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曼华
回忆我和椿芳同志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我结识了一位俄籍犹太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常和好友沈知白（已故音乐家）到他家里去听他的演奏和闲谈。阿隆对中国京剧的改革很感兴趣，并且创作了一些具有中国风格的乐曲。我和椿芳同志就是在阿隆家里认识的。椿芳同志和阿隆用俄语交谈，他们之间沟通思想毫不费力。我只能用英语和阿隆谈话，而我的英语又较为蹩脚，词不达意时，除了做手势外，还得请椿芳同志用俄语解释。因此，只要椿芳同志在座，我们就谈得非常热闹。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经济也不宽裕，虽然谈得起劲，但为了不让主人为难，到了吃晚饭时总主动向主人告辞。阿隆的作品在卡尔登等戏院上演时，椿芳同志写了文章向中国观众介绍，而知白同志则帮助他编写特刊。可惜这些值得纪念的刊物，都在十年浩劫中付之一炬了！
有一时期，椿芳同志在亚洲影片公司担任苏联影片的发行和宣传工作，我那时在美商亚洲影院公司工作，常有机会同他见面。一次，有一部记述一位欧洲著名音乐家的爱情故事的好莱坞影片将在国泰电影院开映，在闲谈中，椿芳同志随便说了一句“这部片子应该请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看一看”。我当真地请阿隆去看，因为那时我还兼任一家报社的副刊编辑，有两张赠券，满以为看完戏又有谈话的资料了。不料电影快开演时，阿隆和他的夫人笑吟吟地走来，不停地向等在戏院门口的我点头。阿隆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对不起，我把我的太太带来了，让我自己去补买一张票吧！”但因为已经客满，我只得把自己的一张票递过去，并且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事后，我把经过告诉了椿芳同志，他对我说，如果你请已经结婚的外国朋友，不管是看电影或吃饭，都应该连夫人一道请，否则便是失礼。阿隆的夫人并不因为你没有请她而不来，可见她非但没有生气，而且对你很谅解！一番话，使我从不安中得到解脱。
30年代的上海电影界，成了好莱坞影片的天下，多数首轮影院竞映美国片，国产片处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难与美片抗衡，更何况苏联影片！因此椿芳的工作是很艰巨的，他负有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任务。一次，亚洲影片公司运到了苏联影片，它们是根据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改编的电影，即《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影片虽然精彩，但在那个时代，难免“曲高和寡”。椿芳并不气馁，顽强地做耐心说服的工作。他先将剧情讲解一遍，然后和影院负责人一同观看，对每一具体细节，都做了详尽的描绘，从容不迫、娓娓而谈；他的翻译才能，使得在座的都感到惊讶。尽管如此，影院方面，对这三部俄语片的票房价值，仍然不放心。当时椿芳很有信心地说，高尔基的名字，中国青年知道的，无数青年崇拜他、热爱他。对观众来说，好莱坞片看得太多了，也得换换口味，这三部片子很有特色，会得到观众的喜欢。影院方面觉得这番话不无道理，于是同意在国泰电影院上映。
同年，一部苏联摄制的记录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惨杀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人民罪行的影片运到了上海，椿芳事先做了充分的宣传。当它在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开映时，上海各报副刊都以显著地位刊登文章，一致谴责意军的暴行。人们不明白何以会形成如此义正词严、步调一致的声讨，其实这都是椿芳同志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同时他也写了文章，提供执笔者作为参考资料。
全国解放以后，椿芳同志到了北京，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少了，但还时常有些通信。十年浩劫期间，知白同志含冤去世，椿芳同志备受迫害，音讯中断。直到1978年才恢复正常的交往。1985年5月是我们的朋友阿隆·阿甫夏洛穆夫90诞辰，阿隆虽早已去世，他的儿子雅各却定于5月自美国来上海参加对外友协等团体为他父亲举办的盛大纪念会。椿芳同志事先告诉我，他即将到沪主持这次纪念会，所以在他到沪的第二天，我和怀沙同志就一道到衡山宾馆去看望他。为了避免电车拥挤，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到宾馆时才早晨7点左右，椿芳同志的卧室静悄悄的，我们以为他还高卧未起，但定睛一看，他正伏案奋笔疾书，台灯明亮地照耀着，他的脸简直要贴到稿纸上。原来他正在写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后来《解放日报》发表的《写在作曲家阿隆90诞辰时》，另一篇是以后《文汇报》刊登的《忆念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他留我们多待一会儿，等他写完后再做长谈。但8点刚过，又有同志来找他，椿芳同志连早点都没吃。我们只好匆匆告辞，约期再晤。椿芳同志对工作如此认真，对朋友如此诚挚，使我们深为感动！
拉杂写来，都属寻常琐事，远不足以概括椿芳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但即此数端，已可想见椿芳同志的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