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18年第04期
栏目：中篇小说
我在建设路口碰到刘立红。她应该是回娘家，和我同方向。当然，我也是回娘家。
我叫她，她有点惊讶，认出我后有种不太高兴的不自然。闲闲地还没拉扯两句，她就丢下我走了，说的是：“我去一趟家乐福，要买点东西。”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她急匆匆的背影，去家乐福？最近的家乐福还得从建设路至少坐两站公交呢！她趿着一双塑料拖鞋，穿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灰的睡衣裤。这种打扮，去家乐福？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当时我们刚过三十三岁。
她是子弟小学的尖子生，当年是以中考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我们班的。我不是子弟小学的，只听说过她曾经的传奇，所以后来有幸和她同桌，还暗自开怀过。她长相普通，但挺干净，扎两个羊角辫，目不斜视，永远端着。是的，你没法想象，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但永远是端着的。
她喜欢独来独往，从不拉帮结派。反正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总是会围着她那样的女生转——成绩优秀，又是班长，她的身边从来不缺伙伴。我之所以称那些同学为“伙伴”，是基于她由来已久的某种傲气。她的心底里，那么小小年纪的心底里，也是有着阶层的，不可能把他们当作“朋友”。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她是孤独的，一种没有对手的狂妄的孤独。
整个初一和初二，她是我们年级里所有大小考试中当仁不让的第一名。每次宣读考试排名时，她都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反正第一个从老师口中吐出的名字，永远是刘立红。她要是专心听着后面的排名，那才真叫奇怪呢！她散漫的眼神空无地穿过二楼教室的窗户，心不在焉地盯着已经郁郁成长的大树——它枝繁叶茂地伸展着，从春天到夏天，和别的树种没什么区别，抽芽，发绿，到秋季时，满庭的梧桐叶落，一片萧条和肃杀，只有它，突然间满体金黄，卓尔不群地遗世独立。老师告诉我们，那是一株有着将近九十年历史的银杏，和我们的校龄一样。
我们那时的女孩子，大约不太被重视，成人的语气里总有怜惜和委婉的感叹。最流行的说法是，到了数理化的艰深阶段，女孩子都越不过那道坎，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男生们，越是曾经优秀的女孩子，越是如此。那是当时普遍的说法，潜意识里是理所当然约定俗成的重男轻女思维。
我曾希望刘立红成为我们女生当中的异类，至少在对抗传统的观念中，她是我可以游刃有余抵挡人家轻视我们的重要案例。她那么优秀，那么鹤立鸡群，那么出类拔萃，那么登峰造极。
我们同住在企业宿舍里，那家军工企业是我们那个片区的一个小小王国，自成一体。它有自己的大食堂、幼儿园、带三个篮球场的小学校区、独立的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幢四层楼的医务室，围绕着厂区修建的家属院错落有致，分布得很有阶层感。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住的地方，实则是基层工人的鸽子笼，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再加上父母和奶奶，挤在一层两居室的小套间里。我从没想过在这逼仄的环境里，她如何挑灯苦读，解下一道又一道的习题，完成一篇又一篇的作文，背诵一段又一段的英语。
从学校到家里，她和我至少有十五分钟的同路时间。我们班里同学的父母，在那家军企供职的，当时有六七个，关系好的，约在一起，早上、中午、下午，一天至少数次，我们穿过宿舍，来到刚刚兴起的沿街小摊，一溜的个体户，卖水果的、卖衣料的，还有小小的裁缝铺子和一心指望用塑料制品换当地粮票或者全国粮票的外地流动商贩，然后，上张公堤，侧面是肉市场，味道腥臊，逢着雨雪天，刚被宰杀的动物的血水顺着路面流下来，牛头和猪头挂在铁锁链上，半睁着眼。我每回都一惊一乍地半跑着走开，总看到前面的她，或者后面的她，小心地踱着步，不紧不慢，一招一式透着和年龄不相称的从容，端庄地行进，羊角辫小小地摆动，亦步亦趋。我欣羡地远窥着她，纵然是同桌，她也不曾约过我同行，这是我当时不能释怀的遗憾。
那段时间开始风靡标志性的明星，特立独行的演员。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班长喜欢李谷一，最爱刘晓庆。课外活动时，文娱委员会放四喇叭的录音机，传来悠扬的《乡恋》，刘立红就会心地露个笑容。还有些女同学，在小摊上买了刘晓庆的小照，黑白的、彩色的、加滤光镜的，披着中分的长发，微微地眯着眼，迷离却又充满挑战地瞪着镜头，嘴角洋溢着这个国家从没有过的女人的坚毅和超脱。我一直以为刘晓庆是个不同凡响的明星，她的眼神里从来没有流露过取悦男人的媚笑，她是张狂的，也是不羁的，过分的自信膨胀地发散在身体的每个部分。
刘立红就喜欢她，喜欢刘晓庆。一些同学投其所好，往往省下早餐钱，买来刘晓庆的小照，虔诚地、谄媚地奉献给我们的神——刘立红。
我和她一直不太说话，虽然我们是同桌。她的那种不言不语，给了她一种凛然的气焰。她总是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天知道，她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其实她对班干部工作并不是特别负责，她甚至都不怎么主持每周例行的班会。她总是交代副班长操办，副班长就神情严肃地宣读本周的违规名单：迟到的、早退的、请病假的、上课讲话的、做操不认真的……然后，惩罚总是相同的：做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