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鸭绿江》2013年第03期
栏目：纪实文学
秦岭，籍贯甘肃天水，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皇粮钟》等七部。中短篇小说三十多次被各类选刊转载或入选中国年度最佳小说选本。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小说改编）、《小说月报》“百花奖”，蝉联第一、二届梁斌文学奖。
我穿行在荒山枯岭之中，却恰似一叶小舟，独行水上。
水在哪里？抬望眼，到处都是旱地儿。安全的行走，却在考察中国农村饮水的安全与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唤我吗？
我宁可相信，给我安排这样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运。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为生命之源，必然与命运有关。我的行走，由北国到江南，由内地到边陲，因水而来，为水而去。中国农民与安全的饮用水之间，撼动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满脸泥石流一样的眼泪；是得到一口水的欣慰、亢奋以及苦菜花一样的笑容。苦菜花也是花儿，笑了，就好！敬爱的中国农民，难得一笑。
人类最安全的表情，是笑容，那是因为安全的水在笑容里行走，并把安全的生命表征写在脸上。水如果不安全，还没笑呢，表情早就因饮水危机而坍塌，满脸废墟，是僵尸上大地龟裂、江河断流的五官七窍。
我习惯了欣赏、珍惜一滴水的晶莹，那是因为上苍首先给我生命开始的那一刻就安排了缺水。我生活的城市天津和我的故乡天水，两个地名的表层意思在于：水之上，都是天；天之下，都是水。有趣的是，地名文化的涵养层与现实的水资源如此的大相径庭，构成了精神链条上的文化幽默：一个拥有九河下梢的美誉，却晾晒在渤海湾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饮用水极度匮乏，城乡供水主要依赖庞大浩繁的引水工程从几百里、几千里外的滦河、黄河与长江获得；一个拥有天河注水的传说，却被挟裹在黄土高坡与秦岭山地的夹缝里，淡水资源年年告急，山区农村饮水主要依靠雨水集流而成的水窖。故乡的西汉水流域，曾经是诞生过《诗经》之《秦风》的地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些像芦苇荡边蝴蝶一样飞舞的文字，曾经迷倒过多少懂水、懂爱、懂日子的芸芸众生。而今，水，像一个从岁月里渐渐变瘦、变缥缈的没有安全感的弱势群体，让生活其中的我，真正体味到渴望两个字的渊源和含义。渴望一词，显然诞生于人类寻觅安全饮用水的一次次行走。天津、天水这样的地名，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触角的寻找与行走，一种情感翅翼的希冀与力量，其中所有的引申义，都是为了一种目标和梦想的抵达。生活在渴望中是幸运的，扑面而来的，最是日子的滋味儿。
所以，我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园感到荣幸，行走，并始终渴望。
月高星稀之夜，村口旱井边排队曳水的村民像上缴皇粮时挨成一溜儿的麻袋，高高矮矮，与夜和时间一起相守、胶着，其中有不少是年迈的母亲和撇着嘴的小娃娃。这是我儿时记忆里一成不变的定格画面。那样的夜，漫长，执着，悲壮，躁动。倏忽间划过天际的一颗颗流星，像惨白的巨大刷子一样把山野闪得通亮，瞬时又把一张张因期待而呆滞的脸拽入更为深重的、不安全的暗夜。探入几十米深井的，不是桶，而是链接在绳子一端的十几个小铁罐儿，“叮叮当当”地下去，直奔大地坚硬的心脏，每个小铁罐儿里哪怕勾曳进一滴水，拎出井口，就能照见月亮含蓄的脸。鸡叫三遍，挑一担泥水回家，一天的日子就像晒蔫了的秧苗，惺忪地舒展开来，舒展在炊烟里，也舒展在心上。
“叮叮当当”。这样的声音在我记忆里原地踏步了三十多年，像干涸的深井里一串串永远也无法安全的生命符号。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喝不上水，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当饮水危机成为一个国家的第一危机，民族复兴与未来的蓝图，只能绘制在干涸的河床上。
当有那么一日，我突然发现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机构通过我的《皇粮钟》、《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硌牙的沙子》、《杀威棒》等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影视剧、戏曲里呈现了那么多干旱、缺水、枯井等艺术元素时，我才顿悟，早在十几年前，写水，就已经成为我的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下意识，我和我笔下的乡村土地、乡村人物、乡村故事所构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归根到底，竟然是我与水的关系。“从秦岭的小说里可以找到农民”。这曾是专家给我的小说所赐的定义，我此刻在想，所谓“找到农民”，大概首先是上苍给我提供了中国饮水民生的现实背景。让我行走，是为了让这个背景在我的视野里更辽阔，更博大，更清晰，更透明。我步履匆匆，我无法矜持，每一个脚印都竖起耳朵，在谛听和判断，何处？人畜焦渴；何处？饮水安全。
凡是真正懂得中国农村现实的观察家，一定懂得中国最根本的民生，其实就是锅碗瓢盆里的那一口水。十几年前，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到了2005年，这个数据变成了3.2亿，到“十二五”中期，这个数据又下降到一半以下。至少说明，为了让中国农民喝上安全的饮用水，举国上下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干着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这是个既令人沉重同时又亢奋的话题，沉重到什么程度？从大禹治水时代直至2005年共和国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全国各地用于修建水渠、水库、水柜、水窖、水池所需的所有石料、土方、钢筋、水泥、管材重量的总和有多重，这个话题就有多重；亢奋到什么程度？中国农民喝上自来水后在自发组织的秧歌舞、喜宴酒上有多亢奋，这个话题就有多亢奋。
扪心自问，我笔下怎堪负荷如此之重或重之一分子？当国家水利部通过中国作协找到我，并委派我在全国范围偏远地区的乡村做一番行走时，我曾三次坚辞不受。当干旱留给我的焦渴在内心板结成痂，这种久远的痛感只适合于我在小说里发酵我万能的虚构和无穷的想象，如若让我用纪实的目光重新与中国乡村亿万双干涸的目光对接，并在他们生活的旱井里打捞心灵的潮湿与精神的水滴，我没有那个勇气，不是悲悯情怀与责任良心不达标，是我太过于清醒水对中国农民心灵的伤害，太过于敬畏中国农民对水刀子般尖锐、神性般祈护的情感了。水利部的官员说：“希望您不要推辞，我们在您的小说里读到了您对水的理解，水是中国最大的民生，还有什么样的农村现实比农民的饮用水更像现实呢？”
写作者面对这样的理由，谋求退路无疑是可悲的。在2012年5月中国作家“行走长江看水利”的启动仪式之后，我开始了单枪匹马的行走，目标是中国农村饮水安全现状以及饮水安全解决中、解决后中国农民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脉动和样貌。重庆、贵州、广西、云南、陕西、宁夏、甘肃……最终落脚天水。7月中旬，当我在天水一家宾馆梳理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时，我感慨、回味、沉思、亢奋，脑子里像瀑布一样倾泻的，是中国农村饮水安全背景下农民的苦与乐、悲与欢；是农民挑水路上无助的眼神；是农民喝上安全饮用水的第一次深呼吸。这里是羲皇故里，天水大地湾文化呼应着史前文明的种种可能。记得与水利部的一位部长对话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出土自大地湾的七千年前的尖底儿陶瓶——母系氏族的先民们用它盛满水，再稳稳当当地插在土地上——安全使用。今番的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我不好妄言与先人的饮水思想是否一脉相承，但作为一种安全信息的遥相呼应，至少在理念上是成立的。似乎是，饮水安全，正从史前文明中走来，又从21世纪的现实中出发。
这使我想到了由八卦衍生而来的词：天一生水。当年人祖伏羲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绎八卦的时候，早就启肇黎民：水的未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这样一个悲悯的话题，不久前变为我在天津市青年作家读书班的授课主题，我说，身处大都市的你与我，每当优雅而随性地拧开水龙头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我们内心的悲悯。我们得相信水给予了我们什么，相信水和相信祖先是一个道理。相信祖先，就有理由相信人类为了饮水安全所付出的一切，那里的每一滴水，像我们血管里的每一滴血，有晶莹，有份量，有温度。
从北京出发前，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评论家告诉我：“不仅仅是你需要这样的行走，而是你的作品更需要这样的行走。”
“秦作家，我们希望文学里有水，那是我们庄稼人的命。”在陕北，一位农民说。
对此，我无论怎样回应，都会像旱井一样空洞，唯有和盘托出行走记录的《在水一方》，那里的几十万方块字儿，是一串串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