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在致父亲的信中，提到过在学校里的生活，尤其介绍了图书馆的藏书之丰富和舒适程度。克拉克的图书馆是全美第二大图书室，关于心理学的最多；其次则为讨论欧战的，有5000余册，分为2部，其正部专供研究生之用，各有定位，不得互相侵犯；本科生图书间则另设一部，读书的时候，万籁寂然，恍惚有一种在空谷中神思飘渺的感觉。室内全部采用最新式的装修，阳光适度，冬不寒而夏不暖。
李济非常喜欢这里，于是他入学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课余时间就来到图书馆，把时间花在尽情浏览各种书刊上。李济往往是先浏览书籍，读序言及章节目录标题，了解全书梗概，然后再选择精读，这正是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方法。他引起了一位社会学教授韩金斯的注意，他对李济这套读书方法很感兴趣。
因为韩金斯教授的欣赏，坚定了李济要转学社会学的念头。他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已在纽约的徐志摩。徐志摩很支持他的决定，认为李济更适合做学术研究。他的信里曾说过李济“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因为自己下定了决心，又得到好友的支持，李济就开始了他的转型。
在克拉克大学第二年（1919年），李济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念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他想从经济与优生两方面来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并很快就写出一篇“社会学札记”。这篇短文中，他崇敬奥古斯脱·孔德，认为除此人之外，后起的社会学家还无人当得起“科学的社会学家”的称誉。
李济在一篇题为《僵化》的论文中，剖析了社会制度产生后逐步趋向僵化的原因：人们的惰性，对解决复杂问题的畏惧，缺乏评判自己生活的本领。许多空谈改良的人，只有言谈而畏惧实践。他还约请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戈文，把近世史中十余个开创及中兴时代的领袖人物的年龄作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他们的年龄都在35岁至46岁之间；其政敌则在54岁以上，老的甚至到66岁。平均算起来，主张维新的总比守旧的年纪小15至20岁左右。这篇以“异文化”眼光观察分析的论文，受到韩金斯教授的赞赏。
为了准备自己的硕士论文《人口质的演变研究》，李济依然在图书馆中大量阅读着与优生学有关的书籍。他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虽可从不同角度考察，但最基本的训练还在数学。而自己虽对统计学有点入门，但若要走这条路，数学必须重新补起，而留学的时间未必能够允许。
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学科让自己很感兴趣，这就是人类学。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19世纪以前，人类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
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还刚刚兴起。在克拉克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有间屋子专门是用来陈列有关人类学的书籍。虽然当时的人类学在美国尚处于起步的状态，克拉克大学还没有设立这门课，但提倡这门新学科的权威弗·博阿士教授，恰好在克拉克任教。所以，李济对这门学科还是有所了解的。于是，他在写论文的同时，也开始大量阅读起人类学的书籍来。
1920年6月，李济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得到好评，口试也轻松过关。他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
李济这时又有些迷茫了：自己是继续研究社会学，还是转而去学习人类学？他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就去拜访老校长霍尔教授，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关于未来的建议。
老教授很看好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便支持他改学人类学，并鼓励他“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天性而作的决定，要相信自己的选择”。有了师长的肯定，李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暑假以后，李济就申请转至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
头盖骨与人类学
哈佛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坐落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其主要校园区位于波士顿以西数公里的查尔斯河沿岸，1920年的校长是研究英国政治的著名学者劳威尔。
李济对这所名校早就心驰神往。他后来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有个很好的比喻：“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登过一次泰山，也游过一次西湖。当我决定从乌斯特到哈佛去的时候，因为事先震于哈佛的名声，所以预期着进哈佛大学，是一种登泰山的滋味；这自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可能是对于哈佛大学的期望，差不多有点儿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不过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便搭乘火车，很容易地从乌斯特到了波士顿。好像经验了一次哲学家所讲的‘顿觉’，忽然到达了一种似乎不能到达的境界。”也许正是如此激动的心情，让李济成为最早到校报名注册的研究生。
在美国留学期间，李济还保持着一个十分风雅的爱好——弹奏古琴。早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就跟近代著名古琴家黄勉之学习过古琴。来到哈佛读书后，他便把心爱的古琴也从国内带了过去，让清雅的琴声陪伴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时光。他经常在学习之余抚琴一曲，以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慰藉思乡之苦。
乐器似乎是寄托感情，尤其是思乡之情的最佳物品。古琴又是最有中国风韵的乐器，也是中国文人风骨与情趣的象征。历代知名文人，几乎都弹得一手好琴。也许是因为古琴最能体现个人的情感吧，可以触摸到人们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甚至，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来哈佛读书时，还特意跟李济学了一阵古琴。
李济是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他来到这所世界顶级大学以后，每门功课都学得津津有味。狄更生教授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教授的《埃及考古学》，虎藤教授的《体质人类学》、《比较解剖学》、《史前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课程，以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此外，他还选修了许多本可免修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的课。
研究院教务长柴斯教授的《希腊考古学》，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常以看图为主。当时，哈佛大学收集了有关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片与图画，数量可观。上了这门课，李济对古希腊、爱琴海的文化艺术，以及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了较深的认识。正是这门课，指引他走上了考古学的道路。
年轻讲师虎藤原是学古文字学的，留学英国时兴趣转到了人类学，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他刚从英国回来，走上哈佛讲台不久，除讲授《欧洲史前考古学》外，还讲授一门最重要的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研究生的“铁门槛”，大家必须学会认识人的骨骼，且须懂得辨识碎骨片。考试时，虎藤就拿几块破骨头给学生认，认对了满分，认错了零分。这种近乎苛酷的训练，促使李济一步跨进了大门。
有一次，虎腾教授交给他一个任务，是给他暑假勤工俭学用的，按钟点付工钱。那是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虎腾教授让他每天花半天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李济从来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只能边干边琢磨，花了大半个暑假，才总算完成了这项工作。不过，这对李济有莫大的帮助，让他对人头骨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以后在人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等工作时，都能驾轻就熟。在多次考古工作中，李济还亲自指导年轻的考古队员经历整理人头骨的训练，也是源于他自己当年的亲身体验。
通过这些学习，李济觉得，如果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入手。他早就立下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人来源及发展的想法。他在《自传》里写道：“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段来。”“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来。”
李济想出了一个从人类学入手的方法。他去波士顿、剑桥等地，拜访了大量留学生和华侨，采集他们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数据。他采用测量的方法，一共获得了111人的身体数据；又加上当时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测量中国人体质的材料，整理出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人的体质问题。他的指导老师虎藤教授非常高兴，夸他这篇论文做得很好，是一个新的贡献。
但是，李济并没有因此而满意。他觉得，用这篇短文作为博士论文不够分量。而以111人来代表亿万中国人的数据，也未免有些偏颇。所以，他想再找一个课题研究，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他锁定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学的问题；也就是将中国历史上所指的华人与夷狄的说法来做一个分析。
哈佛人类学博士的诞生
初步的想法有了，但在着手收集资料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很少有人研究中国学的问题，相关书籍也寥寥无几。李济四处查找，终于在图书馆里翻出一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这部中国的百科全书中，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城墙，包括废弃的建筑记录。李济非常激动，俨然像发现了大宝藏，开始夜以继日地钻研这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他先分期归类，再将分区的界限、地名的演变、地望的确定、志书的纠谬、时代的考订等，一一完成。
指导老师狄更生教授看后，认为李济不管是分析材料所使用的方法还是得到的结果，都很完美，无可指摘。李济研究学问确实是严格要求自己，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完美，要继续深化。
李济又从传教士们关于现代少数民族的分布、沿革方面的著录入手，从儿时熟读过的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中，也获得了许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移动的重要资料。他结合城墙的兴废及人口增减的各种研究，终于得出自己满意的结论：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迁移，即永嘉时代的移民潮和靖康时代的移民潮，其演变的最后结果，形成了中国本土境内的5大族系，构成了现代“中国人”（这里指民国初年“中国本土”的18个行省而言）。这五大族系分别是：1、黄帝的后代——短头狭鼻；2、通古斯族——长头狭鼻；3、藏缅语族群——长头阔鼻；4、孟高棉语族群——短头阔鼻；5、掸语族群。此外还有3个次要成分：1、匈奴族系；2、蒙古族系；3、侏儒——即低头形族系。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课题，李济把其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在美国巴尔德库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发表。
几个月后，美国人类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全美顶尖的人类学家云集一堂。李济把他进一步完善后的《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在会上公开宣读，震惊了全场，来参加会议的资深人类学家都为这位中国青年的见解报以掌声。《哈佛研究生杂志》不久后登载了这篇文章。
后来，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在修订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时，还引用了几段李济论文的内容，并说过从李济的论文中得到了不少启发。这件事使李济一下子声名鹊起。
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终于完成了。它被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誉为“中国民族之科学研究第一部著作”。1922年6月，李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个学位的中国人，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在李济留学生涯的最后期间，他又意外地和心理学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当时，英国著名行为心理学家麦独孤来到哈佛访问、讲学。麦教授很器重李济，想让李跟着他做博士论文。可是，李济已经对人类学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想再放弃了，就答应只跟着麦教授做心理学实验。
李济自创并记录了一种实验方法，以小白鼠做实验，题目叫做“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他的设计是，在一个镔铁做成的长方池子里造一个迷宫，注进清水，两端各置跳板；从一端把白鼠放进水中，使之学会游泳和认识迷宫道路，到达彼端。小白鼠学习过程中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一一记录在案。学不会的小白鼠则被淘汰。小白鼠3个月成熟，即可产仔。按计划把同样实验施于每一代新鼠，由此而研究上代的学习与遗传下代的关系。
实验进行了将近1年，最后李济把全部记录都无偿地交给了麦先生。多年后，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李济：麦先生曾在一次国际心理学的会议上，用他的材料作过讨论。对这次得意的心理学实验，李济在晚年还偶有提及。据学生许倬云说，李先生有时还好奇地自问：当时若继续在心理学上搞下去，是不是也可以弄出些成绩来？
此年夏，李济准备回国了。途中，他去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赫德利奇卡教授。而这位人类学前辈，在得知李济只有哲学博士学位而没有医学博士学位以后，便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再次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李济返回祖国后，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第一位讲师，并慢慢走上使他辉煌的考古之路。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名家小传】
李济（1896—1979），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科学校。1918年获取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以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祖国。
同年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1925年（29岁）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中国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本土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6年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6年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任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