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穿过院子里稀疏的竹影，如散金碎玉般倾洒在窗台上，暖洋洋的，软绵绵的。
苏景安嘴里叼着一支烟，烟灰翘得老长，一目十行地看完我那份调查报告，然后不屑一顾地把报告丢在茶几上冲我说，你这份报告只找到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给红军的证据，根本就没有证明咸丰米店是阴寿堂开的，甚至连阴福生是不是阴寿堂的孙子都不知道，你这也叫调查报告？再说了，县长就凭你这样的调查报告批示给阴福生10万元，我看他和你也差不多，脑袋都进水了。
被苏景安一顿奚落，我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我又不能否认苏景安说的没有道理，那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没调查清楚，我竟然会没想到。
你的调查是建立在咸丰米店的老板是阴寿堂，而阴福生又是阴寿堂的孙子这个基础上的，你一开始就被阴福生那份讨债报告牵着鼻子走。
苏景安说得没错，我的确没有去怀疑阴福生那份讨债报告的真实性。很明显，咸丰米店和阴寿堂、阴寿堂和阴福生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证据链，只要其中有一个关系缺少证据，阴福生都没有资格向县政府讨债。现在想来，我不能说民政局局长的话有错，也不能说财政局局长的担忧是杞人忧天，更不能说县长要我重新调查是多此一举。
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阴福生肯定是阴寿堂的孙子，咸丰米店也一定是阴寿堂开的，至于有没有合伙人倒还要作进一步的落实。苏景安把烟蒂扔进茶几上那个当烟灰缸的茶叶盒里，顺手又点起一支烟，懒洋洋地在沙发上摆了个“葛优躺”，这么对我说。
你怎么这么肯定？我站起来推开窗，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屋子里的烟味顿时清淡了许多。
你随便想想，换成你你可能拿这样的事和政府来开玩笑吗？何况阴福生是一个平民百姓。苏景安从小在我们一帮同学中就爱以老大自居，他考虑问题十分直截了当，但往往都能一矢中的，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虽然我觉得向政府讨债这种事一般人不可能去无中生有，但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主观推测而是客观证据。我让苏景安帮我查找查找，毕竟县志办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较为齐全。
我才不蹚你那浑水。苏景安脑袋摆得跟拨浪鼓似的。
你别忘了，阴福生提供的两份资料都是从你这出来的，那份证明还是你亲手写的，事到如今你也有责任。我将了他一军。
你少给我来这套。苏景安跳了起来，我有什么错？事实是明摆着的，出具证明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查阅资料者有要求，我们都有义务出具证明。
我又没说你错，但资料是从你这出来的，你总得帮我理清楚吧？现在呢，算我请你帮忙，不然我去请示县长，把你也扯进来，那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责无旁贷。我一本正经地说。
你小子是在绑架我，有你这样的朋友算我倒了八辈子霉。苏景安骂骂咧咧，但口气软了下来，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我哈哈大笑起来，虽然苏景安一副拒我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但我知道只要他答应下来的事一定会很认真负责去做。
很快，苏景安就从县志里找到一些相关资料。根据县志记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中央苏区的我家乡为保障红军给养，广泛开展经济竞赛及收集粮食、借谷、节省三升米活动，在财力、物力上支援主力红军作战。从1931年春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全县共筹集1000多万斤粮食支援前线。
在这1000多万斤粮食中有多少是百姓借给红军的呢？苏景安认为应该在三分之一左右。
我表示怀疑，我们是中央苏区，当年的百姓都有很高的革命觉悟，不可能有那么多。
苏景安突然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
废话。
你每个月都还在领政府的工资吧？苏景安斜着眼睛看我，按理说你的思想觉悟比普通老百姓要高，应无私奉献才对啊。
你这是强词夺理！
也许我打的比方不恰当，但当年的百姓觉悟再高，他们也要生活、吃饭，总不可能把劳动所得全都无偿地送给红军吧？
看我不说话，苏景安接着说，当年我们县是红军筹粮筹款补充兵源的重点地区，那几年红军反复在苏区筹款筹粮，而且需求量都比较大。你想想，苏区地盘就那么大，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越缩越小，要养活那么多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百姓负担有多重。
对于当年红军在我家乡筹粮筹款，县志上有简要记载，为说明问题，我在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1932年6月20日、10月21日，中央执委发出13号、17号两道训令，分别分配给我县一期10000元、二期7000元‘革命战争’公债，我县仅用10天就完成。”
“1933年3月，中央执委发布10号训令，要求群众‘把借谷子集中于区政府保存，听候中央处理’。全县人民积极执行，仅南坪寨一个区不到7天就借出稻谷980石（每石60公斤），且大部分群众不要借谷票，不要政府归还。”
“1933年7月22日，中央执委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全县当时分配了2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和8万元合作社股金筹款任务，当时县、区苏维埃政府层层宣传发动，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完成了筹款任务。”
“1934年2月，中央发表《为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而斗争》的社论，决定‘集中土地税、公债款，以收谷子为原则，开展普遍的收集谷子突击运动’，划定我家乡为中央粮食部派员开展突击运动区域。县、区两级大部分干部参加突击队到各区开展经济动员突击运动，采取有力措施，征收地主富农资财，打击惩办破坏分子，表扬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全县仅一个月就收集粮食三万零几百担，成为中央苏区收集谷子最多的县份之一。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立即开展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号召。6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分配给我县筹集5000担（每担100斤）粮食任务，至7月15日全县完成7480担，超额完成2480担。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做出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要求9月15日完成。8月18日，全县开始动员，至8月底完成34000担。”
从县志上的记载来看，当年我家乡确实在不断地筹粮筹款支持革命，这其中也确有一部分是购买了公债和赊借给红军的。
我想，在这1000多万斤的谷子中，一部分是打土豪和征收地主富农资财来的，这应该是无偿的，属于没收性质。一部分是开展了土地革命，老百姓分到了土地，上交的土地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革命群众无偿捐献出来的。再有一部分就是群众借给红军的。如果将这些按比例估算一下，我想老百姓借给红军的粮食会有三四百万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赊借的这部分其实和无偿支援的也差不多。苏景安点了一根烟说。
为什么？
虽然那时红军给借粮百姓发放借谷票，但就像县志上记载的，有一部分群众不要借谷票，不要政府归还。还有就是红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很多百姓都不敢保留借谷票，怕招来杀身之祸。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红军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弹指一挥间，大半个世纪都过去了，物是人非，你说还有多少人能留下凭证？
如果按照苏景安的分析，那么像阴福生这种来找政府要债的人并不多，财政局局长的担心就多余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苏维埃政府给赊借粮食的百姓发放借谷票，那么阴福生是不是也保存了借谷票呢？
肯定没有。苏景安说。
何以见得？
你想啊，他要是有借谷票，还犯得着要来找我查县志？岂不脱裤子放屁？
我想想也是。我问苏景安有没有见过借谷票，苏景安摇摇头，但又说，你可以去纪念馆看看，那里收藏的革命文物有几千件，肯定有。
果不出苏景安所料，我在纪念馆陈列大厅密封的玻璃柜里看到了借谷票。那是一张还不到一角钱纸币大小的黄褐色纸片，纸片外框画着稻穗似的图纹，上左右角写着“100斤”字样，下左右角写着大写的“一百”。上部呈弧形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再下写着干谷一百斤，“干”字是大写。中间是一个半圆，里面画着几个持枪的红军战士。在图画底下，写着“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群众借谷充实红军给养之用”。再下一行写着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旁边还盖着陈潭秋的四方形印章。
纪念馆馆长告诉我，陈潭秋当时是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也就是粮食部长。
我无法知道，当时这种借谷票在苏区共发出去有多少。但我想，如果阴福生有借谷票，应该就是这种，因为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就是在1934年。
纪念馆还陈列着大量的当年红军使用过的物品和全县群众支援红军的各种图片、实物、文件及各类报道，我甚至还看到了当年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受到《红色中华》表扬的那份报纸原件。
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红色中华》的表扬红榜上也只写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没有提到阴寿堂的名字，我想起在县志办看到的那份县苏维埃政府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工作总结中也只是提到咸丰米店，如果阴寿堂是咸丰米店的老板，为什么这两份资料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是有意还是疏忽了呢？
当时借谷给红军的百姓成千上万，不可能个个都有记载。纪念馆馆长解释说。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在数量上比许多群众多得多，应该是很典型的先进事迹，为什么不少借谷群众都有具体的名字记载，却没有阴寿堂的名字？这有点不符合情理。难道这咸丰米店与阴寿堂无关？但从阴福生那么理直气壮向县政府提出讨债要求来看，说明他应该有十足把握和充分证据才对。
我决定去找阴福生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