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木觉得被跟踪了，是在奉天到安东的火车上。那个从上海就一直同路的青年，从北平到奉天也同路，而今，从奉天到安东，仍是同路。此人不言不语，只是随时随地保持记录着什么，更让那木心生疑窦。这个人不动声响地一直跟着自己，到底有何目的呢？
高手过招，谁先动谁就输了。
被跟踪有什么可怕？在上海，在北平，在奉天，如今就要到自家门口了，他能把自己怎么样呢？这样一想，那木由开始的心慌改为不动声色的等待。甚至带有一种隐隐的期待，似乎那个青年真要对他怎么样一般。
民国二十年夏末秋初之际，那木怀着复杂的心境回到了故乡安东县。
那个一路跟踪那木的青年从火车站出来，就融人人流不见了踪迹。假想的高手竟然不过是个匆匆的过客，让那木顿觉失落。
事实上，人世间哪里有无缘无故的过客呢？只是此时还未到交集之处罢了。时间是永恒凝固的，总有那么一段要留给未来，或是未来的某些人，或是未来的某些地方。再由这些人这些地方，衍生出人世间的种种异象之态。
当那木领悟到这些的时候，才是蜕变后真正的他。小到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都需要这种脱胎换骨的蜕变。疼痛是在所难免的，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无以如此不能够重生。
那木回来的这天正赶上七夕节，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
回家的路上，那木看到很多人家的门前都做了节日装饰。有的比较简单，只在门前插上矮竹，枝枝权权上绑着各颜各色的许愿纸。有的则插着高高的竹竿，竹竿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短册”。
“短册”分上下两部分，大都配以鲜艳醒目的颜色。上面的檐头造型多样，有的像仿古的灯笼，有的像抛掷的绣球，有的则是看不出像什么的抽象派。下面的造型则相对统一，大部分都是用长条诗笺制作而成，围成一圈连接在檐头下。诗笺上写的大多是祝福和祈愿，随风飘荡，将好意传播四方。
因为是七夕节的最后一天，一些商户趁机打出清仓甩卖的广告条幅。七夕节所用的东西更是被搬出店铺，展示在店门前供过路的人随便参观选购。其中七夕必不可少的“短册”是最主打的卖品，众多的“短册”让整条街道看起来五彩缤纷。
自从日本人来到安东县，所有中华传统节日都变得比原来更有节日味道，但却越来越淡出中国人的生活。
七夕无疑是从中国传人日本的，当时可是日本宫廷贵族的祭祀活动，又称乞巧奠。日本人将中国的七夕节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添加进了诸多本土化的调料，历经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叮时代、安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之后，慢慢传人民间，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庆祝活动。经过一代代的相传，俨然变成了日本的传统节日。日本的庆祝时间本来跟中国一样，是旧历的七月七日。随着日本不断加快脚步追赶世界节奏，日本政府为保留传统，又不愿因为旧历新历而生分歧，遂于明治六年（1873）将七月七日设定为七夕节。有少数地区仍然沿用旧历，也只能是非主流了。
安东县的七夕节，内容当然是日本人的内容，但时间却仍是中国人的时间农历七月初七。
老祖宗之所以将此日定为节日，必然是有感于天时与人愿才做此决定。
日本人有本事有勇气将几千年的纪年法改掉，但却无法改变银河的位置，毕竟那数量庞大的星星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会到特定的地点聚合，不会跟着谁的人为历法走。
日本人占据了安东县的大部分街区，并且像树根一样将触角不断伸向四面八方及更深更远处，这都要从那两场震惊国际的战争说起。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恶战的来龙去脉，那老太爷已经不止一次地对那木讲过，可以说，这是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
那木印象非常深刻，祖父的书房挂着多幅不同类型的地图。在对他讲这些事的时候，祖父总是从战况地图转移到战略地图，再引申到生活地图。从时间、地点到起关键性的主要人物和不起眼的一兵一卒，从各国政要的微妙发言到大清国君主重臣的唯唯诺诺，在祖父由简人难深人浅出的讲解中，那木了解了国史家事并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定势。
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国对外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厦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火烧三山五园，美、俄帮腔，四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中英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继而俄国又以调停有功为由向清政府要好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至此，彻底撕毁《尼布楚条约》，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此前中俄签订的《暖浑条约》；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9日清朝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随后两国又相继签订了《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界务专条》《续议商务专条》等确立法国侵略权益的条约……
如果说之前的条约都是在列强的洋枪大炮之下被逼无奈，那么（（中法新约》的签订则是实属出人意料。
法国不胜而胜，大清国则不败而败。
左宗棠为此呕血而死，死之前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做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成王败寇谈笑间，是非功过岂相抵？
李鸿章走在历史既定的轨道上，成也败也，根本在于他不过是一介官僚。荣辱观并不在于外，而在于内部的君主如何看他。
在当时，中法双方势均力敌战局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居然也能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实在让国人不能理解，更让身旁一直以天朝大国为榜样的日本不能理解。带着这样的情绪，唯中华为榜样的日本既觉得有些悲哀又有些跃跃欲试的欣喜，这是典型“肥肉人人有，不能少了我一口”的心态。
看透大清国的过去，分析大清国的现在，日本人也猜透了大清国的未来。
如果纸上谈兵只按照军事实力来衡量这场仗能不能打，只能说日本人实在是太冒险了。如果战损达到六成，交换比达到一比一，甚至稍低那么一点点，联合舰队的神话就将在此埋葬。
但当时，满汉权贵、精英离心离德，满洲贵族和汉族军阀官僚严重对立，北洋舰队名义上是大清国保家卫国的海军，但说到底不过是簇拥在李鸿章周围的私人保镖。
军事与政治是不能分割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将赌注下到最大。一边是倾全国之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日本人，一边是各揣心中事精打细算相互提防的大清国满汉君臣，对日本人来说这一仗是赌上日本五十年国运来打的攻坚战，对大清国而言则是结果已定匆匆上阵走走过场而已的战争秀。
尽管大清国以往在对外的表现上软弱可欺，但日本还是做了更充足的准备。它将明治维新前从被侵略被压榨中学来的一套活学活用，甚至用得更为巧妙。
日本的讨伐檄文《告十八省豪杰书》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并且在战争之初就散布在中华的土地上：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原塞外之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皇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肖职，军国读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囊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嫉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都之道果安在耳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搏姐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妞，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杭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配合师出有名的讨伐檄文，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随军，聘请知名记者为其侵略行径包装，随军记者达一百一十四名之多，从宣战诏书到所有对外发表的言论都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包装。
相对较日本的冠冕堂皇与刻意伪装，清政府的宣战谕旨显然因太过于实事求是而被世界公认为落后野蛮：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载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楼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拒行至中途，突有侨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作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呜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伴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以仁至义尽，而楼人渝盟寻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以姑容。著李鸿章严饰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伤戎行，遇有侨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庆。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长期以来，除了朝鲜之外，像琉球（今日本冲绳）、安南（即越南）、苏禄（菲律宾的苏禄群岛）、缅甸、南掌（今老挝）、逞罗（今泰国）等都曾是大清国的藩属国。但事实上，大清国与藩属国的纳贡称臣关系与西方的殖民地概念不能够混为一谈。
《道德经》有云：“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牡，天下之交也，牛匕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作为一种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大国概念，几千年来，纳贡称臣的所谓藩属国大都是不会被宗主国干涉其内政的自治属国。
唯有在小国内乱或被其他外敌入侵需要大国出来主持正义的时候，大国才会充当公平家长的角色。等到小国平息了战乱，大国退兵回朝，这跟西方抢占一个地方留下一队人马的殖民统治形式完全不同。
日本人的强词夺理让早就对物产丰饶的中华大国垂涎的西方列强找到了切人点，打你的理由原来在这里，真是太好了！
蓄谋的主动出击和被迫的匆匆上场，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观，让国际舆论一度偏向侵略者日本一方，而对大清国则是痛打落水狗的姿态。
包括日军在旅顺制造大屠杀的时候，这些媒体还在喋喋不休地向世界宣扬，日军之所以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尸体，制造如此血腥的屠杀，是有因由的。
日军攻占旅顺并没有费多大力气，有日军将领曾直言“那仅仅是步行去接管”。前进中，先期派出的十五名日军斥侯兵被清军逮住，并被绑在行刑柱上剥了头皮折磨致死。一些人把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的因由归结于此，但确切地说一直根植在当时的侵略名将乃木希典心中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才是最根本的诱因！
“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这是乃木希典在战争之初就发表的战争宣言，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才有了制造旅顺大屠杀的先决条件。
日军坚称自己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战争公约的框架下进行，而清军的落后野蛮不符合战争法。国际舆论虽然承认了旅顺大屠杀的实情，但是却认为日军情有可原。
因为日军的情有可原，竟然一时成为了引领文明超越落后的国际风潮。
大清国垂垂老矣，清政府的腐朽与软弱无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无论何等积贫积弱的家庭，都不会允许狗的随便闯人。
我打死了闯进我家的狗，遭到了狗群的疯狂报复，而这报复的因由居然可以归罪于我打死了闯进我家的狗？难不成我还要把狗供起来，等着它们一次次冲进我家放肆吗？
如此说来，日本人的标准不仅可笑，更是一种邪恶，所谓的媒体对这次战争的解读则更像是拉偏架的人渣。
卑鄙的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径包裹上文明解救落后的华丽外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世人一时看不穿，并不代表永世看不穿。
《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印证了华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何变何局。日本人大获全胜，所得远远超出预料。
迫于俄法德三国的压力退还了辽东半岛，竟然还得到了大清国慷慨的三千万两赎银，实在是意外的偏财。
俄法德游说有功，俄国趁机租借大连港旅顺湾，德国顺便租占胶州湾，遏制了日本，法国正好对台湾下手。
大清国被肢解了。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用了十年时间积蓄力量，以报当时的奇耻大辱。俄国也在十年时间将势力扩大到整个东北三省。日本凯觑俄国在东北三省的控制范围，俄国凯觑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光绪三十年初爆发了日俄战争，清政府承诺不参战。两个强盗在大清国的土地上为了争夺地盘展开了角逐，大清子民在经历了血腥的屠杀和无序的战乱之后熬到了次年日本获胜。重新划定了势力范围，日本得到在东北三省驻军的合法权利。
这些事，就是重复一千遍一万遍，那老太爷也不嫌多。既是对那木说，也是对自己说，更是对地下有知的祖宗说。
每一次揭开自己的伤疤，对那老太爷来说都是一次警醒和自省的过程。一个人时刻怀有如此决心，定然能振兴家族，一个国家若能够如此，定然会重振国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