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浩峰
《珠江故事：东方的觉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作品，既是奉命之作，也是作者有感而发的精心之作。我们欣喜地看到张胜友先生在此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双突破。
《珠江故事：东方的觉醒》以珠江三角洲作为艺术焦点，按照历史时序，以《万古江河》、《开启国门》、《深圳破冰》、《潮涌珠江》、《继往开来》、《中国之路》六章，表现中国如何在国家危亡之际开始民族觉醒，如何在民族救亡的探索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如何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科学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者之所以选择珠江作为观照的起点和重点，是因为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最早与西方往来、最早发生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融会的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若干重要时期，中国人的革新思想和开放意识，有不少都始于珠江一带。珠江流域人民的百年抗争史恰好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缩影。可见，作者慧眼独具，选准了下笔处和着力点。作者的可贵之处不止于此，他并没有就珠江论珠江，而是由局部推及全局，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国家大背景，使作品极具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厚重感，体现出一位有作为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珠江故事》全景式地追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索的伟大历程。作品所叙写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对这样富于历史意蕴的大题材，要求作者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眼光，要求作品配以大的结构框架来容纳和消化极其丰富的内容。而这一方面，正是作者所长。面对“百年鸟瞰，卅载观照”，作者以时间流程为经线，以人物活动为纬线，勾勒、交织出一幅中华民族舍死忘生、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求发展的百年历史画卷。
仅仅以宏大的架构去描绘中华民族百年历史，显然是不够的。要真正形成史诗或史诗般的作品，必须表现出厚重的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艺术力度。19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旋乾转坤的历史时期。在这里，必须描绘出百余年中，维新变法、革命战争、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给予中国人民灵魂的震动和命运的影响。与此同时，作者还溯源而上，将其笔锋延伸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深处，力求让这部作品拥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文化意蕴。《珠江故事》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精选的历史镜头、宏大的叙事结构、深刻的解读论述，全方位地向观众展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之抉择和民族复兴之画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的审美文化架构具备了史诗的雏形。
《珠江故事》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这就是将晚清戊戌年间的变法革新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这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考察，从而得出相同的结论：开放强国！
配合着宏大的构思，作者怀抱着强烈的历史意识，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编年史的形式去回望既往的100多年的中国历史，揭开全球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之谜。从百日维新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民是在拯救与沉沦、生存与死亡、停滞与发展、革新与守旧相互冲突、撞击的刀光剑影之中度过的。这是一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抗争的奋斗史。作者通过大量史实分析了近代改良和当代改革发生、发展的深刻动因及其历史必然性，借助生动感人的历史画面回答了许多重大问题：在百年奋斗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泰山压顶压不弯中华民族的脊梁，为什么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虽九死而不悔”，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唤起大众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为什么改革开放能够冲破阻力成功地向前推进？历史表明，珠江流域人民百年屈辱史、奋斗史，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奋斗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上所有仁人志士的一切奋斗和牺牲都是为了探寻强国富民之路；新中国建国以来所有的艰难探索和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作的一切努力，也正是为了民族振兴和强国富民。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发展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往往又是由多种因素融会而成的。这里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深刻原因。而文化的力量往往是通过历史人物体现出来的。《珠江故事》在关注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发展的轨迹及影响的力度的同时，将大量笔墨放在历史人物的功绩和命运之上。作品不仅浓墨重彩地展示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推翻帝制，毛泽东建立新中国，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江泽民深化改革，胡锦涛继往开来），还展现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众多的其他历史人物（如魏源、林则徐、康有为、陶铸、习仲勋、袁庚等），以及这些人物在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历史功绩。这样既强化了真实性，也极大地增强了历史感。
阅读这部作品，犹如乘坐航船在“历史的三峡”中行进，穿越一个个“时间的节点”，观赏一幅幅“历史风光”，时时感受到凝重的历史感、浓郁的历史氛围和深邃的历史智慧，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和陶冶无所不在，感受到史诗常有的悲剧美和崇高美，感受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激荡在胸间，这便是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历史使命。
作品高远的立意，源于作者的超越精神和总结精神。《珠江故事》首先立足于写实，比如反映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这一大事件，就必须先把邓小平运筹帷幄和亲临各地指导工作，特别是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及其重大影响写清楚、写生动。而这部作品不仅仅叙写历史，还要评说历史，将笔锋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探寻历史的联系和意义，写出历史的本质和生活的哲理。哲理意蕴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的超越和现实的升华。作者的超越精神也表现为对于社会理想的更高境界的追求，唤起人们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渴望。作者敢于在《珠江故事》中鸟瞰百年历史，跨越改革开放30年，正视许许多多成功与失败，从中找出内在联系，提取许许多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以极其丰富的史实和雄辩的力量，令人信服地写出改革大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珠江故事》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特别的肯定。
说理也是这部作品力量之所在。这里既有气势恢弘的整体美，又有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既有由桩桩实例和凿凿数据构成的雄辩力量，又有人们心灵意绪起伏状貌的妙笔点染；不仅着意展示历史事件的壮阔场景，而且刻意描画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在此基础上，加以透彻深刻的论述、富有思辨色彩和哲理意蕴的说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使得作品平添一种别样丽质，这便是理趣美。在作者笔下，论述不再是纯粹的论述，而是携带着历史信息进行的。例如，《深圳破冰》在论述经济特区“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传统与习惯的挑战和超越”时，为了强化说理力量，作者列举一系列标杆性事件作为论据：利用国际资本，出租土地，预售商品房，取消购物票证，等等。丰富的信息流，使得作品中的说理更为自然、更有力度，也使作品内容更为充实而丰满。所谓理趣美，实际上便是对“直白的说理”进行美学“包装”，是“含蓄的议论”或“暗示性评论”。
当有了足够的描写和铺陈之后，作者也可以直接站出来说话，这种议论是自然、精炼而警醒的，是生硬的说教无法与之同曰而语的。这种直接的议论往往成为点睛之笔。比如在《深圳破冰》中，作者先把创办经济特区之初的阻力写充分（有人怀疑：“这还算是社会主义吗？”有人评说：“当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资本家又夹着皮包回来了……”有人忧心如焚：“特区办成了租界，国将不国。”）之后，再站出说“历史，每推进一步都伴生着阵痛”、“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改革开放的血路”这样的话，水到渠成，铿锵有力，令人感奋。
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变化，天宽地阔，包罗万象，该聚焦何处？此刻，作者想到了自己熟悉的深圳，想到了珠江、珠江三角洲以至珠江流域。是的，珠江，承载太多的历史，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缩影。这里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也有作为中国南方重镇、古今著名商埠的广州，又有近代史重笔书写的销烟之地虎门。《珠江故事》的作者选择珠江这一历史的聚焦点作为着笔处，就等于选准了写作的着力点。然而，如果到此为止，也只能说成功了一半。更重要的一步，便是艺术视野必须超越地域的限制。作者秉持超越精神，既立足于珠江又不囿于珠江，通过珠江这一个特定区域的变革与进步来反映和透视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迀，从深圳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特区城市的快速发展来考察中国这一东方巨龙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腾飞，进一步思考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
当然，作者的选择艺术不仅表现在“写什么”，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怎么写”。写史难，把历史写得准确无误就更难。作家要把笔下的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行迹、事迹和功绩，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确切年份、时代特征和社会环境等等都搞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对一个历史人物常常有不尽相同的评价，需要作者认真查实，反复甄别，去伪存真。除了不辞辛劳，多次到珠江三角洲实地采访而外，记者出身的作者，凭借多年新闻工作经验和特有的新闻敏感，平时就收集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在动笔写《珠江故事》之前，他已占有不少独家的资料。这种厚积薄发，使作者在写作时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这部作品尽管有其创作的特点，但依然遵照“超越于审美对象”这一美学命题。近代美学家王国维谈诗歌创作时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作者深知“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之间的辩证关系，时而“入乎其内”——“铺开来写”（因为历史事件少不了叙述，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把需要向观众说明和解释的背景、事件原委或人物经历、有关数据等铺陈开来，交代清楚），时而“出乎其外”——“提起来写”，运用具有文采的语言，表达作者对历史的深入理解和整体把握。
只有作者真诚地向读者、观众袒露心胸，迸发出真情的火花，作品才能臝得读者、观众的青睐。作品能否打动人们的心，引发心灵的震顫，产生共鸣，就在于作者投入的感情的多少和真诚的程度。作者被誉为“改革作家”，对改革、对抒写改革的作品情有独钟，为之倾心尽力，为之奔走呐喊，30年来乐此不疲。经年累月，这已凝聚为一种特殊而深沉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渗透于对人对事的看法和态度之中，也必然体现在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之中。笔墨所至，改革家的形象总是栩栩如生，与改革有关的事物总是写得生动感人。
真诚的体验和真实的传递最易于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强烈共鸣。以美写真，即以高远的美学理想引领历史题材创作，写出历史真实，是作者的创作信条和一贯追求。在他的创作理念中，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他让作品中的社会环境和各类事物尽可能保留生活的原貌，这是外在的真实。不止于此，他还力求如实反映社厂的觉醒会情绪，实实在在地写出笔下人物的内心真实，还历史本来面目。
情理交融以实现情理美，是本书所追求的境界。作者通过情感灌注，赋予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以艺术生命和审美意蕴，使作品既有发人深省的逻辑力量，又有撼动人心的感染力。试看当今的历史教材和读物，多半充斥着干瘪的内容、晦涩的文字、空洞的说教。这样，怎么能够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呢？其实，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史学著述出版难，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一方面是历史小说发行火暴，眼下“讲史热”方兴未艾，而这，正是缘于“历史饥饿”。这种现象恰好说明：并不是人们对历史太无情，而是基下的史学读物实在写得“太无情”了，使广大读者不乐于接受。前面所说的“理趣”，实际上便是理性内容通过艺术化的感性形象而形成的理性美。作者笔下的理性内容一旦经由情感的浸染和形象化处理之后，便插上翱翔的双翼传播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