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天中午,老韩才发现女儿一夜未归,一张纸条被梳子压在了床头,推门的风把它吹得扑啦扑啦地响,犹如一只苍白的手挥动着向他告别。上过初中的女儿给目不识丁的老韩留下十几行字,老韩当时急昏了头,拿起来就去请隔邻读过高中的苏庆丰念一念。这一念就念出问题来,想捂也捂不住了。苏庆丰倒是值得信赖,可他旁边还站着一大帮闲人,全是“火烧的猪头”——熟眉熟眼。他们经常端着碗饭从巷口逛到巷尾,或者从巷尾逛到巷口,边吃着边扯“闲篇”,他们也都不识字,但他们全听得懂人话。那些字本来悄无声息羞羞答答,可经过苏庆丰的嘴巴一加工,马上变得抑扬顿挫引人入胜。
“亲爱的爸爸妈妈。”
开场白就吓了大家一跳,连呼吸都屏住了,目光全嗖嗖地落在老韩两口子的脸上。他们早听惯孩子们管自己叫爹叫娘,这种全新的称谓犹如一顶插着鸡毛的洋帽子郑重其事地戴在这对夫妇的头上,真是既新奇又滑稽。老韩显然也听不惯,那七个字犹如电流掠过他的全身,他打摆子似的抖了抖,尿差点就抖出来,那张晒得黧黑的脸霎时咧开一道炫目的白。他龇着牙尴尬地笑,笑得眉头都蹙在一起。他那本来就病殃殃的老伴也感觉到哪儿不对头,正想阻止苏庆丰,就发现乡亲们都死死地盯着她,熠熠发亮的目光宛若一条条强健有力的胳膊将她扭得不能动弹。她啊了一声又一声,听起来简直是一种绝望的哀鸣。老韩马上明白老伴的意思,他摸出包“丰收”烟,第一根就杵给苏庆丰,希望借此堵住他的嘴。可是苏庆丰毫不领情,他咽了下口水,声音又脆脆地响起来,像一口一口地嚼着顶花带刺的脆黄瓜。大伙的脑袋一齐扭回去,眼珠子似要弹射而出。这个苏庆丰,高中毕业多年,一肚子的墨水正愁派不上用场,这些歪歪扭扭的文字犹如久别重逢的亲人,让他眼前一亮百感交集。而对于听众,苏庆丰的声音简直就是一串噗噗地蹦出纸棒的烟花,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划出耀眼的轨迹,正热切地期盼着它的绽放。
“亲爱的爸爸妈妈,”又高又瘦的苏庆丰摇头晃脑,两条长腿快要扭成麻花。为吸引别人的注意,他又重复了这第一句话,让那对可怜的夫妇再过一回电。绝望顷刻漫上老韩的脸,他狠狠地跺了跺脚,扬起的浮土如股黄烟贴着地皮飘出好远,“臭小子,要念就快点念!”其实他也急于知道下文,巧佳是他的女儿,要说急,他比谁都急。苏庆丰瞪了他一眼,口气咄咄逼人,“催命啊,有本事你来念。”
老韩两眼一闭,双手轻轻地推他、拍他,“好好好,你慢慢念,要是巧佳出啥事,你叔你婶也不活了。”
苏庆丰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上唇,感觉到有股中气已直逼嗓子眼,不吐不快,“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发誓一辈子也不离开你们,我要守着你们,侍候你们到老。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冯斌要我跟他走,我不得不跟他走……”
老韩愤怒地打断苏庆丰,“哪个是冯斌?”
苏庆丰叹了口气,很不满意,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情绪又被老韩硬生生地卡住了。他清了清喉咙,用更高的声调去压住他,“爸爸妈妈,冯斌你见过,就是那个演李队长的文艺工作者,我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我。我要和他一起去宣传开放的政策,去播种改革的春天。”
老韩冲着苏庆丰捏紧拳头抻直脖子吼:“你都已经订亲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苏庆丰被吓得连连后退,耳朵嗡嗡作响。他恐惧地望一眼这个干精火旺的中年人,又望一眼他那瘟鸡似的耷拉着脑袋的老伴,小小心心地问:“叔,还念不?”
老韩还没开口,后巷的老柴就喊起来,“念!怎么不念?老子早就知道那个戏子不是什么好鸟,唱就唱,跳就跳,脸上抹那么多粉做什么?自己爱播种播种去,非要拽上咱巧佳,呸!”
苏庆丰低下头,善解人意地收回了投入的感情,将嗓音适当掐小,用尽可能平淡的语气念下去,“待到有一天,任务完成了,我就和冯斌回来陪你们。”
老韩家的一下子瘫在墙根号啕大哭,“你们瞧瞧,她说得多轻松啊,她爹说得对,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我还不信,现在我们还没泼出去,她自己就流走了……”
大家纷纷劝他们,巧佳挺懂事的,只是一时糊涂,哪天说回来就回来。老韩却听不进去,他沉着脸骂:“妈的,生孩子有啥用?当初还不如生个蛋炒了吃掉。”
一开始他还拼命地去想,后来就拼命地不去想了。但是结果都差不多,就像有根毒刺扎进了心窝里头,不断发炎,化脓,结痂,但又总有人或事变着法儿把那才结好的伤疤撕开,于是那个部位又开始发炎流脓,周而复始。时至今日,韩巧佳的离家出走依然是曲河乡茶余酒后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她如同一只鸟儿,翅膀上的羽毛刚刚长齐就迫不及待地离开旧巢,没有丝毫的眷恋。在她失踪后的年月里,曲河人将她的故事当成了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他们犹如拾柴者,决心要将炉火烧得旺旺的,不让乱成的那锅粥冷却下来。
“反了你?想学老韩家的丫头啊?”
“想当韩巧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