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夏天，梅谷的夏天是一年中最爽润的季节，气温怎么也升不上去，早上穿夹衣，晚上盖棉被。
余所长不会错过这样的好季节，他说：“换装吧，我们下去转转。”
前不久，余所长带我到县局开会，领受了新任务。新的户口本必须在八月底以前换发百分之七十以上，另外，我们派出所全年要下乡给老百姓办理两百个二代身份证。我明白，余所长所说的“转转”是冲着这些指标去的，绝不是下去游山玩水。
侯君把户口本和办理身份证的相机以及登记表等资料装进背篓，然后开始换草鞋。他挑了一双半新不旧的草鞋甩给我。我的目光在他的警服和我脚上的皮鞋之间来回睃了一眼，眼神里流露出不言而喻的诧异。一个警察，身上穿着制服，脚上却套一双草鞋，是不是有点搞笑？侯君见我迟疑不动，解释说：“下乡除了坡路就是涉水。穿皮鞋走坡路不‘把溜’，会跌得你屁滚尿流，蹚水过河脱脱穿穿更嫌麻烦，穿草鞋最好。你那么好的品牌鞋，一个往返铁定报销。”我看着脚上肖嫣给买的八百多元一双的“鳄鱼”牌皮鞋，不免心疼起来。可是，就算穿草鞋，也该给我来双新的吧，这么个半拉子货扔给我，侯君什么意思？我直截了当地说：“侯哥，我俩换一下。”侯君笑笑：“你不懂。新草鞋倒脚，你那细皮嫩肉容易磨泡，还是穿软乎点的好。”
关于第一次穿草鞋随余所长、侯君下乡的经历，以及草鞋带给我的痛苦，注定都将成为我今生永难磨灭的记忆。按照余所长的说法，它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村子叫“九人堆”，名字听起来怪瘆人。余所长说，当年贺龙的队伍北上抗日经过这里，有九个掉队的“红脑壳”（当地人对红军的称呼）遭地方武装截杀，数日后，被当地民众草草掩埋于此，解放后这地方便由政府更名“九人堆”，以示纪念。余所长就是梅谷人，旮旮旯旯的掌故他都晓得，走一路说一路，俨然一名导游。传说公安局有三张“铁嘴”，余所长名列其中。看来，他不负盛名。
才翻过第一座山头，我脚上果真打出血泡，比赛似的，先是左脚跟一个，再是右脚大拇指旁边一个。我瘫软无力地坐在路边一块岩石上，扒拉掉草鞋，抱怨侯君说：“先头要是穿皮鞋就好了，万不该听你瞎掰。”
侯君没接话，只是很无辜地看着余所长。
余所长不痛不痒地说：“在梅谷派出所工作，不学会穿草鞋不称职。”对余所长这话我颇为费解，且不说内务管理条例对着装有严格规定，这种土洋结合的穿着也显得不伦不类。
大拇指旁边的血泡已经破皮，露出皮下泛红的底色，浸漫四周的血污清晰可见。脚跟处的血泡则像一颗含苞待放的葡萄，饱满而晶亮，里面暗紫的血水清晰可见。余所长从他的帆布背包内拿出消炎碘酒，用棉签替我把大拇指旁边的血泡擦拭干净，然后撒上一层云南白药粉末，再翻出创可贴敷上。整个过程，我疼得龇牙咧嘴，不住地喊着“哎哟”。
“忍着点！虱子咬一口的事，离肠胃天远哩。”余所长的话好没人情味。这样的话只有那种没领教过血泡的痛苦，抑或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才说得出口。
我没想到，他更歹毒的搞法还在后面。他扳过我的左脚，让我扭过头去，命侯君将我的脚脖子捉住，然后从自己腰带上解下钥匙串——上面连着一把锋利的指甲剪。随后，我听到“嘎叭”一响，带着金属咬开皮肉的钢音，接踵而至的是一阵剜心的疼痛。等我回头看时，余所长又在和先前一样如法炮制地给我包扎。
“熬过这一次就好了，侯君也是这么挺过来的。”余所长对自己的“手术”很满意。他拾掇着那些家什，漫不经心地自说自话。从他充分的准备工作来看，一切都好像在他的预料之中，我似乎钻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圈套！
我像战场上败退下来的伤兵，一瘸一拐地重新上路。
蹚过七条溪涧，翻过五架山，我们总算见到了一个名叫“花屋场”的院子——九人堆村的村部就在这里。我们的到来惊动了屋场上的看家狗，引起一场不小的骚乱。它们狺狺狂吠，一个比一个来势汹汹。余所长见势不妙，指挥我们赶紧从路边菜园的栅栏里抽出棍子准备迎战。别看他年纪大，手脚倒是麻利，“嘿”的一声，一根锄把粗的树桩就抡上手了。我被夹在余所长和侯君之间，当狗群向我们发起围攻时，我出尽了洋相，左避右闪，大声尖叫，几次差点直接把双腿喂进狗嘴里。断后的余所长自始至终成了狗群重点攻击的对象，可他一点也不显慌张，嘴里骂骂咧咧，手里的棍子舞得呼呼生风；倒是侯君有些手忙脚乱，面对狗阵，他虚张声势地吼几声，同时蹲下身子做出捡石块砸狗的假动作，被暂时吓退的狗群一波下去，另一波旋即又扑上来。我成了他们的累赘，余所长一把薅住我，使我动弹不得，直到村民们赶来把狗斥开，我们才好不容易摆脱围困，坐进人家堂屋里。这场人狗大战使我对梅谷派出所的工作环境有了别样的认识。警察下乡，对付几只看家狗尚且如此吃力，如果治安上出状况，那该多费劲！所以，有一次回到家里，父亲问我有什么感受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别说工作上干出成绩，一名警察只要坚守在梅谷岗位上，哪怕天天躺在派出所睡大觉，给他个三等功都是应该的！”
“嗬，有思想嘛。看来，你是向我邀功了。”
父亲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认同，我也终于理解了从来办事严谨的父亲为什么一直对余所长为所欲为的那一套网开一面、听之任之了。
听说屋场上来了仨警察，大人小孩都围拢来看热闹。有糊着鼻涕、头发乱如麻的女孩，有不穿裤子、连裤裆里小鸡鸡都沾着泥巴的男娃子，有眼角上粘着黄色浆液的中年妇女，有双目失明的老鳏夫……
糊眼屎的妇女好像怕得罪我们似的，一个劲地解释说：“花屋场一年四季见不着几个外人，所以，我们的狗都欺生，咬起人来很齐心，恶得很。”说这话时，她的目光不住地往我脚上瞅。我被她瞅得不好意思，两只烂脚直往木椅下面缩。谁知那妇女揪住不放，她说：“小兄弟，你是头一次穿草鞋吧，脚上好像打了血泡。”说话间，她竟然俯下身子从椅子脚下掏出我的双脚轮着瞧，然后咋咋哇哇地说：“哎哟哟，小兄弟受苦了，看这脚伤得！尊嗲，你家有桐油吗？”
“有，当然有。”被称作“尊嗲”的瞎老爷连忙支使吊着鸡鸡的光屁股男孩：“瓜娃子，快去，把床底下的桐油瓶给你三婶找出来。”
我脚上的包扎被揭开，三婶替我擦上一层桐油。一夜过后，我双脚上的血泡竟奇迹般好了，尊嗲的桐油胜过药店里的西药。
在山上忙工夫的村长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后临时赶回来。他的家就在花屋场。屋场上大都是木屋，只有村长的房子是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从成色上看，修建的时间不长，成了屋场上的标志性建筑，这栋楼房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村部。那部象征权力的扩音机安放在村长卧室的写字台上，通过安装在各个山头的高音喇叭召开会议、发通知、学文件。
花屋场成了我们下乡工作的第一站。午饭后，有村民陆续赶来更换户口本，办理身份证。他们是从大喇叭里听到通知后赶来的。我第一次听到村民闹出笑话。有个绰号叫“二聋子”的中年人向我们咨询，问办身份证可不可以不照相。余所长反问他：“你想生儿子不和你媳妇睡觉可不可以？”
二聋子嘀咕说：“我是问照相，又不是要生儿子。”
村长说：“二聋子，你如今连张身份证都没办下来，好意思？派出所现在到了屋门口，千载难逢的机会，还忸怩个啥？抓紧点！”
二聋子磨叽半天，终于道出实情，他听说照相是要摄取人的魂魄，所以才不情愿。是呀，人只有七魂六魄，拍一次少一次，他哪敢！
余所长当即反驳说：“你从哪里听来的屁话？照你这么说，那些大领导天天照相，他们……”
余所长的话很有说服力。二聋子犹犹豫豫地坐在了镜头前面。
这个夜晚，我们借宿在花屋场，可不巧的是，正赶上了当晚停电。我以为是我们运气差，村长解释说：“夏天是用电高峰期，电力部门压负荷，首先惦记的就是我们这偏远山村。”
村长老婆花婶一旁补充说：“我们这儿一年中只在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停电，这两种时候最容易让我们记住他们祖宗。”花婶的话冷幽默。
这个没电的夜晚，我们围坐在花屋场最大的晒坪中央聊白话。山里的夜景美啊——仰头望去，四周的大山将天空切割得只剩下我们头顶的这么一小块，静谧的天幕上缀满星星，月亮柔白的光亮撒满大地，到处浸透着水意，我们融入夜色之中，也成了夜的一部分；不知名的虫子潜藏在白夜里，唧唧咕咕地奏鸣，它们和夜鸟的鸣叫成了自然界最曼妙的和声，萦绕在花屋场的夜空——山民有幸，他们不必花钱购买昂贵的门票，搬把木椅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世界上最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在大自然和谐的背景音乐里，我们的话题抛来掷去，烟头的火光明明灭灭，只有声音是清晰的、流动的。
忽然，余所长问村长，疤脸男人是咋回事。我想起来，白天办证时，是有个疤脸男人在花屋场晃了一下。村长介绍说，疤脸叫李贵祥，单家独户住在老山界上。早些年上山烧木炭遭黑熊袭击。“那熊瞎子竖起来比人还高，从背后伸出前爪，一把拍在李贵祥脑壳上，半边头皮就揭下来，再一爪刨去了他右边屁股上的肉。李贵祥当时晕死过去，熊瞎子这才拎着肉走了。”村长叹息一声，“李贵祥还算命大，只可惜破了相。”原来，李贵祥是要照相办身份证的，见屋场上人多，不愿露丑，抛个面又走了。
这个夜晚，我和侯君躺在村长家的二楼客房内。谁家吊脚楼下的牛铃声叮叮当当地传来，敲打着我们的睡意。两个大男人睡一张床上，最撩人的话题绝对是女人！
侯君先挑起话头：“云飞，你和肖嫣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记得肖嫣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他应该去问我父亲。如果不把我调回县城，一切都是空谈。可是，不在梅谷干满一两年，这个要求我是不会向父亲提的，提也白提。
我说：“等我在梅谷大山里修成正果再说吧。”
侯君很坏地问：“你们早就那个了吧？”
都什么年代了，还问这种小儿科的话。肖嫣的父母早就给她购置了一套电梯房，我的钥匙串上就挂着那扇防盗门的钥匙。我心里暗笑侯君的迂腐，开始挖他的老底。我说：“你和白梅到了什么程度？如实坦白！”从表面看来，对他俩关系的进展我还真把握不准。有余所长像防贼一样盯着，侯君和白梅能不能偶尔偷一口，很难说。
侯君说：“我不像你，先上车后补票。我们要是真能成，也要等到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天。”
他的话有些酸，我听了不舒服，但我相信他和白梅是纯洁的。
后来，侯君突然冒出一句：“云飞，我不想干警察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很讶异。
我想再问问侯君，可脚头却传来鼾声，伴着谁家的鸡鸣。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侯君被叫起床。余所长和村长领着我们去老山界给李贵祥照相办证，来去花了我们足半天。我说昨夜里余所长怎么惦记着疤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