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盛世中的大明王朝，堪称人类在前马可尼时代最宏伟的超级帝国，这正是明太祖铁腕肃贪留下的宝贵遗产。
然而，贪腐这个幽灵，它从未远去，只是静静地伏于暗处，舔舐着伤口，耐心等待机会。它冷眼长观永宣盛世喧嚣地划过史册，自己却暗中舒活着筋骨。明太祖对贪腐的土壤无差别攻击，但幽灵终究还是觅到了新的宿主：太监。当臭名昭著的大太监王振走上历史舞台，贪腐似乎也获得了复甦的契机。土木堡之变，天裂之祸，皇帝战败被俘，公卿流血漂原，这似乎是病魔压抑许久后一次畅快的反击。
但事实上，真正的反击并不是王振，而是藏在王振的身后，一个真正可怕的庞大集团，正在借他蓄势待发。
2.1 永宣盛世暗藏危机
明太祖铁腕肃贪，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最好的答案莫过于他身后的百年国运。
清人评价明太祖一朝“治隆唐宋”，此说毫不夸张。他身后的永宣盛世（明太宗年号永乐、明宣宗年号宣德，合称“永宣”）更是人类历史上超级帝国的巅峰之作。永乐大帝（朱棣）五征漠北，七下西洋。“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大明统一了海洋宇宙，超过夏商周三代、汉唐的功绩。从天到地，无人不成为臣和妾。）中华帝国的如飚铁骑踏遍了成吉思汗的莽原，蒙古大汗知道明军要来，甚至提前一年逃遁；威震欧亚的奥斯曼大帝“雷电汗”巴耶萨特令全欧洲瑟瑟发抖，却被宣宗（朱瞻基）轻轻收入宣德炉中。高悬日月军旗的艨艟巨舰遮洋蔽海，无边的战帆笼罩七大洲五大洋……寰球人类无不惊叹：中华帝国的组织动员能力简直是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之前人类社会最大的奇迹！而就在这样宏大的国家工程中，我们却没有在史书上找到任何关于贪腐的记载！这也不得不说是人类反贪史上最大的奇迹。造就这个奇迹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太祖朝的铁腕肃贪，锻造了一个铁血刚强的大明王朝。
明太祖一路杀下来，所有可能孳生贪腐的土壤都被他掀了个底朝天，以至于他身后几十年，从太宗到仁宗，再到宣宗朝，贪腐这个幽灵着实找不到立锥之地，最顽固的慢性病终于被切除了病灶。然而，这个慢性病是不可能被根治的，即使被切除了传统的病灶，它最终也会觅得新的宿主。现在，它便找到了太监这个平台。
现代人所谓的太监（jiàn），其实是对宦官的泛称，即阉割后进宫作奴婢的男子，正式学名内侍、宫人，后尊称为宦官，但只是一种尊称，并非朝廷官员。明代后宫宦官组织设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每个部门的长官称太监，副官称少监，如司礼监太监、御马监少监等。后来作为一种尊称，人们将普通宦官也称作太监，到清代这种称呼已经泛滥，但凡阉人一律称太监，沿俗至今。其实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比如太尉这个官职是秦汉三公之一，是国家最高领导层成员，掌管全国军事，班秩仅次于丞相，到宋代虽不实设，但仍作为一个非常崇高的虚衔使用。于是有些人就把军官尊称为太尉，未料尊称泛滥，到南宋竟然取代了“军爷”成了低级军官甚至普通军士的泛称。从太监称呼的泛滥也可窥见一个现象：阉人分明是极度受人鄙视的低贱人格，但大家明面上却要极度尊重甚至讨好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手中渐渐有了权力。
这个权力也堪称玄妙，介于虚实之间。理论上，太监只是皇室的私家服务员，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但由于接近最高皇权，又往往容易走到权力核心。尤其是有些皇帝因政务繁忙，喜欢让宦官代行皇权，导致不知不觉中大权流于宦官之手，甚至形成尾大不掉。汉唐宦官专权，甚至到了掌控禁卫、废立天子的地步，不过宋朝权力公共化，宦官政治退出历史舞台，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绝无汉唐宦官专权以至可以把持朝政的例子发生。明朝建立了比宋朝更严格的文官政体，明太祖更立下祖训：“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刻成铁牌，立于宫门。但这条禁令其实也并不特别严格，比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些乌斯藏部落因故中断茶马贸易，并且部落领主不认可汉族的文官制度，认为地方官并非中国之主，拒绝和他们谈判，非要大明皇帝才有谈判资格。这时明太祖派出尚膳监太监而聂、司礼监太监庆童，代表皇帝前往谈判，很快谈妥，达成了10340匹良马交换30万斤茶叶的大宗贸易协定。尽管蕃部的行为不能代表主流，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太监对皇帝的巨大代表作用，注定不会彻底脱离权力核心。而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明朝官场渐渐被科考出身的人把持，文官皆由考试选拔产生，而非皇帝提拔的“自己人”，没那么“听话”，甚至经常发生矛盾。皇帝又不便和文官发生正面冲突，这时有些皇帝就会让贴身太监去干一些自己不方便亲自干，甚至是见不得光的事，这就是明朝太监的权力根源，他们并非真正的权力主体，只是皇帝和文官暗中角力的工具，是专门游走在阴暗面的灰色权杖。
这，自然会成为慢性病魔绝佳的新宿主。明英宗最宠幸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恰好处于这段历史的起点，命运将他推向了历史大变局的风暴眼。一场猛烈的反击战，就在王振身上打响！
2.2 王振重启太监干政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驾崩，年仅八岁的皇太子朱祁镇继位，改次年为正统元年，史称明英宗，是继太祖、建文帝、太宗、仁宗、宣宗后的第六任明帝。明仁宗皇后张氏为太皇太后摄政，朝中则有著名的“三杨”辅政。
“三杨”指明宣宗留下的三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明太祖朝以中书省为中央政府，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为宰相。后来中书省裁撤，太宗朝形成了内阁辅政的架构，内阁取代了中书省的职能，内阁大学士成为新的宰相，员额一般七人左右。“三杨”并非亲戚，而是各自通过科举考试，从民间走上政坛的普通人，只是碰巧都姓杨。张太后以贤良淑德著称，“三杨”更是历史上经典的贤相组合，这时的明朝官场依然延续着永宣盛世以来的良好局面，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年幼的明英宗并不干政，而是与后宫的小伙伴王振每日读书嬉戏，快乐成长。
不过张太后早就看出来王振此人野心勃勃，绝非寻常人等，只恐日后会成祸患。但太监就是这样，他与皇帝是私人关系，王振与明英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儿，做奶奶的又凭什么无故拆散人家？于是张太后便三天两头找借口训斥王振，想以此打击他，使其不敢嚣张。王振也察觉到了太皇太后的意图，刻意收敛，韬光养晦，使张太后放松了对他的打压，终于捱到了张太后离去。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卒。正统八年（1443年），明仁宗诚孝昭皇后张氏驾崩。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卒。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卒。永宣朝的政治遗产终于用完，十九岁的明英宗——还有他的小伙伴王振意气风发，准备大展拳脚。当然，“大展拳脚”这个词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同，有人是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事业，有人则是放开手脚大捞一番私利。洪武以来的官员大多属于前者，但你能相信太监也始终不渝地坚守节操吗？
其实王振还不是天生的太监，最初也曾走正途，读书考功名，甚至考上了秀才，当了私塾先生。但是王振发现要想再考举人、进士，以他的能力就做不到了。那种所谓考不上钻牛角尖考一辈子的腐儒毕竟是极端个例，越是科举这种规范的考试，一个人越便于衡量自己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就像绝大多数人上两年高中就知道考不上清华北大，不会钻牛角尖反复考。然而王振又是个权欲熏心的人，铁了心要去当官，哪肯安心在乡下教书育人。可惜以当时严格的科举制度，王振连举人都考不上，没有途径入官。最终，王振咬了咬牙，主动阉割，进宫当了太监。
说到主动阉割，古代太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国外掠来的战俘或国内的罪犯，一是民间自愿阉割进宫的本国公民。比如著名的太史公司马迁，便是国内的罪犯，为了留有用之身完成《史记》，所以忍辱负重，选择了以宫刑替代死刑，进宫当了太监。不过他话说得很清楚，他确实是有伟业未竟才忍辱偷生，正常人在宫刑和死刑之间宁愿选择死刑，宁死不当太监，所以自愿进宫当太监的人少之又少。何况经历了宋朝这个太监的大低谷，整整三百余年没有出一个汉唐式把持朝政的权阉，明初几乎找不到人自愿来当太监，小公公们全都是从与蒙古、越南等国的战争中抢来的，王振应该是史书有载明朝第一个自愿阉割来当太监的本国公民。历史证明，恰恰是这种人最易掀起风浪。因为当时当官的正途就是读书考试，王振这种人正途走不通，又不想老实勤奋靠劳力吃饭，而是想着走旁路继续钻营官道，一旦让这种人钻进官场，后果就很可怕了。
果然，明英宗亲政，王振也觉得熬到了头，准备要开始他的享乐人生。太祖朝的肃贪风暴过去太久了，那时王振还没有出生（王振的生年失考，但据估计应该在永乐后期，必然是太祖驾崩后才出生的），那些都是古代的故事啦！事实上，王振能够开启一场太监腐败政治的历史大潮，正是因为恰逢太祖朝铁腕肃贪的影响耗散和太监政治崛起的两个历史机遇叠加。当然，王振本人的一些主观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明代太监政治崛起。
明英宗亲政后立即任命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按明制，内宫十二监各监的长官为太监，正四品；副官为少监，正五品。事实上每个监并非只有一个太监，而是有很多个。明太祖为了防范宦官地位过高，硬性规定每监只能设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员，从四品，其下奉御等职品秩更低。但宦官和文官不一样，文官是国家公务人员，不受皇帝更迭的影响。宦官是皇帝的私家服务员，一个皇帝死了，换一个新皇帝来，宦官中的低级别苦力倒无所谓，但是太监、少监这种层面的就面临大换血。不过宦官往往又是要在后宫终老的，那换下来的太监、少监怎么办？当然就只能继续挂着四品虚衔在冷宫中寂寞度日。这样每个监实际上就不止一员太监、两员少监。到后来禁令渐松，有些皇帝同时任命好几个宠信宫人为同一个监的太监，享受四品待遇，但一个监实际管事的人则只能有一个，于是就形成加挂头衔来区分诸多太监实际秩序的方法。比如司礼监就依次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数员，均为正四品。司礼监提督太监不实授，掌印太监则为实际上的一把手，数位秉笔太监为实际上的副手。司礼监本身是内宫十二监之首，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堪称整个宦官系统的一把手，俗称“大公公”，但王振的志向却远远不止于后宫。
司礼监理论上的职能是为皇帝收捡笔墨纸砚，后发展为皇帝的私人文秘，帮皇帝处理文书。皇帝的文书不就是奏章、御诏、圣旨吗？所以司礼监相当于皇帝私设的中央办公厅。为何说是私设呢？因为国家自有一套行政机构编制，内阁便是国家正式的中央政府办公厅。明朝逐渐形成了“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政治规矩，后来廷推大学士的制度也日渐完善，阁员（宰相）由相关官员公开推举产生，以保证人选的公开公平公正，避免结党营私。所以宋明以来中华帝国朝廷的公共属性很强，绝不是谁的私器，从源头上掐断了王莽、曹操、杨坚、李渊这类权臣出现的制度根源，对唯一的皇位非常有利。但这样皇帝也失去了随意任免宰相的权力，难免不太畅快，于是利用太监在内宫形成了一套类似于朝廷的组织机构，这套组织机构就是皇帝的私家服务员组织，可由皇帝本人随意任免。隋唐以来尚书六部每部内设四司，共二十四司，所以明朝内宫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个衙门，称“二十四衙”，号称与外朝相对应，形成“内朝”。其中尤为重要的自然是中央行政和军权二者。宋朝的中央政府叫政事堂，中央军委叫枢密院，明朝的内阁（初为中书省）、五军都督府相当于继承了二者的职能。于是明朝后宫掌管文书的司礼监便号称“内政事堂”、掌管兵符的御马监号称“内枢密院”，代表皇帝在内宫处理军国大事，号称与外朝的内阁、五府对掌文武大权。司礼监的一把手司礼监掌印太监则渐渐被称作——内相，死太监们更私下将内阁大学士称作“外相”，俨然自己与宰相并称，甚至自己是“内”，死老头们是“外”，自己还更核心一点点。
那么，明朝到底是从何人起，开始形成所谓的内外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呢？大约就是王振了，所以王振也堪称大明王朝第一位“内相”。王振之前也有几位重要的大太监，比如七下西洋、威震四海的郑和公公；还有参与了几朝皇位更迭大业的海寿；甚至就在王振冒头时，还有一位威望比他高得多的老太监——金英。不过这些太监都堪称忠仆，在整体官场风气都还很好的时代也没有弄权，开始专权弄事的应该还是从王振开始。王振为了跟外朝文官争权，撺掇明英宗干了一件大蠢事——建立票拟制度，对整个明朝之后两百年的政治生态都产生巨大影响。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下诏，皇帝不再到文渊阁（内阁的会议室）与大学士一起处理政务，内阁草拟了诏书或者收到奏章后，在封面上贴上一张纸，写上内阁的意见，通过司礼监呈报给皇帝批红，即用红笔在上面批阅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发还给内阁照批红办理，称作“票拟”。票拟过程理论上只有文书往来，皇帝和内阁大学士不在一处办公，见不到面。隔绝中外，这其实是历代太监弄权最老套的办法。但王振向明英宗进言，称内阁大学士无非是皇帝的顾问秘书，身份悬殊，怎能和他们混在一起办公，应该隔绝开来，以显示身份地位的差距。明英宗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发小，颁布了这套皇帝和宰相分隔办公的新式行政机制。
不过，时代是发展的，这一次产生的后果估计王振自己也没料到。皇帝和宰相在都堂共同议事、理政，这不是明朝才发明的，而是唐宋以来数百年中华帝国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唐宋宰相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意思就是和皇帝一起，在中书门下（隋朝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的产物，相当于中央政府）处理奏章。明太宗最初设立内阁制，让大学士在文渊阁协助皇帝办公，本意是加强这种做法，让皇帝更深刻地融入最高决策层，牢牢掌控政权。王振这样一搞，其实是把皇帝排除出了最高决策层。虽然表面上皇帝仍然掌握着最后一道批红的权力，但其实这个权力很容易被虚化。因为内阁一旦形成决议，皇帝也不方便做太大改动，一般只能被动地批示是或否，渐渐就成了橡皮图章。如果皇帝真想干政，那就需要在内阁议事这个环节便参与进去，而不能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团队之外，干等着内阁背着自己形成最终决议再报给你签字画押。其实唐宋以来的制度就是皇帝带领宰相们议事，偶遇秦桧、贾似道这样的权相当政，在会上架空皇帝，但好歹也要让皇帝参与。现在王振这么一搞，皇帝连宰相议事的门都进不去了，自然沦为橡皮图章，所以明朝皇帝总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亦并非某些人批评的懒政，实是因权力太虚所致。这一点堪称皇帝制度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信也并不在王振的预料之中。
王振这么搞当然是出于私利，因为这样搞虽然让皇权严重虚化，但司礼监的权力却急剧膨胀了。内阁将票拟呈报给皇帝，皇帝批红后发还给内阁，这个环节是由司礼监执行的，太监们便在其中上下其手。不要小看了这个权力，皇帝的贴身太监与皇帝朝夕相对，深知皇帝的脾气状态，什么时候把什么奏章呈交给皇帝至关重要，如果给了皇帝再有意无意地补两句就更可怕了。更重要的是，皇帝被虚化后，更无心理政，后来逐渐认识到批红这个权力也是鸡肋，就懒得亲自批，由太监代笔了。这种权力对皇帝而言是鸡肋，对太监而言就是扎扎实实的大肉了。最要命的是明朝很流行差额选举，也就是任命一个职位，外朝一般会推出两个人选供皇帝批红时选择。这表面上看是为了尊重皇帝，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力，实际上却又给司礼监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尽管外朝提供的人选是有排序的，但毕竟给太监留下了做手脚的空间。除最重要的人事任免外，其余诸如财政收支、工程运营、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寻租空间更是数不胜数，自王振开启了这种模式后，一路发展下来，明朝的内宫太监终于成长为与外朝分庭抗礼的“内朝”。尽管“内朝”的权力玄虚无根，但这对于太监们来说恰恰不重要，他们只要一朝权在手，就要充分兑换成实利。明朝在建立前就经历了明太祖的铁腕肃贪，之后又建立了严格的科举文官政治，堪称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相对最清廉的一朝，但万事皆有阴阳，有了这么清廉的外朝，同时也就有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腐败内朝。
王振一当上大公公，立即有许多趋炎附势的小人便来给他进献礼物。送礼，这是一种常用的试探手法，收或不收可以看出这人的节操。经过太祖朝铁腕肃贪，敢于收礼的官员其实很少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清正的风气也在一点一滴地转变，送礼之风渐渐抬头。王振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发小，张太后和三杨又都已经离世，断定自己再无人能制，于是敞开了收。贪官污吏们见多年来进展不利的送礼行为开始有了转机，一个个眉开眼笑，更加欢快地进献越来越贵重的奇珍异宝。王振也借机开始打造自己的势力，极力提拔对自己谄媚逢迎的贪官，同时还要打压那些正直的清官。
当时有一位工部郎中王佑非常善于谄媚，他碰巧没有胡子，这可能是有什么疾病或者就是为了逢迎王振每天刮得很干净，总之他肯定不是太监。有一次王振问他为何没有胡子，王佑就很无耻地回答：“老爷都没有胡子，做儿子的又怎么敢有？”王振听了哈哈大笑，第二天就安排王佑晋升为工部侍郎。郎中是六部内设的司长，正五品。侍郎是六部的副官，正三品。中间还隔着很多级别，按明朝的转迁之制，郎中是不能直接升任侍郎的，王佑这是大幅度越级提拔，但王振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到，让满朝文武见识了他的能量。王振又大肆提拔和王佑一类的阿谀奉承之徒充当爪牙，尤其注重在兵部、都察院、锦衣卫等要害部门安插亲信。其中王振尤为重视锦衣卫，安插头号亲信马顺出任锦衣卫指挥使，侄子王山、王林为副官。至于地方官就主要是看谁送钱送得多就给谁好位置，福建参政宋彰一口气送了五万两银子给王振，很快提拔为布政使，其余地方大多循此例。这些人拿这么多钱来买官，钱从哪儿来？总不可能是私人的钱吧，还不就是从地方上狠命搜刮而来。空印案、郭桓案中被杀的万千贪官泉下有知，终于可以瞑目了。
到后来王振要收钱已经成了宫中公开的秘密，王佑就主动跳出来充当王振的“会计”，经常当众公布某人为了办什么事给王振送了多少钱，办事结果怎么样。于是大家有了一个了解“行情”的公开渠道，能够预估办某件事需要给王振送多少钱，说来还真是公开公平公正。除了收拢贪官，还要打击清官，以免有人坏了“规矩”。国子监祭酒（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李时勉向朝廷提出拨一笔款项扩建国子监，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行政事务，户部、工部都通过，报给内阁也通过了，但就因为李时勉没有送钱，王振就一直把他的奏章压着不批红。后经多次暗示，李时勉还是坚决不肯行贿，王振便认为此人坏了“规矩”，必须惩戒，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门前古树的树枝为由，罚他身带重枷跪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此事震惊朝野，国子监一千多名学生伏阙上书，恳请释放李时勉，但王振将上书全部压下，皇帝压根不知道。眼见李时勉已经在烈日炙烤下连续跪了三天，多次昏厥，就要脱水身亡。国子监助教李继终于通过孙太后的父亲将此事转告给了太后，太后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来过问此事，王振才释放李时勉。
逐渐，大家开始察觉王振已经成长为后宫的一颗毒瘤。正统八年（1443年），翰林侍讲刘球借炸雷击坏奉天殿，向明英宗上疏，提出皇帝应亲理政务，不能将权力下移，流失到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手中。王振看出这是在暗示自己侵政弄权，勃然大怒，召集马顺等亲信策划要重惩刘球。他们仔细研究刘球的奏疏，其中有一句提到太常寺没有长官，应尽快补缺，朝廷诏许，令吏部推举人选，翰林修撰董璘主动请缨，求任太常卿。
刘球见朝廷有职务出缺，上疏时顺便提一句；董璘见朝廷招聘官员，前往应聘，而且也是参加吏部会推程序，不是私下跑官要官。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行政事务，但王振集团就借此发挥，将刘球和董璘都逮捕下狱，毒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是暗中勾结，结党营私！
真正结党营私的人往往才会以这类罪名污蔑别人，王振、马顺玩的是宋朝就淘汰了的老套路。那个可怕的慢性病魔，正在舒活着筋骨。
然而明朝的法制还是相当严格，王振、马顺始终搜集不到足够的证据将刘球、董璘治死，马顺干脆派了一个小校入狱去刺杀刘球，反正监狱是他们开的，往来无阻。刘球临死前大呼太祖太宗，颈断却身体笔直不倒。杀手又残忍地肢解了刘球的尸身，分藏于狱中，最终刘球之子刘钺仅求得刘球遗下的一套血衣和一臂安葬。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佑和刘球的际遇很好地向大家表明了在当时的官场，顺、逆王振可得的结果。王振在掌握了实权后也开始逐渐重视大家在礼仪上尊奉他。明英宗非常宠信也很尊重王振这位发小，从不直呼其名，而称先生，亲王公主们则称“翁父”。有了皇室的示范效应，谁还敢对王振有半点不敬，甚至有不少无耻之徒纷纷跳出来认王振做干爹。由于太监在有些场合是皇帝的代表，所以大臣需要向太监下跪，这本是常礼，但王振却要求大臣只要见到他都要跪拜，这就是不合礼法了。不过由于他已炙手可热，很多马屁精见了他便跪拜，一些官员不跪，他就打击报复，手段从流放充军到栽赃嫁祸不一而足。
就这样，王振权焰炙天，但有一件事始终让他如鲠在喉——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实此条禁令本来也没得到严格执行，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大家都不说根据此牌太监该斩，太监就更不会去寻它的晦气了，谁也别提，大家都当它不存在。但现在王振居然主动提出来，要把它给摘了。
这真是，你犯了法，别人不提也就罢了，你还主动提醒大家你犯了哪条法，还妄图把这条法律给废除了。
然而王振还真就办成了这事儿，半个世纪不知不觉地滑了过去，洪武大帝的禁令终于被扔进了垃圾堆，而他穷尽一生铲尽了腐败的土壤，到今天终于重现官场，他用胡三舍、郭桓、胡惟庸、甚至蓝玉、欧阳伦万千贪官鲜血铸就的镇符终于被一个太监松动。真正要命的是，这个太监还不光是想贪点钱，还琢磨着弄点大动静出来好名垂青史，这一弄可就真不得了了。
2.3 天裂之祸——土木堡之变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了钱就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太监虽然是不完整的人，但也有这样的需求。王振已富甲天下，现在他就想干一番事业出来，名垂青史。搞政治的想名垂青史，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开疆拓域，王振就非常希望能创出一番盖世武功，让人忘记他其实是个生理残缺的阉人。而且武将这个系统不比文官，没有被严格的科举制度所控，王振可以安插不少亲信进入军队，逐渐在军中也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班子，并保持向云南、缅甸一代的土著部落用兵，锻炼军事能力。
当然，打云南、缅甸主要目的是练兵，真正的对手还得是蒙古草原上的瓦剌。大元帝国早已雄风不再，蒙古诸部裂解成零散的部落，星罗棋布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绝大多数部落尊奉以瓦剌和鞑靼为核心的两个部落联盟。瓦剌和鞑靼常年耗战，自相损耗。但恰在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瓦剌彻底击败鞑靼，再次一统草原诸部，成为明王朝北方的严患。瓦剌名义上的可汗是成吉思汗后裔岱总汗脱脱不花，但实力最强的实际上是太师、敬顺王绰罗斯·也先。也先气识弘大，又恰逢蒙古走出低谷后的一个鼎盛时期，志向极其高远，有意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
蒙古诸部名义上是向明帝国称臣的下属，也先也获得了明廷册封的敬顺王爵位，但实际上是独立部落。为了笼络这些部落，明廷开出了非常优异的朝贡贸易条件，让他们有钱赚，就少打点劫。当然，这种优惠也是有限度的，不能予取予求，朝廷一直有赏赐的额度。但自从王振掌权以来，接受了不少瓦剌贵族的贿赂，进行走私贸易，中饱私囊。其实他的做法和欧阳伦如出一辙，但欧阳伦刚刚冒头就被太祖果断镇压，现在王振却没有人来制约。有了利益纠葛，王振和瓦剌贵族的关系更加微妙，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中大开方便之门，慷国家之慨，让瓦剌多得一些利益。从太宗朝起便有明文规定，每次朝贡的贡使不能超过50人，这是为了控制朝廷赏赐给贡使的金额。但王振专权后这项规定便逐渐废弛，使团越来越大，到最后竟然达到了2000人以上的规模！而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竟然派出了一个2500人的使团，并且谎称有3598人，要求朝廷赏赐。然而结果却令蒙古人无比意外，王公公突然变得铁面无私，不但仔细核查了使团人数，只按实际人头发放赏赐，还单方面将瓦剌贡品的价格削减了80%！
当时瓦剌实力已然不弱，早已生了反叛之心，也先在边境上与明军和朝鲜、哈密（今新疆东部）、兀良哈（内蒙古赤峰一带）等附属国多次交火，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王振偏偏在此刻发难，其实恰是他内心贪功挑战，故意激化矛盾。果然，瓦剌方面勃然大怒，分三路大规模南侵，东路攻辽东（今辽宁），西路攻甘州（今甘肃张掖），也先亲率中路攻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大同（今山西大同），战场横跨千里。这也是自元亡明兴以来，蒙古首次向中原王朝发起大规模进攻。
也先挟一统蒙古之威，攻势凌厉，几路都初战告捷，尤其是亲自率兵的中路迅速攻破长城防线，将宣府、大同重重围困，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宣大是北京的西面屏障，如果失守，瓦剌军可配合北面和辽东对北京形成合围之势，异常重要。王振趁机向明英宗提出应该御驾亲征，正面击退也先。明英宗是何等相信他的发小，不与朝臣商议便做出亲征决定，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满朝文武无不为明英宗这种草率行为感到震惊，尤其是兵部非常反对，指出瓦剌突然大规模袭击，明军措置非常窘迫，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组织起一场御驾亲征。但朝臣的反对又正中王振的下怀，时空仿佛穿越到四百年前的宋廷，契丹大举入侵，朝臣纷纷请宋真宗（赵恒）南迁国都避战，唯独大英雄寇准挺身而出，怒斥群臣，喝令真宗御驾亲征，最终宋军见到黄龙旗亲临一线，士气大振，阵毙辽军主帅萧挞凛，逼迫大辽承天皇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签下《澶渊之盟》，寇准成为最大的英雄，受万世景仰。现在，历史正在重演！宋真宗（明英宗）、萧挞凛（也先）、萧太后（脱脱不花）、劝阻宋真宗亲征的群臣（劝阻明英宗亲征的群臣）都登场了！寇准呢？力促皇帝亲征的大英雄寇准呢？除了我王振还能是谁！
王振心潮澎湃，学着寇准的口气怒斥了反对亲征的群臣，明英宗也听得壮志凌云，更加坚定地要求立即出征。群臣无奈，只好同意，胡乱把京城附近的部队拼凑起来，约有十五万左右，号称五十万，全部交给明英宗和王振，前去救援大同，但后勤组织完全来不及措置，武器、粮草其实根本就没有带够。但这些都阻不住王振那颗勇敢的心，大家匆匆就上路了，随驾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百余名勋贵、朝臣。
然而，由于后勤措置太烂，明军还没走到大同，粮草就不够了，又遇到大风雨，士卒、马匹的尸体铺满道路。很多官员力谏应立即回师。王振的英雄梦遭到粗暴的打断，非常恼怒，以皇帝的名义罚邝埜、王佐在草地里跪一整天。见尚书大人尚遭如此体罚，全军再无贰言，继续前进。北京到大同之间有两层长城，明军从北京出内长城居庸关，沿外长城南侧经怀来（今河北省怀来县）、宣府、天镇、阳和（均在大同东北）进抵大同。也先得知明英宗大肆亲征，于是定下佯败诱敌之计，尚未与明军接战便解围北撤。王振大喜：“我早就说只要陛下亲征，也先立即就会被吓跑！”更加高兴地催促进军，准备追击立功。这时更多的人力谏不可贪功冒进，刚遭罚跪的邝埜再次进谏请即还师，连王振的亲信太监彭德清也力劝他就此回京。但王振立功心切，哪肯就此罢休，带明英宗在大同驻下，派兵紧追也先。结果第二天王振的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来报，说前往追击的部队中伏大败，也先确实是在诱敌。
王振终于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又连忙让明英宗回京。但这种做法让人非常费解，大同是一座坚固的大型城堡，前后都有长城，附近有多个重镇可以救援，坐拥十余万大军坚守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莫名其妙放弃这个大城堡不守，却要拖着十几万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军在迅捷的蒙古铁骑注视下往回走，这可以近似地看做自杀。更令人惊掉下巴的是，王振突然提出改变回师路线，要走蔚州（今河北蔚县）入关。战前本来制定了御驾从北京出居庸关，经怀来、宣府等重镇抵达大同，然后原路返回的作战计划。但王振到了大同后，想起家乡蔚州就在大同东南150公里。古人衣锦还乡的意识很强，王振当权后还没在家乡父老面前好好威风过，这次邀天子率数十万大军，车驾隆隆，声威浩荡，岂能不在父老乡亲面前显露显露？于是王振要求改走蔚州，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以西40公里的紫荆岭）入内长城。结果明军走了一段，王振突然又想起大军路过，会踩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下令折向东北，取道宣府。
本来明军原定路线是沿外长城内侧行军，若遇敌军突袭，外长城各镇都便于救援，紧急时御驾也可暂时避入长城某关坚守。但现在明军先向东南走了一段，又折往东北方向，这个位置孤悬在内外长城之间，两边救援都略远，如果被轻捷的蒙古轻骑突袭，御驾非常危险。众臣皆力劝既已至此，不如就取道蔚州，赶紧入紫荆关算了。但王振不听，坚决下令折向宣府。明军本来心就不齐，现在朝令夕改，往来迂回，不由得怨声载道，军纪涣散，用了十天才退到宣府。也先探知连忙集结重兵猛追，准备冲击皇帝御驾，很快就有近十万骑破口入关，狂追御驾。王振派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会同大同总兵石亨在阳和口拒战，结果一触即溃，宋瑛、朱冕阵亡，石亨单骑逃回。
这时蒙军后续部队还在不断破口而入，要全力捕捉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战果！也先追至宣府，先分兵压制住宣府总兵杨洪，使其不能出城援战，再继续紧追御驾。明军断后的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部被也先追及全歼，明军大骇。王振又派成国公朱勇率五万兵前往拒战，其余部队抓紧撤离。也先集十余万铁骑将朱勇部全灭，很快又追了上来。此时明军刚撤到土木堡，距怀来县城还有二十余里，人困马乏。众臣多认为应该再加把油入据怀来县城，但王振发现有一千多辆辎重车被甩在了后面，如果不等的话这些辎重很容易被蒙古人缴获，这其中有他不少私财，所以舍不得，于是下令全军就在土木堡附近宿营，以待辎重。邝埜上疏要求就算大军滞留，也应该先让御驾入关。王振置之不理，邝埜心急如焚，单身闯入御帐，跪求英宗快走。王振大怒，痛骂邝埜是腐儒，令军士将其打出帐外。
就是这一天的滞留，让也先的大军追了上来，王振急令全军入据土木堡。然而土木堡只是一个高地小堡垒，只能作为战时的火力制高点，哪里容得下这么多大军，尤其缺乏水源，不可能长期据守。也先见这么多明军入据此地，大喜，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将土木堡团团围困，准备渴死明军。明军本来就军心不齐，往来折腾了十几天，现在嗓子冒烟喝不到水，一个个骂不绝口。也先围了两天，估计明军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到了极限，突然表示愿意和谈，实则又是诱敌，还故意退兵将土木堡南面的一条小河亮了出来。明军各部见状，不顾军纪，纷纷抢往河边饮水。也先伏兵四起，肆意砍杀这些乱哄哄喝水的人。数十万明军大祸临头，纷纷溃逃。最终，包括大学士曹鼐、张益，尚书王佐、邝埜，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在内的百余名勋贵、朝臣死于乱军之中，皇帝被俘虏。而我们的主角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敲死。此战，堪称整个大明王朝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大败，包括后来亡国之战都没有哪一次败得这么惨的。而土木堡之变引发的深刻政治影响，恐怕当时还没有谁能预料得到。
2.4 病灶深处慢性病发
也先在土木堡之变中生擒了大明皇帝，得意洋洋地来到北京城下耀武扬威，并想趁机敲诈。所幸大英雄于谦挺身而出，果断拥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登基，重新组织朝廷，进行了著名的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
土木堡之变的惊天败报传回朝廷，群臣无不认定王振是罪魁祸首。王振的亲信马顺还想狡辩，被愤怒的群臣当庭打死。群臣又趁势将王振之侄王山也当庭打死，郕王被这血腥的一幕吓呆了，想跑回宫去。所幸于谦拉住他，要求他宣布王振有罪，马顺等余党也当诛，所以众臣打死他们无罪。被吓傻了的郕王当然一律照办，后来又照于谦的吩咐登基称帝，率众进行了坚决的北京保卫战，击退了也先的嚣张气焰。最终也先知道手握明英宗也讹不到钱，只好将其无条件放回。事后，朝廷将王振诛族，查抄家产时，共籍没金银六十余库（很少有贪官在计算家产时用到这个单位），玉盘一百余个，最珍稀的是七尺高的珊瑚树二十余株。须知珊瑚形成大型石树的条件极为苛刻，只能在温度高于20℃但又水深200米以上平静清澈的岩礁平台，满足这些条件的海域地球上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印度次大陆南端赤道附近海域，一个是加勒比海的巴拿马地峡，所以异常珍稀，至于高度在七尺以上的珊瑚更是无价之宝。晋代贵族王恺和石崇斗富，王恺炫耀自己有一块二尺高的珊瑚，石崇瞟了一眼就用铁如意击碎。王恺大怒，石崇却不满在乎地说：“这么小的珊瑚有何可惜，我赔你。”于是取出自己收藏的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任选，王恺“惘然自失”。可见两尺高的珊瑚已经足够王恺这种人炫耀，三四尺更是绝世珍稀。尽管晋代还没有开发印度和美洲的通商，度量标尺和明代也不一样，但珊瑚的珍稀也可见一斑，七尺高的珊瑚简直骇人听闻！王振居然收藏了二十余株，只恐当时全地球的君王加起来也没这么阔绰的收藏。
王振的巅峰和毁灭都可谓来去匆匆。明太祖将腐败的土壤一扫而空，大半个世纪似乎都没有腐败的立锥之地，而一旦王振身败名裂，查抄出来的赃款之巨却令人瞠目结舌，完全是一种腐败巨兽被压抑数十年，一朝挣断镣铐，脱柙怒吼的既视感。但事实却远非如此酣畅淋漓，我们说了，腐败是一种慢性病，而不是急病，它从不急于一时，恰恰最具耐性，只要捱过了明太祖这样千年不遇的对手，它自然会慢慢恢复元气，在帝国的肌体上寻到新的病灶，再好整以暇地发育完善。这一次，病魔找到了王振这个突破口，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明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而就王振个人来说，他的突然陨落其实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一场突如其来的土木堡之变，使一刻之前还颐指气使的大公公，突然脑浆满地。他一死，大家更是把多年的怨气撒到他党羽身上。一员正三品锦衣官被当廷打死，昨天还在耀武扬威的党羽纷纷俯首就诛，一栋腐败的参天大厦轰然坍塌。
那是不是如果王振稍微冷静一点，没有去打这一仗，或者智商稍微正常一点别瞎指挥，不输这么惨就不会身败名裂了呢？其实也未必。王振的覆灭有其必然性，只是土木堡之变来得太猛太突然，恐怕连准备对他下手的对手都始料未及。试想，太祖朝铁腕肃贪的效果会逐渐散去，这个事实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自然演变过程，绝非王振的个人创造，王振只是最先出头动手的那一个。这恰如一片白茫茫纯净的大地上，却有一块散发着腐败气息的猎物残肢破冰而出，冰面下还有无穷无尽的腐肉被冰封了整个漫长的冬季。一大群食腐动物自然会流着口水围上来，但慑于冰刀霜剑的痛苦记忆，大家暂时不敢动手。而此时，一个智商不怎么高的阉人却兴高采烈地冲了上去，不顾一切地啃噬起来，后果可想而知。
简单地说：洪武已死，贪腐当立。
但这个盘子该怎么分，应该有规矩，只是大半个世纪的绝对清廉却让贪腐界陷入了一个史所未有的低谷，大家甚至丢了规矩，让王振这么一个阉人抱着盘子吃独食，这不行。大家都压抑了很久，急于分食，王振凭借一些历史和个人的机遇走在了最前面，这就注定他的身躯也只能被后来者分食。
客观地说，关于王振的史料其实有不少失之偏颇的地方，正是因为他当了个总背锅，既然身败名裂，那么大家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他一人身上。比如说正统十四年（1449年）与瓦剌开战，其实早已是箭在弦上。也先统一诸部后实力足以一战，那自然便要战，这是大势所趋，绝非边境上的那些小摩擦所致。王振清点使团人数，按实际人头核发赏赐，这难道有错？王振削减瓦剌的马价，那确是因为瓦剌方面故意拿些瘦弱马匹来充良马，砍价实属正当。这类小事不能被当做朝廷与瓦剌开战的真实理由。
当然，土木堡之战输得这么惨，这确实是王振甩不脱的责任，但有些乱泼的脏水我们也需要辨清。比如后人总说王振乱指挥导致惨败，其实从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几次战役来看，王振所做的无非就是派军救援大同被也先伏击，撤退时几次派兵阻击也先却被全歼，这几次虽败但说不上是他指挥的问题。最后为了等辎重，大军暂不撤入怀来县城，逗留在土木堡被也先追及，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但人们称王振是舍不得辎重车里的私财所以才不进城，此说恐怕又过于牵强。首先，王振为什么会将大量私财带到危险的前线？其次，大军进退，保护辎重天经地义，王振提出等一等辎重着实不为过。至于邝埜要求御驾先入关，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需要再多作讨论，因为明英宗是成年人，还不至于被谁玩弄到连这都不明白的程度，他拒绝抛下大军自己撤，而是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战斗，我相信这是明英宗自己的选择，绝对不是王振弄权。最终皇帝被俘，这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皇帝作为成年人，应该自己负主责，而不是怪到一个阉人头上。至于后人还说什么王振想走家乡蔚州去炫耀，又怕大军踩踏庄稼所以改道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时时值中秋，蔚州已无庄稼。甚至王振到底是不是被樊忠锤死的都很有疑问，因为樊忠也死在乱军之中，此说到底是谁传下来的？而后来明英宗复辟，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捐躯，在北京为他修了一座智化寺，树碑立像，并且香火非常旺盛，可见王振当时是享受了烈士待遇的，很可能是文官们觉得他不配战死沙场，就编了一个被自己人锤死的情节并流传后世。
除了具体的指挥细节，后世攻击王振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功邀皇帝亲征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容易误导后人的提法，因为土木堡之变后，御驾亲征成了明朝的一个忌讳，再无一个皇帝亲征，从后人的角度看，王振确实是犯了一个大忌。然而这个忌讳恰恰是土木堡之后才形成的，之前绝非什么忌讳，反而非常流行。太祖自不待言，太宗也是马上天子，登基后还五次亲征漠北，最后还死在征途，被誉为“远迈汉唐”的一代雄主。宣宗更是被太宗赞为“好圣孙”，甚至有过登基后还上阵亲手杀敌的纪录，只恐汉武唐宗泉下有知，亦要对他钦敬有加。所以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岂能败了又回过头来怪一个太监？
那土木堡之变此等天裂大祸，不怪王振到底怪谁？其实，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这场败仗似乎也没有太大问题，是没有无线电和卫星之前古代军队常犯的错误。明英宗随驾的明军规模太大，又是临时拼凑，组织机动能力太差，被轻捷迅猛的蒙古轻骑捕捉到了撤退路线，确实容易受到冲击后溃乱。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明军一直沿着外长城内侧机动，并没有脱离几大要塞的救援范围，却始终没有出现任何援兵，蒙古军破口也异常顺利，更重要的是也先在长城内来去自如，却没有任何明军去抄他的后路。
看到这儿您可能快要明白了，明英宗其实是在长城驻守重兵的注视下，被也先一路追击到土木堡再被冲溃。没错，内外长城无数关隘的驻兵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皇帝被瓦剌骑兵追了几百里路，最后把御驾团团围困，直到生擒了皇帝。
他们没有出手，他们真的忍住了没有出手！
这其中最可疑的莫过于宣府总兵杨洪、大同总兵石亨两员主将。石亨接王振军令，会同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阻截重新破口入关的也先，结果全面溃败。这当然有一些客观理由，尤其是没想到那么多蒙军（甚至可能有三十万骑）突然不要命地大举破口而入，将他们淹没。但全军覆没，宋瑛、朱冕均阵亡，石亨却单骑逃回，这也足够可疑。杨洪就更可疑了，他一直宣称自己遭到岱总汗、也先、阿剌知院、赛刊王、伯颜帖木儿等大量蒙军主力重兵集团压制，确实无法出援。但事实上很清楚，后来也先穷集数十万兵力全部投入到围攻明英宗御驾的决战中来，不可能始终对杨洪或者任何据点保持重兵压制，他们无论如何总有一点点机会出援的。事实上，据堡垒侧击路过的大批敌军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经典战法。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著名军事学家、环庆经略使章楶在一座仅能容纳1.5万宋军的洪德寨（今甘肃环县以北30公里）小堡垒，侧击路过的小梁太后亲率四十万西夏大军，大获全胜。后来章楶发表了大量相关论述，成为明军的经典教材。杨洪及其周边的大批关隘镇军完全可以教科书式地侧击前往追击明英宗御驾的也先大军，他们只是集体忍住了没出手而已。
所以，土木堡之战世纪大败的主因自然有明英宗准备仓促的一面，但败得这么惨以至皇帝被俘，恐怕就得追究众多镇将眼睁睁看着御驾被追击甚至围攻却不出援这个问题了。造成这样局面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边将或多或少跟瓦剌有一些勾结，毕竟大家在长城内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今天蒙古人来朝贡，明天就来打劫，来来去去大家心里都有数，边将和蒙古贵族们不是至交也混了个脸熟。其实当时边军与蒙古通婚的不在少数，生意上的往来就更不用说得太细了。这次也先亲率大军突入长城，咱也不好意思一下子把人家给包圆儿了不是？什么？把皇帝都给俘虏了？这……有点意外。这真是意外。什么？王振公公死在了乱军之中！我敢说这就绝对不是意外了。这极有可能是满朝文武（至少是很大一部分人）一个默契的安排，借也先之手，砍在了王公公的身上。砍他当然也不是为了反贪，而是为了跟他抢食，抢得太猛，把他也囫囵吞下去了。
所以，土木堡之战，是一场必打之战，并非王振一个人挑起，也不能说是被王振搞坏了的。而且就算没有土木堡，还有金水堡，总之王振当时已经是众矢之的，最终是难逃一死的。他重启了贪腐这个不可避免的病发过程，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更多的人连骨带皮地撕咬得渣都不剩。不过死去的只是他个人，宦官这个集团却被证实是贪腐的绝佳平台，从此竟成跗骨之蛆，在贪腐这个大舞台上再也不会离去。
具体到王振个人来说，他是不是大贪官？是，而且是坏得入骨的那种巨贪，他甚至堪称明朝官场离明太祖铁腕肃贪年代逐渐久远，效果逐渐耗散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人，真正可怕的是连王振都撕咬了的那个群体，这一点我们更需看明。大明王朝已经失去了明太祖这位最强悍的斗士，接下来的两百年，就要面对捱过了明太祖肃贪风暴的进化病毒了。另外，王振还现身说法，告诫后世的贪官尤其是宦官：贪腐，就是个慢性病嘛。贪官，就应该慢慢享用民脂民膏就行了，何必去搞那些大动静？那么，王振身后，连他躯体都一并撕咬了的那群人，将如何开启一个阴暗深沉的掘腐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