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都是跑警报的人们，抱着、拖着孩子的，抬着几样什物的云南老乡们；乱哄哄的，大家一股劲儿朝着自以为比较安全的地点奔跑。他们在路上遇见好些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同学，没功夫说话，只是彼此点点头，笑笑，就走开了。
他们两个人走走跑跑，出了城门后，就听见第二次警报响了，赶快奔到离城较远的一条大堤上，旁边正好有一个土沟，3－4尺深，敌机来时，可跳下躲躲。接着，城楼上挂起了3个灯笼，紧急警报猛然强烈地拉响了。他们跳进长满杂草的沟里，静静地望着。四周静悄悄的，天蓝得使人感动。但是，东南方向出现了20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帜。它们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那么可怕。突然，他们看见敌机俯冲下来，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东城一带一阵阵巨响，尘土黑烟高扬，火光冲天……
敌机投弹后，往西北方向飞走了。他们等到解除空袭警报的信号发出后才敢回家，那时已是下午1点多钟。一进门，院子里一片惨相，围墙坍了一面，满地是折断了的树枝。打开房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大床单的床上满是灰土……后来听说，有两个炸弹扔在翠湖边上，一个未炸开，另一个炸了个深坑。他们住在离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里，所以房子受到爆炸时强大的冲击波的影响。
那次昆明被日本法西斯强盗炸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被毁，到处是瓦砾；炸死炸伤了好多人。日寇主要是炸东南城郊，因为那边是云南省政府和飞机场所在地，以及其他重要的仓库等。还有市中心的正义路一带也挨炸了。自从1938年初，滇缅公路千辛万苦地修成后，我国有了当时对外的惟一交通线，运输军事物资等；再加上昆明有个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日寇就经常空袭，狂轰滥炸使这座美丽的春城日夜笼罩着魔影。
这样跑警报不知多少次了，已有了点习惯和经验。但是每次都得期待着各自的命运；每次大家都痛恨日本强盗从空中又来炸毁我们的土地，蹂躏我们的人民和财产。男女老幼，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大家的心是紧紧地相连在一起的。
就是在这样艰辛的境遇中，在敌机不断的袭击、轰炸下，西南联大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诗人们，如吴宓、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汤用彤、罗常培、贺麟、潘家洵、罗庸、郑天挺、王力、叶公超、柳无忌、钱钟书、冯至、沈从文、吴达元、钱穆、陈岱孙、魏建功、陈梦家、金岳霖、陈铨、杨业治、沈有鼎、吴晗、李广田、卞之琳、英国诗人燕卜荪、美籍教授温德等，以及理工科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江泽涵、施嘉炀、熊庆来、陈省身等，都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洋溢着“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在中国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认为是个奇迹。
叶公超先生与吴宓先生
赵瑞蕻回忆，叶公超先生当时讲授“18世纪英国文学”。他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叶公超先生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国语言文学（英文说得那么自然、漂亮、有味儿，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又对国学有较深的修养；还善于写字、绘画，长于画兰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里仅举一例：他很欣赏北大外文系1938年的毕业生叶柽，留他在联大当助教，教大一英文。叶柽是赵瑞蕻老乡、温州中学老同学，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欢英国萨克莱作品，很有研究，写过几篇论文。
那时，叶先生和叶柽都住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教职员和学生宿舍）里，时常见面来往，叶先生有什么事就找叶柽，是十分亲近的。有一次，赵瑞蕻正在叶柽住的一间屋子里，看见叶先生敲门进来了，就对叶柽（字石帆）说：“石帆，我这几天穷得要命，你借我点钱，过几天还你，行吧？”叶柽问他要多少，叶先生说：“50吧！”叶柽说：“好！……”
在外文系里，吴宓先生讲授“欧洲文学史”，他“讲课的特点是不需要看讲义，就能很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他教学极为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吴宓主张外文系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享受西方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很有关系”。
罗庸先生讲杜诗
罗庸，字膺中，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的词作者。罗庸先生的书法，在当年书家如云的联大教授中也是享有盛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即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共为传世精品。
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词句确实是很精彩的。
从赵瑞蕻详实、生动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得知，罗庸讲杜诗非常具有感染力。读赵瑞蕻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有身临其境听罗庸讲课之感。
赵瑞蕻当时常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有一天，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
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念完了就说：“懂了吧？不必解释了，这样的好诗，感慨万千！……”其实他自问自答，他从首句讲起，正好2节课，讲完了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
赵瑞蕻称，他眼前就好像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1200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
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地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752年，再过2年，755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又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师生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
《校史》上说：“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3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数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专长外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教授，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将外国进行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处理中国传统的学科，已在一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文科学生就在这许多教授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中，尊师爱徒的优秀传统下，受到了亲切的教育。
赵瑞蕻回忆说，那时一部分教授还在外面自办杂志，如《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也在《中央日报》编个文艺副刊，这都是发言据点、制造舆论的地盘。许多老师除认真教学外，还坚持写东西，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他的《云南看云》，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散文。他指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不仅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人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总之，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中走着一条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成绩的。
同学们除了上课听讲外，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成立了一个“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原野》等，轰动一时），可以随时随意去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演讲者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校史·概论》）。“南湖诗社”后来改称为“高原文学社”，每2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同学。或者去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歌咏队等等。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时局的评论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看看。
闻一多先生写文章，大谈田间，非常赞赏田间的诗；还有艾青（后来他还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认为他们是“时代的鼓手”。他大胆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诗人”的诗人。在一次演讲时，他赞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大道。
1944年在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的大会上，闻先生慷慨激昂地说：
“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骂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切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当时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名家小传】
赵瑞蕻（1915—1999），笔名阿虹等，浙江温州人。文学翻译家、教授。
1935年毕业于温州中学，并考入大夏大学中文系，1年后转山东大学外文系。抗战后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0年毕业。1941年冬到重庆南开中学教书，次年到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助教，一度到女子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1953年至1957年任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访问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江苏译协名誉会长、江苏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等。1962年以后着力于比较文学，著有中外文学比较论文多篇。
译有司汤达[法]的小说《红与黑》、梅里美[法]的《短篇小说集》、马雅可夫斯基[苏]的长诗《列宁》，弥尔顿[英]的《欢乐颂》、《沉思颂》等。学术论文最受称道的是《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资料丰富翔实，见解精辟。著有诗集《梅雨潭的新绿》。此外出版的著作还有《西诗小扎》、《诗歌与浪漫主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