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1949年初，全中国都在躁动不安中。
北平的老百姓生活在围城里面，明天是和？是战？还在未定之天。
停电。仰望霜风凄紧的夜空，我的心已经跳荡在南下的路上：
天上挂着金黄的号角
吹动霜风比天高
沿着津浦路夜行军
大军汹涌像海潮
踩倒路旁枯败的衰草
霜皮冰渣结上靴腰
我们望着黑暗的远方
如一串熊熊野火向前烧
——1月3日
这时，毛泽东已在河北平山西柏坡陆续写出了一系列名文，大都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他在这里听到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国民党叫作徐蚌大会战）的捷报。在淮海战役决战的时刻，他发过一篇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当时，对我们这些全心全意欢庆节节胜利，全力投入迎接解放斗争的年轻人，远不如他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时局的声明》更令我们倾心，因为不管杜聿明投降不投降，两党两军胜败之局已定。在讨论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时，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适名列其中，而我们对杜聿明则不暇一顾。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专政队里，我们这些人都被勒令反复“学习”甚至背诵这篇《敦促……》，我们几无例外地成了杜聿明的后继者，而毛泽东依然运筹帷幄之中。
1948、1949年之交的北平，围城的部队是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曾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出面斡旋和平解决，也就是让守城一方的傅作义放弃对抗，而令人民解放军得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各界人士从维护和平和维护古城安全出发，都力促“和议”实现。有一位高龄的梁秋水先生还吟诗一首，说“我愿长跪求和平”。国民党特务在何思源住宅（似乎是在王府大街锡拉胡同）的东厢房制造了爆炸事件，使他失去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儿，另一个小女儿命大，活下来了，就是何鲁丽。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则已成为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她这时以女儿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加入了促请乃父“弃暗投明”的努力。
我在育英的时候，就听说傅作义有一个儿子也在那里读高中，据说不显山不露水，很“本分”，少言谈。许多年后，有人告诉我，他后来在国家体委工作，办公桌上经常放着毛泽东的著作，他不像旁人那样，喝茶看报聊天，他一有空就捧起毛著来读。不知道这说法有没有夸张，看来倒符合他一贯的性格，未必是有意地韬光养晦，可能从小家教较严，再就是从心底畏服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傅作义出身行伍，但绝非跋扈莽汉，五原誓师，抗日将领，谁也不敢等闲视之。内战胜败未见分晓之时，他致电毛泽东称“润之先生”，毛则称他“宜生将军”，还有平起平坐之概。1949年“十一”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据我听到的闾巷传说，他这个部长还不算完全有职无权的，也许是他与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工作关系融洽，没有发生某些（共产）党外人士和（共产）党员干部间难免发生的分歧和矛盾，或是双方对分歧和矛盾处理较好。1957年一些党外人士打成右派，有的是发表了不中听的政治性言论，有的则是因为对“有职无权”的现状不满；固然不排除有人官欲强，想争权，但也有人是不愿尸位素餐，希望发挥才智，但也还是因为对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这一政权所可能赋予党外人士的实际地位和权限抱有幻想，失之天真。而傅作义大约没发过这方面的牢骚，不过，傅作义为什么幸免于反右之难，只是缘于他发言谨慎，还是当局另有什么考虑，我们就不得而知。只听说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刘瑶章划了右派，我们北平市民知道，刘是旧政权最后一任北平市长，他之来水利部，该是傅作义推荐的吧。宦海浮沉，本是世态之常，当事人的苦乐，也无须我们局外人操心，所以每过西单，想起傅作义的住宅在他身后分配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寨支书陈永贵（后来陈永贵体面下台就迁往木樨地“部长楼”，原址不知又换了谁家，抑或落到了开发商手里），总不免联想到白居易诗中的“请看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傅作义终老是统战对象，而他的部属恐怕就浮少沉多。我有个右派同学，1958年后长期在一个劳改工厂干活，他们那里除了被判“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外，还有两部分人：一是各类刑事犯服刑期满后留厂就业的；二是原先傅作义起义部队的中下级干部。这方面的情况傅作义不会全无了解，但不知他作何感想。
中共在未取得全国政权时，是如斯大林所说“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基本上是以群众运动治国。在不谈“法治”的时候，一切取决于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是合法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在突发的政治事态面前，是以领导人通电、讲话等形式发表自己的决策；而在平常，则形成公开或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以通知、指示、决定等名义颁行。毛泽东有一句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文革中几乎家喻户晓，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政策。但是政策之为物，有一系列问题，一是它从属于什么战略目的，从什么出发，以什么为归宿，二是它的制订，有没有充分的根据和缜密的论证；即使它在书面上既符合人们的需要，又符合实际的情况，也还要看执行得怎么样。后来有一些政策，出于领导人的灵机一动，头脑一热。且不说那些大的革命部署、政治运动，就说反右派斗争中规定在各单位抓5%的右派分子这个“控制数字”，究竟何所据而云然？类似的决策，岂但没有民主性，又有多少科学性？
但平心而论，为了“进城”，为了在进城后建立并保持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在1948年制订的新解放区城市政策，主要是工商业政策，还是认真总结了东北一些城市工作中新取得的经验教训，并立足于发展多种成分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团结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城市居民，应该说是比较谨慎和稳妥的。它体现在由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告中的“约法八章”。我平生第一次在街头向公众作口头宣传，就是1949年1月30日下午，部分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城那一天，我在东四牌楼人行道上，借了商家的板凳站上，宣讲这个“约法八章”。这比刘邦进咸阳时的“约法三章”详尽得多。鲁迅对那个历史文件可是评价不高的，说：“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翻看当时的诗歌笔记本，在那前后，我写了《欢迎你，人民解放军》《解放之歌》，以及《决定》《控诉》等篇，好几首都是长诗的规模，倾注着我对新生活的梦想和参与的激情。2月3日，在东交民巷夹道欢迎了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归来急就了《骑兵》一诗，最后两句是：
好啊，你来自民间的骑兵！
好啊，你来自民间的战马！
这是移植了几年前读到的解放区作品中的两句——“我是来自民间的子弟兵，我是来自民间的战马”。自以为写得比较成熟，投寄给报纸，未发表，直到1980年，收入《献给历史的情歌》。
2月1日、3日，合众社记者基昂、美联社记者穆萨先后从北平发出报道解放军入城的电讯。
基昂说：
北平平静地好奇地接待征服者，各种学生和工人团体排列在街道上，各小队都打着大幅彩色旗帜，不停地喊着口号，但这并不是一般人民情绪的反映，他们表示了据说过去四十年中用以迎接六次征服者的同样的保留态度。
穆萨说：
今日北平给它的共产党征服者一个热闹的欢迎，这只有这个经常被征服的城市才能做到，共产党向拥护者的成千上万的人显出一两件看看——长达数哩的缴获来的美国造的各种车辆，长列的市民在这个热闹的欢迎进行中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如当日本人占领北平他们欢迎日本人，当美国人回来他们欢迎美国人，当中国国民党人回来他们欢迎国民党人，以及数百年前欢迎蒙古人和鞑靼人一样，北平在欢迎它的征服者方面是享盛名的。
这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态度，狂妄侮辱北平人以至中国人，极端蔑视和伤害我们人格尊严的言论，激怒了我，先后写了两篇驳难文字，《警告美帝新闻记者》和《美国人民的耻辱》，陆续刊于2月12日和19日的《北平日报》，署名汉野平。这是我在这家报纸副刊上发稿常用的笔名。此刻这家报纸已处于等候接管的过渡期，篇幅减少，处理这两篇文稿的编者，也不知是不是原先的老编辑。他在版面上发了“代邮”，约我一谈，我去会见了这位陈菱君先生，他年纪在三四十岁以上，笔名金谷（后来我在广播电台接收的旧图书中发现有金谷译的日本作品，才知道他是学日文的）。以他的年龄阅历，应该看出我行文的幼稚；在他代为改拟的标题中用了“美帝”字样，大抵不违此时此地的“宣传口径”，但他没有看出我字里行间有若干并不符合这一口径的东西，证明他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还是隔膜的。别的不说，我在文中把这两个记者同一般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这没什么问题；然而在呼吁美国侨民与他们划清界限时，是以美国素有民主自由的传统为前提的。如果这两篇东西投寄给已在北平出版的党报，显然不可能刊出：这不是美化帝国主义吗？党报上只会发表群众团体为此事写给军管会的信，或至多由记者采写的“群众反应”，而不会发表个人署名的抗议文章，何况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个人”！我冒冒失失地挺身而出，做了一回北平人民的“代言人”，亏得当时军管会公务繁忙，若在各级党委宣传部严格执行审稿制度的日子，这样的稿件绝对发不出来，即使“不慎”发出，也会碰一鼻子灰，自讨没趣。这就是《空城计》里诸葛亮向那两个老军说的：“国家事不劳尔等操心！”“国家事”而又“涉外”，就更不容尔等插嘴了。
说当时《北平日报》的编者对共产党的一套语言和成规隔膜，其实我也一样。我按老北京的说法是“不拿自个儿当外人”，但我却根本不懂得党在宣传、组织工作上的游戏规则。我跟随从中学到大学的同学、同属新诗社的魏绍嵘，到按院胡同十号，去参加一份文学杂志的筹备会，主其事者是诗人青勃，他长期做地下工作，社会关系多，有一位朋友愿意资助；那天与会的，还有当时在军管会工作的侯民泽（笔名敏泽）等。也亏得当时这件事没有办成，而且刚进城，百事待理，上报到军管会不予批准就算了，若搁在50年代追查胡风分子之时，或是反右派斗争打击办“同仁刊物”的节骨眼儿上，这无疑都构成反党的罪名。不过，我们这些人还是在劫难逃，虽没有因这次办民间文学刊物的动议而罹祸，却都还是没逃过反右和文革的文网。而我少年时代的诗友、兄长魏绍嵘，竟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一部遗稿佚失，多半是销毁了。直到80年代中，他死了十几年，他的妻子犹有余悸，噤若寒蝉（关于他的死，我编的《旧信重温》中收有广州部队诗人柯原答我的长信，可供参看）。
1949年的2月，城市解放了，护校完成了，参加过解放军入城式，在天安门前的庆祝大会，我们在中法见到去年“八·一九”前后分批撤退到解放区的同学，现在穿着军装回来了，有些地下党和民联盟员，已被抽调到西四和东四区委，说是加强基层。这时候党组织要求我们带动不是党员盟员的同学投考华大、革大、南工团，其全名是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南下工作团。因为大军即将南下解放全中国，将有大片新解放区，需要大量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对于我来说，真是正中下怀，我早就不想坐在教室里出神了。那如我自己诗中向往的辽阔美丽的原野，还有等待着我们去解救的苦难的人民，不是在远方向我招手么，这可是我走向社会，走向人民，走向成年也走向纵情歌唱的诗歌的多好的机缘啊！
2月15日，去西皇城根，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华北大学借华北学院的校址办理招生（这个华北学院，跟中共办的华北大学无干，1949年后停办，大院成为内务部后改称民政部机关所在），我报名后，归途经过西单，心情变得极为闲适，仿佛此身有托，只待入伍了。口占一首诗，不像我平常写的那些激情倾诉，锋芒外露，也不像拟民歌体那么削足适履，拘谨拗口，完全是散文句法；写的只是眼前光景，一种感觉：
棉衣服在身上显得紧了
车辆驰过尘土一圈圈白光
伏在墙角弹球的孩子多了
卖关东烟叶的摊边热闹起来了
我解开胸前一排纽扣
还记得半个月前从这里走过
狂风呼呼摇着电线杆子
我像警察那样把头缩进衣领里
半个月了再抬头看看天空
阳光刺得鼻孔要打喷嚏
街道向前直射着接引行人
路旁墙上红红绿绿鲜明的标语
成群的兵士被围着问询
像离家很久的孩子回来的时候
像一团热气挤进热闹中间
这就是春天解放的城市的春天
——《这就是春天》
3月3日，到西皇城根去应考。考题似不难，考取也有把握。所以在归途中，一路在背诵昨夜一首歌词的腹稿：
到达到达我们要
到达到达到达
光明的儿女向太阳
年青的水手望灯塔
出发出发
天下最难走的路
都在我们脚底下
迈开吧脚背上吧枪
打到江南去
我们朝着胜利出发
今天出发明天到达
进军的号角：抵达——到达！
从这首歌词看得出，我心里反复的旋律和节奏，始终扣着出发和抵达；抵达，到达，化成了军号声鸣响。
然而，就在这首歌词的前一页，是3月2日写的小诗《黄昏》：
黄昏像眼泪
从你的眼睛
淌……进我的眼睛
像羽毛轻轻
落进你的手心
你手心扣住我的心
黄昏
像烧烬的灰尘
风中飘起又落下
不再飞沉沉
虽然注明是记去年诗思，但显然至今挥之不去。这也是真实的感觉，但是纤细的，与那刚性的声音判若两人，却同时存在我的身上。不过，不会很久了，我就将自觉地驱散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的纯属个人的因此也是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表现，使自己成为诗中永远在阳光照耀下身心健康、快乐而自由的抒情主人公。
华北大学：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
3月16日，我到铁狮子胡同3号的华北大学报到。
这是一所大宅院，据说在明末曾是吴三桂初见陈圆圆的田府，三百多年一至于今。20世纪20年代，一度是段祺瑞的执政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那个“三·一八”惨案就有47位青年喋血门前。里面院子套着院子，我被分配到一个班里。穿着各式衣服的新同学络绎不绝地到来，这一期大约共有两三千人，在发榜时看报纸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就已想见。这么多人一旦齐集，还真是人影憧憧。开饭就在露天，大锅小米饭，黄灿灿的，气氛一下仿佛到了农村或军队，于是意识到我们进入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了。
3月20日才正式开学，这几天是让我们习惯新的集体生活。我趁着这空档写信访友，结束我十六年来旧的生活。“十六年/像一天/过去”，我在笔记本上分行写了这样的“长短句”，似乎有点“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的味道，但我没有真的那样决绝。从后来思想政治运动中自命代表“组织”的人总是叫我挖“历史根源”来看，也容不得我就此与过去一刀两断。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前此的十六年竟会成为我的“包袱”和“原罪”。
不过，说实话，我倒也相信，一个人的基本性格特征，一个人的世界观，青少年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的早期记忆，是“溶化于血液中”的。在我，与其像从前公认的，那时受到的主要是坏影响，我宁愿相信，我应该感谢那时对我发生过影响（压倒一切的是好的影响）的一切。
而在1949年时，或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对旧日割舍不断或藕断丝连的，主要不是家庭亲情和童年记忆，而是所读所写，是过从密切的师友们。
我回到东皇城根的中法大学，同学们都已分散，校园里旧日生气勃勃的宿舍，变得死气沉沉。曾有一位满嘴四川口音的老邓，在那大间屋的西北角靠墙有一张床，他并非我们学校的学生，也不参与我们的任何活动，只知道他裹进一场袍哥的内斗，伤人致命，躲到这里来，大家有时学着四川话跟他逗笑，他也很和气，绝无杀人犯的凶相。现在人去床空，这个神秘人物不知到哪里亡命去了，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好友李鹤，也是新诗社成员，山东人，老实厚道，但是个犟脾气。我那时年纪小，不知道他还是儿女情长。1948年冬，我们正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而兴奋，他却闹起情绪来。他坚持要冒险越过封锁线回济南去，朋友挽留不住，组织也劝阻不住，他还是走了。原来他在济南有个女友，曾经海誓山盟过，就在戎马倥偬之际，听说又有了一个什么人，他便坐不住了。许多年后，我听说李鹤的大半生坎坎坷坷，不知跟这次“离队”或情变有没有直接关系。
新诗社里有一个法文学得很好的程宜思，高个儿，白白净净的，印象里他秋冬爱穿长衫，总戴一顶深蓝的贝雷帽，举止谈吐，比我们更像读书人。听说他到了某个部门或团体做国际联络工作，觉得很合适，用其所长，那时候能够得到出国的机会，想必属于受到信任的。谁料后来的消息是他在文革中自杀了。我推测，想必是业务拔尖，遭人妒恨，运动一来，群起而攻，这样的事是常有的；再加上顺境处惯了，经不得一点拂逆，就扛不住了，一了百了。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情形。
文史系有一个朱世觉，也是新诗社的，参加过青年军远征入缅，我们没拿这当回事，“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固然是蒋介石的号召，但那是为了打日本呀。50年代听说他在京南的大兴县（区），想象他还是那么积极热情地干着基层工作吧。文革以后几次校友聚会，提起他来都是音讯全无。新诗社的籍传敏颇费周折地向有关方面打听，最后证实他已经不在。那么一个壮实的人怎么竟先我们而去了呢？籍传敏跟他同班，说起那时候华北诗联（平津唐几个大学诗社的联合组织）有些印刷品，包括印书用的新闻纸，就藏在朱世觉的叔父家，是在东皇城根附近一个胡同里，他叔父是傅作义部的一个师长，对藏书也知情。朱世觉一生的不如意——我们甚至猜测也是“非正常死亡”，究竟是受到这个军人的牵连，还是仅仅因为自己青年军那一段历史经历？
在1949年，在投身“革命大熔炉”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和朋友们今后的命运。比方三四月间留下一组记华大生活的长短句，题目就叫《追求》，那是单恋一般的追求啊：
4.团在一起/如向日葵的花瓣/围绕着金黄的花心∥我比从火炬游行回来/更感到温暖/我拿到火把了/我比从火炬游行回家/更感到甜蜜/我回到家了
8.灯光在桌面上荡漾/像海∥划吧，划吧，船夫们/我们的眼睛/像猫一样/睁大了起来
10.许久，许久/歌声悬挂着不落下来∥忽然/轰的一响/那是一个干雷！
11.书包/挂在墙壁上∥像一排勋章/学习的勋章∥像一队旗帜/升起来了
24.我们的旗/将同我们的号声/在整个中国的天空/飘荡
34.我们都是年青的/迎接那些/胡子们/嫉妒的眼光吧∥我们都是快乐的/像澳大利亚林中的笑鸟/我们有响亮的笑声
41.跑步/走！∥灰色的街道/静静地退却/像俘虏的河流/在我们跳动的脚下/流向后去
这里充满着一片快乐的信心，那连老革命都认为是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在这里有了一个轻松的形式：
35.小丁/这两天/好像失去了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嘴……∥这/都不再像是他的东西/小丁/闹情绪/……思想问题
8.把时间/像牛皮糖/拉长/绞在脑袋里∥把问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一颗一颗的花生米里不断地嚼出来
对生活采取了谐谑的审美观照，化解了它固有的沉重。也许这某种程度的“玩世不恭”是使我后来陷入猝不及防的险境的因素之一，但也许正是我曾遭受批判的一句口头语，“没什么了不起”，又使我最终得以全身脱险。假如我不是一个性格外向，思想肤浅，流于轻信，又耽于乐观的人，而是多思多疑，深谋远虑，不胜殷忧因而愁肠百结的人，真不知道我能不能苟活下来。在这里说这些，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不敢提倡麻木和盲目——过猪一样饱食终日，全无心肝，以至任人宰割的不是生活的生活。
翻看幸存的旧日记，开学以后，3月21日就听了副校长范文澜的一个报告，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习惯不习惯”，二是民主集中制；具体内容失记，但想来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别的不说，报到后没几天，我就亲见几个女同学提着行李包裹走了。在露天饭场吃小米饭，睡大通铺硬板床，早起整队出操跑步，这些还属于生活习惯，不过分娇气的总能从众。在灯下开检讨会，用这主义那观点套你的一言一行，年轻的新来者们对这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都还是初学乍练，一不留神就会失手伤人，恐怕在新奇之余，还须有一个习惯过程。年轻人适应快，年纪大些的确实适应得慢。班里有几位三四十岁的同学，一开会叫发言，多的是观望和犹豫，开口往往没几句就中断了。当时我对民主集中制一说并没有多想，但回头看范文澜，恐怕是鉴于青年学生们容易在这上面“跌跤”，因此特地打预防针。大学教授出身的范文澜，在延安时是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李维汉的副手，整风运动开始，对特级研究员王实味的一些发言和行动，范文澜先是未予制止，继之又批判不力，不久就被迫在全院大会上作检讨。他该是深知知识分子接受过现代民主思想的熏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后，思想上要过的头一个大关，怕就是怎样从追求民主到接受“民主集中制”，从向往自由到“反对自由主义”了。老校长对我们这又一代新来者的教诲，想必是语重心长的，然而，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也就不知其中的利害，当作耳旁风随听随过了。
文革以后，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回顾过去的年纪，满身伤疤，痛定思痛，于是纷纷向前辈的老延安发问：当初，我们还少不更事的时候，你们已经经历了整风、审干，或如当时巧立名目叫作“抢救失足者”实为陷害好人的运动，你们为什么不向我们说一说，哪怕是点到为止的“打招呼”，让我们也对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有一个必要的精神准备，不至于碰上政治运动的风浪遮天盖地而来，不知所措，进退失据，乃至自投罗网呢？你们出于什么动机，对这也曾使你们惊心动魄、莫知所从的飞来横祸讳莫如深？你们在50、60年代，还并没有老到失忆痴呆，你们虽也同样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环境里，但那时朋友之间、师生之间，还是可以说些悄悄话的，为什么你们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守口如瓶？你们对因泄露革命圣地阴暗面而祸从口出的恐惧，竟会压倒了你们对同样的悲剧重演所应有的恐惧吗？你们在向我们作关于延安整风的“正面宣传”时，你们心中就没有掠过一丝阴暗的旧影：那关于边区“特务如毛”的恫吓，那“坦白从宽”可以吃面条的指供诱供，那“保安处”夜半传出的同志的哀号？
在华大，学习《整风文献》前四篇文章，即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农村调查”序言二》《改造我们的学习》（后面依次还有陈云、刘少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和言论）之前，先就读了张仲实写的《封建主义》，若不是翻看旧日记，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这是华大发给我们的第一个文件。但内容说的什么，全不记得了。想来不会超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常识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的框架，也许会联系当时解放区已经开始的，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吧。不过，我却由此记住了张仲实的名字。建国前他似在上海“苏商”《时代日报》，建国后曾在北京的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都是担任领导职务。大约是上海左联时期的老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没有早年留苏的背景不详。我从老同志那里听说，他虽是老党员，但更像一个学者。
在华大听大课（就是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听课），讲课人记得还有艾寒松、李新。艾寒松抗战前在上海，以“易水”的笔名写过一篇《闲话皇帝》，引起偌大风波，先是日本政府抗议，接着中国政府怕惹恼日本人，竟查封了发表艾文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则罹牢狱之灾。李新任我们的区队长，他讲课时有一个说法让我长记不忘，因为后来几十年再也没人这样说过，反倒让我于反刍之间加深了记忆。他揭露国民党的领袖崇拜，说蒋介石的党徒鼓吹蒋的英明，如何值得信仰和服从，应该达到迷信和盲从的程度。因为蒋委员长高瞻远瞩，把一切都看到了，把一切都想到了，什么都在“领袖的脑壳”里了，李新称之为“领袖脑壳论”。其实中外古今对所有专制独裁者的歌颂吹捧，归根结底，都不出这个“领袖脑壳论”。这一命名真的有普遍意义。
那时候还根据苏共日丹诺夫的分析，讨论国际形势，也就是把认识统一到苏共的立场和观点上来。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究竟是围绕什么展开争论，我也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4月8日从北平出发，我们的区队迁往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即进城以前的华北大学校址；4月10日到达。当时津浦线刚刚分段修复，我们乘坐的又是货运的“闷罐子”车，我的日记上有一笔，说“9日晨，在姚官屯，屡停车”。这个姚官屯是沧县北面的一站；想不到九年以后，1958年，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接受了反右派后最初的劳动改造。假如我不是毛泽东说的“彻底的唯物论者”，我岂不就会认为这是天心示警么？
我们离开北平，铁狮子胡同那个大院又接纳一批新入校的学员，组建新的区队。在动员我们迁往正定的时候，并没说是腾地方，而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我保存的一份壁报稿上所说，是我的口气，可当然不是我的创意，而是传达了组织意见：“我们从开班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星期了。但是总觉得有什么力量潜伏在我们周围，妨碍我们的学习，我们要前进，但它拉我们后退。北平这古老的城市，对我们的学习是只有害而无益的。”如果在半年以后北平定为共和国首都以后，说这样的话就成了反动言论；而现在这样说，正好帮衬了后面说的：“正定的泥土是香的，正定的太阳是亮的，正定的工农群众正向我们召唤呐！”这与二十年后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没有相似之处，或简直异曲同工？
虽然都是“腾地方”，不同的是，十几年后的那一代“知青”则显得“多余”，无法在城市中解决就业问题，其中许多“老”红卫兵又居功干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部署。而1949年的我们成千上万学生，以及不少失业知识分子，确实还可以补充干部队伍，满足开辟大片新区的工作需要。只是必须加以改造，办法是进行短期政治培训。这样的培训，首先集中在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上，分清“革命”和“反革命”。反复申明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一场大革命，推翻蒋介石政权代表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绝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的翻天覆地的改造。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适应革命的需要，来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
这一改造是全面的，包括立场、观点、方法三个部分。立场决定一切。你站在党的立场——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这是无须论证的——你就会心明眼亮，你才可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如果你的立场动摇了，站错了，那你的观点、方法也必然是错误的。事情就这么明摆着。你的立场正确，观点、方法才能正确。立场错了，就全都错了。我对此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因为我这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如在1946年春，东北张莘夫事件发生后，随之在重庆等地出现反苏游行。我认定反苏游行是国民党策划的，而我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也是维护苏联的立场，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没有任何举证和论证，只是为苏联红军“辩诬”，连自由读书会的陈秉智（他是抗战胜利后汇文中学最早的地下党员之一）看了，也没同意在《自由周刊》发表，大概认为说理不足，没有说服力，不能据以团结“中间群众”吧。革命队伍中大概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小“左派”，在一些很复杂甚至是很大的问题上，只凭立场，“惟我独革”，以为只要立场“正确”，也就稳稳地掌握“真理”了。立场“正确”就是政治上“正确”，就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致“犯错误”；而这种“正确”，几乎就等于掌握了“真理”。所谓“右是立场错误，‘左’还是要革命的”，为了避免立场错误，“左”一点也无妨，有点不实事求是也无妨，有点不讲理也无妨，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无妨，无非为了革命嘛。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最是对阶级立场的考验，对任何“组织上”确定的打击对象。你如果心存疑义，更不用说据实或据理说几句商榷的话，轻则是立场不稳，犯了温情主义右倾划不清界限的错误，重则是对党离心离德，站到对立面——资产阶级立场以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本来，在社会生活中，立场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把它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动不动指责别人“立场站错了”，无异于文革中所谓“站队”“划线”，一对全对，一错全错，就变成“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并且百发百中的打人棍棒了。
当然，这里说的，是我结合后来的体验引申出来。当时的老师并没这么教导。当时只是说，时时事事都要站稳党的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对待一切。
另外，还有唯物观点、辩证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与阶级观点一起构成“五大观点”。老师们讲课很认真，我相信他们都是在虔诚地“传道、授业、解惑”，没有谁有心把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拿来讲，那是后来某些政治教员的表现了。我也算得是认真听讲的一个。但让我复述他们当时的讲课内容，我却要交白卷。因为其后若干年来的政治学习会、生活检讨会，以及运动里的批判斗争会上，大家都是在这么一个话语系统里打转、打滚，许多概念成了革命口头禅。日久天长，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已经觉得没法认真对待。因为包括有些挂着理论家招牌的，也只是摆弄一些语录或教条而已。比如，什么是辩证法？列宁说，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这是在需要脱离开一般原则时引用的。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里则说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在为说话不算话辩护时引用的。实用主义成风，到文革中两派各用毛泽东的片言只语打语录仗，也就不足为奇。相反，倒是有些老实人，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来理解他们，结果吃了大亏，文革后期，兰州等地就有年轻人组织起来学马克思原著，结果被定为反革命，抓进大牢了。
把马克思主义夸大为包治百病，甚至以为，只要“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就一通百通，这已经是极大的简单化，而把所谓阶级立场夸大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以至真理的标准，就不仅是庸俗化，而且流于荒谬了。
通过在华大的学习，我全盘接受了“立场先行”的“理论”，实行这种理论最不费力。八年之后在反右派斗争中，突然泰山压顶，倾盆大雨的批判，所有想不通的难题，拿“立场”一扣，迎刃而解。说你是右派，你想不通，就因为你还是坚持右派的错误立场，所以认识不到；你若是站到党和“革命群众”的立场上，就不会顶牛，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立场决定观点嘛。你难道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吗，“无产阶级化”了吗？没有，你的世界观还是资历产阶级的吧，资产阶级世界观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人，他能够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吗？你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你的观点能是无产阶级的吗？你的一言一行无不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总之是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你要用你这一套改造党、改造社会，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什么？——熟练了这一革命的逻辑推论，当你以革命者即革命动力的身份出现时，你就“真理”在握，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当据说革命需要你扮演革命对象的角色时，也便于顺理成章地与党和革命群众进行必要的“合作”。难道不是这样吗？
而在1949年，在正定，在当时解放军横渡长江，打下南京，另一路随即解放武汉的热火朝天光景里，我们一心想的是怎样加快自己的思想改造，以适应革命形势大发展的需要。我给留在北平的吴小如的信里，说起我下乡看到的旱情，从心底体会到稼穑维艰，对莳花弄草的闲情雅兴不免批判一番。吴小如很快回信，告诉我沈从文自尽，不过救回来了。我想起半年前的灯前笑语，恍如隔世，自是黯然。但华大的紧张生活绝不容你“走神”。一共四五十天的时间，要学时事，跟上大军的脚步，要进行立场观点方法的改造，树立革命人生观，要建团，要到石家庄参观钢铁厂，到藁城县参观地道战的地道，下乡接近农民，还要庆祝五四青年节，出墙报，搞联欢，开运动会，每天一倒下就睡着了。有时睡梦当中前胸瘙痒，起床就不觉得了，有一早晨起来发现都被自己抓出血痕，原来是平生第一次身上长了虱子。还有一天半夜正在酣睡，猛听一声哀号，惊醒，一眨眼又睡着了，第二天才听说，是天主堂的外籍神甫被捕，罪名为从事反革命活动。我们正定华大就是占用了这一天主堂的堂址，其地甚广，除了我们各班作为学习室和宿舍的平房以外，还有一大片成林的高树，我们在林荫里，坐着小马扎听大课，不时能听到布谷鸟和鹧鸪、斑鸠的叫声。
我们的班主任李青野，河北乐亭人，看他留着大胡子，行动说话都很稳重，以为他一大把年纪了，其实也才二十五岁，却是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他的妻子是个朴素的农村妇女，带着个五六岁的小女儿当“随军家属”。东北大学来的李公绰，我，还有一个杨稚新，算是青野的“依靠对象”吧，因为李公绰原是地下党员，杨稚新和我都是青年团员。后来在班里建立了党团的外围组织（叫“革命青年联盟”），陆续吸收一些活跃分子参加，活跃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积极分子了。当时二十八岁的曹文冰大姐，辽宁庄河人，是在旧法院当过录事的职业妇女，她决心离开家庭投身革命，她对旧生活无所留恋，也就容易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打成一片。班里还有几位年纪更大些的，有一位李璞，我印象里似是中央社女记者，年在三四十岁之间，比较矜持；还有一位刘鸣镝，大约在四十以上了，似曾是山海关所在榆关县的职员，像个老式的教书先生，我们谈过心，他并不讳言参加华大，既是“为了革命”，也是找一个工作岗位，他还要养家糊口，我感觉他说的实在。记得在迁校正定之前，我们这些年轻人思想上波动不大，而有些年纪大些的，有家口的学员，就有过是不是离开北平，是不是跟着走的问题。我当时还被派去做过几次家访，看看他们安家当中有什么困难。5月底，我是在大队人马即将南下的时候提前离校调回北平的，不知道从正定再出发——也意味着上前线的关键时刻，是不是还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但我想，在革命的大潮中，每个进入革命队伍中的人就像一滴水，一切有关个人的打算都显得渺小不足道了。
我回到北平后，6月间接到曹文冰从鸡公山来信，她托我给一旧日女同事带个信。她还表示了胜利南下的决心和信心，她果然一直打到海南岛。据说我们班有个徐先修在解放海南的战役中牺牲了。
“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从北平到正定，我在华大总共两个半月，但它是我所向往的参加工作的开始，也就是50年代的毕业生爱说的“走向生活”。到了老年，这生活的第一课，常常牵动着感性的回忆和理性的反思。一闭眼，就出现很多重复的场景，走马灯似的人，我至今记得其中许多人的名字，虽然一直没有音讯相通。毕竟我们都在那一段紧张的日子里，经受着“革命”炉火的最初锤炼：那时的学习生活，全依照延安整风的模式，有名的十六字诀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罗工柳有名的一幅油画，就把这四句话画在整风运动动员会会场的醒目地方。抽象地看，这四个词组好像都是无可挑剔的，但在实地运用中，不仅会遇到方法问题，而且涉及如何看待真理的标准，如何对待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如果简单从事，就是以真理先验地“在我这里”为前提，人们只有服从的份儿，真理更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检验，也不需要发展了。
《国际歌》有一句：“要为真理而斗争！”不知这次译本是不是最后的定稿。不过，许多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先驱者，都是为追求真理而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我们不少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也抱着寻找真理的要求。但到了某一历史时期，据说惟一的真理已经放之四海而皆准，谁都不用再为寻找真理去费功夫了。这时你放着现成的“真理”不“坚持”，再去寻找什么，只能视为对真理的背离，你是要找异端邪说吧？在不久以前的20世纪90年代之初，北京有个标榜鲁迅名义的文学机构，撤除了80年代悬挂在厅堂的两句《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理由是：我们早已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你还要“求索”什么？真的，只要坚持就行了，云何探索与追求，服从就是了，干嘛还要思考？
我们太习惯把言论、思想、行为贴上“正确”或“错误”的标签，因为这只要拿“真理”一衡量就能分清，省力不过，而且安全保险。这些现成的所谓真理，既包括经典著作或它的片断引文，也有虽还不够经典但是大权在握者的文章、讲话、批示，等而下之的甚至顶头上司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或一个暗示。一切传媒工作者，据说守土有责，职在“导向”，他们只发表正确的观点，只进行“正面”的报道。在有导师的时候，他们是导师的传令者；在没有导师的时候，他们就为上级机关代行导师的职权了。印度有过一位诗人名叫泰戈尔，他说过：“假如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他虽然来过中国，但时间太短，他不知道，在我们这里，不会把“真理”关在门外，因为真理一直踞坐在门里大堂，就是“真理”下令把“一切错误”关在门外的。一般人谈不到把错误或真理关在门外，因为开门关门都不是他们的事，门一直关得紧紧的，他们只认得真理的面，也许他们自己就是那个“错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关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些人痛不欲生，则是追悔没有好好听真理的话，因而不能长期跟真理同住在那紧关着大门的厅堂里。
1949年6月1日，我到位于西长安街3号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的一名见习编辑。是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干部科长陈竞寰和电台总编室秘书白金，从招待所把我们接来，并安排在德胜门内麻花胡同宿舍住下。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是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处长廖承志，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作为张国焘部下的遭遇，但听说他在国民党狱中，打过狱吏的耳光。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看过他的大幅漫画，丑化宋美龄为半掩门的卖笑女子，想不到出自我们尊敬的大“首长”手笔。“首长”云云，我是来到这个单位以后，从解放区来的“通讯员”（即勤务员）嘴里初次听到的，耳生，不习惯，就如听“首长”们口中把这些通讯员叫“小鬼”一样。这个首长没架子，因为有一回，我看见他跟一群年轻人逗着玩，能一只手同时擎起几只梨，当然不是用手掌，而是手指头。不过他很忙，不大能见到他，果然不久就另有任用了（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再也看不到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他竟为此挨了周恩来的批评，可能就是那一幅有关宋美龄的，大约是说把政治问题庸俗化吧。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他在母亲何香凝的画作上偶然凑趣加上几笔，那都是雅人深致，不再有出格的讽刺了。
胡风编的“七月诗丛”第一辑，有一本多人合集，书名叫《我是初来的》，我很喜欢，以为仅此五个字就饱含着一种诗意。我从学校上华大，我是初来的。从华大来到机关，这里所有的人都比我年长，我更是初来的。我对一切都好奇，好像在“革命队伍”里就是应该如此的，绝不挑剔。吃饭了，我们去大食堂吃大灶，我们的科长们在大灶的楼上吃中灶，据说还有三几位“首长”也在那楼上，吃小灶，我压根儿没有产生过“衣分五色，食分三等”的不良想法，不像我很久以后才听说的延安时期王实味的异议。我像我自己在诗里预言过的那样，生活得无忧无虑，快乐非常，跟几个一起从华大调来的，比我大五六岁、十来岁不等的同志，早晚上下班乘电车，一路总会听我在说逗趣的话。生活给我敲的警钟，是第一次发放一个月的生活费，我随手放在草绿色新制服上衣口袋里，回到宿舍一摸，没有了，小绺（北京话，后来通称扒手）十分技巧地在口袋底下划破一条线，这一定是在电车上趁我吱吱喳喳时下的手。只好自认晦气。其实在那之前，组织上就曾传达说，北平刚解放，敌对势力还蠢蠢欲动，万万不可丧失警惕。不要单独一人上街，这样彼此有所照顾；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好几个人在车上。这次失窃，不算是政治性的损失，解放初期的北平，总的说来，社会治安还是好的。
我自以为已经“融入”了机关的半军事化生活秩序，没感到什么格格不入。编辑部的知识分子老同志，行政部门的工农干部老同志，都是和蔼可亲的。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说要在“七一”建党二十八周年开全体大会，公开团组织，建立团支部。我才知道，从解放区入城的原班人马，党团还都处于秘密状态。现在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把建团当作纪念“七一”的主要内容，团员们认真做了准备。上级决定了未来团支部委员会组成人选，从解放区来的团员都没说什么，偏就是我和个别刚从学校出来的团员，在程序问题上提出，还是应该经过自下而上的提名、竞选，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地下工作的非常时期了。内定为团支书的张弋，也是前两年才来解放区的，他请示以后，就依了我们。最后选举结果跟原来预期的没有多大出入，这件事就过去了，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后来时间长了，经过若干次党团工会的换届选举，都是内定以后“通过”一下，所谓选举全属走过场，我也逐渐习以为常。因为有些做党团工会工作的是专职干部，若是强调“海选”，没选上的话，你让人家干什么去？于是，甚至自责当时失之幼稚了，硬要把在学校跟国民党三青团通过选举争夺自治会领导权时的一套搬过来。据我记忆，只有几年后的一件事有些类似，那是一次机关党委改选时，郑佳不满意内定的候选名单清一色是各部门的头头，她提名从解放区来的炊事班长、农村老党员栾木尔，引起在场党员们的惊异，她解释说要加强党委中的工农成分，这个理由不能说不充足，不过也是白饶一面。因为所有党员都已习惯于按上级党委的意图投票，反觉得任何一点点对党内民主的要求都仿佛是标新立异——多事了。
“七一”提前吃了晚饭，集体乘车去先农坛开庆祝大会。我在这天会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没有见过毛泽东的时候，读其书并读其诗，似乎对他已经很熟悉，有如当面聆教，但如今见到他魁梧的身材，挥手的姿态，倒反而发现了距离，有一种陌生之感。
这天一早，《人民日报》到手之前，我们已经从新闻科看到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清样。但这一天忙忙乱乱，如前所述，又开机关全体大会，又上先农坛开中（央）直（属）和（北平）市直（属）机关的党团员大会，加上中午聚餐，哪有时间看那大文章？好在随后的日子，这一文件就成了学习时间的首要内容。我到华大以后，已经改变了老看法，从前看报是看新闻，现在看报等于学文件了，连平常的社论都得学习，更不要说领导人的专论。有些社论就是从内部文件改写的，或是对政策的解释。不知几时起，法律的概念消失了，政策高于一切。毛泽东的言论，就如所有政策性文件一样，让你学习，就是叫你去“领会”，然后去执行，不是一般地执行，而是“贯彻执行”。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批判林彪的时候，说他这是阿谀之词，居心叵测，其实，这不能算林彪的发明，他也没有过甚其词或哗众取宠，他不过是把当时党内党外政治生活中的定局和公例表述出来，早已不止是政治心理，而是政治实践。有谁说过毛泽东的话不等于真理？那不是反动言论吗？如果毛泽东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他指定林彪作接班人，就写进党章宪法，没人说个不字？《论人民民主专政》篇首注明1949年6月30日，一般应理解为写定的日期。以毛泽东之捷才，一挥而就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虽属急就，却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如果在6月30日倚马而成，7月1日即已见报，其间缺少了一个交由政治局传阅讨论的程序，不知然否。看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事前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或授权的，毛泽东似可例外。这篇大文章，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提交给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新政权的纲领性基础。
文章说：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著述中，曾经加注说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1949年时不直接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怕吓跑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吧。东欧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新政权，也都称为“人民民主国家”。而在中国，毛泽东解释“人民”这个范畴，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个阶级不是平列的；有人解释五星红旗上围绕共产党这个大星的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四个阶级，挨了批评，只好含糊其词，说四颗星代表全国人民。总不能四星里再分两大两小吧，那好看吗？
从这时起，中国的日益壮大的职工队伍，统称工人阶级，不再称无产阶级，因为他们作为领导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已经并将继续建立起日益强大的全国政权，不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甚至是所有“国家的主人”即人民内部的“老大哥”了。我以为，关于中国各种经济成分中不同产权不同规模不同产业的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新中国政权下几十年来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变化，需要有一部实证调查报告，其篇幅应不小于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概况的那本书。
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如何体现呢？不是像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由老工人（指有六年以上工龄的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团体和高等学校的“斗批改”。而是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体现的，那么，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专政，共产党的专政了。斯大林曾经竭力辩驳，说“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党专政”。毛泽东却洒脱地语出惊人：“‘你们独裁。’亲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云云。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说得不错。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其时就写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不过在“五四”时期，不论是北大的研究会，还是陈独秀的文章，主要是阐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知从何时始，然而多半是在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出版之后，好像是给列宁主义加上个“马克思”的“父名”，表示其渊源有自，而其实更像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了。毛泽东说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里取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论，如提具体书名，也许他格外青睐的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它提供了有关对内、对外两方面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根据。还有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它概括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纲领、建党学说和战略战术。
民主集中制也是列宁主义的精髓，民主是附加的修饰语，主体是集中。列宁于群众、阶级、领袖关系的论断也是多年来我们所服膺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里生动地画出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党内是这样，施之于党外也是一样。毛泽东并把它化为日常的工作方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而党委，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个班，党委书记则是“班长”，凡事最后由“班长”作决断，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成为领袖的“一人化领导”；在这样的体制下，“一言堂”及其严重后果是难以避免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历数了近百年来先进的人们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历程，越过五四运动的话题，出现了这个“道统”的直接继承者：“‘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按，“以俄为师”，最早是孙中山提出的。他在辛亥革命后一再碰壁，从十月革命看到了希望。“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解散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实行党魁集权制；原国民党员加入新党时，都要重新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并按手印作为手续。据说孙中山的初衷是为医治涣散，却为蒋介石的党内独裁开了先河。其后，共产国际一方面致力于帮助中国建党，最终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方面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于是国共两党都在胎息中受到俄共的影响。现在毛泽东从“走俄国人的路”引出在外交上“一边倒”，即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接续了第三国际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未竟功业，表示一切惟苏联马首是瞻。这一政策的宣布，与其说面向国内，不如说首先是面向世界，对苏联表态，让斯大林放心。
1949年8月至9月，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专论，除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出自胡乔木的手笔以外，《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中国大陆的读者尽管反复学习这些文件，特别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民主个人主义者三致意焉，寄予希望，弄得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们都不得不纷纷表态，与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些留学归来的有美英等国教育背景的教授学者们更是首当其冲。然而，此时国内的人们已经看不到白皮书的原文，此间批判什么，大家一般只能看到批判者的正确发言，而错误的原件则代为保密，算是“以免谬种流传”吧。如果当时把相应的原文刊布，那就中了美帝国主义的离间计，因为其中披露了莫洛托夫曾说，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只是一群要求改善生活的人。莫洛托夫在苏共党内虽是高层人士，但他也不敢擅自发表这样关系重大的私见，显然这是经斯大林授权有意向西方透露的。而我以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若不是因此产生幻想，就不致在苏联大使罗申都跟着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的时候，单独留在南京看风向，并通过老燕京校友黄华试图与中共当局接触。而毛泽东从全局着眼，他不愿让苏联老大哥把他当成铁托第二，6月21日派刘少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紧接着一声“一边倒”，送走司徒雷登。
在评白皮书的宏文中，有一笔奚落了拦阻武王伐纣的伯夷叔齐，警告那些变相不食周粟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一切不合作的人，重申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是不是也捎带着又点了一下斯大林曾经过高估计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低估了中共的力量和决心？而批判伯夷叔齐这一笔，虽是针对民主个人主义者，却使民主个人主义者以外的许多读书人悚然，伯夷叔齐在儒家文化中，历来也算得高风亮节的表率，如今一翻案，成了螳臂当车反对革命的形象。还是学习闻一多、朱自清靠拢共产党吧，说什么“以暴易暴”，即使到三千年后的今天，这依然是反对革命的反动言论，就只当伯夷叔齐他们老哥儿俩没说过，我们也没听说过！
从“七一”到“十一”，我是在逐步熟悉带有战时共产主义气息的生活方式和从未经验过的机关工作方式，虽然也偶有些小小的烦心事，但总的来说，可以无所用心地生活在一片“阶级友爱”之中。这种“阶级友爱”弥漫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和我们这些新来者之间，至少从我看来是全无隔阂的。老同志们忙于接管之后建立广播电台的工作秩序。电台原只是新华社的一个“口（头广）播部”，那时人们的观念，认为广播电台者，只要有播音员念新华社的稿子，有技术部门给发射出去就行了，要几个编辑，把文字稿作些“口语化”的加工，免得听众听不清或听不懂，如此而已。进城把口播部分出独立，电台不得不调些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准备补充编辑队伍。原先新华社的图书资料也留在总社了。现在电台的资料室，接管的老底子本就不厚，从乡下带来的书顶多百十来册，除了解放社的版本外，主要是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其中蓝色布面一卷本《毛泽东选集》，印得不错，我抢着读了，但我没有对照已见的各种版次的单行本，可见我对毛泽东的著作还远远不熟，熟读的同志能够一一指出哪个地方有出入，自然，那也是后话。
最初一两个月，主要做一件事，就是从各地报纸的公开报道中，搜索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姓名、职务，分类登记。对一个新闻单位，这是很重要的。不知道新华社总社原来是否积累了这类资料，如果有的话，电台不是去抄一份就行了吗？由此可见进城初期一切都是草创，不单我所在的电台。有一天，我接到李公绰一封信，他调来北平，到中共中央工作，在田家英领导的政治秘书室。他知道我在电台，电台有国际广播，他问我电台的外国书刊是怎样订阅的。我想，李公绰小时候在东北学过日语，现在用上他的日语了。我于是问了一位领导同志，立即回信，请他们备函来电台的国际部联系。此后，几十年我跟李公绰未通音讯。直到90年代后期，在张家界开传记文学研讨会，见到一个中南海红墙里长大的年轻作者，他说跟“李叔叔”很熟，我才给这位1949年华大时同班的兄长写了一封信，后来，杨稚新来京，我们相约着一起去看望了华大时的老班主任李青野。我们知道李公绰到了社科院一个研究所（可能是世界经济研究所），谁都没涉及他这些年的经历，我只是说60年代看报上广告有个吕剧的编导是李公绰，还以为他改了行，大家都笑了。
我成了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
天安门广场也在动工，为了使气局开阔，金水桥头的一对华表，往两边挪动开几米的距离。城楼脚手架拆掉后，发现宫墙刷了一层新红。原听说要把毛泽东的手迹“人民的胜利”五个字放大横写在红墙上，现在不见这字，却在正门上方，不久前挂蒋介石戎装画像的地方，挂起一幅毛泽东头像。两边各一幅灯光标语，是钟灵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跟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当时写的是正字，笔划多，还没简化。
“十一”这一天，早早就随着电台的队伍，走到广场，在中山公园门前指定地点坐下待命。经过就如众所周知，下午三点钟，二十八响礼炮，说是显示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历程；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如今各种历史纪录片，专题片，都必有此镜头和录音，但因当时录音设备的限制，那长长的尾音拖下来颤得厉害，显然失真了。不过，偌多年来这个录音没有修补或重录，不像有些照片是做过手脚的。我置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很兴奋。不过，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歌声欢呼锣鼓喧天，阅兵口令步伐整齐、坦克履带轧轧作响声中，是情绪高扬的天地，不是冷静思考的环境。
从这天起，北平改称北京，古城又成首都。机关门前白底黑字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来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是党内机关，不挂牌，现在也相应改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广播事业局”，挂了牌，算是政府机关了。但一应宣传工作从方针政策到具体请示送审，还是百分之百听命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从早期抓党务就是一个宣传，一个组织，除了枪杆子外，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基层支部，书记以外，一个宣传委员，一个组织委员，已成定例。我们隶属于宣传部门，就是所谓宣传战线的战士，有一种受到党信托的光荣感、责任感，我们报刊上、广播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代表党发言的，都要符合党的宣传口径。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党的理论和党的政策：党的理论，包括“干部必读”版的课本，领导人的著作，以及一些讲解“马列”的小册子；党的政策，包括体现在党报和新华社社论、新闻中的政策精神，还有些“政策精神”不见报，靠领导同志口头传达，紧急传达时更透着神秘，这类传达有级别限制，日久天长便成为“政治待遇”，因为听到的人少，听不到的人多，除非特别保密的以外，就通过“小道消息”流传，“有什么新精神？”成了习惯成自然的寒暄话儿，有些高级干部也不能免。大道不通小道通，此之谓也。早已有之，文革为烈，至今犹然，这可跟当年我们听党的话加强政策学习的方式和心态大不一样了。
建国了。我们从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那曾经在几年前日伪统治时期被我们暗暗念叨感到亲切温暖的“中华民国”四个字，从此只是用来指称“蒋匪帮”了。我们那时同仇敌忾要打倒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终于在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打倒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国前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一部《共同纲领》，据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经过中共提名协商推选，新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外的人士占一定比例，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中有三位党外的，他们是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下，副总理黄炎培是党外的，还有个郭沫若当时公布为无党派人士（后来才知道郭1927年8月加入中共，南昌起义失败后，经中共中央决定保留党籍避居日本，抗战归国后为周恩来单线直接联系的中共特别党员）。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在政府中都有了自己的代表。这就是我们曾经一心向往的联合政府吧？《论联合政府》一书中说过，“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但解放区从来没有过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那时的统一战线里的党外人士，只是一些地方上的开明士绅，都是以个人身份而绝非代表任何组织，应邀来任参议员等职的。现在全国政权中容纳了各个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党派，比起解放区的民主，不是进一步扩大了吗？
我在诗里悬想过、歌颂过的新中国，真的出现在眼前了。但就在北平举行开国大典的十月，五岭以南，十万大山，大西南，大西北……还没从国民党手中夺来。我在10月4日这一天（记得是个星期天），写下一百多行说唱节律的《歌唱北京城》，主题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其中借用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的思路，写了李自成进北京后，半途而废，以致又被迫离去：“回身向承天门射了一箭，失败的教训后世来听！”诗里不乏激情，但不仅主题是先行的，而且夹裹了不少政治概念，如缕述毛泽东领导革命的过程里，就有几行并列着写上了“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最后归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万岁，我们有了领袖毛泽东”！
这首诗我投寄给刚刚创刊的《文艺报》，主编萧殷复信说“有泥土气息”，他代转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据说当时反应不错。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光明日报》刊发过一首诗《唱吧，红色歌手们》，署名汉野平，副题是为纪念“七·一七”作，这是聂耳的忌辰，发表时正值第一次文代会（全称是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解放区、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载入当代文学史册。我当时并没有仔细阅读会上的文件，更不了解大会的内情。至今没有人系统地记述这次大会的前前后后，台前幕后，许多当事人已经作古，我有两位朋友当时是大会工作人员，也都七老八十了。只从一些零星的回忆里可知一二。
每次代表大会照例都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不过，临到大会上已是走走过场，因为各省市代表从提名到决定，已经由有关部门反复审查了多少回。“文艺战线”也是整个“战线”的一部分，当然不可掉以轻心；沈从文、萧乾未能与会，乃是意料中事，他们已是郭沫若代党立言封为“反动文艺”的炮制者了。
然而，这次文代会尽管把一些人排除在外，也许比起后来的某些做法还要文明一些。试想，像1957年夏召开的人代会，实际成为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会那样，若是在文代会上树一些活靶子，作为讨论郭沫若、周扬、茅盾报告时的“典型引路”，岂不也是行之有素、行之有效的做法么？胡风在会上，听着茅盾关于国统区文学的报告，他实际被当作进步文艺界中错误倾向的代表，虽然与会，那滋味如何？其他与会的国统区代表，想着自己在未来新中国文学事业中的定位，滋味又如何？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因他们得天独厚地亲聆毛泽东的教诲，早早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为革命做出可称辉煌的贡献。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一则多半非劳动人民出身，二则长期受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且不说还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影响），今后第一位的任务怕已不是继续写作，而是以解放区的先进为师，接受党的教育，彻底改造自己，像周恩来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果然，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较早地辍笔了，有些人一时还没认识清楚，“以身试文”，受到警告这才罢手，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部认罪缴械，这最后一幕也包括了解放区来的一两代人。我说过，我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得以冒出头来点缀文坛，甚至由此浪得虚名，是以许多文学前辈退出创作为代价的。
不仅在文学方面，而且在机关工作里，我都应说是这一革命大变动的受惠者以至既得利益者。我不但比“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比同辈但稍长于我的青年学生，更加无条件、无保留地“听党的话”。记得有一次天安门城楼上开大会，郭沫若在发言中曾返身向毛泽东三鞠躬以致敬，我们有个年轻同事对郭表示不屑，我还为郭苦苦辩护。由于年轻，由于自以为找到了思想上的归宿，我放弃了怀疑，从而也放弃了思考。独立人格是建筑在独立思考上的，于不疑处生疑，于无疑处发问，然后可与言思考，因此马克思也曾说过“怀疑一切”是他的信条，停止怀疑，思考也就停止了，思考停止，便通向愚昧。有些书本知识者的愚昧，跟不识字者的愚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结果同样是在生活中承认现存的秩序，现成的结论，不追问现有眼界以外的真知和真理，从盲从而迷信而人格依附，人云亦云，失去自己的灵魂，失去自己的声音。在无干大体的事情上，愚昧者也还会表现出某些小聪明，但终归是小聪明罢了。
我一步一步变成了这样的人。在机关里，一般能够完成任务，有时还会让领导表示满意的，大有人在；而我格外得到青睐，在许多待遇上比同辈优先，多半是因为我的一些小聪明，再就是比别人更自觉地成为“驯服工具”。“做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之说，通过刘少奇、彭真之口，1958年始见报刊披露。其实，这样的意思，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是贯彻始终的。这本对于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成为经典的书，它引用的大量孔孟之道，激活了我幼时受到的儒家教育。“君君臣臣”也无非要人作“驯服工具”，旧礼教转化为新说教，沟通了历史上的皇权专制主义与现代个人迷信，一起形成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仅仅几年以前，我还是一个自由、平等的追求者。平等，无疑是等级社会里若干世代被压迫者梦寐之所求；“自由，平等，博爱”这一观念的形成，更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然而，在我心中关于平等的脆弱理念，却经过“进步”这一词语的多义性，不知不觉地偷换为新的等级观念了。在新的话语系统里，按照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即从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经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最后必然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人类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步的。代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然比代表封建主义的地主阶级进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显然比地主、资产阶级都进步，他们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而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然更居前列。在我上中学那时候，倾向共产党的同学，叫作“左倾”，也叫“前进”，后来统一称为进步了。在国际国内，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全人类，作为党的外围和同盟军，则是进步人士为社会进步而奋斗，其说不一，实质一也。这是从政治上、理论上来解释进步。从组织层面看，就是对群众采取三分法，根据政治态度即对共产党及党领导的革命的态度，划分进步、中间、落后，并转义为“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从而决定不同的对策。相应地，在整个社会中，自然就首先推重共产党员，他们是斯大林所说“用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不但革命有功，而且道德高尚，每个人都不仅是个人，而且代表着党风党格党的利益，他们是社会的核心和表率。其次是靠拢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依此类推。而在共产党内，又有了普通党员和干部之分；干部党员中又有了高级干部、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他们享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待遇，前者可能衍化出物质特权，后者可能衍化出法外的政治特权，远不止是受到尊敬而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说党的领导总是通过具体的党员实现的，没有抽象的党的领导，因此，“反对”（有时只是批评）某一个具体的党员干部，甚至只是针对一个支部书记，就构成反党的罪名了。这样一来，就于阶级划分（它已在人民内部的四个阶级之间分出高下，如工人农民是属于工农联盟的基本群众，如果工农分子犯了罪，法院告示上总是姑隐其阶级出身，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又联合又斗争”的对象，小资产阶级亦然，因为“如果依了你们”，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之外，又以政治划线，后来并加上按世界观划分阶级成分，以及“红五类”“黑五类”等等，造成一个从观念上到实际上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这样，把平等和自由捆在一道来批，指之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也就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
新的话语系统引进了“领导”一词，区别于过去政府和国民之间称为“统治”“治理”“管理”的关系。本来，无产阶级专政，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其统治权是不与其他人分享的。毛泽东早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就阐明了“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统治”二字无须讳言。然而现在从官方文件到教科书，把“统治”和“统治阶级”只用于贬义，而且加上“反动”的定语。无产阶级不是反动阶级，它在实行自己的阶级统治时，就改称“领导”，代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实行领导的是共产党。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对全国全社会发生的“领导”作用，就成了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引导，老师对学生们的教导，党的领袖则同时成为全党全民的“导师”。毛泽东对斯诺说过，在“四个伟大”（领袖、导师、统帅、舵手）称号中他最喜欢“Teacher”这个词。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同志已称马克思、恩格斯为革命导师，称斯大林为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做世界级的领袖，要有国力为后盾，颇为不易，而做导师，似乎只须名满天下，不愁没有桃李满天下。欧美国家，只听说卸任的总统到大学、研究所任教，没听说在任的总统、首相或其他政要被称为导师。是因为他们的任期太短了呢，还是我们东方“以吏为师”、“政教（以儒家为儒教，承道统，施教化）合一”的传统太长了呢？
毛泽东，一方面是纵横捭阖的政治领袖，一方面又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道统在中国的象征。他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权威解释者，而且他的思想被尊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代表。他的著作自然就成了中国革命者的课本，也是全国人民的必读书——形同“圣经”，他的论断就成了要通过任何考试必须遵循的标准答案。毛泽东的大手笔，偏偏喜作惊人之语。《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提出向敌人学习的命题：“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因此，向例如蒋介石这样的专政者学习统治方法，就成为维持政权所必需。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甚至青出于蓝的，颇不乏人。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柯庆施，便是向蒋介石及其党徒学来了露骨地鼓吹领袖崇拜，他说“服从毛主席要达到盲从的程度，信仰毛主席要达到迷信的程度”，比林彪还要早两年呢。
在一个历史时段里，蒋介石是国内最主要的敌人。蒋介石之所以成为“人民公敌”，要害在于他把“中华民国”闹成了“中华党国”。共产党的革命要另起炉灶，建立新中国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会上提出的各种方案，本来还有一个“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讨论中，认为“民主”之义已经包容在“人民”“共和”之内，这是不错的。辛亥革命揭橥“五族共和”，就是用以取代清代皇权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后借鉴了西方代议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虽有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的丑剧插曲，但谁都知道民国总统是有任期的，不能一人独裁，一家世袭，你袁世凯背叛共和，你就是违宪非法，人们便有权革你的命，讨你的袁。而政权落到了蒋介石手里，一来二去成了蒋家天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手下有兵的共产党毛泽东在陕北，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那时一些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抗日人士，还是名副其实的民主人士），起而向蒋介石呼吁实行民主宪政，兑现“还政于民”的诺言，十分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具有公民自觉的中国人（在当时主要是一般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愿望。可惜蒋介石在独裁专制的路上走得太远了，独裁专制的甜头尝得太多了，不肯改弦更张，民主的呼声不过是与狐谋皮或与虎谋皮，只得诉诸武装革命。共产党毛泽东依靠民心这一优势，在军事上也终于转弱为强，较预期为快地打跑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而我们的政治历史教科书，于谴责蒋介石的同时，只是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而共产党天然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政权天然地是人民政权，各级政府称人民政府，各级法院称人民法院，各级检察院称人民检察院，各个行当分别称人民公安、人民教育、人民体育、人民交通、人民邮电、人民铁道、人民银行，还有人民医院、人民剧场，等等等等。但是“共和国”叫了半个世纪，如果考一考老百姓和几代官员，谁能确切讲出“共和”的原义，不知有多少人得满分，多少人不及格。
我也是应属不及格的一个。孙中山虽有独断的倾向，但他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对民权主义的阐述，基本上是现代民主的范畴。这启蒙的教材我读过，公民不但有选举权，还有弹劾权、罢免权，我也学过，更不用说，怎样开会，怎样选举，怎样提议，怎样附议，怎样表决，我也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但曾几何时，我就都抛到了脑后，对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习以为常，参加这样的会议毫无异议；需要选举或推选什么人时，也都习惯了上级提名，等额选举，照章投票，甚至只是举手，保证内定的人选通过。
在1949年，两个政权交替之际，这样做，基于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新中国是我们的，我们要维护党和人民政权。这个党和政权是我们自己的，只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巩固我们打破旧秩序后建立的新秩序，不管程序上怎么样。何况现在是革命时期，革命是不受任何清规戒律束缚的！我这种思路，把民主的原则、程序的原则，视为可以变通处之的东西，也就抛弃了原来向蒋介石斗争时念兹在兹的民主要求，维护了与民主南辕北辙的政治取向。这一不知不觉中的置换，是在坚信几亿乃至十几亿人民的利益可以百分之百地由一个政治实体来全权代表的认识下实现的。
那时候，我们这些新同志，和解放区来的老同志一道，享受供给制，进城一年以后，才不按期下发农民大娘、大婶、大嫂、大姐手做的布鞋了，这都是老解放区支（援）前（线）的军鞋。我先是穿华（北）大（学）发的灰色土布制服，后来穿电台发的草绿洋布干部服，走在街上，有一种自豪感。因为在这座古城里，除了最底层的人，都比我们穿着得考究。在机关里，有一些所谓“留用人员”，他们享受原职原薪的待遇，其中薪资最低的，也高于我们每月的生活费。但他们工作是为了谋生，我们不是为了谋生，更不是为了享受，我们是自觉自愿为了革命。于是自以为属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一群，这还不值得自豪吗？自豪的同时，也就以为自己的精神境界高于某些人。在这种优越感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包括所谓“留用人员”的人们的歧视。许多年来，“自豪”有时也说成“骄傲”，尽管反对骄傲自满，但是不时地“为……而骄傲”，“以……为骄傲”，或“……是我们（党，中国，或某条战线）的骄傲”云云，不一而足。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谆谆告诫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正是鼓舞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自豪感，却不期然地助长了傲视老百姓以至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思想。自豪与骄傲，原来仅一纸之隔。那时党也批评老干部的“居功自傲”，而如我这样无尺寸之功的人，为什么也会骄傲或“自豪”？首先并不在于观念。政治上的亲疏，决定了组织上的远近，进而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方和公众心目中的人格贵贱，发展下去，就成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夕“大鸣大放”中所说的“墙”与“沟”，被安排了职务的上层和中层党外人士说的“有职无权”，高等院校学生对学生干部主要是学生中党员的不满，都是由此而来。政府是“全能政府”，“全能”缘于“全权”，而党的绝对领导则掌握了绝对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渗透也无所不涵盖，把人民——国民——公民的权力和权利都给包容或取代了，无公民社会之可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一边倒，发生了矛盾时缺少沟通的渠道，一旦有人以“巴黎公社原则”相号召，就极富煽情的力量。毛泽东在文革初起时，正是借助于这一群众心理，自上而下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动员。
在1949年的“十一”，谁能逆料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谁能逆料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谁能逆料社会矛盾积累到一放难收，谁又能逆料到党员干部队伍的腐败竟能泛滥成灾？
冷静地回顾一下，一切其实早已种因于当时，甚至更早的年代。开国之初，当我还天真地以为，在政府部门安排了一些民主党派代表人物以至起义将领，就意味着实现组成联合政府的宿愿时，有些解放区来的老同志尤其是工农出身的老同志已经在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他们正如他们的代表人物所声言：“我们打江山，就要坐江山。”有如梁山好汉要排座次，开国帝王要封赏功臣，你是什么个级别，你是第几把交椅，总是如此赤裸裸地提了出来。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就其广大的作为基干的成分来说，局限于宗法社会小生产的政治经济眼光，局限于“三国”“水浒”为参照的文化层次。尽管领导层强调今之革命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暴动、农民革命的区别，在于有无产阶级即共产党的领导，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却无法真正消除历史的胎记。既然认定两千多年间的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推崇当代农民运动中的“勇敢分子”为“革命先锋”，就是承续从陈胜吴广经赤眉黄巾黄巢宋江而太平军义和团的法统。尽管强烈意识到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却始终未能摆脱刘邦、朱元璋这样一些以农民和游民揭竿而起建立新朝的历史阴影。
我献给共和国的第一首诗是《歌唱北京城》，结束了我以梦幻的眼光遥望、期待、迎接未来的歌唱。我已经生活在我追求过、预言过的新中国了，那我还歌唱什么呢？
1949年12月，我写了长诗《伏尔加河之歌》，这可以说是1947年9月《给伏尔加河船夫》那首抒情诗的姊妹篇。这一首却是第一人称的叙事，写一个苏联红军战士潜回伏尔加河畔被纳粹德国军队占领的家乡，他的父亲已死，妻子则被杀害了，他宣誓要在斯大林指引下勇敢作战，夺回已成废墟的家屋和亲人的坟墓，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写这首诗时，心中的旋律，在《伏尔加船夫曲》的深沉和悠远之外，无疑鸣响着《红色战士之歌》的激越和悲壮——那支歌的主调是：
我们是红色的战士
保卫着贫穷的人民
保卫着他们的土地
房屋和自由
我们有着许多的大炮
我们有着许多的枪
无数熊熊的火炬
号召着决死的战斗
我在这首诗中，投入了很深的感情。但在一片为斯大林祝寿声中，并未得到发表。编辑部认真地回了一封信，其中说：“全诗的哀怨低回沉吟的调子压倒了胜利信念和乐观情绪。人民即使在退却，在失败，但总是乐观的，其歌唱总是像钢铁之鸣响一样。……你受了某些文学或自己忧郁气质的影响，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我少年时喜欢过晚唐五代的柔曼绮丽诗风：“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劝我早还家，绿窗人似花”；但很快就流于偏爱苍凉悲壮：“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现在我才知道，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学，永远需要高昂乐观，叩之不仅作“铜声”，要如钢铁轰鸣，才符合马雅可夫斯基标榜的革命对诗的要求：“我的诗——炸弹和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