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成了所谓收复区
小时家里有一堆20世纪之初的出版物，不但有民国初年，还有清末光绪年间印行的。早期铅印只有句读没有新式标点，新闻纸已泛黄的；线装楷书石印密密麻麻的；通俗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时论，都是宣传维新的……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总要冒出多种多样的声音。
日本占领的后期，为了加紧控制舆论，也由于战时纸张严重匮乏，北京各家报纸合并成一种对开四版的《华北新报》，所有各种期刊合并成一种用骑马钉装订不套色的《中华周报》。
1945年“八·一五”后，最迟到9月间，在北平（这时北京又敏感地复称北平了），可以买到平津两地的许多日报，街上叫卖的报贩都喊出花儿来。我记得听说天津出了一种以鲁迅标名的报纸，但没看到过，好像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这些如雨后春笋的报刊，背景不明，但总归打破了万民缄默的郁闷，基调是欢呼抗战的胜利。重庆当局还只派来“先遣人员”，头号先遣官落地不久，就传出跟一位年轻风流的京剧坤角名伶的绯闻（那时候叫桃色新闻），我们是从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证实的。
接着，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各路接收大员的后续队伍络绎来到。正是唐诗人张籍所云：“战后几人归故土，惟有官家重做主！”他们在没收敌伪公产和私产（汉奸的私产叫作逆产）过程中中饱私囊，大捞特捞，人们概括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他们的接收也就被称为“劫收”。在这前后，还钻出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有的并没从事过抗日的地下工作，只是通过一定关系同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得到授权，或者压根儿就是冒充，一样的扬长过市，招摇撞骗。
我当时写了一个小品剧本，题名《流线型》，意即流行人物，题词“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借用（也许谈不上借用，只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笨拙地摹仿）“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阿Q冒牌的把戏在咸亨酒店被人戳穿。这是1945年秋，我刚刚进了汇文中学读初一，见教学主楼安德堂前壁报连片，我一个人办起一份《五十年代》，请高中国文教师李戏鱼题写了隶书刊名；壁报由四张16开纸拼成，毛笔抄写，这个小品剧本占了一块版。其他三版的文字也是我独家经营，因为没保存下来，内容已经忘记，总之不是文艺形式，多半是时评、杂感一类。
这份壁报只出了创刊号。因为给《奔流》壁报投稿，那编者是高中的马宗汉，他约我帮他编文艺版；第二年，即1946开春我又参加了陈秉智、赵嗣良、张乃圣、李新民等组织的自由读书会，有壁报《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报了。
汇文中学，壁报和壁报后面的课外社团十分活跃，在北平的中学里是突出的。后来甚至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汇文和慕贞，育英和贝满，崇实和崇慈，都是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相邻，原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将它们改归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原名。
这些学校本来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汇文初创于1871年，当时称汇文学校，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现在一些历史专题片里，少不了从有限的老电影胶片中翻出的一个镜头：五四运动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打着汇文的横标。段祺瑞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里，汇文有唐耀昆、谢勘两同学遇难（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叔父），校园里一直矗着纪念他们的方尖碑，日本占领时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层灰泥盖住碑文，才保存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老校长高凤山又回来了，他是留美学生，教育思想开明，汇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空气，跟他的学养作风分不开。我当时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组织层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却不知创办者之一的陈秉智那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且还是支部书记。我只把他们看作同样热爱文学、同样关心国事的高年级大同学。他们告诫我要警惕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我才多少感觉到事情——或叫斗争的复杂和严重。
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智慧。我那些地下党的兄长们属于这一代，当时他们不过十七八岁顶多二十挂零，领导汇文等校的北平地下党中学学委李营（化名老丁）也不过二十多岁。有人说我也算是早熟，不对，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只是依凭朴素的正义感，作直觉的判断，跟着我信任的人走，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没有逻辑的过程。
在国民党抑或共产党、蒋介石抑或毛泽东之间作出选择，对每一个20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1945年秋冬在同学中间毫不避讳对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的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蒋介石写得出来么？”
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不免要组织青少年的游行，以壮声势。日本统治时期，我因为在小学，没有躬逢其盛。抗战胜利后，我头一次参加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前欢迎美军，我很乐意参加，跟卡车上笑容满面、红光满面的大个子美国兵互相挑起大拇指喊：“顶好！”又一次叫我们列队上天安门前，在西边三座门那儿迎来一辆检阅车，何应钦——就是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者、现任军政部长沉着脸站在车上，像泥塑木雕，让人失望。最后一次，又驱赶我们到太和殿前空场上，说“欢迎蒋主席莅临”，场面大，我在后面“矮子观场”，扰扰攘攘，不但什么都没听清，也没看见蒋介石的尊容，就一身尘土疲乏地回家了。不久以后，天安门上挂起一幅大半身的蒋介石戎装像，领章勋章绶带佩刀一应俱全，通体的凛然寒气，仿佛在向路人示威。
而我那时已经见过毛泽东的肖像，从解放区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封面上，从油印的《论联合政府》封面上，都看到单线平涂的铅笔素描毛泽东头像，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和蔼，略带愁容。那是蒋介石的咄咄逼人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只是一阕词的文采、两张面像的比较，就决定了我的爱憎，那又显得过于简单了。
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参加过中国革命的法国文化名人马尔罗说，中共和毛泽东的胜利是宣传的胜利。我第一次读到中共的宣传小册子，是从我高中毕业班的哥哥燕平手里神秘地接过来的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揭露了蒋介石独夫治国的真面目：一党专政，“人莫予毒”，从头到脚是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衣钵传承；说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当时对沦陷区人民来说，长期视为正统中央政权代表的蒋介石，还笼着一道合法性光环，不是几句“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歌谣所能动摇的。读了陈伯达这本书，再不想去看他所批判的蒋的原著；在“雪夜关门读禁书”似的愉悦中，有领会了一种“独得之秘”的自豪，也有跟每个少年都潜在的叛逆心理相应的颠覆权威的快感。后来又读到陈伯达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很佩服他的眼光和笔力。完全没想到他是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一个，时时揣摩“圣意”，希意承旨，卑怯畏葸的“笔杆子”。
当然，比陈伯达的书更具权威性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那是转过年来1946年初寒假前，国文老师仇焕香借给我看的油印本。他大概是听了我放言无忌地蔑蒋崇毛，也放心地告诉我他有“那边的朋友”。我小时候既是羞涩内向的，有时却又爱表现。加上当时重庆正在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与会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社会贤达”，都在大讲和平民主，和平民主是政治上的旗帜，也是民间的话题；我没有组织上的约束，没有政治上的顾虑，只代表我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免不了现趸现卖。而和平民主的确符合我内心的要求。
连年的战祸，“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我没有直接的经验，但不乏间接的见闻。我父亲的老家，浙江萧山下邵村的祖屋，日本兵一把火给烧成废墟；伯父一家成了流落的难民。叔父只身在大后方参加抗战，而他最小一个女儿，在家乡久病不治，临终前眼巴巴想喝一碗糖水的小小愿望也没法满足，就那么无告地去了。那是我只有两三岁的堂妹啊。外来侵略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结束了，像人们在长夜漫漫的八年中想望的“天亮了”，难道中国人不该在晴朗的蓝天下过和平的日子么？难道不该组成一个新的全面代表中国人利益和意志的联合政府，取代“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蒋家天下么？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建设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统一的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美好蓝图。而把孙中山所说“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之”的国家政权视为一己禁脔的蒋介石，就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在政协会上提出“军队国家化”，就是要把共产党手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收编；共产党在会上针锋相对提出前提条件是“政治民主化”，就是说，成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你手里的国军或称中央军不再是国民党一党的党军了，那么八路军、新四军也就实现“国家化”。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而且认为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军队应该为国干城，以防御外敌、保卫国土主权为惟一神圣职责，而不应介入政治斗争，成为一党一派的工具。那时候没有读到更多的毛泽东著作，不懂得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支部建在连上”到“党指挥枪”的一整套建军理论，更没有预见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谁若讲“军队国家化”，就无异于主张军队脱离党的领导，是阴谋削弱以至篡夺党的军权，是反革命。
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连家门和学校门外的社会生活还不曾涉足，哪里有实际政治经验？即使读过几本野史演义，也只把其中争权夺柄杀伐惨烈当作遥远的故事，哪会联想到自己置身的现实中，同样会变幻着权术、策略和种种光怪陆离的手段？
那时候认定国民党蒋介石不肯“还政于民”，反对联合政府，却不曾想过，即使在某种条件下，例如迫于美苏等国际压力一时组成了联合政府，也必然是短命的；暂时互不情愿地妥协，不久也会闹摩擦而分裂。试想，国民党独占权力近二十年，独吞的肥肉再吐出来，自然绝不甘心；共产党和毛泽东，世俗地说，都不是“久居人下”者，不会满足于“分一杯羹”的政治地位。引经据典地说，“我们争的是人民的兵权，是党的兵权，不是个人的兵权”，准此，在为党和人民争取执政权的份额上也必然会是理直气壮的。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以人民的以至人类的解放为己任，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从人民的联合政权到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逻辑的必然，而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是“不与别人分享的阶级统治”（列宁）。——后来从1949年新政协后，建立有中共以外的接受中共领导的党派和人士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到1953年进入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宣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为无产阶级专政，就否定了新政协《共同纲领》中关于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联合政权的原则。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论，更令人有彼一时此一时之感了。
斯大林晚年在1952年秋的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和平”和“民主”这两面旗帜一定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在那之前，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其机关报就命名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毛泽东在1945年8月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随后留下周恩来继续进行国共谈判，在政协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中共都高擎了和平民主的旗帜，一时赢得了民心。这样，中共就得以在全国人民和舆论面前，指控蒋介石和国民党应负发动内战的罪责，使之处于反和平反民主反人民的被告席上。
当时，解放区的无线电广播发射功率不大，解放区的报刊也难向外发行。张家口被国民党军队攻占前，在北平也只是偶尔能见到那里的《晋察冀日报》。而我所接受的共产党方面或倾向于共产党的宣传，主要来自北平、上海几个大城市和据说是香港出版的印刷品。其中除了《群众》是百分之百的中共党刊外，都是习称为“进步”的书刊，有的是民主党派办的，如民盟的《民主》周刊，大量是在中共参与或影响下的民办刊物（近读王元化《日记》，才知道当时他在上海编《展望》，刊物上的经济评论专栏，则是由钦本立写的）。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的报刊检查和舆论控制并不能如共产党后来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其文网总有疏空处，连他们嫡系的党报，有时副刊或新闻报道里也会漏出些色彩不同的东西，更不用说他们体制内其他派系的报章了。
但也不能简单地说共产党胜就胜在宣传，国民党败就败在宣传。不过，宣传主要是靠知识分子，而国民党在知识分子中大失民心。如果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江湖熟语，被人续上“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反映了城市失业者和破产农民的情绪，那么，不同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则是由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越来越感到失望，不少人的心态就像明末一首民间的曲子所说：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眼又瞎，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念经的活活饿煞。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一般读书人，公教人员，在经济上不能摆脱困窘，甚至有失学、失业的威胁，较高层的教授、学者、工程师、作家、记者，在政治上看不到国家出路，专业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有关个人和公众的呼吁都得不到当局的积极回应，反过来受到压制，这些都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尚未执政的共产党身上。
可以说，是国民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百万知识分子包括年轻学生推向共产党一边，怨不得知识分子“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
国民党最后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兵败如山倒，是由于先就失去民心，输了道义，也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
鲜血使对国民党的失望化为仇恨
我就记得，对我精神上冲击最大的，最初是1945年昆明四位青年学生被杀的“一二·一”惨案。消息是封锁不住的。爱国何罪？反对内战何罪？要求民主何罪？而他们竟被杀了。权力者要杀的不止四人，他们要杀的是一大片，是一切异己者，一切要发出呼吁和抗议的声音的人。——而中国历来的专制主义统治者，是不容许人民有呼吁权和抗议权的。——只是子弹（还有砖头）选择了其中四人，他们是代表我们、代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赴死的。
当时认为能够作为他们生命回报的，只应是停战协定得到信守，政协会议能够成功。
接着是1946年2月在重庆校场口、沧白堂，国民党特务破坏群众集会、殴打与会人群的暴行；4月里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朝阳学院法学教授陈瑾昆又遭特务暴徒殴打，是重庆事件的翻版。
国民党当局制造的暴行没能震慑民主人士的信念和勇气，没能平息要求民主的风潮，而群众性的抗议也没有压住视群众为敌者的气焰。
1946年7月，在一周里面，为民主呼号奔走的李公朴、闻一多，先后死在暗杀的枪下。名为暗杀，实为明杀，谁都知道是谁布置指使的，而且传出黑名单的下一个是陶行知……远在千里外，却洞若观火，犹如在现场抓住了凶犯持枪的手。
与杀戮者的预期相反，鲜血唤起的不是恐惧，而是良知。
特定的死者在特定的一瞬间流出体外的鲜血，长久地一次又一次使我体内的鲜血环流加速。我仿佛看到在旷野战场上，城市的街角，流淌淤积的鲜血，没有化碧，而是渗透到龟裂的土地、沙碛以至坚韧的沥青下面，浸入深深的地层，与历史的血迹漫漶一片。众多的死者是无名的，而杀害了昆明四烈士和李、闻的刽子手，我有权指他应为一切的死亡、一切的血债负责。
因此，在1946年的夏天，在我和众多的人心目中，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在道义上破产。这就注定了他们要在“中原逐鹿”的决战中失败。
诗人和战士：闻一多在我心中
闻一多死后，我努力找他的作品来读。那时候全集还没出来。所能找到的主要是早年的诗集《红烛》和《死水》，还有若干零篇的时感、杂文，讲话的记录。
先他几天遇害的李公朴，是抗战前就被国民政府投入狱中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爱国者和社会活动家。然而那时我对他知之不多。不像闻一多，我虽不及成为他的学生，但也许因为他是诗人，我遂心向往之。
尤其当我知道他在被害前的那次演说里，向场内埋伏的特务叫阵：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
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在演说的最后，他像宣誓一样斩钉截铁说：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这竟成了谶语。
我震惊，我心折于闻一多以全生命焕发的人格魅力。
也许还有另一种理由，因为闻一多是诗人，使我感到亲切。
白天有功课和课外活动，我只能耽于夜读：我所谓夜读，就是“在黑暗中阅读”，夜未央时，暗淡的电灯光下，与诗人呼吸相通，无论是写于美国的《洗衣歌》：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还是先题为《心跳》后来改题《静夜》的：
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
这贤良的桌椅，朋友似的亲密；
……
这神秘的静夜，这浑圆的和平，
我喉咙里颤动着感谢的歌声。
但是歌声马上又变成了诅咒，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
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
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
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尤其是发自肺腑的这样两句自责：
最好是让这口内塞满了沙泥，
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
我也正是在朦胧灯影下，守着“尺方的和平”，面对着藤桌，藤桌上的书报杂志，笔记本，稿纸，蘸水钢笔和毛笔……我应该倾听但我听不到墙外进行的一切。闻一多走出书斋不是偶然的。在抗战中后期的昆明，如果仅仅由于清贫，他可以刻印鬻字，贴补柴米油盐之用，但他看到被抓做壮丁的穷苦农民的遭遇，权力者拿他们不当人看，不死在战场却转死于沟壑，闻一多坐不住了，这才走向街头和广场。
我所受的文学书籍的影响是庞杂的。1946年4月《新民报》北平版创刊，到这年年底，我为它的“北海”副刊写了几十篇随笔小品，主要是咀嚼古典诗文的意境，虚拟自己为抒情主角，一时沉醉于风情旖旎，一时又流于自伤身世，嗟老叹贫……这也许有助于磨砺对语言的敏感，保存一块狭窄的纯粹审美空间。但是渐渐地我体会到，越是精致的艺术品越是需要温饱有余才能创作与欣赏的，这样的享受在今天是否过于奢侈了？这样的思路并非我所独有，而可能是当时的许多“文学青年”共有的；两年后一次诗歌小聚上，就听到一位兄长批评“锦绣山河”这个词，说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拥有绫罗绸缎，以锦绣来形容祖国的山河，也就只能是地主资本家的修辞了。
这可能是把一个朴实的真理性判断夸大到越过合理的限度。我们当时关心民间首先是底层的疾苦，我想是没有错的。
也许是我个性的弱点，也许竟是普遍的人性，我在十几岁形成世界观的基本方面的同时，也像现在的“追星族”那样，有意无意地寻找着崇拜、追随、模仿的对象。当时这种追随是自发的，没有组织强制和人身依附的意味，例如对几个高年级同学的亲近，几乎每天午饭后到赵嗣良、葛福群、张乃圣他们的宿舍里去谈天，也到不住校的陈秉智家里谈心，还有随后跟周世贤的交往，是因为我觉得各方面都谈得来，信服他们。赵嗣良就批评过我的小品文“风花雪月”，我一时改不了，后来却等于默认了。明确知道他们的地下党员身份，那是以后的事。在二十多年后的文革当中，一些人品恶劣的共产党员，以党的名义整我时，我暗想，如果我最初遇到的共产党员是你们这样的货色，我可能根本就会对共产党敬而远之，更不用说什么“靠拢”了。1946到1948年间，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多是品学兼优，在同学中能孚众望的；而在我接触范围里，公然跟着国民党跑的，几乎尽是泡miss、打群架成性的，就像沦陷时期某些中学的“三十六友”“飞轮队”之流。相形之下，中共地下组织这种人格和道义上的优势，是不是也成了宣传上的优势呢？
遥远的昆明西仓坡一声枪响，闻一多成了我的偶像，不是泥塑木雕，而是有血有肉的，是我自愿崇拜、追随和效仿的榜样。如在诗的领域，按我启蒙时的审美趋向，应该属于何其芳、戴望舒的谱系，惟美的题材，婉约的风格。现在一下子改宗了闻一多。崇拜虽非都是迷信，但往往有非理性的成分，在崇拜心境中的信从，没有理由也无须解释。闻一多推许艾青和田间，便也跟着推崇艾青和田间。最初对艾青追求的“散文美”不能适应（如果没有像艾青那样对诗感和语感的悟性、娴熟而节制的掌握，“散文美”是极易流于“散文化”以至芜杂的），更多认同他比较规整而单纯的短诗，比如他在延安写的《太阳的话》，以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即席写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
“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是政论家，诗人，军事指挥者，/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天才的战略——/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一切都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于边区参议会
艾青这首诗，在1949年以后他的选集里，时而选入，时而不选，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闻一多，在我当时看到的公开文字里，没有对毛泽东的歌颂之词；倒是毛泽东在1949年8月，针对美国白皮书，说到“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时，曾举闻一多为例，说“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不过，在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里，原本还有一段话，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改变。
而毛泽东表扬闻一多的那番话恰恰是在毛泽东那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社论里面，加之1950年又发生了朝鲜战争，这一来，1951年开明书店版的《闻一多选集》中，就只得把这一段“不合时宜”的话删得干干净净了。
许多年来，人们面对世事的反复，感慨个人命运的无常，常不免对历史作一些假设，如假设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我想，假设闻一多没有死在1946年，到了1946年后会怎么样呢？那位曾在1946年于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的法学家陈瑾昆教授，同年去延安加入中共，50年代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门任职，1957年划为右派，1959年就不幸死去。闻一多若当时不死，后来划右的可能性极大，也许等不到1957年。在1951年的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中要交代历史，他20年代一度受国家社会主义影响一事，加上新月社等关系，无疑会受到追究以至“穷追猛打”；即使过关，到了1952年的高等院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他这样的美国留学生，必然是要狠批其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勒令与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而在他最后一次的演讲中，居然就有对美国心存幻想的证据，这还不够吗？再说闻一多诗人气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能够“拍案而起”，这份性格能够随着红旗飘扬立即变得绵软么？那么在大会小会名为“帮助”的围剿中，他对他不适应的场面就不会“拍案而起”么？即使他侥幸逃过重重关口，到了1957年，他的同学好友罗隆基被封为右派“章罗联盟”的首领，他能不受株连才怪。看来闻一多生不逢时死却逢时了，不但博得了一代领袖金口玉言的“盖棺论定”，而且在此荫庇下，对他一度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历史污点”免予追究，对他最后一次演讲中“吹捧”司徒雷登的话也略而不提了。于是闻一多便成了一个毛泽东表彰过的，除鲁迅外能对国民党“横眉怒（冷）对”的第二人。
1947年秋，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民联组织对每个成员进行气节教育。我当时写了几句自勉的短诗，不但引用了鲁迅出门不带钥匙的先例，而且引用了闻一多的话：“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们，随时准备着为把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而献出自己。“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悲壮的豪语也许同样表达了我们这些跃跃欲试的新来者的心怀。
我所了解和不了解的延安
新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论联合政府》只为新中国勾划出一个概念的轮廓，具体的图景还要靠想象来填充。
对于我，新中国是遥远的地平线。即使我走向它，我脚下的还是“旧中国”的大地。
这片大地上，燃烧着内战的烽火。千百万流离失所的和捆绑在土地上的人们都不能免于饥饿。中国在苦难中。
经过沦陷八年的坐吃山空，我家也从小康败落下来，战前父亲为我们受完整教育准备的储蓄，已经随着冻结、贬值而化为乌有，父亲再也不提例如出国留学这类作废的设想了。温饱还能维持。但我以为我不必等到饔飧不继才能体会饥肠辘辘的焦虑和悲哀。如果人们只以一己的痛苦为痛苦，世间还会有同情心么？
从小母亲就教我惜老怜贫，父亲则在给我讲“四书”时强调“人溺己溺，人饥己饥”，那是比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更强烈的负疚感和责任感了。
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一下攫住了我。从南京到北平，此起彼应。我甚至忘记了此中有许多奔走组织的劳绩，而似乎这只是发自知识者良知的风潮。当时觉悟不到这场“五·二〇”群众运动在博弈全局中的意义，乃是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中共政治家顺时应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
后来有“身在福中不知福”之说，像我这样政治上幼稚者，身在棋局却不知身为棋子。许多年后，1960年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我已经是摘帽右派，也许是“改造好了”或自以为“改造好了”，还曾写颂诗说“主席手下做棋子，无限幸福与光荣”，其实早已是“吃”掉了的棋子，出局了，如此云云，不过说明比当年更无自知之明，或者说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一种错觉罢了。
这是后话。在1947年3月，从当时的官方电讯，听说胡宗南军队进入延安，毛泽东一时行踪不明，确实为共产党揪心过。那时并没有视延安为圣地，也没把毛泽东看作神明，更不知道“领袖胸中有百万雄兵”，而把这位领兵的诗人引为知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英雄失路，但愿其不遭垓下之厄。
延安：曾读鲁藜的短诗，讲了延安古名肤施的传说，似乎是一个人舍弃了自己的肌肤以膏鹰吻——此诗见诸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中鲁藜的的诗集《醒来的时候》。1949年后直到80年代胡风案件平反以后，鲁藜的各个选本都没有收入。也许以这种自我牺牲的宗教精神来隐喻延安新的革命传统，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径，要么就是鲁藜回顾了早年投奔延安，写出那样的颂歌，随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有了另外的阐释？
鲁藜还有一首四句诗《泥土》，在我少年时代就铭刻在心，似乎早在1945年秋我就见到介绍，是我摆脱日伪精神控制后读到的第一首抗日诗人的作品。在那同时，我从天津《益世报》上读到对艾青诗集《反法西斯》的评介，其中最最惊心惨目的，是一首《人皮》。这首诗打破了我原有的审美趣味；读古乐府写战场上的残酷，“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只觉死者或未亡人的可悲，却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敌人如日本兵残杀无辜平民血淋淋恐怖有如此者，使人毛发倒竖，如浸冰水，愤懑到窒息，发不出声来。后来不仅50年代而且80年代艾青的诗选也不收此诗，不知是由于所谓渲染战争残酷、瓦解革命斗志的罪名，还是不符合对外宣传口径，怕刺激了日本人，影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鲁藜的《泥土》一诗：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从我和我的同代人把它当作革命诗人的革命作品接受下来，就认定是献身革命、融入集体的座右铭，有助于改造孤高自赏、怀才不遇，在工作、待遇等等问题上讲价钱、闹情绪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从来没想到它是对党对革命不满的流露。然而1955年反胡风斗争伊始，就读到对这首诗的批判，其意若曰，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革命阵营，与工农兵格格不入，感到被埋没了，甚至被人踩在身上，云云，这还不是披着诗歌外衣的反动言论吗？是耶，非耶，读之茫然，只好不求甚解。后来隐隐觉得，如果被批判的鲁藜并无这样的心理，那就是批判者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阴暗心理”。又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人们了解到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在包括延安在内的苏区、解放区，特别是中共党政军基层，工农（主要是农民）成分比重大的地方，往往难免“反智”的倾向，知识分子受到歧视、排斥、怀疑、打击，并不是个别的案例。平时如此，到例如整风、审干等运动就形成总的爆发，非劳动人民出身，一定的学历和文化教养，便都成了“原罪”。在这个背景上读《泥土》，不能不承认它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心态——它不是张扬对抗，而是顺应一种与个性解放相反的价值观念，以求全身，并借以解嘲和心安，因为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对自己屈辱和不平的宽慰。如果说在需要艰苦奋斗的时候提倡“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有其相当的合理性，由此再向前一步，就变为荒谬了。
在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受到人们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尊敬的朱德总司令，就说过知识分子要向工农缴械投降一类的话。你要下决心，如毛泽东所说“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最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工农化”“劳动化”“革命化”达到一定程度，为组织领导和革命群众所首肯，于是回味“改造”的痛苦甘之如饴，便是最大的回报了。
在40年代的战争环境里，先是日本的封锁，后是国民党的封锁，消息闭塞，延安是什么样，知之甚少。最早的印象得之于日伪报刊。记得《华北新报》刊登过一个“延安来归人员”（也就是投靠了日寇汉奸的叛逃者）写的文章，别的都忘记了，却记得所引《延安颂》的开头：“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使我很想知道它的旋律。在那前后日本华文《大阪每日》刊登过类似作者写的一篇《毛泽东和蓝苹》，无非说毛泽东和蓝苹在窑洞里接吻被人撞见了云云；也许因为我读时年纪小，并不感到特别的刺激，并不感到有什么有损形象的失态。1945年秋天，听汇文校友王果之（以王蓝笔名写的抗战题材小说《太行山上》曾获重庆当局的政府奖，后去台，已故）在全校周会上讲他访问延安的见闻，说到周末男女干部们带了被单到延河边上“过礼拜六”……后来读了解放区一些文学作品，孔厥《一个女人（折聚英）翻身的故事》、欧阳山《高干大》、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艾青《吴满有》，还有古元、彦涵的版画，这些在我心中纵横交织出延安、陕北以至整个解放区的景象。
中央社播发的占领延安图片，只是突出了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的胜利，并不能告诉我延安怎么样了：群山安在，宝塔安在，夕阳还辉耀着山头的塔影么？窑洞安在，延河安在，窑洞里和延河边的人转移到哪里去了呢？折聚英安在，高干大安在，王贵李香香安在，开荒的兄妹和懒虫二流子安在，那活动在窗花一样的版画里上冬学、闹春耕的婆姨们安在，毛主席接见过的劳动发家丰衣足食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安在？
一切都如这黑白图片一样黯淡无光，如冬日荒野一片灰暗枯黄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