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鹏海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本来是说诸葛亮的。可是每当我想起姜老，就不由得想起这两句话，总觉得它仿佛是姜老的写照。
据我所知，姜老生前有两大心愿：一是希望看到他曾经为之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十年出齐”；二是希望看到他和俄罗斯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合作的歌剧《孟姜女》能够在新中国的舞台上重新上演。但是这两大心愿都没有实现，他却猝不及防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我想他一定是终生遗憾，难以瞑目的。
说到歌剧《孟姜女》，就不能不先提一下该剧曲作者阿隆·阿甫夏洛穆夫。
阿甫是出生在黑龙江口庙街的一位俄罗斯作曲家。他从小爱上了中国的京剧，并立志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发扬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使之在世界乐坛上重放异彩。为此他瞒了家中的长辈，进瑞士的苏黎世音乐学院学习作曲。20世纪30年代初他到了上海，一度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和任光同事；又通过任光先后结识了安娥、聂耳、贺绿汀、吕骥、冼星海、孙师毅、欧阳予倩等一批文艺界进步人士。聂耳为影片《风云儿女》写的插曲，就是贺绿汀找阿甫配的乐队伴奏。
姜老是40年代初期认识阿甫的，当时他是上海地下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小剧场”支部书记。为了支持阿甫在发展中国民族歌剧舞剧事业方面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党内还专门讨论过几次。1940年阿甫重排他的舞剧《古刹惊梦》时，是姜老找了易友社的京戏演员来给他排戏的，还请了梅兰芳到排练场来指点。戏排出来了，姜老又去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闻兰亭，以为该会募捐的名义，在大光明电影院公演了好几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阿甫失业了。党内又通过找人捐助的方式筹款，一方面为他提供生活资助，一方面又为他提供艺术活动经费。至于阿甫的《孟姜女》，从创作、排练到演出，姜老更是倾注了全力。
据姜老说，这件事是上海地下党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进行的。最初，本来打算动员阿甫到新四军去，并通过党组织的地下电台向新四军军部请示，很快陈毅同志就回电表示欢迎，阿甫本人也表示愿意去。后来军部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根据地环境险恶，条件艰苦，又没有洋乐队，一个外国人到那里去，不仅安全得不到保障，生活上很难适应，而且根本无法开展活动，因此建议阿甫先在上海搞些试验，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新四军。《孟姜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起来的。
为了促成这件事，姜老亲自出马，化名贺一青，负责编剧，还专门为此成立了中国歌舞剧社，由姜老的好友、党外进步人士袁励康和当时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江闻道任正副社长。这个剧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实际上就是姜老自己。为了筹措经费，除了袁励康找银行、钱庄及亲友等设法借贷外，梅益还从地下党的经费中拿出了一根金条。
1945年11月25日，《孟姜女》终于在兰心大戏院（今上海艺术剧场）公演了，并受到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热情支持和一致好评；夏衍、于伶、梅兰芳、周信芳、傅雷、费穆、柯灵、唐弢、佐临、王元化、李健吾等33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还在当天的《大公报》联名写文章，指出《孟姜女》在音乐与戏剧的发展上，是一桩重要的事件，它在音乐作品和演出艺术上都获得极大的成功，是应该向观众郑重推荐的一部戏。
与进步文艺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应。戏一演出，国民党特务就以戏中有反暴、反独裁的内容为由，经常上门找碴，纠缠不休，甚至拿着当时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指令，要剧社交出后台——共产党人，并且以停发演出许可证相威胁。
为了不让这部戏被反动派扼杀在襁褓之中，姜老等又多方设法，通过党内派人去和宋庆龄联系，争取她的支持。结果，宋庆龄不仅同意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救济文艺界贫困人士的“文化福利基金”的名义，亲自出来主持《孟姜女》的演出，并亲临排练场看演员排戏，而且还把宋美龄、孔祥熙以及当时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等请去和她一起观看演出。那些国民党特务一看这个阵势，从此再也不敢寻衅闹事了。
《孟姜女》的上演，实际上是一场贯彻上级党的意图，与反动势力进行公开较量的严重斗争。由于姜老坚定而机智地领导了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从这件事中，不仅可以看出姜老在当时国统区的恶劣环境中，为了坚持进步的文化工作，是何等不畏艰险和用心良苦，而且也可以看出他运筹帷幄的斗争策略和组织才能是何等巧妙，何等出色。
就在《孟姜女》上演的前几个月，延安也演出了《白毛女》。应该说这两部歌剧都是党领导之下的产物；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前者的主题是“反暴政，反独裁”，后者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且两者的主题都是通过一个劳动妇女的命运反映出来的，矛头也都是针对蒋家王朝的统治的；在艺术上，两者都在探索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外国人写的音乐，一个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写的音乐；一个是历史题材，是在国统区写的，因此它的主题思想只能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来表现，一个是现实题材，是在解放区写的，因此它的主题思想可以用直截了当的手法表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白毛女》一演再演，出了乐谱，灌了唱片，还拍了电影，宣传介绍的文章多得很，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也完全应该如此。相形之下，《孟姜女》却长期被冷落了。不仅极少有文章提到它，甚至一些搞歌剧的人，包括研究中国新歌剧发展史的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就很奇怪了。据说，姜老为了把这部戏重新搬上舞台，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无怪乎他有一次和我们几个人谈起《孟姜女》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想办个什么事，几个人一商量，事情就办起来了。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要办个什么事反而困难重重，办不成的居多，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确实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1985年，由于他积极建议，多方求援，具体筹划，经中国对外友协和文化部的同意，并得到音乐界的热情支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举行了纪念阿甫诞生90周年的演出活动；上海歌剧院还特地赶排了《孟姜女》的第四幕“关口”，在音乐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姜老和专程从美国赶来的阿甫的儿子、作曲家兼指挥家雅各·阿甫夏洛穆夫看了演出，更是兴奋不已，因为在《孟姜女》首演43年以后，他终于看到了这部戏的片段在新中国的舞台上演出了。于是他又动了把这部戏完整地搬上舞台的心。
对于这件事，姜老有一套完整的打算：首先，根据现在的演员、乐队、舞台等各方面的条件，对剧本进行一次必要的加工；其次，请雅各或其他的作曲家对原剧的音乐做适当的调整；最后，除了在国内公演以外，还准备争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剧目，带到美国去演出，甚至可以考虑请雅各来担任特邀指挥。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剧目的问题，当然更不是由于他是这部戏的编剧，或者是出于他个人和阿甫的私交，而是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国际主义情谊，是对中外艺术家在文化合作方面的劳动结晶的确认和尊重。此外，作为一部音乐戏剧作品，《孟姜女》不仅有其独具一格的美学追求，很值得借鉴，而且它的乐队和合唱的确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完全应该保留下来。
1987年年初，姜老托人带信给我，要我代他在上海积极活动一下，促成这件事尽快成为现实；并且表示，关于演出经费问题，他可以在北京找几个有关部门游说，想想办法，因为他看过上海演出的片段，还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上海的音乐界、戏剧界有不少人参加或观看过当年的演出，找上海办，无论是演出的质量或者风格的把握都比较有保障，成功的希望也可能比较大一些。
果然，经过联系，上海歌剧院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并且打算列入1988年度的排练计划，只是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和姜老进一步磋商落实。我把联系的结果告诉了姜老，并表示将尽快抽时间到北京去和他面商一切。姜老知道这个信息以后特别高兴，直到去年9月前后还在给袁励康的信中提到这件事，问我为什么迟迟不去北京，急切之情，溢于纸上。
我的确是几次都打算到北京去找姜老的，总是因为牵牵绊绊的事情脱不开身。去年9月首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中国歌剧研究会来电邀我去北京观摩演出，我也下决心走了，上海歌剧院院长肖炎还特地写了信让我带给姜老，当面听取他对《孟姜女》排演的意见。由于买不到去北京的票，还是没有走成。没想到姜老此后就一病不起，我也失去了见他最后一次的机会。
听说姜老病重期间留下的遗言中还特别提到没有亲眼看到《孟姜女》重上舞台是一大憾事，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促其实现。可以说是至死犹念念不忘了。
对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来说，姜老虽说只是总编委会的副主任，但是实际上总揽全局、筹划一切的却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为了出这部全书，姜老想了好几十年。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向中央提出过编辑出版这部全书的建议，并被纳入“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1958年，他又拟订了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可惜未被重视，成了一纸空文。“文革”期间，他身陷囹圄7年，精神肉体备受折磨，但是在单人牢房里，他朝思暮想、梦魂系之的还是这部全书的编辑方案。1975年出狱后，他不顾年过花甲和长期监禁生活给自己带来的周身疾病，再次为编辑出版这部全书上书中央。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这个建议自然又被搁置起来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旧事重提，为实现这一夙愿奔走呼吁，并在广泛收集研究其他各国百科全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起草了关于编辑出版这部全书的具体建议，提交中央审批。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数十年如一日、为人民事业屡次受挫却不丧其志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1978年，中央批准了姜老负责起草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
姜老接受任务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初创阶段，国家出版局的收发室一度成了他的“联络处”。他不但要考虑这部全书的总体规划和分卷原则等全局性的问题，许多琐碎细小的事情，诸如行政杂务、办公桌椅、图书资料、人员调配等，也得他亲自出马才能解决。为了将总体规划付诸实施，他在古稀之年，不问寒暑，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到处找人商谈；东至江浙，西至新疆，南到海南岛，北到黑龙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可以说，他把劫后余生的主要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鼓吹者、开拓者和奠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