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界分隔了太久的时间。经历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显得有些疲倦了；他们希望到2000年时，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且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他们也许无法实现，也许要晚些时候才能实现，但中国人民已经出发了，这本身就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民族抱负。
……
中国的舞台和银屏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在停办了12年以后，今年又重新开设。中国的第一部×级电影——一部关于妓女的日本电影，近日向观众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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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人们在北京用苏打水、香槟酒举行了庆祝，并要求言论自由、解放，能够举行迪斯科狂欢……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中国人对可乐的口味也更加习惯了。感谢两个国家的首都之间有时差，北京比美国提前13个小时实现邦交正常化。副总理邓小平借新年这一时刻，庄严地呼吁世界和平。
1979年的现状与变化
肮脏、贫穷、落后，这与宣传的形象截然不同。
直到今天，中国落后的现状与北京的思想家多年来所宣扬的灿烂辉煌神秘形象相距甚远。《时代》周刊杂志驻香港记者理查德·伯恩斯访问了中国的南部省份以后，在他的报道中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一条不知名的小街到处都散布着锈迹斑斑的废弃煤油罐和碎瓦片。人行道上放着一排用绳子束着的柴禾捆。红砖块、马口铁澡盆和木水桶散落在硬土路上。几辆紧锁的自行车斜靠在一座三层楼的外面。三只小鸡待在一个木板条笼子里低声咯咯地叫着。孩子们串来串去，还有的在跳绳玩，而他们的父母们则在利用周末时间来洗衣服，用的是从街边水龙头打来的冷水。
眼前脏乱、贫穷的街景与挂历画里中国的形象截然不同：一帮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在一个伊甸园似的果园里收摘着成熟的水果；明亮的工厂里，衣装整洁的工人正在劳作，脸上还挂着笑容。这是与越南北部接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会南宁市（人口50万）的一条小街，也是中国总体景貌的缩影。
可以肯定，中国确实有富丽堂皇的工厂和欣欣向荣的公社来向游客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发现与中国现状最接近的景象，还是要到小城市的街区或小乡村里转一下才能了解。中国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当地宣传介绍说，刚“解放”时，南宁只有4家工厂，是一个“消费城市”，从其他地区进口产品来维持自身。而现在，当局骄傲地指出，南宁的人口增长了4倍，有400家工厂，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城市”。有一所令人印象深刻的医院，几家建筑综合企业，以及几家有几千名工人的布局合理的工厂。
但南宁仍旧非常贫穷，在这条小街上，房内没接自来水，许多街区都是这样。大部分房间点着昏暗的、光秃秃的灯泡，由一条电线悬挂在天花板上。窗扉或千疮百孔，或污迹斑斑。在夏季炎热的几个月里，通风条件非常差。在几家共用的厨房里，唯一的炊具就是一口铜锅，烧的则是煤和泥混合制成的煤饼。一家人住在两间房间，大部分家庭住三小间。主要装饰是脱落的宣传画或者是并排贴在墙上的领袖的画像。
没有一家有自己的厕所，居民大部分都使用街拐角处的公用厕所。居民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几十年前修建的，事实上，这是12年前才修建的，也就是1966年中国陷入十年动乱之前建造的。
“从那时起，‘四人帮’就使我们停滞不前了。”这是住在南宁的这条小街上的一位居民说的，他来自于某电影制片厂的一家工厂。“我们非常落后，”然后，他又补充说：“10年后你再回来看看，你会发现一切都变了。我们准备从头做起，10年的时间，一切都将是全新的，都将是现代化的。”
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观点，到处也都是号召人们为“四化”多做贡献的宣传标语。不管是厂长、公社社长还是车间里的工人，似乎都满怀现代化理想。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深切的感触：在冷静务实的邓小平的鼓舞下，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场惊人的转折。尽管政策发生了惊人的改变，但是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6年前相比却变化甚微。
在1972年乒乓外交令人兴奋的岁月里，外国游客已经开始访问中国并写下了一些常常是非常狂热的报道。现在，同那时一样，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人虽然要节省些，但食物还算够吃的，大部分人都处于良好的健康状况，如果说穿的衣服不够时髦，但还可以穿得暖。不过很难察觉出真正的生活标准提高。
许多城市破烂不堪，它们共有的特征是：刷有白色涂料的建筑外观污迹斑斑，破碎的砖头，破旧的脱皮的木门，甚至连一些值得骄傲的纪念碑也遭受着无人照看的厄运。在广东，主要剧院是修建于1951年可容纳5000人的孙中山纪念堂，从远处看，这座纪念堂还显得非常壮观，但从里面看，则墙皮脱落，以前以天坛风格装饰的主梁柱和房梁也黯然失色，年久失修。在相对富裕先进一些的广州市，表现出当局对于个性的容忍程度越来越大。以发型为例，样式变得更多了，许多妇女，留了小侍童发型（向下卷的齐肩发型），甚至于还烫了发，不过正统的羊角辫仍然是主流发型，而不是例外的发型；服装样式、颜色更为多彩，红黑方格呢现在尤为流行，但大多数男女还都穿着单调的宽松下垂、满是补丁的蓝黑工作服。
中国连续不断的口号声丝毫没有减弱，虽然内容由抽象的思想意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明确的现实目标（为“四化”多做贡献）。就像广州一家幼儿园里一样，孩子们现在可以唱“我愿做一名飞行员，高飞在美丽的天空……”，但是这些三四岁的孩子们还必须学唱赞歌，说明政治思想的灌输仍然贯穿于始终。最常听的毛主席赞歌《东方红》的嘹亮歌声仍然回响在候机大厅和候车室里，结束时依旧高呼“伟大舵手万岁！”工厂和公社里高音喇叭仍然在大声地广播。在南宁，“今日大舞台”正在演出庆祝广西自治区成立20周年。这场演出仍旧是描绘共产党在广西的光辉历史。与社会主义“不相符”的艺术也被允许了。在桂林市一家主要的书店外出现了关于十卷装的《史记》的广告，这是最近才被平反的儒学经典作品之一。在艺术学校和画廊，传统的山水风景画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再是革命英雄的素描。在广州的孙中山纪念堂里，中央音乐团演奏了李斯特的钢琴作品，萨拉特的小提琴乐章，这两位作曲家在几年以前还被批判为“没落的资产阶级”。但节目单上同时还是出现了“无产阶级”交响乐，名为“日照香炉升紫烟”。这是一首欢快的幻想主义作品，有些德彪西作品的风格。也许意义最大的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逐渐消除了，在介绍情况时，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情况已经少之又少。几年以前，如果问及一位农民提高水稻产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时，他会回答：“掌握毛泽东思想。”而现在他更可能会回答说“多施点化肥”。如果说对那种宗教仪式般的口号还有一些需要的话，那么对于化肥的需求就更为明显了。因为常常有外国的访问团穿过青螺潭公社的田野，这个位于广州北部的公社已经印制了一些传单，上面宣称：粮食产量正“一年年”地提高，但在传单上，也清楚地列出了在1965-1976年之间产量几乎没有任何提高的统计数字。而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的人口增加了25%，该公社已经遭受了严重的人均产量下降。一位老农民正细心地料理着自家的自留地，种了一些饲料作物来喂猪和鸡。“我们在‘文革’以前比现在过得还好。”
粮食数量不充足，食品的质量也不高。在广州、桂林和南宁的水果摊上，只摆放着一些柑橘、苹果和柚子。柑橘满是碰伤，皱皱巴巴；苹果个头不大，又给虫子咬了；而干柚子更是大不如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地方所见到的好。富含蛋白质的豆腐，一度是穷人们的肉，过去是中国各地的食谱上都有的，现在成为城市市场上非常少见的奢侈品。
由于存货长期不足，许多人买东西都到路边人行道或小巷里兴建起来的小自由市场。在进出城市的路边，到处都是卖菜的农民，这些蔬菜都是他们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植的。他们靠卖菜来增加点现金收入（一年的收入是150-200美元）。所有人都精心地料理着自家的自留地，足见其重要。这一现状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划者们指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城市贫穷，农村将会更为贫穷。
这在桂林尤为明显。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街上挤满了城里人，他们在百货商店前面转悠。通常百货商店是城里人下班后的活动中心，一家商店的柜台前，吵吵嚷嚷的人群挤来挤去，就是为了买双刚上市的两美元的帆布鞋。不远处一个昏暗的人行道上，几个农民裹着破毯子来抵御夜间的严寒，他们面前一堆堆花生、柑橘和罗汉果，尽量地卖给过往的行人。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也就把毯子搭在肩上赶回城郊的公社去了。
同时，一家地方“工人文化宫”——实际上就是一个草草建成的电影院里，挤满了人。伴着甜美的音乐，正放映着一组彩色照片，盛赞中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科学实验室、漂亮的医院、闪着火花的炼钢炉让人眼花缭乱，还有关于农业生产的照片——活蹦乱跳的鱼虾装满了网、成熟的水果压弯了枝头，使在座的观众不时地发出了大声地“喔……”“哇……”的惊呼声。银幕上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的丰足景象同外面街上裹着破毯子的农民差距也太大了，这可以省略，但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1979年的台湾
“逆境中不要急躁，保持冷静，保持尊严。”这是1971年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时蒋介石的训话，现在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这段话来激励国民。
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另一个中国”得知华盛顿和北京将在近期邦交关系正常化时，岛内情绪变得更为坚定。卡特总统宣布完此消息仅两天后，台即宣布台湾政府提高国防预算，加速主要武器的研制计划。自从1954年美国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卫条约》后，中华民国别无选择，只能“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该举措很受欢迎，台北的主要寺庙前，尼姑们开始为国防事业而向行人们募集捐款，仅一周时间，民众就捐资170亿元用于政府购买武器。
台湾的国防力量正处于警戒状态，而警察也在不间断地维护着美国大使馆和外国人喜欢去的地区的安全警卫。学生们举行了几次反美示威，但对美国人倒还是很有礼貌，并没有恶意。很明显，出于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会引发运动的恐惧，政府推迟了定于11月23日举行的国民大会和立法会空余席位的选举。此次选举是到当时为止台岛历史上最公开的一次选举，反对派候选人自由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出生于大陆的参选人陈古英（音）也已经计划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将在台北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只写：“我们在往哪儿去？”
对蒋经国和他的国民党老兵们来说，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蒋介石断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一场血淋淋的内战。那场艰苦的内战，蔓延了整个中国。许多美国人把蒋介石看作在亚洲保持潜在稳定的设计师。1949年解放军彻底挫败了蒋介石士气低迷的军队，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时，这一幻觉对太平洋两岸来说都是异常苦楚的。
台湾当前的艰难处境真正开始于1949年，在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逃到了台北、北京在1950年介入了朝鲜战争之后，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的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隔开了台湾和大陆，以保护台岛不受共军武力进攻——此举也意外地阻止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行动。从此美国开始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来支持台湾，鼓励国民党实行他们在大陆掌权时一直未推行的改革。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亚洲管理得最好、腐败最少的地区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8年的280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400美元，这比中国的3倍还要多。通过一项有效的土地改革，消除了50年代农村的贫困和土地主的不富足的状况，成了亚洲的骄傲。
现在台湾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它们蒸蒸日上的经济的未来前景将会怎样。台湾以240亿美元的年贸易额高居世界前20名内。美国的许多大公司，包括福特、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固特异公司，宣布他们将继续在台投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因此而放心。台湾的负责美国商业的总裁罗伯特·帕特评论说：“假装出关系正常化对我们没有损害是根本没有用的。这的的确确将给我们造成损失。”但华盛顿宣布的50项台美协议将继续保持有效的声明使台北稍松了口气，这些协议主要涉及经济和文化问题。
对于北京发出的和解言辞，台湾人公开地表示不相信。以往多年来大陆在一直称台湾的统治者们为“蒋匪”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1978年12月的早些时候，大陆方面邀请台湾最出色的运动员到北京参加为迎战曼谷亚运会所进行的中国国家队的训练，他们全都拒绝了。就在卡特总统宣布完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北京电台就连忙播出一条消息：如果台湾当局同意，将派两位前国民党人访问台湾岛，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老朋友们交换意见”。这一提议也同样被国民党断然拒绝。蒋经国说：“只要我还在，这两个叛徒就不能来台湾。”邓小平在接受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承诺在两岸统一后不会降低台湾的生活水平，其他的台湾官员们也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位说：“不相信北京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其最终目标是要消灭我们。”
北京将不会武力征服台湾，但中共在这一点上只有非常轻微的暗示，而没有其他的说法，华盛顿对此还是保持乐观态度。事实上，台湾47.4万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拥有316架战斗机，包括F-5A/E拦截机、空对空导弹和地对地导弹，目前还是有效的遏制力量。同时，国务院的专家们正在讨论可采用的方案。在国防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一位委员甚至还提出打“苏联牌”来回敬美国打出的“中国牌”——意思是台湾寻求与苏联建立关系，该提议当即被否决。实际上，华盛顿所担心的是更坏的一种可能：台湾拥有众多优秀的科学家，现又加快实施核反应堆的研制计划，有预测说他们可以在两年内制造出原子弹。
1979年的变革与激荡
中国？那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它沉睡吧，因为当它醒来时，它将改变整个世界。
——拿破仑·波拿巴
这是20世纪后半叶一项规模宏大、胆魄惊人而又史无前例的工程。一个拥有10亿之众的大国骤然改变航向，世界1/4的人口正加快步伐从固执、封闭的孤立环境中走出来，改变了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这怎么可能会有先例呢？因为长期自我封闭造成的复杂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界分隔了太久的时间。经历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显得有些疲倦了；他们希望到2000年时，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且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他们也许无法实现，也许要晚些时候才能实现，但中国人民已经出发了，这本身就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民族抱负。
年末时，中国的事业取得了一项令人欣喜的新成果：7年前由尼克松政府发起的美中之间小心谨慎的“恋爱”关系有了进展，两国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两国将互派大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双边关系正常化为潜力巨大的贸易活动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将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但北京要与华盛顿、莫斯科相提并论成为全球一流强国的首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发起的这场运动是要把世界上延续下来的最古老的文明推向21世纪，但将该运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副总理、兼任中共副主席和军队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虽然邓在北京的政治局里只排第三位（前面两位分别是华国锋和现已80高龄且百病缠身的叶剑英元帅），但他却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四化”是要同时提高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水平，把中国向现代化世界推进。
74岁的邓小平强硬、坚忍、灵活，他所经历的政治起伏比理查德·尼克松还要多。他曾两次被撤销了职务，而恢复职务也只是17个月以前的事情。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当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同时在政府机构、技术专家们和知识界里也享有广泛的支持。邓不仅拥有广泛的群众拥护基础，还有着非凡的活力和高超的管理技巧。
这一年来，变化纷繁急剧。卡特总统在经过了表现优柔寡断的一段时期之后，民意测验显示其支持率下降了30%，而最近因为外交方面的成功而有所回升。在戴维营峰会上，形势一度看好，好像他将创造中东奇迹，使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但到年末时，双方的磋商令人沮丧地陷入了僵局。波兰的克拉科夫大主教（一名运动员）卡罗尔·卡迪纳尔·沃杰塔拉成了450年来的第一位不是来自意大利的教皇。他的前任阿尔比诺红衣主教卢西亚尼把持圣彼得大教堂的钥匙只一个月多一点，在盛赞了其前任后，沃杰塔拉接受了“约翰二世教皇”的称号。在加利福尼亚，一位退休实业家霍华德·贾维斯提出的大幅降低税赋的“13条建议”获得了该州议会议员们的批准，成为中产阶级对“大政府”普遍不满的一个标志。而一个丧心病狂的邪教预言家吉姆·琼斯制造了一起称为“白色深夜”的自杀和谋杀行动，913名追随者毙命圭亚那森林。
战争阴影、和平希望和恐怖行动占据了新闻的头条位置。随着驻扎在贝鲁特的叙利亚军队想要击垮军事右翼基督派军队，黎巴嫩的首都再次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柬埔寨和越南好像要推翻多米诺理论（如果说越南倒向了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应随之转变），但两国不是通过一般的思想意识扩张，而是发动了边境战争，相互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伊朗国王长达37年的统治因连续几周的骚乱而受到了动摇。意大利的“红色旅”绑架了前总理奥尔多·莫洛，扣押了54天后将其杀害，并把尸首扔在罗马街头一辆车的后面。在苏联，人权运动者阿诺托里·沙兰斯基、尤里·奥洛夫和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则被投进了古拉格集中营。
最近英国发生的一个事件如果说按伦理道德观念评价来说有些问题，但从人性角度来说还是令人欢悦的——第一例通过体外受精产下的婴儿降临到人世。8个月前，医生们在实验室里使精子和卵细胞在试管里实现结合并将其植入这位母亲的子宫里。
但所有这些事件都远不及中国决定融入世界这一事件这样意义深远。北京的《人民日报》为“四化”建设鼓劲：“中国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脚步声，回荡在燕山脚下和黄海之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我们决心征服祖国的高山、大海、平原、油田和矿藏，我们要勇攀科技高峰，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
为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们已经踏上了一条有时看起来有些像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新的口号可以是：“百业并举，百企竞标。”虽然在这一创业过程中，还没有多少中国人获得了多少个人自由，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们已经甩掉了过去的旧思想包袱。毛泽东思想曾一度神圣无比，而现在他“不依靠外部资源，自力更生地发展国家”的原则也已一去不复返了，历来视外国为蛮夷之地的中国已经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去年有530万游客访问了中国。成千上万的资本家也正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国度里探寻新的市场并进行投资。而以下两条非常令人吃惊的消息可以说是“修正主义”的标志：中国正计划在北京郊区修建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国已批准了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独家经销权。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不为世界关注，但突然之间好像到处都是中国人，他们忙谈判、签协议，急切地想知道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去年8月，华国锋出访了东欧，与罗马尼亚的青年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跳起了霍拉舞。然而，欧洲前沿的这场演出并没有博得苏联的好感，他们仍在同中国接壤的4500英里的边境线上驻扎着43个最精锐的野战师。邓小平也出访了日本并与其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在一次香槟酒会上他祝词说“既往不咎”。而后他又飞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签订了许多科学交流协议，并不断地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帝国主义）。1979年1月晚些时候邓将访问美国，以表示他个人对新建立的中美关系的认可，颇受世人瞩目。
出访的中国代表团都携带着详细的采购清单，其数额非常巨大，可能远远高于中国预算所允许的限度。尽管中国的国际信用等级是优秀，但这个国家还从未展开过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贸易。中国希望依靠发展石油出口、合资企业（依靠国外在大陆建工厂产出的货物来还债）等方式来为现代化建设筹措资金，另外依靠其广阔且秩序井然的人力资源。然而笼罩着新长征的阴影是，对中国原始经济现状能否支付得起这一代价的疑虑。按这一计算，中国到1985年“四化”建设需花费8000亿美元。中国的消费市场的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尽管资本家对于在大陆开辟的市场非常看好，但中国人要具备对想买东西的支付能力还要几年时间。另外，中国政府指望用来换得资金的石油储备方面还面临着几项重大的技术问题，其中包括：蜡含量太高，因地质结构复杂使开采面临许多重大困难。
不过，中国人民还是踌躇满志，阔步向前。2月份，日本和中国签署了一份价值为200亿美元的私营贸易协议：中国将向日本出口石油换取它们的钢材和工厂。邓小平出席了上个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法贸易及合作协议》签字仪式，这一为期7年、总价值达35亿美元的协议内容包括：法国帮助中国发展远程通信卫星和电视转播，一家钢厂的现代化扩建，建设电站和镁厂以及其他设施。最重要的是法国拿到了建设两个核电站的订单（每个都近10亿美元）。
中国与瑞典在采矿、铁路和远程通信等方面展开合作；从英国购进3.15亿美元的采煤设备；请丹麦帮助其改善上海港和其他港口；从瑞典、法国和英国等国引进现代化武器来加强其装备落后的军队。因资金短缺他们开始可能只选择几种，中国和美国在过去就已进行了磋商。美国的沿海各州天然气公司同意从中国买进360万桶原油，首批将于年初交付。中国的目标是到1985年实现钢产量翻番，达到6000万吨，根据该目标中国与伯利恒钢铁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在河北省建设一家钢厂。
意识形态的解放
长期以来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的高墙倾塌得如此之快，使人们遗憾地预测，中国将成为外国“傻瓜”相机、麦当劳等商品充斥泛滥的地方（事实上就在中国推广这一快餐的技巧方面，中国人已经向麦当劳的经理们进行了咨询）。许多跨国酒店计划3年内在北京、广州、上海和其他一些主要城市修建连锁店，全部是配有游泳池和桑拿室的1000间客房的宾馆。海厄特国际公司已建议修建总接待能力达1万间客房的多家酒店。泛美公司和其他几家航空公司也参加了在中国降落的竞标活动，这将大幅促进其旅游贸易。
许多中国人正在参加各种各样的外语速成班。在首都，北京电台的英语课程录音带已经售出了100多万盘。有1万多名中国学生将被送往海外进行学习，这些学生返国之后，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文化方面的对外交流也十分惊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子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访问了中国，并获准于3月份在中国上演两场时装展示会。在邓出访日本时，他的夫人以及其他4位同行官员的妻子竟然身穿精心剪裁的丝绸衣裤，这与多年来中国妇女清一色中山服的革命装束相比，优雅多了。
中国的舞台和银幕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在停办了12年以后，今年又重新开设。中国的第一部X级电影——一部关于妓女的日本电影《望乡》——近日向观众上映，它甚至还受到《光明日报》评论，说：这部电影“大大启发和教育了中国观众”。报界也开始评论：年轻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他们对人类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感到非常新奇。”“他们从未听说像毕加索、米开朗基罗、雨果、莫扎特等这样的名字。过去，年轻人的思想被锁在封闭的小号里，而现在监狱已经被打破了。”
这样的民主可能会带来什么？下面的事件简要地给出了令人吃惊的答案：11月底北京的“民主墙”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歌颂邓小平并夸赞台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北京的市民在同外国新闻人士非常坦诚的交谈当中，询问了关于非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些问题。尤其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最后，在民主墙上还出现了一张“致吉米·卡特”的大字报：“我们想请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但自由化的程度是有精心定义的界限的。“民主墙”现象虽然是群众自发的形式，但也有官方有意安排的一些特征。
中国开始对外国的观点表示敏感，其标志之一是北京的《人民日报》刊登了5篇关于人权状况的评论文章，迫切要求采用新的民法和刑法，以保护这些权利。“在一些地方，”该报纸上写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配给物资被扣减，个人财产被拿走，农村市场被关闭，合法的经济活动没有保证。这些事情仍然在发生。”
中国突然变得外向型如此令人高兴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外界的看法一直含糊晦涩，令人不解。中国历朝历代都把世界定义为“天下”，而他们自己是天朝子民。“多少年来，”鲁迅这样写道，“中国人看待洋人的方式只有两种：或高看一等，当作优越物种，或低瞧一眼当作野生动物。他们从来不能把洋人当作朋友，当作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中国人历来内向，除非衰弱到没有办法时，才容忍外国人的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人凌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被日本侵略，而50年代发生了与苏联的短暂“恋情”又很快破裂，因此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得出结论：自己的偏见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尽管如此，过去中国对现代化还是充满了渴望。1898年清王朝快要结束时，光绪皇帝及其子民曾想要效仿日本天皇在19世纪后半叶进行的对封建主义的维新。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早期，依靠外国的帮助来改进中国社会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最终使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像历史学家C.P.费斯杰拉德所写：中国“对西方错误的神灵们失去了幻想，他们没有停歇，马上去寻找其他的解决途径”。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源于周恩来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也是这位总理在医院外面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周提出通过“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使中国用20年或更长的时间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四化”一部分，到1980年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的水平。普遍认为这一报告（以及“四化”的口号）已成为了邓现在的工作。
西方人士很难理解，偌大的一个国家能如此快地实现思想意识的转变。这就好比想象一艘航空母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调头一样不可思议。当然多年以来，中国人常常被要求不断急剧快速地改变效忠对象。朋友变成了敌人；在文字刺客充斥着谩骂的大字报中，革命英雄正在“变质”；意见不同的人被称为“蛀虫”、“害人精”或“恶狠狠的封建恶魔”。这也使中国人变得极度疑惑、复杂，并且反应敏捷。
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邓及其支持者们正在尝试着完成一项非常的任务：抹去毛泽东时代的神圣光环，但并不完全抹杀其名誉。他们首先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一度被歪曲和滥用；关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以他年老体衰、不够清醒为托词而予以原谅。
邓说：“有些人天天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什么也不讲，却没能抓住其最基本原理：实践、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践。”
现在就摒弃毛泽东思想将会危及整个现代化大业，这一点邓是很清楚的。他说：“有些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四化建设。”他对来访的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说：“每位中国人都知道，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应用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更活泼、更轻松一些。”
政治实用主义
事实上，中国人现在开始小心谨慎地接受一些与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学说，而这在几年以前可能还会因此被投进监狱或处以死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已经消除了对外国事物根深蒂固的怀疑。《光明日报》曾刊载说：“骄傲蛮横，不加鉴别地排斥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主张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
现在正采取的另外一项举动，是为那些曾被打为“资产阶级”的人平反。广东电台宣布，在“文革期间”广州第7橡胶厂的“6名前资产阶级工厂主”已经被重新聘用或分配了管理和生产工作。这是邓务实作风很明显的体现：新中国靠的是一个人的技术和知识，而不是它的政治纯洁性。
对中国人讲重视效率和能力，有时就像同美国人讲反对大国干涉一样不被认可。甘肃省电台在11月解释说：“厂、处、省、部各级的检查团太多了。”对于依据一个厂里红旗数目多少来评判其是否办得好这一做法，该电台提出了反对，另外还提到：“会太多了。”
现在正号召人们正确读书，《人民日报》刊载：“文革”期间及受其影响，读者只关心政治报道，而不关心经济报道。结果出现对报道工作很重视，但不懂金融管理。
要实现“四化”，必须抓好最主要的问题。其中农业现代化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也是难度最大的。北京的领导人们已经确定了两个目标：到1985年，实现小麦水稻和其他谷物4亿吨的产量，在1980年以前实现真正的农业机械化。这两个目标似乎都太高了。虽然中国的土地精耕细作，并且中国农民以其创新和勤劳而闻名，但其单产量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北京已经向一些外国农业专家进行了咨询。其中包括美国农业部长鲍伯·伯格兰，向他就新型种子品种、杀虫剂的使用和专业人员交流进行了探讨。中国在机械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需要100多万辆拖拉机、32万辆卡车，至少300万台联合收割机、新型排水灌溉机器，以及负责机器维修保养的70万名技术人员。由于农业设备通常是用盈余的资金来购买，所以这些设备将很难取得。而中国一般必须使用这些资金来从国外进口谷物。结果便出现：中国仍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很可能还要对食用油及其他物资实行配给制。
要使设备如此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中国在197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30亿美元，而美国同期产值达1.889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少得可怜，只有378美元。哈尔滨的一个发电机工厂仍然在使用二三十年前捷克斯洛文尼亚、东德和苏联制造的车床、冲床和锻轧机。日本每名工人一年可以生产94辆汽车，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1辆。重工业使用的基本建造物资钢材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稀有金属。中国的生产目标是，到1985年产煤6000万吨，而去年只完成了一半指标。邓对该问题非常清楚，他称之为落后。“如果你长得丑，”他说道，“装成非常俊没有用的，是瞒不住的，所以你最好承认。”
“文革”的动荡中，受打击最大的领域之一是科技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被送到乡下学习平均主义和喂猪。直到不久前，知识分子还被称为“臭老九”（前八类同样需要消除的人：叛徒、间谍、走资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
其结果是至今许多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还少得可怜。以前许多科学家无法进行自己领域内的研究，现在一批研究院和研究所正在建设当中，并计划把他们吸收回来。据一则报道介绍，迄今为止，仅在四川省就有1200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不相关的行业调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尽管毛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了一些破坏，不过中国人有可能在该领域比“四化”建设的其他领域更有信心取得进步。中国的初期目标是在5年内建设一个基础科学研究的体系，然后建设一套现代化实验室，以推进中国人称之为五朵金花的研究（中国人在政治用词方面非常迷恋使用数字）：原子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激光和自动化。3月份方毅副总理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份关于中国发射太空实验室和探测器的8年时间表。
邓似乎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人知识文化的落后状态。现在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只有63万名大学生。作为平均主义的一部分，全国性的高考因“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被取消了。现在高考不仅恢复了，而且变得更为严格和统一。已经设立了许多一流的学校，配备了优秀的老师和设施。在教师队伍里，恢复了职称和职务，提高了工资，还建立了奖金制度。不过中国的文化基础建设还是非常薄弱。
第四项现代化是军事方面，同样也很难实现。虽然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约350万），中国的军事装备仍非常原始，至少落后于超级大国20年。中国最先进的轰炸机是1954年的早已过时的TU-16飞机。人民解放军没有反坦克导弹，没有武装直升机，也没有现代作战坦克。它们的核弹头安装在射程还不到4000英里的中程导弹上。虽然中国海军排世界第三位（就人数而言，而不是就舰船数量而言）同样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它的两艘核潜艇都不携载导弹。
正像莫斯科的主要担心是北京这些目标的实质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主要军事忧虑还是来自于苏联。北京最近通过外交努力，使中国在今后几年里成为莫斯科更为强大、更为灵活的对手。中国同时和西欧——甚至是东欧——以及日本发展关系，在其两翼发展了对付苏联敌人的保护力量。
这种正在形成当中的格局惹怒了莫斯科。苏联除其他事情以外，对于西方同意向仍声称“战争不可避免”的中国销售武器表示惊讶。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苏联还算接受，但这一新建立的友好关系决不能形成一个不言自明的反苏联盟。一位研究美国政策的苏联专家乔治伊·阿伯托夫警告说：“你们不能通过寻求缓和妄图使中国成为像北约一样的军事联盟。”一位西方外交家也发出警告：“我不知道到2000年时一个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中国是否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福音。核力量强大得足以威胁苏联的中国能不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吗？”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使得美国与中国交往一个世纪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实现了一个轮回。这一轮回有热情的迷恋，也有无情的掠夺，有一段充满可怜的热情，也有非常大的不理解。这一轮回开始于187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学院接受教育的第一批留学生。正如艾奇逊主任所写，美国几乎没有哪一个乡镇没有为中国使命捐助资金和衣物……这也就培养了我们对中国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中爱的那一部分，使得对后期的中国政策倾注了许多感情。
如果说美国方面有屈尊的慈善行为，那么也有受文化吸引方面的因素——双方都有。实际上，从中国社会那里，美国人似乎发现了对革命的希望，这本来是从它们自己那儿移植来而自己已忘却了；而许多中国人则发现了美国社会的流动和开放所带来的毋庸置疑的欢悦，这与中国的自我反省和阶层社会是相对的。
现在关于中国，最吸引人的是这个社会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没有人——甚至连所有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宏伟的试验会怎样结束。政府似乎非常专注于现代化的任务，不愿对外界、也不愿对它们自己制造太多不和谐的声音，以免危及了这一任务。中国问题专家一致认为实际掌权的是邓小平。以他现在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对他的激进派敌人进行报复，但他仍然非常克制。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历来预计中国不会再出现毛晚年那样的思想意识斗争，而是出现一种务实的现代化形式。巴尼特说：“极端强调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目标，使这个民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其他任何民族都不会这样做的。”不过，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向中国人民过高地宣传了他们的现代化计划，假如今后几年里没有明显的改观，会使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
谈到这一任务的宏大规模，政治局不可回避地面临着怎样分配有限资源的艰难决策，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斯·利伯塞尔认为：如果中国到1981年必须进口1000万吨粮食来养活这个国家，那么中国就几乎没有可能以它们预计的速度来实施它们的工业化计划。利伯塞尔认为：“虽然当前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急切地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但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相比，邓更愿意以更大的代价——甚至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准则——来改变中国。”
大步流星的小个子
亨利·基辛格并不记得曾把邓小平称为“难对付的小个子”——这是这位前国务卿经常提到的绰号。现在基辛格告诉《时代》杂志，“他很有能力也很强硬，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解决官僚机制方面很有技巧。我见到邓小平时（1975年），他还没有专门负责外交政策，但他学得非常快。邓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人。”
世界上其他一些领导人对此有不同观点。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与邓会面时忽视了邓小平，但毛泽东准确指出：这个“小个子前途无量”。74岁的邓小平以毫不松懈的劲头，进行着他一生中最勇猛的政治练习。
邓谈话时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四川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以其菜辣、气候温暖和高山险峻而闻名。外部世界很少有人知晓邓的早期生活，对他现在的私人生活也了解很少。据说他是一个地主的儿子，1904年出生于靠近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非常近的一个乡镇。1925年加入共产党时改名邓小平。
上完高中之后，邓成为获得奖学金赴法国学习的92个男孩当中的一个。16岁的邓小平在法国没有上学，而是在巴黎的一家胶套鞋厂找了一份工作。同时他还在外面一家称为《红光》的中国共产主义杂志办公室帮忙。当时的编辑是周恩来。邓对杂志装订和油印等杂务方面有着很大的热情，不久就为他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
邓加入共产党以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进行了短暂学习，而后于1926年回到中国。他在党内的职务上升很快，25岁就成了共产主义第7方面军的政委。当时，他拥护刚担任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当这些理论受到其他共产主义领导的批判时，邓被撤销了职务——这是他三起三落的坎坷命运中的第一次失意。
最终，邓还是重新受到重用，担任了红军报纸《红星》的编辑。1934年，他参加了毛领导的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在蒋介石军队前堵后追的情况下，英勇的共产党军队进行了6000英里的艰苦跋涉——到达了偏僻的陕西延安。他们住在窑洞里，食物也非常匮乏，但邓却精力过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邓协助在华北建立了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抗日游击队伍。日本投降以后，这支军队继续同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战斗。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邓小平出任西南局书记。1952年被召入京，担任了许多主要职务，有时是同时兼任的：财政部长、副总理、共产党总书记等。1956年成为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
“文革”中，邓参加了第一次红卫兵集会，但很快就被激进的红卫兵揪了出来。邓被新闻界批判为“刘的党羽”，并且“比刘少奇更邪恶更危险”。传单和大字报声称邓沉迷于资产阶级情趣——麻将和桥牌。而那些可能是到各省的工作视察则被指控说是邓带着亲信乘坐专列和专机游山玩水。
最后，在周围一帮红卫兵的嘲笑声中，邓头戴高帽坐着卡车在北京游街。他的一个兄弟邓垦被撤销了重庆市副市长的职务。邓的儿子邓朴方则在因邓的连累而被审查期间，坠楼受伤终生残疾。
邓虽然没有遭逮捕，也没有被正式开除出党，但也在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理厂劳动，而早在1947年时他就曾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率领红色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军。在一份令他蒙羞受辱的自我批评中，现在读起来更像关于未来的宣言，邓承认他“思想方式和工作作风”与毛不相符合。
周恩来没有能力在邓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他，但这位总理确实在“文革”稍微平息一些时，伸手来帮助这位老战友。在1973年为欢迎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而在北京举行的宴会上，邓突然复出，这很明显是周安排的，在赴宴人们不相信的目光中，这位昔日的“顽固走资派”由毛的一位侄子领到了座位前。也是在此时宣布，邓仍然担任着副总理的职务。随着周恩来健康状况的逐渐恶化，邓作为他继任者的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朗。他视察了许多省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并在北京迎接了福特总统。此间，邓小平与江青展开了一场论战，把“文革”的种种残酷指向江青。
1976年春天，江青和她的激进派已经占了上风，不过也是暂时的。邓再次被打倒，邓第三次被打倒的明显原因，是原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悼念周总理的仪式没有任何解释就被取消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骚动。前来悼念的人群所进行的示威很快就被批判为“反革命行动”，而官方则称这是由邓及其追随者煽动的。两天以后，邓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邓在共产党军队20年当中，已经与许多高级将领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和政治联系。在受到激进派有可能进行刺杀的威胁后，他的一位老战友许世友将军在广东省为他提供了庇护所。邓在那里待了一年。
粉碎“四人帮”后，邓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此事的高兴心情。而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号召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坚决支持”邓的复出，这成了他在1977年7月恢复一切职务的一个信号。
从这时开始，邓就朝着他的中国抱负迈进，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在中国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迹象之一就是中国的杂志和电台正报道并分析他的一些讲话和访谈，给予了很大的重视。邓以其质朴的警句名言显露其智慧：
他的准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于起用科学家：允许他们工作，这比让他们待在象牙塔里无所事事要好。
关于发展：做事匆忙没有好处。急于求成就深不下来。欲速则不达。
关于现代化：提高数量，提高质量。提高了自动化，手工劳动就减少了。先进国家，不管是什么制度，都走这条路。这些是劳动者吗？他们被称为生产力；也就是说这也是劳动。
关于中国的未来：在我们的国家里，反革命减弱了，就必须减少专政，增加民主。
关于革命：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如果想革命，就不能怕困难。怕困难就不要革命。
关于他所受的教育：我没有真正上过大学，我所上过的大学是没有毕业生的。它的名字就是社会。我见上帝的那一天我才能毕业，谁知道上帝会给我打多少分？
关于超级大国（1974年）：美国和苏联正在徒劳地寻求世界霸权。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帝国主义，尤其是超级大国正麻烦重重，在走下坡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关于他和“四人帮”的斗争：我让“四人帮”抓住了辫子，挨了整。也许你们要说是毛主席解除了我以前的工作，免除了我的职务。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更愿意把它叫作天命。过去江青笑我，说我的头是子弹形的，官帽戴不稳……只要有阶级斗争，就会有“四人帮”这样的人，否则，就不会有阶级斗争。
关于错误（于60年代）：没有人没有缺点。比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以及入党几十年的老干部，我们不也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吗？毛主席也常犯错误，但我们都知道，他犯的错误比我们少。
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人们在北京用苏打水、香槟酒举行了庆祝，并要求言论自由、解放，能够举行迪斯科狂欢……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中国人对可乐的口味也更加习惯了，因为中国人学得非常快。感谢两个国家的首都之间有时差，北京比美国提前13个小时实现邦交正常化。副总理邓小平借新年这一时刻，庄严地呼吁世界和平。美国驻京联络处外面爆竹声声，屋内邓举起一杯加利福尼亚香槟向美国代表团团长伦纳德·伍德科克敬酒，预计他会被任命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在一次庆祝会上发表祝酒词时，邓表示：“我确信，我们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会增加世界和平的稳定性，这种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
在位于华盛顿康涅狄格大道的中国驻美联络处，庆祝活动与北京遥相呼应。让500名来宾感到最显眼的就是中国人墙上钉起了一面美国国旗——不过把星条的位置挂反了，条指向了左边。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激动地表示“这是一个丰收的新时代”，并称赞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柴泽民表示中美关系可以阻止“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实指苏联。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美国承认北京，这会儿受到庆祝活动气氛的渲染，伸出双臂拥抱了柴泽民。
在首都的另一处，新近被撤销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内一片沮丧。在那里，有300多人聚集在那里，许多人都流着眼泪，观看台湾的旗帜最后一次降下。主张和反对承认北京的游行在华盛顿、旧金山、新纽约城等地举行。几千名美国华裔冒着大风，沿着曼哈顿唐人街的大道游行支持北京政府，同时有部分示威者举行游行高喊“台湾万岁”。
与此同时，卡特政府正在制订详细计划迎接准备2月晚些时候正式访美的邓小平。计划行程包括访问得克萨斯，邓将在那里讨论购买石油开发设备，参观中西部一个大的农场，以及去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观看一场大型演出。
华盛顿官员们如此热情有他们的原因，但现在邓却获得了个人成功。整整40分钟，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国领导人坐在伍德科克客厅蓝色的真丝沙发上，客人们受到周到的服务，但这还不算，还有可口可乐、橘子苏打水、苹果派和鸡蛋卷。邓不停地吸着烟，喝着本地生产的啤酒，听着伍德科克的请求。3月1日，驻京联络处将正式成为美国大使馆，伍德科克希望为美国外交官们争取更多的生活和工作空间。
第二天，邓在自己被评为“年度封面人物”的封面上作了亲笔签名，送给了8位国会议员，他们来自银行、经济及农村事务委员会。他们此次来京讨论今后美中贸易合作。邓借此机会邀请反对中美建交态度最强硬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来京进行会谈。他大度地指出：“我的看法在过去已经发生了转变，说不准参议员戈德华特来京的看法也会转变。”
外国记者进驻北京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具有很多方面的才干，他在与美国新闻记者相处中表现得十分自如。作为庆祝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的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当局邀请了27名美国记者到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访活动。活动的亮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的会见。对美国记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与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以这种方式相聚。邓小平无拘无束而巧妙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并与每一位记者碰杯。一个记者称赞邓小平的回答简洁明快，邓风趣地说：“因为我没有在议会的工作经历，不知道怎么才能长篇大论。”
电视记者们为搜集素材，利用此行难得的一点自由时间，不辞辛苦地深入田间地头拍摄农民在田间劳作的镜头；闯进了一个关闭很久的公园，拍年轻人恋爱；进入美发厅拍摄中国妇女如何做头发。美国广播公司摄影记者认真地记录了一只北京填鸭从烤炉到餐桌的全过程。记者团成员、《时代》杂志香港总部主任马什·克拉克在报道中写道：“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此次中国之行如同参加一个大型的中式宴会，处处都是新闻。”
他们的报道使在美国国内的编辑们更加想在“宴会桌”旁设一个“专座”。至少有25家新闻机构申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大约15家可能会得到批准。这一数字大约是在京的非共产党新闻机构的两倍。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将首批进驻北京，时间大约在3月1日。美国一些主要报纸、新闻杂志及广播电视网将随后进驻北京。
美驻京联络处主任莱昂纳多·伍德科克警告那些急欲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美国媒体称：“将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实际上，由于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办公用房和公寓，大多数新闻机构只好为长期租用北京5000套酒店房间而进行争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主任理查德·S.萨兰特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让记者搭帐篷。”在北京设立新闻分支机构的费用昂贵（文字新闻为年均10万美金，电视新闻则更高），主要是因为需要进口大量的器材设备。“老北京”告诉新伙计，不但要把自己的汽车带来，甚至还要带零配件和油料。无论如何，在北京经营一个办事处的费用绝不比在东京、巴黎和伦敦低。
大多数美国新闻办事处都是由一个人独当一面，许多职员的工作都由记者亲自来干，如合众社记者罗伯特·克雷比和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们在香港和东京都是大牌记者。想到作为记者能留在北京，并从那里报道中国的发展，真是一件美事。
尽管中国放宽了在过去几年中对新闻的限制，但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仍然受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严格控制，如果要采访重要官员或离开北京去外地必须做出说明。因此，早些时候的一个夜晚，中国外交部官员屈尊来到过去难得一来的酒店，敲开了外国记者的房门，告知将解除对美国记者的新闻限制。这着实令客居北京的美国记者吃了一惊。这绝不仅是中国人接受了西方新闻惯例。1月29日，当邓小平抵达华盛顿开始为期一周的访美行程时，他的随行记者将不会少于30人。那将可能是中国急切地想宣传自己“对外交往”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也许也是基于对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去北京“朝觐”的特殊关系。当时尼克松的随行记者为87人。
《时代》访谈邓小平
“如果我们想要遏制北极熊，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发动战争的真正温床是苏联，不是美国；在教育、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荒废了整整一代人；我们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努力才能迎头赶上。”
就在国人准备迎接羊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正在准备开始他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之行。就在他离京前4天，他抽出时间接受了《时代》公司总编赫德利·多诺万的一次全面采访，陪同采访的还有《时代》周刊香港分社社长马什·克拉克。这次采访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进行，采访预计进行半个小时，结果延长到80分钟。
邓着一身他经常穿的中山装，脚下一双黑皮鞋，一双浅蓝色的袜子，嘴里不停地吸着中国制造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他讲话和蔼，右手喜欢做手势，并且不时用力地拍击双手，以示强调。
他反复强调、最具戏剧性的一点就是他要带给卡特总统的主要信息：中美之间的重新接触应当发展成一个明确的反苏同盟。这一点是苏联预料到的，也是非常害怕的。在强调中美关系时，邓指出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应该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他还指出苏联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的行为将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与不安。他对美苏之间提议进行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表示不屑，并且实际情况也证明这是东西方历史上一次针锋相对的裁军谈判。邓同样反对“否定毛”的运动，但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运动证明毛不是完美无缺的。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
“我们必须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制订战略性的计划，全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好我们的力量。”中国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说。方毅虽有实权，但很少为人所熟悉。去年，他宣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要千方百计地用15年至20年的时间，即到2000年，使中国的科技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当邓小平在美国进行活动时，方毅却开始了他自己的美国科技之旅。
69岁的方毅具有学者风度，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脸上有一块紫色的胎记。方本人不是一位科学家。他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是上海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编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部队政委。1953年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之前，他在不同的职位上从事经济工作。他参与了1956年对北越援助计划的制订工作，60年代负责中国的外援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干将。方毅在“文革”期间曾竭力避免被伤害，但直到1977年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掌权后，他才官至今日的副总理。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方毅在谈到中国科学技术地位时说。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对一切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十分感兴趣。在与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思就未来中美合作项目进行会谈后，方毅访问了亚特兰大的乔治技术学院。他在那里观看了土地资源卫星拍摄的自然资源照片，参观了太阳能发电的农场。这家农场可对外提供400千瓦的电力。在休斯敦，他参观了得克萨斯医药中心、安德森医学博士医院和卫理公会医院。但方毅美国之行的亮点出现在洛杉矶。主人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帕姆戴尔附近的洛克希德公司L-1011号生产线，并向他开放了戒备森严的位于黑麦谷的实验室。
方毅现在必须为中国的现代科技发展计划的制订而深思熟虑。“这将是一曲气势恢宏的乐章，”中国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曾说，“它将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间。”
欢迎邓小平来访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我们万众一心……”
作为首脑会晤的礼节，中国国歌的旋律首次在白宫南草坪上空回荡，随后，美国军方仪仗队也奏响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中美两位领导人站在一座低矮的小山顶上的检阅台上，分别致辞，然后登上白宫的阳台，接受并感谢大约1000位各方面人士的欢呼。忽然，中国副总理打破常规，情绪激动地抓过吉米·卡特的手，高高举起。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对刚刚获得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的政治搭档，并且毫无疑问地在支持票上获得了领先的优势。
没有什么可以影响邓小平9天美国之行的情绪。幸免于国内的斗争，使国家纳入快速向现代化进军的轨道，赢得大多数西方大国的外交承认，邓小平此时沉浸在胜利之中应该会被理解的。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1月1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邓小平与美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这是1959年赫鲁晓夫来访之后，华盛顿所筹划的最热烈的欢迎外国来访者的仪式。74岁的邓小平毫不显老，他紧张地出席着计划上安排的官方和半官方的活动。他同卡特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会谈，在白宫用餐，与美国会参议员、记者共进午餐，在肯尼迪中心体验美国文化，横跨美国大陆进行旋风般的参访活动。沿途他深入亚特兰大附近的福特工厂，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西雅图郊外的波音飞机制造厂。想要搞清邓小平此次访美的全部意图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至少，他此行标志着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美签署了科技文化协定及双边贸易协定。双方商定今年晚些时候在中国再次举行高级会晤。邓小平三番五次地声称，他迫切希望美国对华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以使他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此前有迹象表明，他将会得到他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经过30年敌对时期，其中还经历了3年艰苦的朝鲜战争，中美友谊之路一下子开满鲜花，这其中充满着极大的危险，增加了影响东西方强权之间平衡的因素。邓小平早就预言说：“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而卡特也明智地在一项声明中附和着，将苏联称为“霸权主义”，这是中国形容苏联扩张主义的专用字眼。
卡特的做法当然引起苏联人的高度怀疑和极大的愤怒，他们已经中止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进程，以抗议邓小平“煽动性的声明”。苏联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召见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要求美国对此进行解释。万斯告诉多勃雷宁大使“霸权主义”一词并不说明美国意欲借以反对苏联。
美国政府自承认北京后，再次向苏联人做出了“别无目的”的保证。卡特两周前曾承诺：“我们将十分慎重，不要影响到中苏关系平衡。”但是，他允许邓小平在美国的土地上，用“霸权主义”那样不和谐的字眼，将使美国对平衡更加难以掌握。这种意见不合的事情简直太多了。白宫助理声称，卡特总统确信这对美苏关系和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这似乎与卡特过去私下里的谈话有些矛盾。卡特说苏联人的确放缓了谈判的步伐，因为他们对新型的中美关系表示关注。一些美政府官员建议万斯在战略武器谈判结束前，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举行会晤，澄清邓小平访美带来的“烟雾”，并为卡特计划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敲定日期。
中美正式会晤
星期一，天色阴沉欲雨。上午10时，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正式开始。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乘坐的黑色防弹轿车停在白宫南草坪，在那里，他们受到卡特和夫人罗莎琳的迎接。邓步调轻快地来到列队等候的35名美国高级官员面前，热情地与美国的政治家们握手，然后踏上铺有一小块红地毯的检阅台。风很大，罗莎琳伸手扶住站立不稳的卓琳。
卡特在欢迎词中说：“现在到了忘记吵架的时候了。”一名男记者突然登上讲台，面对电视摄像镜头高呼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将革命进行到底！”，便衣警察迅速把这名男子带走了。这个人是西雅图毛泽东主义者出版社的记者，是持出版社的证件来到南草坪的。欢迎仪式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
当邓小平开始讲话时，这位身高大约五英尺的副总理向上迈了一个台阶，以便能够从放讲话稿的台架上看过去。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称中美合作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上午11时，庄严的首脑会谈开始了，卡特引领邓小平来到会见大厅的座位上，旁边的桌子是由经过严格抛光的硬红木制成。“我可以抽烟吗？”副总理问，并掏出一盒中国产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一会儿，空气中就充斥着浓重的烟草味。不久，两位领导人发现，他们都喜欢与对方打交道。在3次面对面的会谈中，不必做出何种姿态，也没有什么争论。但在会谈中，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从桌上给总统特别助理汉密尔顿·乔丹递过一张字条，上写：“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你正在见证中美关系的起飞。”白宫另一位助理在谈到卡特和邓小平时说：“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会谈使人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定下了基调。”
尽管有助手们在场，卡特和邓小平的会谈内容无所不包。美方参加会谈的有：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中方代表是副总理兼科技顾问方毅、外交部长黄华。星期一举行了两次会谈，共3小时45分钟；星期二的会谈为1小时50分钟。会谈的内容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纠纷；中东、南部非洲、中欧、朝鲜和印支局势。在就移民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同卡特开起了玩笑。邓副总理说：“如果你喜欢，我们可向美国移民1000万。”然后，他大声地清了清嗓子，把痰吐到了脚边的痰盂里。“要是那样的话，我将向中国派出1万名记者。”卡特回答说。这个问题就此打住了。
当两位领导人把话题转至中国的两块心病——苏联和台湾时，气氛就不那么轻松了。邓小平在会谈后当晚接受《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对莫斯科进行了严厉的攻击，他形容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真正的温床”，说如果中国、日本和美国“真的想具备把北极熊套上链子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唯一现实的事情就是团结起来”。在私下与邓的交谈中，美政府官员强调，美国想平等地对待莫斯科和北京。蒙代尔副总统对《时代》记者说：“总统清楚地向邓副总理表明了我们想要一个正确而热情，合作而非结盟的美中关系。”卡特要求邓小平要从苏联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据称，莫斯科对中国军队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十分关注，同时北京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感到不安。
邓小平对此持相反的立场，他坚持认为苏联奉行的是侵略性的政策。实际上，他并不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他向卡特重申了他与《时代》的谈话观点，即美国不要指望从谈判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据一位白宫官员说，邓小平告诉卡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不能代替需要在其他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但邓没有透露他心目中的其他方面指的是什么。在美国国会，邓小平警告称，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会导致个别议员借机捞取选票，减少政府使条约获得批准的机会。
签署各项协议
在公开场合，邓小平起初提到苏联人时还躲躲闪闪，有所顾忌，然而，随着访问的进行，他逐渐地加强了攻势。例如，在参观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时，他的言论令1000多位在场者感到吃惊。他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增加，因为克里姆林宫“热衷于推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后来，看到主人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加以制止，他开始在多种场合指责苏联，只是在美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所节制。
苏联人起初仅仅提及了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后来被他的斥责所激怒，《真理报》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称邓小平“是反苏的执拗狂，对苏联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充满敌意”。尽管如此，苏联似乎认为美国政府正试图同邓小平极端尖刻的言论保持距离。因此，苏联人在攻击这位中国领导人时，放了卡特一马。
美国政府在起草联合公报时，对谴责任何国家“试图建立霸权，对别国发号施令”的提法莫衷一是。本来，美国宣称将不发表联合公报，主要是想避免在类似措辞方面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可是后来当白宫提出发表一项联合公报时，美国务院官员就极力建议不要涉及“霸权主义”的提法。然而卡特决定同意白宫顾问们的意见，他们对此前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曾使用过这样的字眼“没有大的争论”。事实上，是布热津斯基建议使用“控制”一词，他认为这比“霸权”相对温和，不易激怒别人。这种奇妙的理由说服了国务卿万斯，他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卡特的一位高级助手说：“中国人用‘称霸’，我们用‘控制’。妥协是中国人聪明智慧方面的一个强项。”一位白宫官员补充说：“即使莫斯科感到不快，我们对‘霸权主义’一词也不持异议。”然而，在美国国务院，资深的外交官们对这好斗的架势感到很沮丧，因为并没有同那里的苏联问题专家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也坚持己见。卡特要求他做出明确的保证，中国大陆不用武力去统一台湾岛。邓小平拒绝了。之后，邓告诉记者：“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以和平手段使台湾回归大陆……如果我们承诺完全不使用武力，就等于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台湾问题是邓小平演讲的主要议题之一。国会上，他与85名参议员共进午餐；同80名议员品茗，并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拜尔德等国会领导人私下交谈。邓再三地向国会主人们表示，北京不会对台用武，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他们拒绝谈判，”他问奥尼尔议长，“我们该怎么办？”但是邓向议员们保证，统一之后，台湾可以继续搞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还可以保留武装力量。
除了死硬的台湾支持者以外，所有人都给邓小平的保证打了高分。美参议院重要议员巴里·戈德沃特为了避开邓小平，突然返回老家亚利桑那州。但是保守派领袖、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莱格佐尔特说，邓小平的议会活动“总体上说会收到效果”。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说：“他没有针对台湾问题做出妥协的表示，但他说得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会继续下去。”
在星期二的第3次会谈中，卡特与邓小平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25分钟的单独会谈，只有一名译员参加。白宫助手们只是说会谈“非常有益”，拒绝公开会谈的任何内容。两位领导人返回会见大厅后，开始讨论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的问题。在解决冻结资产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非常接近（美国冻结了760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中国冻结的美国资产为1.97亿美元），以至于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瑟尔本月晚些时候去北京时，几乎不会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
接下来，卡特和邓小平又迅速地达成5个协议，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助手们在此前已草拟的。协议于次日签署。这些协议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成为关系正常化所应得回报的标志。美国同意让北京在休斯敦和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作为交换，中国同意美国在广州和上海设立领事馆。美国还同意以信用贷款方式向中国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通信卫星系统，和用于核研究领域的500亿伏电子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的价格高达2亿美元，将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设备。目前伊利诺斯州的弗尔米美国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所用的加速器的能量只有其八分之一。最后，中美两国正式同意交换学者和记者，开放文化代表团互访。为了消除莫斯科对中美协定的担忧，美政府强调，美国并没有向北京提供任何苏联人尚未拥有的东西。
在签字仪式结束时，白宫东大厅里挤满了政府成员、参众两院议员和中国官员。卡特将他与邓小平进行的三天会谈称为“极不寻常”的会谈。总统补充说：“我们为建立更牢固、更具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中美关系，制定了不可逆转的新政策。”邓小平用相同的语调，简短而热情地说：“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
与卡特的会谈是邓小平来美国的目的之一。他另一个目的是，正如他所说，“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事实上，他的功课始于星期天的晚上，在他所乘的那架蓝白相间的波音707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的几个小时。邓小平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其他高级成员突然被接到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乡下的家中。布热津斯基的太太艾米莉用烤牛肉招待客人，他们的3个孩子充当伙计，端盘递碗。客人中还有国务卿万斯和被卡特提名出任美驻华大使的伍德科克。尽管经过了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邓小平的精神还是很不错。有人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是否像卡特在国会中遭到批评那样，在国内各省也受到批评？邓小平咧嘴笑了笑答道：“只有一个省反对——台湾。”过了一会儿，布热津斯基回忆起去年5月他的夫人访问北京时因敬酒而失礼的经历。万斯打趣地说：“那种事不必再提了。”邓小平插话道：“如果你不让他说，你就侵犯了他的人权。”
第二天晚上是邓小平访问华盛顿的社交活动的高潮。下午5点55分刚刚结束与卡特的紧张的会谈。35分钟以后，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又精神矍铄地携夫人来到白宫的“北门廊”大厅，出席欢迎国宴。正式宴会由卡特夫人罗莎琳亲自安排，从菜单（小牛肉和花茎甘蓝）到餐桌中央装饰用的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些花是卓琳家乡云南所特有的。罗莎琳还核定了客人名单，将嘉宾人数删减至140人，这使出席这次宴会成为近年来华盛顿“最难搞到的门票”。被邀者大部分是政府高官，但也有11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迫切希望能借中美关系修好之机到中国赚钱。一位企业家在排队与邓小平见面时，把一张名片塞进邓的手里。
最有争议的客人是理查德·尼克松，他1972年的北京之行以及以后的一连串的事件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因此邓提出要见他。这是尼克松自1974年辞职以来首次来到白宫，其间发生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奥尼尔议长的夫人拒绝与尼克松同桌共餐。在鸡尾酒会上，这位前总统在东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交谈。后来，基辛格说：“我说再次见到他很高兴，他看起来对回到白宫也很开心。我们离开人群话旧，谈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谈中国人。当时我们的谈话很动情。”在进餐时，尼克松坐在布热津斯基的对面，布热津斯基问他，最崇拜什么样的领袖人物。尼克松说：“你不能让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没有拒绝列举一些名字，如戴高乐、伊朗的沙赫和蒋介石。
用餐完毕，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一小时的各种表演中包括，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杰夫里芭蕾舞团的舞蹈，钢琴家鲁道夫·塞金的演奏，约翰·丹佛的演唱。哈莱姆环球游览者的滑稽表演博得了全场喝彩。邓小平十分欣赏来自美国国家儿童合唱团的80名儿童用中文演唱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晚会结束后，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走上前去与篮球表演队员握手，亲吻小歌唱演员。卓琳上台时手领着卡特总统的小女儿艾米。卡特最后和邓小平留在台上，他情绪激动，不经意地将手搭在邓小平坚实的肩头上。
星期四一大早，邓开始参观活动。美方陪同人员有：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商务部长朱尼塔·克莱普斯以及其他官员、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共290人，整整装满了两架飞机。其随行人员是外国贵宾在美国访问时所率人数最多的（但没有一个苏联新闻社的代表）。
第一站是亚特兰大，邓副总理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1500人在73层的“桃树大厦”酒店为邓举行了午餐会，每盘食品需花费20美元。曾顽固地坚持反对中共立场的美前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出席了午餐会。他在席间讨好地与中国外长黄华“亲切地”交谈。数百名银行家和公司领导人聆听邓小平的讲话。邓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几名听众似乎想急切地给邓小平上一课，会计师威尔·基德对出席午餐会的另一位客人低声说：“我们在这里只谈赚钱。”律师托马斯·小拉莫尔补充说：“亚特兰大是一个崛起的城市，它对什么政治派别并不关心。”邓小平迅速地把讲话内容转向他所擅长的主题。他强调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中美联合公报中类似的观点具有深远的意义。邓小平把这一反苏讯息带到亚特兰大，在某种意义上是越过他们在华盛顿的领导人，直接向那里的人民呼吁。他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
午餐过后，在南方黑人领袖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来到马丁·路德·金的陵墓前。他向陵墓三鞠躬，并献了花环。然后，邓小平到亚特兰大城外的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家工厂参观。这家工厂去年下线汽车18.3万辆，是中国全年小汽车产量的14倍。在亨利·福特二世的带领下，邓小平乘坐高尔夫球车，参观了这家18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他观看工人们安装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和空气滤清器。他向工厂经理询问了生产问题，并与28岁的员工沃尔特·赫德就工作条件进行了交谈。赫德的工作是将车体固定到底盘上，周薪为325美元，而中国工人平均月工资约为30美元。
第二天，邓小平飞往休斯敦。他发现得克萨斯州人非常想向中国出售石油钻探设备，然而得州人对他的政治立场有所保留。但是，保守的州长威廉·克莱门茨—百万富翁（Sedco石油钻探设备公司的创始人），毫不犹豫地要求得州人，要像对待自己家里的客人那样善待邓小平。因此，得州人给予邓以最热烈的欢迎。
在莱顿·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钻进训练宇航员用的航天飞机驾驶员模拟座舱。按计划，这些宇航员将于11月进行太空飞行。由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弗雷德·海斯作为驾驶员，邓小平接受了着陆模拟训练。当航天飞机以大约3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时，邓顺着海斯手指的方向从飞机座舱向外面的电视屏幕看去：地球的弧形曲线、太平洋海岸、拉斯维加斯的灯光，最后是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第二次着陆时，邓需要在200英尺的高度时按下按钮，降低下降速度。当跑道进入视野，他很高兴，惊奇地举起双手。邓很想做第3次飞行，这时有人告诉他过了时间了，他才很不情愿地放弃了。
当天晚上，邓忙里偷闲到休斯敦郊外的一家餐馆品尝了得克萨斯风格的烤肉。他饮着啤酒，吃了一些牛排、香肠、烤青豆、土豆沙拉和墨西哥辣椒，口味很重。然后在头戴牛仔帽的太太卓琳的陪伴下，通过停车处的洒落着木屑的红地毯，来到竞技表演场，观看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美国牛仔的马术表演。
邓小平一进入表演场，一支乡村乐队奏起美国乡村音乐。1500多名观众有节奏地鼓掌、呼叫。他们大多数是富裕的得克萨斯州人，每人花50美元购买了露天看台的座位票。当邓小平戴上牛仔帽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他摘下帽子，学着牛仔们的样子在头上挥了挥。表演正式开始之前，邓和黄外长乘坐有棚马车绕场两周。邓副总理欢快地向观众挥手，回到自己的座位，观看女牛仔们赛马和男牛仔们的驯马表演。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又开始干起他的正事。在与50位编辑和出版商共进早餐时，他表示希望中国最终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竞争。为开发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将首先需要进口美国的钻探设备和技术。早餐后，邓匆匆地到休斯敦设备制造公司，参观了两个黑暗并充满噪声的全自动化车间，并在那里结束了他在休斯敦的全部活动。
星期六下午，邓小平飞往西雅图，下榻于华盛顿州一家酒店。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一行登上90英尺高的水翼艇，快速地游览了西雅图港和洛克希德造船厂。其中，中国方面特别提出要参观粮食输送带和装货甲板。下午，邓小平参观西雅图以北30英里的埃弗雷特波音工厂。在世界上最宽大的建筑物（2亿立方英尺）内的地面上，11架波音747型飞机正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邓小平与波音公司的5家与有中国生意往来分公司的主管一起用餐，主菜是：敦格尼斯蟹、牡蛎及邓小平点的法式肉片。在亚特兰大休息一夜后，邓小平一行将于次日乘坐波音707专机返回中国。
邓小平的访问结束了，然而在他的身后，他给美国政界和商界领导人留下了极大的欣喜，他们为“中美具有共同利益”而感到心情激动。他对美国的访问看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哈佛大学某系主任、美中关系观察家约翰·费尔班克斯警告说，“欣喜的背后是危险”，他们担心美国与中国政权进行贸易时将无法避免遭遇各种困难，热情洋溢的言语不久将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美高层外交官应该牢记：与华盛顿在世界政治中具有生死攸关关系的不是基本上处于落后和刚刚摆脱贫穷的中国，而是强大的苏联。
此时，美国官员们正在为邓小平访美的顺利结束而感到高兴。邓小平似乎也在以其保守的方式，分享着欢快的气氛。
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国巡演
当指挥家小泽征尔于1979年3月抵达北京音乐学院时，他的汽车被欢呼的人群围绕着，在崇拜者的簇拥下走进礼堂里。如果说波士顿交响乐团成功地从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8天巡回演出，那么他们最后是以征服北京而宣告结束。
他们举行了3场音乐会，每场都进行了全国电视转播。最前面放着一排带有雪白椅罩的扶手椅子和放茶杯的小桌子。原来坐在这儿的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邓小平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方毅副总理和年近九旬的宋庆龄女士。在演出间歇时，邓举行了一场招待会，他说的话大意是：虽然并不怎么懂音乐，但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要增进友谊的事情他都喜欢。在音乐会结束后，他率领着他的“喝茶组”成员走上舞台，与交响乐团的成员们握手祝贺。
小泽征尔在选择曲目方面很能显示其水平。中国人喜欢小提琴，所以有两首协奏曲，A大调的莫扎特第五交响曲和门德尔松的协奏曲。首席小提琴手约瑟夫·西尔弗斯坦对以上两首乐曲技艺高超细腻。波士顿交响乐团还起用了一位中国艺术家刘德海，他演奏了一首琵琶协奏曲，在独奏中他转而演奏竖琴。
另外一位是钢琴家刘诗昆，他以降E调演奏了李斯特第一协奏曲。两位刘先生在性情上惊人地不同。琵琶演奏家非常和蔼，还在后台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成员们演奏了“HOME ON THE RANGE”曲目。而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在“四人帮”当权的大部分时间都蹲在监狱里，脾气如烈火般暴躁。他抖着手走上舞台，然后一口气以权威般但令人目眩的速度演奏完了李斯特的协奏曲。在排练时，小泽征尔尽量让刘先生慢下来，但没成功。最后，他说：“我们将尽量跟着你。”乐团也只是刚刚能跟上他。这位钢琴演奏家为自己的演绎辩解说：“过去李斯特使用一些技巧来表现他自己，所以我使用这些技巧来使其不朽。”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大多数演奏家们都不欣赏这场演出，这成了批评中国音乐技巧的核心：他们不能保持延伸的旋律和拍子。“如果要使音乐本身表现出这激动和美感，你必须控制好。”小提琴家玛里露·斯皮尔馈赠给中央交响乐团的礼物是一个节拍器，“有时你会听到业余演奏团组以赶着回家的速度演奏完整首曲目。当音乐开始紧张时，刘先生却岔开了，与音乐的上下节奏不吻合。”小泽征尔在与北京交响乐团演出时也要解决同样的问题。“中国的音乐家们非常灵敏也非常出色。”他说，“但西方音乐令人激动的节奏稳定、旋律重复和重述对他们来说非常难接受。他们越来越快，乐节的结束时保持得不够长。”他补充说：“这可能和他们的语言有关系，他们的语言是一些方块字，而不是流动的整句。”
要解决这一问题，音乐家们必须要多听些西方的合奏曲，并与老师们以不同的语汇进行训练才可以。现在中国的艺术界正在庆祝“四人帮”的倒台。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再次有了一个活跃的保留曲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当时该乐团只允许演奏9首曲目。
最受欢迎的自由出现在芭蕾舞方面。因为学校都关闭了，少了整整一代舞蹈演员。毛的妻子江青认为她非常不喜欢该舞蹈的两个基本舞步名称安特雷沙和巴代布雷，就下令取消了这两种舞步，这就好像从句子里拿走了动词一样。现在，芭蕾舞班人员又满了，经典芭蕾舞演出已经成为中国最卖热的门票。（译注：安特雷沙是一种芭蕾动作，往上直跳，在空中多次互击小腿。巴代布雷是一种芭蕾舞滑走步法。）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这个新的中国里放开了。波士顿和北京交响乐团同台演出音乐会时，成员们之间得以相互了解。首席小提琴手已经和美方小提琴手非常亲密了，在一次宴会上，两个女人开始相互讲述她们各自国内的生活和家庭情况。一会儿，一个男的走到桌前，拍了拍中国这位小提琴手的肩，那是一个温柔的警告，然后她就变得一言不发了。
联合音乐会在可容纳18000人的首都体育场举行。小泽征尔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幽默，使人无法不相信这种配置产生了音乐的吸引力。他说道：“这就像你在黄河里游泳后，在大海里游泳一样。”观众们情绪欢快、反应强烈。大提琴演奏家马丁·霍赫曼在用二胡演奏了几首曲目后，观众们一遍又一遍喝彩要求“再来一个”。二胡是使用一个弯弓状物在两根琴弦之间演奏的一种乐器。霍赫曼在演奏完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技巧就像钻牙，应当由牙医来演奏。”
最后的曲目是“星条旗永不落”（注：美国国歌），中国人似乎对此反应还不错。然后，小泽征尔和陪同他的母亲围椭圆形场地绕行一周，后面跟随音乐家的队伍越来越长。第二天上午，北京交响乐团几乎所有的成员们都拿着礼物和纪念品到机场为他送别。还有几个私人朋友洒泪而别。小泽征尔率领着他的乐团登上了747飞机。最后看一眼美国朋友，一定会使北京的演奏家们笑出声来：泛美航空公司在飞机两侧用汉语印上了“CHINA CLIPPER”（中国快速直达班机），但是因为语言误解，上面印的却是“中国剪刀”。（译注：CLIPPER一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剪刀”，另外一个是“快速直达的大型飞机”，而这里误以为是“剪刀”的含义，打上的汉语翻译错了。）
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经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着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地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的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政治之外的宗教
现在，中国似乎准备向外界表明他们对基督教——也包括其他宗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容的新态度。中国派出了正式代表团参加在纽约州普林斯顿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有8名宗教领导人抵达美国参加为期10天的会议。这一代表团包括佛教、穆斯林和基督教成员，其中英国国教大主教丁光训64岁，13年前教会被突然关闭后，他被人从教堂里赶了出来，失去了南京神学院院长的工作。这是30年来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第二次被批准访问美国。
这次大主教丁先生的访问是中国当局承认中国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徒一系列举措中最近的一项。在1月份，宗教事务局经过了多年的冬眠以后，在北京苏醒过来，并且在上海和广东的机构也一样。2月份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举行了一次国家级的会议，建立了一项由政府出资进行宗教学术研究的八年计划。在上海，77岁的天主教大主教巩宾枚和79岁的新教传教士王明道两个人都被关了20多年，据报道说他们已经被释放了。《人民日报》声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1978年宪法第46款。第46款保障人民享有“相信宗教的自由和不相信宗教的自由”。
7月末，天主教爱国联合会，即中国的“自主”天主教会，它在1957年同罗马分裂，选举了一个新的“大主教”——47岁的米歇尔·傅铁山。这一任命是自姚广玉在1964年去世后的第一个大主教。中国的天主教会已经和罗马以及梵蒂冈第二协会的改革切断了来往，梵蒂冈拒绝承认傅铁山的当选。但最近约翰·保罗二世教皇提到和中国天主教组织的联系“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切断”时，他隐讳地提议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北京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作为吸引基督教信徒们参与官方教会的计划，政府正在计划印刷修订版《圣经》-1919年联合翻译版，还许诺明年春季印刷《新约》部分。这一消息对美国基督教信徒来说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他们在中国传道一个多世纪，对中国还是怀有特殊感情的。同时，香港对这方面很关注的一位观察家还是对中国教会非常乐观的。
基辛格说毛泽东、周恩来
基辛格总是对中国抱有深刻的好感，《时代》杂志说，他撰文回忆了与毛、周的故事。
“毛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尼克松这样说。“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毛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表示，“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对毛而言，共产主义是真理。但是在20世纪所有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中，只有他窥视到了真谛。为了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之捐躯。毛开始明白，改变社会所需要的革命热情，在一段时间后都会转向他的人民的传统的对立面。国家建立了行政机构，但却会使革命的官僚们成为一个新的达官贵人阶层。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国家法律逐渐成为灌输统一价值观的工具。
毛无法接受这种事情：新事物到头来就是他要摧毁的东西，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疯狂的人民运动以解救他的人民；进行了多次夺权及破坏现有结构的革命。他们的执行者从没有执行过如此巨大、疯狂的任务。在深思熟虑之后发动的这场运动，为使革命能够继续下去，而目的就是推翻他们自己建立的体制。
对于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谁也没有这位身材高大、发动了中国革命的巨人了解得更清楚。这也许就是历史最大的隐秘。……他对苏联的指责极大地伤害了苏联，因为他所说的从根本上讲都是正确的。……他反对一成不变，因为这样可以保持中国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热情。常言说革命会摧毁革命者。但他定了一个目标，非人力所能及。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每天只能支撑几个小时，但他在最后一刻却留有足够的精力安排他身后的中国。而后，这位伟大、超凡、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就像伟大的秦始皇一样离开了人世。他经常拿自己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也同样害怕自己最终的命运——成为历史的尘埃。他对尼克松说的话就像他说的其他话及想要说的一样，具有预言性：“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1971年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工作已经近50年。近22年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总理，这其中还有9年他兼任外交部长。对于哲学、回忆录、历史分析、战术研究、幽默的辩论技巧，他样样精通。他对实际情况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历史事件及我个人情况的了解是出类拔萃的。他言谈举止干脆、利落，这些都反映出他内心的压力，正如他本人所说，8亿人民的日常事务每天处理不完，还要努力保持思想上的忠诚。
周懂得展现个人魅力。我们代表团中的普通成员生病时，他会去看望他们。尽管我们之间级别存在着差距，他始终坚持在我的住所与人民大会堂之间轮流进行会谈。中国人对周好像有种特殊的敬爱，发觉他在所有其他领导人中是个具有特殊人格的人。我在1975年晚些时候访问时向一位年轻的翻译问起周的健康状况，他两眼满含热泪地告诉我周重病缠身，所以周去世后中国陷入巨大的悲哀之中。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两三个人之一，我对周所代表的制度并不存在幻想，但当周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悲伤。世界将不再那么充满活力，前途不再那么光明。我们双方谁也没有忘记彼此的关系在根本上存在着分歧，我们也不会忽视随着历史发展，两国并肩前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艘舰船擦身而过那么长，而后我们又会发现彼此站在对立的一面。但我从事公职事业的一个收获是，我可以在政治家之间永无止境的纷争中，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一个伟人共事，给人类虚无缥缈的未来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
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两位助手的搀扶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德高望重的委员长、81岁的叶剑英于上周登上天安门城楼，为庆祝中国建国30周年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也必须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里11000名情绪激动的听众面前，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日历中最神圣的一天：1949年10月1日，那时叶剑英和其他获得革命胜利的领导人一起都站在毛泽东身旁，而这位伟大的舵手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叶剑英发表的30周年讲话并非只是庆祝胜利，在这次通过电视在全国范围内转播的讲话中，叶明确地说，革命的理想没能成为现实，叶剑英令人震惊地指出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他说道：“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严重的倒退，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了分裂和混乱，血雨腥风，令人深恶痛绝。”已死去的林彪——一度是毛选定的接班人，以及毛的遗孀、“四人帮”的头目江青，这些人成为这场错误必然的罪人。不过，叶剑英还是清楚地指向了毛泽东本人，他声明“领袖不是神，他们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不应当进行神化。”
叶还批判了与毛相关的其他两项政策。提到195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时，叶说：“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类似的，叶还指出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经济陷入瘫痪。叶说道：“我们犯了武断决策、浮夸、盲目地刮‘共产风’的错误。”
主席台上坐在叶后面的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许多官员。他们当中的领袖就是75岁的邓小平，他于1977年重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这使得叶讲话能够如此坦率。现在，邓显得比以往更坚定地要挽回毛激进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把中国带上一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道路。在周年纪念日前夜，12位“文革”期间的受害者被提拔到中央委员会。
和邓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务实风格一致，30周年的庆祝活动采取了惊人的低调。同以往周年庆祝活动不同，没有搞奢侈的焰火表演和阅兵式。不过新华社还是宣称，北京将“呈现新面貌，许多广告牌都粉刷一新”。一些广告牌上的毛主席语录将被盖住，取而代之的是道路安全标志和关于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劝诫语句。北京有750万的人口，首都的节日市场专门准备了100万只肉鸡和30万只鸭、鹅、松鸡、兔子和鱼等。另外，商店还供应充足的茅台酒——一种和火箭燃料一样强劲的烈性酒饮料。
这场庆祝活动中在死后受益的最主要的人可能算是刘少奇，他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报道说，他1969年蒙冤受辱而故。有迹象表明他可能会被平反。叶剑英在他的讲话中间接地称赞了刘少奇，提到刘当权时那一届全国党代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外交夹缝里的台湾
美国取消对台湾的承认一年之后，双方在有些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褪了色的黄褐色建筑就像幽灵一般矗立在台北熙熙攘攘的车流当中。用钢质大钉安装的沉重木门已经被封掉了，碎玻璃从一座高围墙里伸出来，大院里旗杆上那面除了战争时期曾一度中断外飘扬了63年之久的美国国旗（开始是该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后来是中华民国），现在已不在那儿了。钉在大门上黄铜金属板上的一组粗糙、没有喷漆的标牌上的文字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了：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美国给予北京完全的外交承认并且“取消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有一年了，这所废弃的大使馆代表着美国时代的过去。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台湾已经显示出它非常自立，而它与美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在形式上的，而没有多少内容上的改变。虽然正式的美国存在已经没有了，并且最后一个合法痕迹《相互防务协定》也即将到期，但美国在台湾的居民说：“双方正在玩一场新的游戏。”
这场新游戏的一个场馆就是一幢矮小粗壮的U形楼，这是前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住处，现在该组织称为美国的台湾学院。该学院由暂时“退休”的外国服役军官组成，他们向中华民国的护照持有者们签发前往美国的签证，数量同以前美国大使馆签发的一样多。更重要的是，它负责并发展台湾与美国不断增长的商业联系。
预计美国与台湾间的贸易额将由1978年的74亿美元上升到今年的96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这将使台湾成为美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相比之下，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将达到18亿美元。华盛顿政府一直在静静地但系统地鼓励着双边贸易的增长。最近的主要贸易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今年秋天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给予台湾1979年价值达5亿美元的贷款。自1月份以来，美国的各家银行也向台湾动力公司提供了2亿美元的贷款。通用电气公司就价值为3000万美元的涡轮发电机项目和台湾几家公司进行了合作。美国的台湾商贸会长在本月早些时候说：“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增强了我们对台湾的信心。”
这一信心来自于台湾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尽管经历了美国取消对其承认的外交倒退。现在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500美元，两年内增长了25%还要多。一项特殊的统计数字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嫉妒：去年的生产力提高了25%，使得台湾可以负担得起16%的平均工人工资增长。总体上看，对外贸易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该数字在1978年增长率达到非常高的35%，今年又上升了20%。在台北随处可以看到繁荣的迹象。《时代》周刊驻香港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这样报道：“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非常豪华的汽车（大部分是台湾制造的）、彩电、幽雅而拥挤的饭店、咖啡厅、高级女士时装精品屋、各种各样昂贵的酒吧和俱乐部，供有钱的本地和国外商人消费。”
尽管台湾受到了外交上的孤立，但因为其经济的迅速增长，它还是赢得了许多外国的尊敬。一位台北的西方专家解释说：“台湾一些客观事实使你对其非常乐观。他们有非常出色的经济政策，并且人们有着广泛的一致意见，他们不愿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乐观情绪使得一些很长时间以前就在外交方面放弃了台湾的国家又慢慢地溜回台湾。在过去的16个月里，法国和比利时都在台北设立了新的贸易办事处。
然而，台湾并非把其生存的赌注都押在贸易和单纯依靠老商贸友谊的后门消费上。政治上的孤立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军事独立给予了更大的关注。虽然在1979年美国没有向台湾销售武器，但预计台北政府向华盛顿列出明年的一大长串采购清单。项目包括：替代台湾现有的150架F-5E飞机，“鱼叉”舰对舰导弹，以及新型警戒机。
同时，台北也感到了必须具备更大的国际灵活性。30年来首次出现了政府悄悄鼓励台湾商人到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国寻求商机，但不包括苏联。
然而，经济上的繁荣局面也带来了内部政治的不稳定。12月初，南部工业城市高雄市在警察力图驱散一个未获批准的反政府集会时，出现了500人的骚乱；后来有22人被逮捕。抗议人群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就要求国民党放松其过于严格的管制。政府的其他敌人要求台湾“独立”，意思是台湾应当放弃对大陆的领土要求，接受北京政府这一现实。尽管台湾出现了许多自我依靠的新思潮，然而政府还是非常讨厌那一观点。“必须要根除这一观念，”台湾蒋经国总统说，“这与国民意识是相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