别人都说我是发财的料子，所以我往哪座山里钻，大人孩子就跟着往哪座山里钻。他们说这是一个人的命，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从进山开始，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大伯，希望大伯能够指引我。
在若干年后，当我长大了，走出了塔尔坪，我是这样一次次寻找大伯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还是开会，比较喜欢逛的地方是烈士陵园。我去过的烈士陵园非常多。在陕西，有商洛烈士陵园，有丹凤烈士陵园，在我们庾家河镇的山头上，建起来的一个战斗纪念亭。有一次从河南南阳经过，我去过南阳的烈士陵园；到江苏南京游玩的时候，我去过雨花台和中山陵；后来定居上海后，我还以《龙华烈士陵园》为题写过一首诗，“想永远躺在烈士陵园/凭着我一生也换不来一张门票/我常借着祭拜的名义/到这里欣赏桃花/顺便看看是否有我的亲人/已经为我做好了铺垫……”别人以为我比较爱国，是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在寻找我的大伯。去烈士陵园，除了找大伯，好处还是比较多的，一是缅怀烈士，提升自己的斗志；二是烈士陵园和寺庙一样，有时候确实景色秀美，比如我们丹凤县烈士陵园，整个县城没有什么地方能有这么多的鲜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
到烈士陵园找大伯，我是这么想的，当年大伯被拉壮丁了，进了国民党的部队，他是有机会弃暗投明的，如果他后来跑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当了一名八路军战士，而且为了民族的解放战死在沙场，甚至是堵过敌人的枪眼，炸过敌人的碉堡，成了一名英雄人物，那我们就是英雄人物的后代。英雄人物的后代除了很光荣，还应该享受很多待遇，比如提干，比如分房，比如发钱。我有一位同事，她长得很漂亮，嫁给了烈士的表姐的儿子的小舅子的侄子，这么拐弯抹角的关系都沾了不少光，每次业务考核都不合格，因为人家与烈士沾亲带故，不但没有被辞退还被调整到了不用干活就能拿钱的岗位上。所以，每次到烈士陵园，我就一块一块墓碑去找，看看有没有叫“陈先”什么的人。如果有，可能就是我大伯了。有一次我在丹凤县烈士陵园里，看到一块墓碑上，有一位烈士姓陈，后边两个字有些模糊不清，我有一些小小的激动，死缠滥打地找到了管理人员。人家搬出了花名册说，这里姓陈的烈士一大批，但是肯定没有叫“陈先”什么的，连“陈前”什么的都没有。让人气馁的是，在烈士陵园里，看到最多的是“佚名烈士之墓”，那一排排十分壮观，说不定大伯就在里边埋着了，但是再壮观没有名字对我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我去庾家河镇办事，顺便坐下来吃了一碗浆水面，浆水是用野菜做的，等面条煮好了，你还可以走出小店的后门，采点新鲜的挂着露水的叶子，有薄荷，也有山蒜，直接放入热气腾腾的面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令人回味无穷的面条了。小店的老板娘说，你别看我这个小店，也算是老字号了，李先念当年在这里开过会，你坐着的这把椅子说不定也是革命家坐过的。这把椅子被磨得油光发亮，让我油然升起崇敬之情，我的屁股就不敢落坐了。吃完面，我激动地去查了查资料，李先念同志确实在庾家河街“春永茂”药铺开过会，商量在我们商洛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手下的部队在我们庾家河与国民党发生过一场战斗，冲锋了二十多次，在黄昏时夺回了阵地，死伤了一百多人。我当时就想，大伯名字中肯定有个“先”，而李先念也有个“先”，会不会李先念就是大伯呢？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改名字，总理改过名字，主席也改过名字。大伯改个名字这是有可能的，改名字在战乱时期是为了躲避敌人，在和平年代是怕家人打扰他，找他办事情，所以继续隐姓埋名了。大伯只留了一个辈分，以“先”做个纪“念”。我给陕西有关部门写过信，想核实一下自己的身份，这封信自然是石沉大海了的。我还找到了我们丹凤县党史研究部门，一个姓李的工作人员说，你这不是瞎掰吗？我姓李，李先念也姓李，起码三百年前还是一家呢，我都不敢和他攀扯什么，你就不要做梦了吧。
还有一次，是我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发现的，我发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有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他叫陈云。听到陈云这个名字，按说我是不会联想到大伯的，实在是两个人差距太远了，连让人想一下的胆量都没有了。但是空闲的时候我还是在网上百度了一下，偏偏发现他有一个儿子叫陈元。陈元意味着什么？“陈”是我的姓氏，“元”是我这一代的辈分，而且我恰恰没有名字，直接就叫了“陈元”，和陈云之子陈元同名，这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啊。那阵子，我不再去烈士陵园了，而是经常去泡图书馆，专门查阅中共的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陈云的资料。从资料中我找到了两个疑点：一是他生于一九零五年，起码比大伯要大二十岁；二是他的老家是江苏青浦（后划为上海青浦），根本与陕西不沾边。为此我不但借出差之机追到了北京，还一直追到了上海的青浦区，即使参观了陈云的故居，听完了陈云的革命事迹，我还是无法接受他不是我大伯的事实，因为陈云与父辈们的长相真是太相似了。“我爸叫李刚”很流行的时候，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得意地开了个玩笑，说“陈云之子陈元”。
两岸关系缓和后，尤其是大家对国民党不再那么敏感的时候，我开始喜欢看两岸关系的新闻了。特别是两岸来往频繁后，尤其喜欢看两岸之间的寻人启事，有电视台的寻人启事，也有报纸夹缝中的寻人启事，我会全部搜索出来，与台湾有关的，我都要想办法联系一下。大伯被拉了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先是去了河南的，从河南再往前走，就是安徽了。从安徽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苏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老巢，好多国民党官兵都是在垮台的时候，从南京随着蒋介石撤到台湾去的。我在想，大伯如果大难不死，在枪林弹雨中一路跑到了南京，然后随着某某人，一起逃到了台湾，找了个台湾美女，在台湾成了家，在台湾当了官，或者成了大企业家。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陈水扁在台上的时候，我怀疑陈水扁就是大伯，他既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同样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塔尔坪的人。因为塔尔坪对他来说，有什么呢？除了他是这里落地的，从这里被绑走的，其实什么都没有，这里没有名山大川，没有历史古迹，连一座寺庙都没有，只有一帮穷苦的兄弟，或许这会让他羞耻的。那阵子，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台湾某某某亿万富豪回到大陆寻根问祖了，或者是某某某亿万富豪临死前，留下一大笔财产，委托律师转交给大陆的亲人，我就更加盼望大伯去了台湾。某一天我们就突然收到一封信，是来自台湾的关于财产继承的遗书。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来电显示是台湾的，我一阵惊喜地接通了，接通后才明白是推销大乐透的广告。
我在上海工作时，无意中认识了一个老板，他开了一家名字叫“龙”的婚纱摄影店。当时他请我帮忙，大意是让我给他们搞一个策划，把他的企业给炒作一下。我们约在徐家汇那边一起吃饭，我接到他的名片之后，发现他也姓陈，而且是从台湾那边来的。我当时就十分激动，那顿价格不菲的晚餐本是他要请的，最后我就糊里糊涂地买了单。这次见面之后，我给他们策划了一个活动，从残疾人中间海选十对恩爱夫妻，然后免费给这些恩爱夫妻拍摄艺术照，这项公益活动一下子引起了轰动，“龙”摄影一下子超过了“巴黎婚纱”。陈老板要感谢我，给我塞了一个大红包，被我拒绝了。这个陈老板三十来岁，企业做得很大，在全国各地都有连锁。从认识他那天开始，我就希望把他和大伯扯上关系，但是经过不断地了解和追问，人家祖宗八代，都是台湾那边的土著。我对陈老板说，我求你个事情吧。陈老板说，你尽管吩咐吧。我说，在台湾帮我找找大伯吧。当陈老板让我提供大伯的名字、出生年月等信息，我表示一无所知，只能告诉他，我大伯的故乡叫“塔尔坪”。陈老板很给力，在台湾好几个报纸上，都打了寻人启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什么也没有找到。我看到那张从台湾带过来的报纸，才恍然大悟，大伯离开的时候或者塔尔坪还不叫塔尔坪，而叫别的什么，因为塔尔坪也改过很多次名字，叫过红星村，也叫过大庙村。
以上，我对天发誓，不仅仅是我年幼无知时的幻想，进入中年后我还是心存希望，这是一个农民之后、一个草根之子的一份无奈的努力罢了。直到最近几年，当父辈们一个个离世，只剩下父亲一个人，整天看着偌大一个院子发呆的时候，我最最希望的，不是大伯给我带来什么依靠，给我带来什么意外的财富，而是以父亲的一个兄弟的名义仍然活着。推算一下，大伯如果没有死在战争之中，没有倒在那个乱世的疾苦之中，依然健康地活在人世的话，不过八十多岁而已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