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引入“额外的大量流动性注入、额外的信用货币扩张”，乃是90年代当家人对于解决当日经济困境开出的药方，然而，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依然是世界贸易体系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的看客。充其量，中国仅仅是“日元经济圈”中最低级的成员，承担着为日元经济圈中所有成员提供原材料（如木材）、能源（如石油煤炭）、资源（如稀土）和最初级加工的产品（如纺织品）的角色，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多少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资本论》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话说到了资本的本质上，在这个资本一统天下的世界上，资本的追求仅有一个，那便是利润，如果说还有别的要求的话，那就是更高、乃至于最高的利润。我们反复强调的“High Return，Low Risk”（高回报，低风险），也不过是这个原理的衍生而已。
换言之，要想引入大量资本进入中国，必须对国内进行改革，制造出为国际资本带来高回报(High Return)甚至是最高回报(Highest Return)的环境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本国生产要素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我们回首当日改革，便会发现，这就是90年代当家人的指导思想。
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
然而，当家人的动作，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效应一环扣一环，而到了最后，竟然溢出中国，波及全球，最终引发全球产业经济版图的全面改写！
这，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差，但是花费少。
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它们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一点，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这一“优点”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点，需要美国人说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享受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然而，这一幕（全球资本蜂拥而入，抢食这一大餐、盛宴），在整个90年代并未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说的那个前提条件——“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并没有实现。
性格坚毅的当家人快刀斩乱麻，为了争取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空间，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3%。
关于这次汇率改革，《激荡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
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随即评论说，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一点都没错，德国《商报》一语中的——三年之后的1997年，正在缓步但是步伐坚定地走向产业空心化，因而渐渐走下坡路的亚洲“小龙”“小虎”们，被索罗斯们一击成功，进而陷入了全面困境。实际上，它们早晚会如荣国府一般轰然倒下，索罗斯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这，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看法。
只是，先知般的德国人没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个因素——除了汇率急剧下调，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国国内的国企改革，也导致中国劳动力价格极度降低。
于是，第三个效应——以美元欧元或者日元计价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大跌（亦即第二个效应）为背景，全球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开始是低端制造业，接着是中端制造业，最后慢慢地，高端制造业也在向中国转移。
顺理成章地，我们立刻就能推测出来：作为当时全球低端制造业的中心，产业外流首先发生在“小龙”“小虎”们身上，很快它们就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境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龙”“小虎”们在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遭遇，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激烈而另类的表现而已——用哲学上的话来讲，这叫作“必然中的偶然”：衰落是必然，但是衰落的过程表现得如此激烈乃至于惨烈，就只能用“偶然”来解释了。
“小龙”“小虎”们作为产业逐渐转移出去而陷入空心化的经济体集团，依照历史规律，一定会陷入全面衰落之中。其时，怨妇般的情感慢慢会成长起来，在这一情感的作用下，它们必然不会去反思自身竞争力下降这一根本原因，反而一定会归罪于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然而，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真是要感谢索罗斯啊，他老人家成功地将东南亚各国怨妇般的感情全部接下，成功地将东南亚人民的怨恨吸引到了自己、犹太人、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身上，从而掩护了全面承受东南亚产业转移的真正的受益者——China。
作为这一现象之绝对有力的证据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张着大嘴追着索罗斯不放，恨不得咬下他一块肉来解恨。
而另一方面，整个东南亚都对中国在危机期间能稳住人民币汇率，宁可承受较大出口损失也坚决不贬值，从而避免让东南亚经济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而对中国感恩戴德——2010年，东南亚领导人还在国际会议上对欧洲人说，当时“中国人救了我们”。
话说到这里，但凡还有一点点良心的中国人都要被感动——苍天呐，大地呀！有谁懂得索罗斯他老人家的心——他牺牲了自己，照耀了中华！他在美、欧、日虎视眈眈、中华民族经济萧条的危急时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掩护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继而利用全球化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他在帝国主义加于中国之压力最大的时刻，挡住了一切攻击，把世界人民的焦点转移到了自己和华尔街金融大鳄身上，从而令千载难逢的产业转移的机会稳稳地、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天佑中华！只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体会到他老人家的苦心。因为，这个“产业转移”的效应，也仅仅是刚刚冒出个苗头来。这一趋势，在1997年索罗斯奋然攻击东南亚金融系统之时，也仅仅如冰封大河之下的涓涓细流，完全没有显现出来。甚至，在他老人家攻击得手、吃饱喝足、点着数十亿美元的钞票、满意地抚着肚皮、惬意地剔着牙缝离开东南亚时，也并未成为大规模的潮流。
所以，若是站在当时（分税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调的1994年，以及国企改革的同期，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前）的时间点上，人们看到的，只会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东南亚，而非一个面临无底深渊的东南亚。
原因很简单：我们此前提到过，此时，日本资金和全球其他资金（当然包括索大爷的金融军团）正在爆炒东南亚房地产，从而令东南亚各国不显衰退之相，反而表现出一片烈火烹油般的繁荣——自然，这繁荣，首先表现为价格节节攀高、普通人永远也买不起的房子。
而此时，德国《商报》所作出的预测是如此超前——过了十余年，人们才看到它变成现实和不可阻挡的潮流——简直到了让人笑话其异想天开、痴心妄想的地步。而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一个事实，那个“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条件并未出现。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效应，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小聪明，充其量只能算是“马后炮”，若是我们当日提出这个大趋势，必然会被人嘲笑。
一句话，中国虽然具备了吸纳全球资本流入的必要条件，却缺乏其充分条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美国人拿一道“藩篱”把中国人挡在了世界贸易体系之外。中国要想搭上全球化的班车，还要等待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