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君强[1]
庐山谈话会
193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想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知名之士”，见面谈心，以孤立中共，统一舆论，遂联名具柬，邀请他们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会上，蒋、汪并坐主位，张群任秘书长，曾仲鸣任秘书主任，我和陈方任秘书，无其他组织形式。发言是随便谈的，出席者当然以国民党人占多数。我大约记得参加的人如下：张君劢、曾琦、胡适、张伯苓、陈立夫、萨孟武、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陶希圣、张肖梅、洪深、叶楚伧、高宗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团结御侮。汪精卫表面显得情绪有点激昂。只有洪深义愤填膺地发言，使我当时为之一惊，现在记忆犹新。他最后说：“希望蒋、汪两位先生不要学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口称抗战、抗战，却把黄金带到英国去了！”我记得我那次是和叶楚伧等从南京同轮赴九江的。7月8日船抵九江，叶楚伧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刚才接到电报，北方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响了。”大家为之愕然。第一次谈话会仍然如期召开，但嗅不出一点战争气息，大人先生们个个都很笃定的样子。本来计划还想第二次、第三次依期开下去，由于情势日渐紧迫，蒋介石只好带着张群下山回南京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澎湃，由于非嫡系军人，特别是桂系的主张抗战，更由于害怕中共方面将取得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内外交迫，蒋介石才不得不采取了表面抗战、实际拖延的策略，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为了乘机更加扩大个人的战时权力，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式的包揽全国军政大权的统帅部，以何应钦为参谋长[2]，张群为秘书长，好比左右丞相。下设一至六及管理等七个部。其中第二部是“政略”部，以亲信熊式辉兼部长，陈布雷、周佛海副之。据周佛海向我透露，这个部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的。第六部（党务、特务）部长陈立夫，戴笠、徐恩曾，军统中统两头目，分任该部第一、第二组组长。把特务部门上升为“部”的阶级，这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虽然迫不得已在“八一三”搞起了淞沪会战，他心里还是希望国际联盟出来帮忙，搞成国际调停的局面。英国驻南京大使许阁森本来想来尝试调停，不料他坐着汽车往来沪宁公路时，虽然汽车顶上漆了大幅英国米字旗，但是日军飞机看见这汽车有些特殊，怀疑这是蒋介石借用英国国旗来掩护自己在战地巡视的诡计，仍然无情地加以射击，许阁森受伤，调停的工作也不提了。
低调俱乐部
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长何应钦、张群，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在1934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间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便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进行“调解”，周佛海等人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建议。
1938年1月，国民党各方首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于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传到武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任行政院长）[3]等人，都已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此时蒋介石正往来于河南开封附近，亲自布置捕捉韩复榘。张群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也讲了话，蒋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也拿着话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讲话历来是啰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陶德曼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逃离重庆后，曾于1939年3月公开发表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题的经过，对于陶德曼的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
高宗武秘密赴日
陶德曼调停虽已过去，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仍然鼓动汪精卫向蒋介石进言“和平”。蒋遇事惯于骑两头马，听了他们的话，正中下怀，遂决定秘密派高宗武（当时是行政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赴香港，寻找门路试探日本的“和平条件”。这事蒋介石是背着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的，真是不可思议。
我那时本职是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长，再兼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长由该处副主任周佛海兼任）。陈布雷命我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张军用证明书，目的在于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因为非军职人员不能持用军方证明书，我便私自填了一张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给高宗武，随便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蒋介石每月还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经费6000元（约合2000美元），陈布雷命我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需经中央银行才能寄出款项，我只得又以军委会办公厅的名义致函中央银行照汇。
高去了两三个月，从香港回汉口[4]。陈布雷命我前往机场妥慎迎接。我到机场时张群也在那里，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还送他上车，高随即与张群同车驱赴陈布雷处。高宗武带回日本所提条件内容，我不得而知。蒋介石投降心切，但又怕中共和人民不答应，同时大约日方所提的条件也过苛，使他无法公开接受。
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待命，蒋介石既不表示让他再去，也不表示不必再去。周佛海、陶希圣怂恿汪精卫密商之于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经费既未停发，说明高的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去也不算错，就让他再飞香港。过了多天，蒋介石佯问陈布雷，高宗武现在何处？陈答已再往香港了，蒋亦不置可否。
当年7月，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孔兼总裁）忽然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特派员汇款的文件，醋劲大发，居然向蒋介石提出质问：您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大掼纱帽。蒋只好耍赖，矢口否认他曾派高宗武出国。孔祥熙悻悻而去。蒋介石盛怒之下，写手条问军需署，高宗武月费是何人领汇？军需署据实签复。蒋又责备我，为何这样小事弄得中央银行个个都知道了。我虽然知道派高宗武出国是一件机密事情，但我哪里会晓得孔祥熙既是堂堂的行政院院长，又是蒋介石的连襟之亲，蒋怎么会向他隐瞒这件事呢？事后据周佛海和我谈及，当高宗武奉派赴港后，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曾密问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蒋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王宠惠碰了个软钉子，不敢再问。周佛海说，蒋介石曾一再告诫他：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蒋介石这种神秘诡诈的政治，只能说是特务政治。蒋介石一气之下，立即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命他立即回汉口，以图掩饰。高宗武因别有怀抱，抗不从命。
高宗武几个月来，往返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已和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生了密切联系。他回汉口时，周佛海、陶希圣得知有此路子，就和他密议：万一蒋介石不愿出面投降日本，就循此道路把汪精卫捧起来另搞一套。所以高宗武对蒋介石即不加理睬了。
艺文研究会
1937年冬，蒋介石、汪精卫退至武汉以后，日军并未穷追，蒋、汪就想在武汉喘息一时再说。次年初，蒋介石以做长期抗战为由，对行政院和军委会的组织机构与人事安排做了调整：任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张群为副院长，魏道明为秘书长；把前几个月划归军委会的第三部（重工业）、第四部（轻工业）归属行政院系统，仍以翁文灏任新设的经济部长，吴鼎昌回任实业部部长（旋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连军政、海军两部也仍归行政院系统，只在军令方面由军委会统率节制；军委会的第二部（政略）、第五部（宣传）、第六部（党务、特务）及管理部名义上均撤销，宣传归中宣部，特务分属中统、军统两局；改军委会第一部为军令部，使之成为独立的“参谋本部”；军委会仍设办公厅，以贺耀组为主任，下设秘书、参谋、总务、交际等处及机要室（我当时兼任秘书所长）。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在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上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和军队。所以周佛海、陶希圣等就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5]其主要组织成员如次：秘书李厚徵（留苏学生，邓文仪系统），总务主干罗君强（以后李他调，由罗兼任秘书），编审组主干陶希圣兼，出版组主干叶溯中（CC分子）。另外还有两个组，是否叫“文化”“青年”记不清了，其主干是刘炳黎（复兴社分子）和刘百闵（CC分子）。
艺文研究会主要是以付稿费名义拉拢、收买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越多些。我记得拿过钱的有：叶青、郑学稼、蒋廷黻、李圣五、梅思平、姚蓬子……对于当时甘做国民党尾巴的（青年、民社）两个小党，蒋介石密谕每月由该会各领津贴3000元。青年党由左舜生具领，民社党由张君劢具领。
该会也出资津贴给别人在各地办小报，如上海的樊仲云、湖南的易君左等。会中还出过一种艺文研究丛书，交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主编人陶希圣等，印过四五种。
周佛海、陶希圣搞出一套口号，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这些口号完全是暗中对着中共而发。如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解释为要团结，不要闹党争，不要搞摩擦。又如说“抗战第一，胜利第一”，那就是一切要服从于军事的要求，要拥护最高统帅，从而引申到军令要绝对统一。
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立变相的分支机构，叫作“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发行樊仲云的《国际周报》。同时，也叫高宗武在香港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蔚蓝书店、日本问题研究会等，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
艺文研究会的经费，每月5万元，是蒋介石下手谕命军需署从军事特支费内开支的。这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从重庆经昆明逃到河内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停止该会经费，由我向陈布雷办清交代手续。以后仍利用这笔钱，由叶溯中办了一家“独立出版社”[6]，刘百闵办了一家“文化图书服务社”，在抗战中出版了大批反动书刊，那是后话。
周佛海、陶希圣其人
周佛海原是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穷学生。湖南官费留日，由鹿儿岛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高中），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学经济。1921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求学。因和杨淑慧同居，生活费用不足，就拼命翻译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来适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文化市场的需要，挣钱糊口。译文粗制滥造，如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连爪哇这一地名都弄错了。
1924年周佛海回国，应聘到广东大学[7]当教授，月薪240毫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应按累进额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周终于借故脱离中国共产党。
不久，广东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邹鲁的风潮。周佛海思想右倾，辞职跑到上海，1926年春再往日本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又回上海教书。同时，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8]。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5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9]，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后，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获利10余万元。以后又当了一年多的军校政训处少将处长、三年多的总政治训练部兼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中将主任[10]，大肆进行“反共剿赤”的宣传工作。1931年国民党补选中委，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从1932年起，周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多年，镇压摧残进步学生运动，几次大规模解散学校。
1932年初，蒋介石、汪精卫重新合作。蒋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亲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蒋介石对周佛海之坚决反共印象深刻，好感甚重，所以周当汉奸被判死刑之后，蒋终借词减刑，免其一死。周佛海曾和我说过，他是为了研究唯物史观而特意到京都帝国大学向河上肇博士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哪知愈研究愈出问题。他说，要相信二元论，既要唯心，又要唯物，单纯地主张唯物论，是不对的。
陶希圣原是北京大学读法科出身，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由周佛海介绍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当政治教官，伪装“左”倾。1927年5月，武汉军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紧急应变去堵击夏斗寅部的叛变时，施存统任该师政治部主任，陶为秘书，后又当该师的军法处处长。1928年周佛海拉陶希圣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认为他在武汉时曾大肆杀害拥蒋反共的同学，群起攻讦，几被扣押。周佛海见此情况，就让陶到上海来搞《新生命月刊》，参加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观点反动，主张不定。同时，陶希圣又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1950年汪精卫在北方失败后，周佛海为陶求得陈果夫、陈立夫CC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未久又应北京大学之聘，往北平教书。汪精卫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时，任命陶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主编“农村复兴”丛书。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汪精卫逃往河内
周佛海、陶希圣极力鼓动汪精卫出来“跳火坑”，勾串汪的妻子陈璧君做内应。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还是在于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当然也是暗中骂中共八路军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周、陶旧友梅思平，从汉口回浙江奔丧，丧事完毕回上海，不想再返重庆。梅与高宗武本是温州同乡，往来素密。1938年11月，梅、高二人居然以汪精卫代表的名义，和日方特务影佐与今井两人订下秘密协定，决定日方将和汪精卫联手，支持他建立反蒋反共的新政权，从而进行中日媾和。其步骤是汪精卫等设法秘密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到达国外某地，然后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一个对中国招降的声明，汪精卫再发电响应，对日停战投降，进而商谈和平。
梅思平将此密件携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夫妇大喜过望。据周佛海说，汪在家设宴招待梅思平，为他饯行。走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走后，汪、周、陶还有曾仲鸣，忙于设法脱离重庆势力范围，而逃往国外。
当时从抗战后方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险；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在这之前，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11]。先是周佛海、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周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继之，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由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于12月18日带了陈璧君、曾仲鸣等飞昆明。
第二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
汪精卫降日卖国的第一炮
在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所订的《上海密约》[12]，由梅思平携往重庆取得汪精卫同意之后，日本方面专等汪飞赴国外的消息，以便及时动作。日本报纸甚至在约定日期数日之前，即透露近卫首相即将发表重要声明，以引起各方注意。因汪行期延缓，故近卫特托故往京外一行，宣布声明将稍迟发表。及至汪飞抵河内的电讯一到东京，近卫即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也就是无形中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汪精卫在河内看到近卫的声明，决定按过去与日方的约定，发表响应的声明。汪感到在河内活动不便，决定自己带着曾仲鸣留在河内；周佛海、陶希圣急往香港，进行活动；陈璧君则往来香港、河内之间，以资联络。汪在离开重庆前，曾密电时在成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公博出国相会。陈即由成都经昆明抵河内晤汪，参与叛国活动。陈公博在河内小住数日，汪精卫即把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与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持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林柏生在香港发出。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顾见此电稿，坚决反对，认为汉奸绝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臭名昭著的汪精卫“艳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余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汪记汉奸集团的雏形
汪精卫本身是一个大党棍子，到了河内之后，他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会、军委会均由汪自任主委，财委会则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会委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同时又是军委会委员。周佛海还兼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里。那时只有政委会在香港九龙约道某号秘密开过会，军委会人少开不了会，财委会干脆只有一个主委。
当时，凡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必须先由政委会通过，然后才由财委会发给生活费。我记得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不少中共人士。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另一个是杨揆一，清末留日士官第三期毕业，曾在武汉行营当过何成浚的参谋长。他从来没有带过兵，嗜烟好色，暮气沉沉。以后汪精卫用他当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和参谋总长等职。
这时，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同声提出，他们今后要全心致力于“和运”了，无法顾及家庭生活。汪精卫很敏感地意识到他们在伸手要钱，就提出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八人为“首义分子”。并在汉奸集团第一次有经济收入时，即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五万元，但声明以后参加人员，不得援例要求。以后到了上海，政委会无形解消，由“首义”诸人加上一个特务头子丁默邨，组织“高干会议”，由汪随时召集开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再后，高宗武、陶希圣逃往香港，再投蒋方，而丁默邨、梅思平以人事关系受汪打击，所谓高干会议亦不再举行，有事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人会商决定，然后形式上提出有关会议照例通过一下。我们背后称之为“三巨头会议”。
陈公博的“首义”头衔是汪精卫钦赐的。因为在周佛海、陶希圣怂恿汪出来当傀儡头目的酝酿过程中，为了绝对保密，没有让坐过改组派第二把交椅的陈公博知道，汪到最后才打电报约陈速赴国外见面。陈公博既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深明顺逆，拒绝当汉奸，又感到自己对“和运”无功，将来即使搞出一个局面，个人也难免受冷落。他彷徨顾虑，左右为难，就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他经河内到香港之后，只在香港出席政委会数次，在私人间也不和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以后汪精卫由上海去东京，陈始终未参加，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香港休养来推托，引得汪当着我们的面，几次骂他。连1939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也未曾出席，直到当年冬间，他才来到上海。那时汪精卫已派以周佛海为首的代表团，和以影佐少将为首的日本代表团秘密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了给陈公博面子，才又派他代表汪方和日本海军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密谈海南岛问题，使他和日本海军发生密切关系。后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陈公博得兼上海市市长四年多，就是这次会谈为他创造了便利条件。因为上海是日本海军的警备地区，海军当然希望和他们有交情的人来当伪市长。
蒋介石的对策
汪精卫等逃出重庆之后，蒋介石晓得这件事的发展将对他十分不利，但他除了用开除党籍、口诛笔伐之外，别无其他有效措施。左思右想，决定对汪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1939年1月17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亦终被抓获。幸亏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传说刺林凶手被逮后，在香港监牢里被由军统收买的流氓，作为私人斗殴把他打死了。确否未能证实。
军统特务在香港狙击林柏生之后，蒋介石又使出软的一手，派谷氏三兄弟中之最小一个谷正鼎，秘密往河内见汪精卫，进行游说。[13]蒋介石让谷正鼎对汪说，汪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对于这一引诱，断然拒绝了。
谷正鼎游说失效，蒋介石切齿痛恨，大动杀机。在这之前，戴笠已奉命亲率特务往河内，从收买法国方面勤务人员入手，对汪精卫实行严密监视。此时戴笠受命即电令河内军统特务，寻机刺汪。当时汪家尚无武装警备，仅有一个巡警看门。3月21日，军统特务爬墙潜入汪寓。汪寓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卧室都在楼上。特务连夜窥伺，侦得二楼朝南的一大间，几晚电灯通夜未熄（他们动手之夜电灯倒是熄了），军统特务断定此房必为汪之卧室无疑。特务登楼，即向该朝南房间冲去，发现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裤的人急起，准备开灯。特务从形影上认为是汪精卫本人，枪弹速射数十发，即下楼夺门而逃。其实，这朝南大间睡的是曾仲鸣夫妇。曾随汪精卫到河内后，其妻方君璧从香港赶来会晤。汪精卫以曾、方夫妇久未团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他们同住，结果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也受了伤。
当夜，汪精卫住在隔壁房间，原由一会武术的山东大汉赵国庆替他在房门口看守。赵闻声立即闪入汪室，连房门也来不及下锁，赵躺在楼板上，头靠着床，以双足抵房门。特务如果破门检视，汪精卫决难幸免，也许汪伪政权在母腹中即告流产。
汉奸集团的经费来源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香港由周佛海、陈公博、林柏生搞起来之后，香港的一些大资产阶级，由钱新之、唐寿民作代表，通过杜月笙把几十万元港币，交由高宗武送给汪，作为“献礼”。他们说：汪先生勤劳国事，需款必殷，我们略表微忱，以申敬意，但求严守秘密，以后当再筹献。这是中国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但是，香港几个大资产阶级的“献礼”，只是杯水之济，还不够“首义”分子的安家费开支。向日方伸手，成了财委会主任周佛海的中心任务。日本人向来小气，算盘极精，虽然拉你下水当汉奸，却不愿自掏腰包有所破费。影佐等想出一条妙计，他们知道中国对八国联军各国的庚子赔款，历年由海关在税收内尽先支付，如有多余（称为“关余”），照例存在英国汇丰银行（因总税务司一直是英国人）。北平、上海、广州等地沦于日军后，这笔关余改存日本的正金银行，蒋介石政府无法向其取用，积有相当数额。影佐说，日本政府为了汪氏树立新政权，愿意把关余交给汪所成立的政府，而在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汪方暂向正金银行按月照实际需要借用，作为记账，以后由汪政府与正金银行结算。汪方当然如获至宝，立即同意。每月由财委会向正金银行借用港币200万元左右。汪精卫集团活动中心转移上海后，即改为每月借法币200万—300万元。最初是由陈春圃代表周佛海去提款的，以后由周的妻舅杨惺华以财委会秘书的名义去领钱。每次由愚园路到银行取款，还有带枪的日本便衣宪兵押车护送，以免中途被劫。这件事在日方是惠而不费，在汪方则已如鱼得水矣。
胡兰成以汉奸理论受上赏
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一向销路不佳，仅靠体育新闻来搞点收入。自其当了第一家汉奸报纸之后，香港闻人甚多，是为了看汉奸消息而看《南华日报》的。《南华日报》有一个小编辑，浙江人胡兰成，原在内地当过初中教师，是一名托洛茨基派，逃往香港谋生。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他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60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让其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由于胡兰成是非广东籍，广东会馆式的宣传部容不了他，他终于和林柏生闹翻了，林把他的职务架空，他遂另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勾结。胡兰成大肆批判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的宣传部，并写成书面交给池田。池田把这份东西私下拿给宣传部司长黄菩生看，问他真假如何。黄竟向林柏生告密，林即哭诉于汪精卫，汪大怒，命林处理。林柏生竟命自己搞的那个特务组织“政治局”，把胡兰成秘密禁押起来。我和胡的小同乡樊仲云闻讯，认为林做得太过火了，就约同苏成德三人联名致函汪精卫（苏为该政治局局长，故特意将他拉入），略谓胡兰成身为中委，如有过失可予批评，责令反省悔过，不宜遽以非常手段对付，这样将使大家灰心。周佛海、陈公博也说不必因胡的问题而兴起文字狱。汪精卫与林柏生无法僵持，由胡兰成写一悔过书了事。
胡兰成被释后投奔李士群，李约他任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的副社长兼总主笔，胡又秉承李的意旨诋毁周佛海的财经措施。1943年9月李士群死后，胡兰成再向我接近，我仍假以辞色，并予资助。胡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其时汪精卫已死）。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匿无踪。
汪精卫带领伙伴参拜东京日酋
汪精卫既以傀儡头目自居，一切自不能不请日酋面授机宜。因此，他决定带领伙伴做一次东京之行。1939年4月河内发生刺汪案之后，日本军方派出影佐等人去河内，用一艘日本山下汽船会社的“北光丸”货船，把汪精卫等人秘密运载到上海。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也由香港到上海会合。
5月底，日本侵华军派军用飞机将汪精卫一行载往日本，并派日本前内阁总理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及影佐等人负责护送与迎接。在东京，汪精卫和日本内阁首相及各大臣秘密会见，而日汪勾搭之具体初步条件，则由周佛海与日方谈判。汪精卫方面，要求仍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作号召，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形式组织政府，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然后进行对日讲和。几经磋商，日方才勉强同意。日本所希望的是双方及早谈好双方关系条约的基本内容，并及时予以签订。人家勾引汉奸培育傀儡，为的是从条约的文字上和实际上取得战争中所不能取得的权益，一切形式口号是次要的。
汪精卫、周佛海等在东京“朝圣”回上海后，日方在虹口东体育会路旁边很空旷的地区，找到一所两层楼洋房，略加修理，让汪精卫居住。因为外围都是日军，没有居民，既便于保护，又便于监视。
7月某日，正是大热天，周佛海派车接我到他住所去（他也住在东体育会路的一所旧房子内），约我一道到汪精卫住所开所谓干部会议。我约略看一看，有40人左右。我由周佛海带去正式见汪。记得当天到会的人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叶蓬、李士群、丁默邨、何炳贤、李圣五、岑德广、赵正平、傅式说、赵尊岳、朱朴、陈春圃、陈昌祖、周隆庠等，其余一些人当时不认识，也就毫无印象了。
开会时，首由汪精卫报告进行“和平运动”的经过，并说今天首次和各位干部见面，以后还要继续商谈。当时无人发言，过了一阵子，何炳贤立起发言，大意是反对降日，认为这事毫无保证，必须慎重考虑。汪精卫当时脸色变得很难看，但未说话，忽然有人提议今天可以散会了，汪点头强作笑容，大家纷纷登车而去。
何炳贤是陈公博两个暗妾何大姑、何三姑的兄弟，早年留学美国，1932—1935年陈公博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时，当过该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原为改组派分子。说来可笑，这个反对汪精卫当汉奸的先生，后来仍然当了汪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汪伪政府成立后，又历任军委会第三厅（军需）厅长、经理总监部总监和中央储备银行董事、南京中央军校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权倾一时。抗战胜利后逃往九龙，真是善于进退！
魔窟76号
汪伪的班子，是由一群野心文人、落伍军人、失意政客、投机党棍混合拼凑起来的。他们没有一寸土，没有一个兵，初期所凭借的唯一实力，就是以日本宪兵为靠山的特务组织。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14]，就是它的大本营。“76号”这座房子，原是军阀陈调元的旧宅，上海沦陷后，日人用作特务办公场所，如金子机关之类，即设在这里。
1938年蒋系中统特务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台湾籍女间谍的关系，被陈立夫侦知。李即利用时任株萍铁路调查室主任的身份，由武汉逃往香港，找到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并由中村转介绍给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在上海从事情报活动。不久，李士群又搭上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进一步组织汉奸特务队伍，由日本供给武器，设机关于忆定盘路[15]95弄10号，挂的是内河轮船公司的灰色招牌。李士群找到吴云甫（即吴四宝），拉拢沪西流氓、地痞、白相人来成立汉奸特务行动队，配合日本宪兵工作。正好李士群的老上司丁默邨，因在汉口受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甚感醋意，向蒋介石控诉丁贪污招待费甚多。丁怕查出受究，即由武汉逃香港，转上海暂住。
李士群因以前丁默邨在上海主办《社会新闻》时，当过丁手下80元一月的小编辑。李与妻子叶吉卿最初都是中共交通人员，投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特工总部后，又曾向中共泄露调查处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的行踪，以致当区长的有死有伤。陈立夫侦知后，即将李押解南京拷打录供，关押于南京板桥镇18个月。其领导人丁默邨本不知情，也被陈立夫传往南京讯问，调了工作，李为此觉得对不起丁。后李因其妻献媚于调查处处长徐恩曾，得以获释，后被派为株萍铁路调查室上尉主任。李士群为了向丁默邨报恩，大肆向日方吹嘘丁之才能及经历，并欢迎丁到他自己的巢穴里当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自己则甘居副席，日人对此自无不可。汪精卫出来当汉奸后，日方决定让丁、李的特务组织首先与汪合流。
丁默邨与周佛海原为同乡旧友，又曾同隶CC系统，他闻周佛海当了“和运”总军师，喜不自胜，即派湖南人翦建午前往香港，向周密通款曲。周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政治资本，遂向汪精卫进言，要好好地利用这班人来搞“和运”。汪因过去丁默邨主办《社会新闻》，专以共产党及改组派为攻击对象，旧恨难以冰释，但又无法拒绝日本的“合流”计划。所以汪一到上海，经过日本方面撮合，即全盘接收。日方也以这批特务对汪精卫作为陪嫁的妆奁。我们以后背地里常说他是汪伪政府的拖油瓶儿子。
汪精卫接收了丁默邨、李士群这批特务后，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任命周佛海为主任委员，丁默邨、李士群副之，唐惠民为秘书长，马啸天、苏成德、王天木、戴英夫、汪曼云、顾继武、李志云、茅子明为委员，另设特工领导机构——“特工总部”。特工总部的主要任务，是在日军特别是日本宪兵的提线和控制下，对蒋介石集团的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血肉斗争，当然，对中共也是不会客气的。我对“76号”之内容不太清楚，但知特工总部一成立，即成立了警卫总队，着重保护汉奸的安全。另有一个行动总队，由黄埔军校六期生林之江为总队长（杨杰也当过），实际是一个打手队，专门对外的。
丁默邨、李士群和蒋方特务，本来都是一路货色，旧相识甚多，所以潜伏租界的蒋方特务，除上述之人外，如万里浪、傅胜蓝、胡均鹤、陈明楚、张瑞京、石林森等军统、中统人员，自投的自投，归降的归降，“76号”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蒋特转为汪特的重要分子。李士群志得意满，受了日本侵略者上赏之余，我亲见他在某一次大会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CC团”的口号。当时的汪精卫汉奸集团，无政治，无党务，一切活动就是特务。所以当时人们称沪西为“歹土”，呼“76号”为魔窟，特别是杀人如麻的吴四宝，名气在汪精卫、李士群之上。小孩子在母亲怀里哭，母亲只要一说：“吴四宝来了！”小孩居然不敢哭了。这是一种什么景象！
汪精卫有了这批特务之后，就加紧拉人入伙当汉奸，或者不许人家反对他。其手段不外乎威逼利诱，杀人示威。特工总部曾流行一张黑名单，包括上海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司法界人士83人，弄得全市震恐。首批惨遭毒手的，我现在记得有上海女子中学校长吴志骞、租界法院庭长郁华、《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负责人张似旭等。中统、军统的高级干部被汪特弄死的，也有张小通、戴星炳、陈觉吾、平祖仁等。汪伪特工这些人，求名求利异常积极，所以打手林之江、苏成德、马啸天之流，俱已名列中委，特务经费虽然庞大，日方赏赐虽然频繁，仍然不能满足特务们的贪欲。叶吉卿亲自管着保险柜，天天催逼李士群想办法，因而“76号”就以包烟、包赌、绑票、勒索来大量增加“外快”。吴四宝等是带了手枪上交易所的，如果他们赔了，就翻脸抵赖，所以他们的买卖是永远有赚无蚀的。他们还偷停放在马路上的漂亮汽车，利用白俄人的“百搭”钥匙一开，把汽车开到“76号”里面。把引擎上的号码弄模糊，把车身换上另一种颜色的油漆，转手之间，一部车可以赚几千元钱。至于强买地皮，强占房屋，那更是平常的小事了。
1939年汪伪政权尚未成立之前，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地，以及沪杭、沪宁、津浦南段各铁道线，日军已引导汪特前往分别设区立站，普遍进行特务活动了。
丁默邨由李士群迎为大哥之后，以首脑自居，对李发号施令。李对他不满。到汪精卫、周佛海来上海，丁仗周势，对李更不客气。两人为了权力、人事分配、钱财分赃不均等事，时有斗争摩擦。李士群对特工中的实力派拉拢得很紧，对周佛海也十分恭顺。汪伪政权成立前夕，李听说丁默邨可能出任汪伪政府替政部部长，他还是屈居次长，遂唆使苏成德等出来反对丁，说他不配领导特工。周佛海对丁默邨也不加支持，丁遂铩羽退出“76号”，专门去搞变相的特工——“社运”去了。丁默邨离开“76号”后，李士群升任特工总部主任，原属丁系人员除被李拉拢收买者外，一律排出特工范围。李士群以特工为武器，先后取得替政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主席等一连串有权有势的职位。他在投周反丁得势之余，又想照老路反周拥汪，率以此招杀身之祸。
何行健被刺，王天木下狱
丁默邨抓了特务之后，野心勃发，想搞部队，于是勾结日方，怂恿周佛海，成立一个为策反重庆国民党军队的机构叫“肃清委员会”，设在“76号”内。周佛海居其名，丁默邨居其实，以丁的亲信彭年任总务处处长，任命王天木为“和平救国军”总指挥（这是一个光杆司令）。再向江南、苏北地区拉些游杂部队，以何行建（即何天风）为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丁锡三、谢文达、李宗盛等人为第几路第几路司令。这些司令，有的有1000多人，有的只有几百人，分驻各地，各行其是。
何行健原来是军统外围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总队的第一支队司令，后又任忠义救国军（别动队改名）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因为他是湖南人，投奔汪精卫集团后，很喜欢和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攀同乡关系。汪伪军官训练团成立时，他还首先要求派遣所部军官来受训，因团方无此计划而作罢。王天木是东北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抗日战争前曾与冷欣等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的法西斯组织，后又与戴笠等结成一伙，从事特务活动，曾任军统华北区副区长，是戴笠手下所谓“四大金刚”之一。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后，军统上海区组织迭遭破坏，王天木被派任军统上海区区长。未久即投敌，担任“76号”高级顾问，后又担任伪和平救国军总指挥。
1939年12月的圣诞前夕，“76号”大宴宾客，为从香港来上海的陈公博接风，许多人酒足饭饱之余，涌向法仑司夜总会去跳狂欢之舞。天明前舞毕登汽车时，何行健和另一原军统特务、时任汪伪特工科长的湖南人陈明楚同被刺客击毙。事后查出，刺客系王天木带去的随从保镖，伙同军统行动人员所为，案发后王的随从保镖已逃匿无踪。李士群、林之江认为王天木嫌疑甚大，遂将王扣押起来。王被关了两年多，才由周佛海保释，不久任华北特务工作团副团长，赴平津地区工作。1943年陈群任伪江苏省省长，周佛海推荐他当过镇江地区专员。据说，1941年冬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被汪特逮捕降伪后，曾出版过一本叫《蓝衣社内幕》的小册子，其实是王天木在看守所代为捉刀的。
早在伪肃清委员会成立不久，汪伪内部就传出要大规模地招兵买马，声势不小，因而引发了军人出身的叶蓬、杨撰一等的怒火，联名向汪精卫掼纱帽。叶蓬说：曾、左、彭、胡[16]又要复生来治兵了，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汪精卫觉得苗头不对，恐怕一起头就会闹到散伙，急劝周佛海罢手。不久何行健被刺，王天木下狱。周趁势收蓬，将丁锡三、谢文达所部改师，李宗盛部成立一个旅，纳入汪伪军的建制。雄心勃勃的肃清委员会，就以昙花一现而告终。
汪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既以继承国民政府“法统”、继承国民党“党统”作号召，在来上海后，即加紧准备举行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选极为困难。汪密遣新自欧洲回到香港的周化人（旧改组派）潜赴重庆，去拉改组派老人来上海参加和运，仅拉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前来。再遣周化人北上拉人，应者更少，乃不得不让CC系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从江浙地区就地取材，充实数字。适上海CC系市党部及各区委员蔡洪田等36人联名发表反蒋拥汪宣言，老CC系就在党务方面又占了优势。
丁默邨在周佛海的支持下，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人选，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汪精卫急起抵制：陈璧君让弟弟陈耀祖、陈昌祖，侄儿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一齐与会，李圣五也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同时带进；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伙计参加。但结果在200多名大会“代表”中，与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有关系的人仍占多数。
大会筹备处由梅思平任秘书长，我曾向他介绍过几名代表。丁默邨责怪我推荐吴淞中学校长程宽正当代表搞乱了他的全部人事布置[17]，这是我在汪伪时期不高兴与丁合作的起因。大会筹备处在大会期间改为秘书长，秘书长仍为梅思平，我及陈春圃、陈允文、张仲寰等10人为秘书。开会时，推举汪精卫为主席。主席团成员为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丁默邨、高宗武、杨庶堪、陶希圣、陈璧君[18]、×××（蒙古人，名忘记）等。汪精卫本人仅做极简短的报告，即通过各项法规，发表中委名单（由汪指定，而非正式选举）。当时中执委、中监委及候补委员共100多人，我现在仅记得如下这些人：
陈璧君（女）陈公博 周佛海 梅思平 丁默邨曾 醒（女）李士群 焦莹 刘仰山 金家凤林柏生 陈春圃 周化人 陈耀祖 陈昌祖 夏奇峰 胡兰成 苏成德 马啸天 杨惺华 金雄白 汪曼云 罗君强 沈尔乔 戴英夫 巫兰溪 马典如 张永福 王敏中 朱朴 林之江 王天木 蔡洪田 任援道 陈群 胡泽吾 叶蓬 杨揆一 张仲寰 章正范 顾继武 凌宪文 黄香谷 褚民谊 戴策 周学昌 周隆庠 陈君慧 何炳贤 陈之硕李文滨 萧叔宣 鲍文樾 陈次溥 溥侗 茅子明 李志云 陈允文 翦建午 恩克巴图 卢英 唐蟒 彭年 陈济成 颜加保 傅式说 凌霄 李讴一 樊仲云 李凯臣 李圣五 徐苏中 林汝珩 顾忠琛 奚则文 张克昌 孙鸣岐 黄庆中 吴颂皋（其中有小部分是会后陆续发表的，据说当时是为了保密，要人到南京才公开发表）[19]。
当选中委的一部分上海党棍汪曼云、顾继武等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认为卢英是耍流氓、当侦缉出身的，作恶多端，当选中委有损党誉，请予撤销中委名义。主席团即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难题。汪精卫认为卢英在上海首先通电响应“和平运动”，率5000名党员表示拥护，现任上海警察局局长，故特提名中委，以资鼓励。结果派员疏通，卢英列入候补中委。
大会进行中，宣读法规草案、人选名单、各方贺电及决议全文，均由我包办。当时还拍了一部电影。
大会修改了党章，废除总裁副总裁制度，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推荐汪精卫为主席，负责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原已宣布，只许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会毕全部交还秘书处。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一全份，正在惊疑。此时，日本梅机关[20]嘱托犬养健来找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商谈。梅思平下楼与犬养谈话后，回时面有忧容。据说日方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犬养提出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能有什么关系，何能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呢？有人说，大会印刷文件，一部分是照以前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只能如此写法，事实上并无东三省代表到会。我说，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中有此一条，确系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梅思平照我的话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事后发现这份文件是由李士群交给日方晴气庆胤中佐的，李亦直认不讳。
汪记国民党“六大”开过之后没几天，即于1939年9月5日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中央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21]、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陈群等。常务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以后改为每两星期一次）。中央党部的常设机构如下：
秘书厅——秘书长褚民谊（后出任驻日大使期间，由罗君强代），先后任过副秘书长的有陈春圃、罗君强、周学昌、戴策四人。
组织部——部长：（1）梅思平；（2）陈春圃；（3）陈公博（兼）。副部长先后有戴英夫、王敏中、刘仰山、巫兰澳四人。
宣传部——部长：（1）陶希圣；（2）林柏生。副部长先后有林柏生、胡兰成、樊仲云、朱朴、马典如等人。
社会部——部长：（1）丁默邨；（2）彭年。副部长先后有汪曼云、顾继武、彭年、翦建午、黄庆中等人。
特务委员会——主委周佛海，副主委丁默邨、李士群（此项特委会人选，并未在常委会提出过，所以共有委员多少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党史编纂委员会——主委陈群，副主委李文滨。
海外党务委员会——主委陈春圃（这个单位以后才有，不久又撤销了，它还办过一次华侨党务训练班）。[22]
1944年陈公博继汪精卫任主席后，还秘密设立过一个“对共委员会”，主要参加者是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周学昌等，听说秘书长是胡均鹤，其他人事不详。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陈璧君、顾忠深、褚民谊等，秘书长由褚民谊兼。
几个汉奸预备团体
汪精卫开过汪党大会之后，即紧锣密鼓地准备傀儡班子。“首长”找到了一些，不能不拉些人来当干部，特别是中级干部，所以就在上海搞了几个汉奸预备团体。首屈一指的是亚尔培路[23]44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佛海，副所长傅式说。周是掌握财经大权的巨奸。该所拉人较容易，如张素民、陈之硕、刘星晨、阮毓麒、柳汝祥、易次乾、许建屏、蔡侃等，以后均在伪财政部或中央储备银行居于重要地位。
我受命搞一个“学艺研究社”。入社要填如下的志愿书：“我信奉三民主义，拥护汪精卫先生的和平建国主张，加入本社……”该社由我主持，不用任何名义。加入该社，而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的由我酌给津贴。
梅思平用“行政研究会”名义找人，蔡培、袁愈佺、顾宝衡、沈尔乔等属之。林柏生利用“中宣部”找人，冯节等属之。李圣五是研究国际法的，以前又当过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他搞的“外交学会”，拉来的人为薛典曾等。由香港转来的“日本问题研究会”还设了一个外事训练班，原由高宗武负责，高出逃香港后，汪精卫派周隆庠去接手，实际负责者是陈次溥。后来汪伪政府次长、司长级的人员从这些汉奸团体出来的很不少。
江湾军官训练团
汪精卫为了训练汉奸军队的干部，就成立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地点是借上海江湾日军所建的临时营房。汪自兼团长，叶蓬为教育长，郭尔珍为教务处长，黄曦为总务处长，我任政训处长及该团党务特派员，魏练青为办公厅主任，张诚为总队长，刘培绪为副教育长。先由刘培绪前往北平招收所谓“在乡军人”入团，为学员队学员，另招一批中学程度的知识青年入团，为学生队学生。学员队成分不一，有些当过警察或干过其他职业的青年混入其中，是一种速成性质的军官训练；学生队则类似士官式的正规训练，修业期限较长。两者均以军事操课为主，辅以政治训练。总之是要培养这些年轻人当小汉奸。其入团宣誓书上有“誓以至诚相信三民主义，拥护汪主席的和平运动”等语。所以这些人也算是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40年2月，该团学员队结业。这时汪伪正准备在南京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及成立政治委员会，该学员队被集体编为汪精卫的亲卫队，担任内卫（由日本宪兵任围墙外的警戒）。以后只有少数人分配在伪军中当干部，南京各军事机关的内勤人员安插了不少，约有40名，由我替他们介绍工作，大都安插在财政部、中政会、警政部、边疆委员会及首都警察厅等处。汪伪政权成立后，没有毕业的学生则由叶蓬带到武昌，另行组建军分校去了。
叶蓬还从上海卢英手下的伪警中，抽调数百名曾服过兵役、体格较好的警察，编成一个警卫大队，以洪某为大队长，满其蔚为大队副，在军官训练团附带受训。按原计划本来是准备替汪精卫当卫士的，后因汪与叶蓬感情不佳，恐怕这批人政治上靠不住，仅把他们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大队，在南京机关里站岗放哨，或替要人们守大门，不久又把这个大队并入以张诚为警卫旅长的部队内。汪精卫本人则由陈璧君替他从广东招来“丰沛”子弟数百名，成立一个卫士大队（后改为卫士团），以汪1935年在南京中央党部院内被刺时，当场开枪打伤刺客孙凤鸣的卫士桂联轩当团长。
军官训练团里有个日籍教官岩崎大尉，实际是一个联络官。岩崎是影佐的同学，跋扈非常，又复贪污成性，团里修房造路、安装电灯等项，都由他招日商承办，揩油不少。在举行开学典礼的那一天，他坚决不许在教室内悬挂青天白日旗，说这是蒋介石的旗子，我们不能用。我说，这是孙中山的旗帜，既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汪精卫的，只要是孙中山的信徒就可以挂。他才无言而退。岩崎的贪污不法等情况，渐为影佐所闻，被影佐撤销他的教官名义，他终于羞愧地在旅馆自杀了。
陶希圣、高宗武逃往香港
陶希圣向以多疑善变出名。这次为汪精卫运筹帷幄，自念功不在周佛海之下，自己仅得一席党的常委，兼个宣传部长，听说周佛海又将掌伪府财经大权，更是因羡生妒。他自命一介书生，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因此向汪精卫有所表示。哪知汪已将教育部长一职许给了原暨南大学校长、所谓无党派人士赵正平。陶希圣心怀抑郁，恰好重庆中统特务又来勾他、吓他，他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来，只好动别的脑筋吧！
高宗武在伪府成立前，一心要当外交部部长。他学生时期是有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根本没有国民党的党籍，常委帽子戴得也不合适（重庆国民党居然也不查名册，就宣布开除高的“党籍”，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汪精卫因高宗武才三十挂零，这样年轻资浅的外交部长，摆出来恐不登样，拟自兼外长名义，以他为次长，让他代行部务，过渡一个时期，再行转正。高觉得自己卖了这样大的气力，竟然屈任次长，十分愤愤不平。
高、陶当时均在法租界赁屋居住，平日往来较多，两人谈话甚是投机，就密商一同弃汪投蒋，将功折罪。1940年元旦刚过，他们终于同船逃往香港，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开信，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大骂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以后陶还在《大公报》上写了许多文章，把周佛海攻击得体无完肤，以泄私愤。高不敢回重庆，带着爱妻逃往美国。陶希圣则蛰居香港，直到日军攻占香港后，才从九龙步行离港，返回重庆。陈立夫、叶秀峰承蒋介石之命，把陶放在上清寺美专街1号，与陈布雷为邻，后又迁居南岸海棠溪与龙门浩之间的一座山坡上南方书局的房子。幽居了一段时间，终于再获得蒋介石的青睐，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大发谬论。在陈布雷自杀之后，陶希圣更做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
高、陶出奔，对汪伪汉奸方面当然是一大冲击。汪精卫乃在自宅召集一次干部会议，李士群还在会上建议派人到香港，再找他们回来。我和陶希圣积有私怨，他离上海前，我因受命筹办南京出刊的《中报》，曾写信给他说，你当宣传部长我办报，今后只能帮忙不能捣蛋，如果再像从前那样诬蔑怀疑我，我对你还是不客气的。陶持信哭诉于汪精卫，竟至磕了一个头。周佛海为此大大责备了我一顿。这次陶走了，我想走了正好，我在会上说：“陶希圣反复无常，人所共知，滚了也好，可免后祸，我代表青年同志反对再找他回来。”汪连搓两手，嘟着嘴说：“这也是我的不好。”不久即散会了。
南北汉奸的分赃会议
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北平有个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有个维新政府，日方要把关内所有的汉奸组织合流于汪伪，这是不易的。经过日方的提线和汉奸们的疏通，终于在1940年1月下旬，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南北汉奸三巨头同赴青岛，举行会谈。当时伪蒙疆自治政府也派了李守信来参加。这次和汪精卫同去的，有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周隆庠、张仲寰和我。我们都住在过去德国殖民总督所住过的提督楼。会议无任何形式，汪命我把周佛海、影佐他们在上海谈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宣读一遍，大家表示，毫无异议，即行散会，然后在会后私自接洽地盘及人事分配问题。那是名符其实的分赃，大约三天才办好。该项“内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我因事先事后均没机会看到（我一读完，汪即把它放进皮包内），现在回忆到最重要的一条是承认伪满洲国，其他还有驻兵地点、经济合作、内地杂居等项，印象大约如此。当天早饭后，我正在同张仲寰布置会场，汪精卫忽然走进大厅来。他让张仲寰退出去后对我说：“喂，你看今天报上专电，陶希圣、高宗武这两个家伙居然把我们和日方商谈的东西都发表了。其实这只是初稿，尚非定稿。”我说：“陶希圣一向鬼鬼祟祟，我向来讨厌他，你和周先生偏偏当他是心腹之人，这次上当不小吧。”
李士群当时由日本的塚本少佐陪同，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带了裘公牧等人，在那儿搞特务活动，他是不出面的。
那次日本方面从东京、北平、南京、上海等处来的有20多名，在餐厅吃饭时，日人多于我们。我熟悉的是影佐少将、须贺上将、谷萩大佐、晴气中佐、犬养健、伊藤芳男、清水董三等人，其余即使当时通过姓名，马上就忘了。
中央政治会议的把戏
青岛分赃会议之后，汪精卫一回上海，即发表组织一个国府还都筹委会，来准备“还都”事宜。该会主委为褚民谊，委员是陈群、任援道、苏成德、罗君强，我还兼任了布置组长。不久，我带了几个助理人员前往南京，点收日方“交还”的中央党部、考试院、财政部、经委会、中央研究院、国货大楼等处。日方代表为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滨田中佐。每次接一处，双方签证，还照了相片。已经由伪维新政府使用的房屋，不必由日方点交，日方还要占用的如外交部、铁道部、中央大学等处，则暂不移交。房屋接收后，由我出面宴请日方一次。1940年3月下旬“还都”时，布置组把各机关所需用的木器家具、汽车等分配出去，当时我眼病甚重，许多事托人代办。该会另有一总务组，购置一切，发点洋财，那是由褚民谊的亲信戴策负责的。其他还有什么组，我都没有搞清楚。
汪精卫是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来共同建立新政权的。3月下旬即在南京东亚俱乐部（即前国际联欢社），在日军保护下举行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其参加人员如下：
汪记国民党方面：汪精卫 陈公博 周佛海 褚民谊
林柏生 梅思平 丁默邨 曾醒
刘郁芬 李圣五 叶蓬
伪临时政府方面：王克敏 王揖唐 齐燮元 朱深 殷同
伪维新政府方面：梁鸿志 温宗尧 陈群 任援道 高冠吾
伪蒙疆政府方面：卓特巴札布 陈玉铭（未到会）
伪国家社会党方面：诸青来 李祖虞
伪青年党方面：赵毓松 张英华
无党无派方面：赵正平 杨毓珣 岑德广 赵尊岳
会议通过对日媾和议案，并推举汪精卫为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代主席（意思是说，正式主席还是在重庆的林森），授权“汪主席”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成立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会议秘书长为褚民谊，秘书为陈春圃、罗君强、张仲寰。
在开过中央政治会议之后，接着就在原地召开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分为当然委员（国府主席，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委员（国民党人员）、延聘委员（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三种，姓名如下：
汪精卫 陈公博 温宗尧 梁鸿志 王揖唐 王克敏
褚民谊 朱履和 江亢虎 顾忠琛 周佛海 陈璧君
梅思平 陈群 林柏生 刘郁芬 任援道 焦莹
陈君慧 陈耀祖 叶蓬 李圣五 丁默邨 傅式说
杨揆一 鲍文樾 萧叔宣 李士群 齐燮元 朱深
殷同 卓特巴札布 高冠吾 赵正平 缪斌
赵毓松 诸青来 赵尊岳 岑德广
秘书长周佛海（兼），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从1943年第四届起，陈春圃、罗君强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委员任期原为一年，从第四届起未再改选）。从1944年起，先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有赵尊岳、丁默邨、岑德广等，任副秘书长的有郭秀峰。
当时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汪精卫提名，通过了汪伪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各部会负责人、军委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其各署督办人选名单，并决定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还都”的国民政府。伪维新政府是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的，梁鸿志、陈群等一定要坚持举行两周年纪念会、在南京鼓楼树立纪念碑才解散，汪精卫只好答应；又因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是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不太吉利，所以宁肯让政权中断一天，在三月三十日开张。
中央政治委员会是汪伪政权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具有对外宣战媾和，通过立法原则及法案，通过特任官以上的任免事项，通过国家预算决算，决定设置或裁撤重要国家机关等项权力。该会常设一个秘书厅，承主席之命，办理日常工作，并召集开会等。
中央政治委员会内部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其名称及负责人如下：
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梅思平
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群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良
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鲍文樾
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之硕
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君慧
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祖虞
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焦莹
专门委员会开会时，只讨论中央政治委员会交议事项或本委员会建议事项。它是不对外的。
中央政治委员会原定每星期开会一次，在1943年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之后，汪精卫利用此机会，从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抽出10多人，成立一个最高国防委员会，来代替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美其名曰战时机构），把梁鸿志、江亢虎、赵毓松、诸青来、赵尊岳、赵正平等人，都排除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之外。以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每半月至一个月开会一次，只是听听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而已。
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厅与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是同一组织。
傀儡班开锣
由于梁鸿志占住原蒋政权的国民政府房舍不让，就让它作为新设监察院的办公地址，新张之喜的傀儡国民政府，只好设在鸡鸣寺下过去戴季陶的旧考试院内。汪精卫在此宣誓就任代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同时宣誓就职的还有下列各院、部、会伪官：
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蟒。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兼）、副院长褚民谊（很快即换了周佛海），秘书长陈春圃，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兼），内政部部长陈群，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部长傅式说，农矿部部长赵毓松，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社会部部长丁默邨，交通部部长诸青来，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部长赵正平，军政部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部长汪精卫（兼），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水利委员长杨寿楣，侨务委员长陈济成，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赈务委员长岑德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副院长缪斌[24]，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公务员惩戒委员长朱履和（兼），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审计部部长夏奇峰，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铨叙部部长江亢虎（兼），考选委员长焦莹[25]。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兼），副委员长陈公博（兼）、周佛海（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兼），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宣，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兼），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克敏。
行政院的机构和人事曾有很大的变动。最初一次的变动在1941年8月，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以原工商部部长梅思平为部长，原农矿部部长赵毓松调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原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调任教育部长，原教育部部长赵正平调任上海大学校长。交通、铁道两部合并为交通部，调社会部部长丁默邨为交通部部长，原交通部部长诸青来调任水利委员长，原水利委员长杨寿楣调任国府委员，原铁道部长傅式说调任浙江省主席。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为内政部，以原内政部部长陈群为部长，原警政部部长李士群调任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部长。以后还陆续有变动，特别是1943年1月汪伪对英美宣战、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变动更大一些，这里不赘述。
日本政府为了对汪伪傀儡表示荣宠，在伪政府成立后的4月21日，特由东京派出一个庆贺的使节团，由曾经当过内阁首相的阿部信行大将率领。全团20多人，包括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松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永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以及经济界、新闻界代表八田嘉明、庄司乙吉、古野伊之助、菊池宽等，汪精卫自然是受宠若惊。26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负责人，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及日本使节团全体成员，日本顾问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等出席，煞有介事地热闹了一阵。
以后阿部信行还担任了驻汪伪的首任大使。1940年冬，我随同周佛海访日时，阿部曾大请客一次。宴后，影佐和周佛海发起组织“阿部同志会”，说每年要在东京、南京集会一次，来纪念阿部大将的“功勋”，我也签了一个名。但以后未见有这个同志会的音讯了。
同年5月，汪精卫特派了一个名为国民政府答礼使节团，以陈公博为专使、褚民谊为副使，率领前往日本，以表儿皇帝之谢忱。
这里还有一件事需要一提，即汪伪的“国旗”。1939年周佛海在东京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谈判时，板垣认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不宜再用。他说：我们还要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如果前后方用同样旗帜，势必会妨害战事的进行。周佛海坚持此旗非用不可。最后板垣主张在原旗帜上面再加一黄色小三角布条，写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和重庆有别，这样，目标也不会弄错了。汪方勉强同意。在汪伪政权成立的这一天，南京城内到外挂的是这种带有小杏黄旗的“国旗”，实在有点刺目。伪中央党部的人员，那一天在党部屋顶上挂了一面不带“附件”的青天白日党旗，日本宪兵经过看见，驰入党部质问，一定要当场卸下。党部职员打电话问我，我急派日语秘书李正兆，前往中央党部和日本宪兵交涉，对他们说明：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中日双方协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才有黄色小旗，你们不要误会，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上司再说。日本宪兵这才悻悻而去，并威胁说：如果规定不是这样，我们将对这面旗子开枪射击。刚刚参加过政府的成立典礼，就碰到如此倒霉的交涉，真是气闷之至。这个讨厌的小黄旗，直至1943年才取消掉。
军事顾问部与经济顾问部
抗日战争时日本在华进行特务活动，分设了“松”“竹”“梅”“兰”四个机关，各有其工作对象及地区。梅机关长影佐祯昭，因为找到了汪精卫这一伙而特别吃香，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人员大部分参加了军事顾问部，首席军事最高顾问就是影佐少将，以后继任的是松井久太郎中将、柴山兼四郎中将、矢崎勘什中将、浅海濑少将。我所记得的军事顾问部人员如次：军事顾问官川本少将、谷萩少将、冈田少将（兼经济顾问）、原田少将、樱庭少将、渡少将、滨田大佐、金子大佐、中山大佐、原口大佐、福田大佐、石原大佐、晴气中佐、永田中佐、寺川中佐、塚本少佐、竹本少佐。军事顾问辅佐中岛信一大尉、吉冈大尉、澁谷少尉、崛真男少尉（因他派在税警学校当教官，我才认识他）。嘱托冈田清和冈田尚兄弟两人、清水董三、犬养健、伊藤芳男。
军事预问部对汪伪军各部队及各省市均派有军事顾问。派在各省市的军事顾问官，必兼该地“联络部”部长及“登”[26]部队的参谋，三位一体，便于联系。
军事顾问部不仅掌握汪伪方面军事计划、方案、法令、规章的拟定，还要注意到汪伪各部队一排一班的驻地。汪伪从日方搞了一笔军事贷款，即以此款购置汪伪军的武器。武器的分配，日方管得很严密，而且常常以废旧品充数。
汪精卫有时到广州、北平、东京、长春等地方去，军事顾问必定同行。日军赠送汪精卫一架座机（不好修理时可另更换），汪命名为“海鹣号”，其机务人员完全是日本军人，也是由军事顾问部管理的。陈璧君在南京、广州间飞来飞去，日本方面屡表责怪，说她的同行人员有利用此飞机搞鸦片、黄金、军票[27]等走私行为。可能是日籍飞机师告密。周隆庠曾亲自告诉我，他曾替一位好友从广州带日本军票5000元来上海。
除了军事顾问部之外，日方还在汪伪设了一个经济顾问部。三任最高经济顾问都是日本政界重要人物：（1）石渡庄太郎（曾任日本内阁大藏大臣，归国后任宫内省大臣）；（2）青木一男（归国后任内阁大东亚省大臣）；（3）小仓正恒（财阀代表）。经济顾问部在财经有关各部及各省市政府，均派有经济顾问。他们对金融、财政、生产、物资、商业统制等项，都抓得很紧，管得很细。他们比抗战前英国籍的总税务司、法国籍的总邮务长等“客卿”，还要难弄得多哩。
1944年我在蚌埠任伪安徽省长时，省政府的经济顾问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原田。安徽是日军和抗战后方搞所谓“物资交流”的重点，原田因为搞这种买卖而得到许多奖赏，他才没有多找我们的麻烦。但我要的香烟、火柴、白糖、煤油等等，都要经过经济顾问的联系和安排，真是头疼之至！1945年初我和周佛海到了伪上海市政府，经济顾问是一个年纪已70多岁的退职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周嫌他太老油条化了，就活动把和他要好的军事顾问兼经济顾问的冈田酉次少将调来兼任市政府经济顾问，狼狈为奸，事情就好办了。
陈公博想以政统军
陈公博1940年决定来参加汪伪政府的时候，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周说，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你我的老本行，你愿意出来主持很好；我推荐罗君强来替你帮忙，他也是很内行的。陈公博回答说：罗君强很能干，我们大家替他考虑一个独立的职务让他担任，我看不必以副部长一席使他屈就。我自己不是正式军人出身（陈常常夸耀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在广东革命军中当过上校参谋），找两个军官来担任副部长比较适当。其实，陈公博当时有“以政统军”的野心，不想让我去参加他的秘密。因为他自兼政治训练部长，两个副部长一个是富双英，确是军人；一个是刘仰山，并非军人。以后他办了政工训练班，该班毕业的人派不到部队里去，军官又常常保荐政工人员，弄得他事与愿违，一筹莫展，终于连政治训练部也取消了事。
“还都”之后，汪精卫感觉周佛海权势极隆，不想让他再管军事，由于陈公博与周佛海名义上都是军委会副委员长，汪总是对伪军头目说，有事可找陈公博商量，就是暗示不要去找周佛海。但周佛海是伪府的“财神”，军官们哪有不找他的道理？周佛海与任援道拉得很紧，交往甚密，并搞了一支税警武装。伪军大头目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项致庄、李长江等都和周佛海很接近。这是汪精卫、陈公博极伤脑筋的事。
褚民谊大遭晦气
日军进占武汉之后，陆续把蒋介石军队沉没于长江中的小舰艇打捞起来，汪伪政府成立前，日本海军决计把这批舰艇交给汪精卫作为礼物，希望汪伪成立一个海军部。汪内定以褚民谊为海军部部长。褚得意忘形，马上叫裁缝制了一套金碧辉煌的海军上将制服试穿，让人品评。事为陈公博、周佛海所闻，两人急忙去见汪，说褚做事自己没主意，他最信任的“四大金刚”之中的周邦俊、王永康都是上海的大流氓。如果他当了海军部部长，被坏人利用舰艇走私，那将是贻人笑柄的。汪说：我只是对他提了一提，并未考虑成熟，所以也未曾与你们商谈。民谊既如此招摇，不知羞耻，我绝不能给他当海军部部长。好在对日外交都是事先接洽，就让他去当外交部长吧。海军部长暂时由我自兼。陈公博、周佛海唯唯而退。
汪精卫事后觉得对不起亲戚[28]，又经陈璧君进言，就多给褚民谊一个行政院副院长名义。周佛海对此很不满，竟然写信盛气凌人地骂褚，说他不配当副院长。汪精卫无奈，只好让褚民谊辞去副院长兼职，以周佛海接充副院长。褚对亲信发牢骚说：这两个月我晦气极了。
军事委员会的演变
汪伪的军事委员会，大体是模仿蒋介石式的，六年间有过一些演变。
汪精卫自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副委员长。汪死陈继，副委员长只周佛海一人，未另补人。
初期设办公厅（后改为总务厅），另有第一、第二、第三厅，都是幕僚性质。办公厅主任先后由杨揆一、黄自强、张恒等担任。
参谋总长先后由杨揆一、叶蓬、刘郁芬、鲍文樾、胡毓坤等担任。担任过参谋次长的有张恒、黄自强等人。
初期设立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宣；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年余后这两个部又都撤销了。
经理总监部是由第三厅演变来的，一直由何炳贤当总监。
陆军、海军这两部，既各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又为军委会组成单位。陆军部长先后由鲍文樾、叶蓬担任。海军部长最初由汪精卫自兼，以后汪想要任援道把他的几师“绥靖军”（改了陆军师旅的番号）交出，取消任的总司令名义，特意把海军部部长让给任作交换条件。哪知任援道当了海军部长，对他所统率的陆军部队还是不放手，汪精卫亦无可奈何。
军事参议院是安插闲散军官的饭桶机关，院长先后由任援道、萧叔宣、杨揆一等担任。以后汪精卫对任援道不信任，又再弄一个和军事参议院性质相同的参赞武官公署，先后以郝鹏举、郑大章任参赞武官长。这样，真是少将、中将满街走了。
1941年8月李士群的行政院警政部部长连同机关，被周佛海商同影佐建议汪精卫把它撤销了。李大闹情绪，汪怕李捣乱，又在军委会设置一个类似警政部的调查统计部，让李当部长，来敷衍他。马啸天想当该部次长，没有当着，也大发牢骚。汪又在调查统计部内设一个政治警察总署，来安抚马。1943年李士群死后，汪精卫急将调查统计部撤销，另设一个政治部，既管军队政训，又管特务工作，把调查统计部缩编为政治保卫局，由新任部长黄自强来领导。1945年，陈公博取消政治部，特设一个政治保卫总监部，自任总监，而以丁默邨为副总监，胡钧鹤为秘书长。
蒋介石是以变相的鸦片专卖来筹措费用，其收入相当于国家正式预算中军事特别费的四至五倍，他又用各种特别法令来审理禁烟、禁毒案件，蒋介石曾拟自兼禁烟总监，又觉不妥，就仅设了一个禁烟总会，隶属于军委会。陈公博师其故技，1945年从内政部梅思平手里夺得鸦片专卖权后，居然自兼了蒋介石还有顾虑的禁烟总监。
中央储备银行
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就着手搞一家“国家银行”，名叫中央储备银行，1940年筹备，次年1月开业，以示和重庆政权的中央银行有所区别。周佛海原想拉财阀巨头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周作民，来负责筹备以及主持其事。周作民早年留学日本，是银行资本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抗战前曾与吴鼎昌率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成立中日贸易协会，任副会长（会长吴鼎昌），和日本关系良好。周作民既为远在重庆的张群通声气，做情报，又和汪精卫、周佛海善意周旋。但他怕暗杀，不敢出来担当中储行的重责，便把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的经理钱大櫆，介绍给汪精卫、周佛海做自己的替身。汪、周既无法拒绝，又觉得钱分量不够，只好请他当一个副总裁，而总裁一职则由周自兼。中储行的理事会，由周佛海、钱大櫆、陈之硕、陈君慧、顾宝衡、张素民、柳汝祥（业务局长）、易次乾（发行局长）、吴企云（调查处长）、杨树屏（稽查处长）、夏宗德（外汇局长）等组成。周佛海为理事长，钱大櫆为副理事长。
中央储备银行设有监事会，监事五人：罗君强、陈春圃、何炳贤、邵式军、戴霭庐（后为俞绍瀛）。事先周佛海对我说，我已通知邵式军在第一次开会时，提名你当监事会主席。你不要推辞，你只要“占住茅厕不拉屎”就行了。我一连当了三届中储行的监事会主席，还不知道监事会的办公室是个什么样儿。一共开过五六次监事会议，完全靠他们送来的报表，通过他们的一切预算、决策及特别开支，发表货币的发行数字。我对于该行之贪污黑暗，从未调查揭发。据说总裁、副总裁公馆里娘姨们用的草纸、肥皂，都是行里庶务科供应的。上海分行是将中国银行在外滩未完全盖好的大厦修好利用的。光是清洁夫，人数将近一个连队，岂不骇人听闻！
中央储备银行名义上是借日本一亿“自由日元”（即可以随时换成外汇的老头票）做资金而滥发伪钞。该行高级人员更利用发放“生产贷款”的机会，打折扣，要暗息，分红利，以一切非法手段营私自肥。某次，钱大櫆及其亲信人员贪污了一笔大款子，有个处长向周佛海告密。周大怒，向钱质问。过了不久，钱、周之间谈好了条件，弄了一笔大款，每一局、处长分肥数十万元，从此相安无事。钱大櫆还不全部给人现款，拿一部分去开了一家银行，发股票给各局、处长，以后日本投降，银行股票又成了废纸。
中央储备银行在苏、浙、皖、沪、宁五省市及九江、汉口、广州等地，遍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数十处，人员众多，待遇特优。许多人都找关系，去该行搞个差事，拿干薪。
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叫中储券，最初规定在中国只能自印角票，1元以上的要在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刷。周佛海先和他的小舅子杨惺华（财政部总务司长）、梅哲之（财政部钱币司长）三人合股开一印刷厂，承印角票发一笔财。以后日本印刷工厂被炸，钞票由中储行设厂自印，并委托颐中烟草公司的印刷厂承印，对工人横加剥削，而领导人及其上级则装满了荷包。
中央储备银行于1941年1月6日开业，日军方面即通过正金银行开一透支户，每月按他们前后方所需要的现钞，如数向中储行借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直到以后日本败象已呈，他们感到手里黄金也保不住了，才从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用飞机运来六七吨金砖，作为偿还前项贷款之用。中储行又利用这些黄金，发行黄金（期货）兑换券，作为收买棉纱布的代价，这种黄金兑换券，又成了投机市场买空卖空的工具，真是害人不浅。
中央储备银行有专设的顾问室，首席顾问是南洋铁道会社搞经济工作出身的木村博士。下设顾问数名。他们的任务是监督日方所订政策实施得如何，及中储行的发展是否对日本不利。他们的待遇比其他经济顾问好些，有时浑水摸鱼。据杨惺华说，木村本人就由周佛海默许在中央信托公司做过大批押款，获取暴利。他们对于中储行的贪污情况，是熟视无睹的。
中央储备银行还有一种陋规，是极其混账的，各局、处长每逢年节及总裁、副总裁“寿诞”，必送重礼。而这种费用，是在交际费内正式报销的。我亲见钱大櫆愚园路公馆里特设的吸烟室内，红木茶几镶上赤金台面，全套大烟盘、烟具、小茶壶、果盆，全是赤金的。钱大櫆外出总是穿西装，而在吸烟室里特备几件晨衣式的丝质长袍，吸烟时把全身包裹起来。据他说，这样躺着既舒适，不会把笔挺的西装弄得不成样子，又可避免毛料衣服吸收着大烟味儿带到外面去。他每次吸完大烟，还要漱漱口，刷刷牙，身上喷点香水才外出。一只大柜上层放着一大套天津泥人张所特制的“春宫”，有时拿出来请客人欣赏。其妾权势极大，每次看京剧，总是包几排最好的座位请客，家里经常大宴宾客。这个女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一面让理发师在房间里做头发，一面在小客厅里请有名的演员说一段书，或唱一段弹词，以资取乐。总之，钱大櫆可以说是中储行荒淫无耻的总代表。上行下效，该行的风气可想而知了。
混乱币制制造混乱
“军票”在中央储备银行开行后，日本即“贷借”大批中储券去应军需，军需陆续收回，但并未停止使用。1942年以前，重庆政府发行的旧法币仍在上海一带流通，被汪伪政府于1942年限制收兑一次（2元法币换1元中储券），凭空使老百姓遭受一次损失。特务头子李士群，以江苏省主席名义打电报说限期太促，周佛海只好答应他延期一星期收兑。李士群即派特务到各公司、商家，以一兑二勒收。门市进账的旧法币，积成3000万元之数，仍向中储行换了3000万中储券，净赚了1500万元，这是特例。[29]中储行把收来的旧法币交给日本人，带到蒋管区去收买物资，还是1元当1元用的。汪伪末期，币值日落，重庆的旧法币、关金券又成了走私投机的对象。有些人甚至把关金券塞在肛口里通过检查，带到宁沪一带，来博取微利，这是何等残酷的现象。
伪华中维新政府时期，在日本支持下设过一家华兴银行，发行过一种华兴券。华兴银行董事长是梁鸿志，总裁是日本人鹫尾。中储行成立后，华兴银行并不取消华兴券，也不收回，又不作为通货，只是每天挂牌合军票比价多少，合中储券比价多少，成了银钱业投机倒把的商品。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
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期，开了一家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叫联银券。联银券是和日本的军票等价交换的。汪伪时期，联银券照旧存在，仍在华北沦陷区范围（当时是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北平、天津、青岛等省市，汪伪末期河南才划归南京方面管辖）流通。
中储券和日本军票的比价，是五点五比一（有时偶然有极小的涨落），与联银券的比价和军票相同。周佛海告诉我，财政部有一笔“国税”收入存入联合银行，预算决算都是一比一，没有差价的。凡是中储行批准寄到华北的汇款，这里付中储券，那边照数付联银券。南京的伪官吏确实有家在华北的，可以请求这种汇款，但数目是要经过批准的。
日本投降后，发现一大批存在乡间密室里的崭新中储券，这是日本宪兵队购买物资的剩余款项。经过核对，券上号码和中储券发行的根本不一样，可见日军自印的中储券为数恐亦不少。
在汪伪政府范围内，同时公开流通的钞票，计有日本老头票、日本军票、联银券、中储券、华兴券五种，币值又不相等，流通的区域又有人为的限制；不公开而实际存在的钞票，则有老法币和关金券两种。如此混乱复杂的币制，在金融方面，起了大大的扰乱作用。
前面已述及1942年汪伪政府以中储券一兑二勒收重庆法币，人民的损失重大。1945年日本投降，重庆政府回到东南之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又将中储券作二百兑一，用老法币兑换，逾期作废，这样造成人民的损失更是惊人的。据周佛海计算，如果以中储行所交出的黄金、白银、美钞及自由日元的当时价值而论，中储券七八十元换一元老法币是正确的。即令如此兑换，人民的损失还是大得可怕。蒋介石、汪精卫两方面以混乱的币制来置人民于绝境，真是“厥罪惟均”了。
全国经济委员会
蒋介石曾经搞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实际是宋子文想把持美国棉麦借款才成立的），汪精卫也来画一个依样的葫芦。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开始是属行政院，后升格直属“国府”。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兼副委员长。初时委员只有梅思平、傅式说、赵毓松、诸青来、陈君慧五人，后陆续增加。许多省、市的厅长、局长，下台没事干的，照例给他一个委员名义。李士群死后，他的妻子叶吉卿感到出入车站不方便，请求汪精卫给她一官半职，汪即发展她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叶吉卿有了这张简任职的官证，出入火车站时就可以不和老百姓走同一轧票口，而且可以受到交通部驻站招待员的接待。
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秘书长、公路处、调查处及若干委员会，前后任过秘书长的是陈君慧和邹敬芳。实在无事可干，就把日本经济顾问部的招待事宜交给该会去办。到了1944年，日本着急地要搞占领区的农业生产，来做长期掠夺的打算，就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增设一个农业实验处，由邹敬方兼处长，日方派那须皓博士来主持技术工作，在苏、浙、皖三省拣几处农业最丰富的县，来做农业改进实验县。当我正要交卸安徽省省长职务的时候，他们选定了当涂县作为实验县。我除了招待过一次那须皓外，只把委任状印信转交给原任县长张回朗，就离开了。大约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特工的公开机构警政部
汪伪政府在上海筹备时期，特工权力高于一切，特工中财迷、官迷甚多，很想搞个公开名义机关，大家来做官。在这一要求下，就决定在行政院下面设一警政部。为了避免丁默邨与李士群之争，由特务委员会主委周佛海兼部长，李士群为政务次长，邓祖禹为常务次长，杨树屏为秘书主任。李士群兼政治警察署长、马啸天为副署长，苏成德为特别警察署长、余朴为副署长，陈光中为总务司长，赵志为训练司长，申振纲为首都警察厅长。警政部全体人员大部分是特工出身的，连流氓出身的吴四宝也当了警政部的高级专员。各省警务处也归警政部指导监督，这样就便于把特工人员插入到普通民政警察里去，而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及各地的特工区、站，依然原封不动地不公开地存在着。到了1940年12月，周佛海接受我的劝告，辞去警政部部长兼职，推荐李士群升任部长，但向汪精卫保荐亲信杨树屏（周之旧部属）由主任秘书升任常务次长。汪已经同意，不料李士群暗中唆使苏成德写信给汪，反对杨树屏任次长，迫使汪将已经提向行政院会议的任命案撤回。周佛海只得另派杨以他职，但以苏成德亦不得升任次长为条件。周佛海与李士群交恶，这是一个重大的起因。不久，李士群在日军支持下包揽“清乡”，从而夺得江苏省地盘（原任省主席高冠吾调安徽），权势盛极一时。周佛海就找影佐，密商对李稍加抑制办法。结果不征求李的同意，即进言汪精卫把警政部撤销了。
“清乡”委员会
1940年初秋，驻上海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军（即登部队），通过军事顾问部向汪伪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汪伪配合日军，把一些出产丰富的地区“治安”搞得更好一些，目的在于肃清各地区内的敌对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势力，以利于日军的经济榨取。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商谈，周再向几个好友吸收意见。梅思平主张从南京附近几个县试办一年，并推荐我来主办此事，说我有地方行政经验，而又懂点军事。我说“肃清”两个字很刺眼，中国历史上把这类工作叫作“清乡”，不如用“清乡”这个老名词为妥。
周佛海、陈公博向汪复命，主张办“清乡”，并推荐我为“清乡”督办，设署办公。汪精卫即找我见面，并把我带到楼上一房间，室内尽是装满档案的大木柜。他打开一个柜门，取出一份日文《肃清方案》及译件，对我说：“清乡”的事，佛海向你说过了吗？我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过了几天，影佐向汪方提出，“肃清”改为“清乡”很好，这是一件重大工作，必须设置一个较大的委员会，请汪阁下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周两阁下兼任副委员长，各有关部、会长官兼任委员；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秘书长代行会务，我们日军将把第一期“清乡”的江苏数县包围起来，“清乡”委员会即在此数县内工作；需要政治与军事齐头并进，特工尤应全部利用。所以委员兼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长一席，似以李士群阁下担任为适宜。原来李士群和军事顾问部的晴气中佐，已经密商搞好了整套东西，只是请影佐端出来给汪方而已。汪精卫无可异议，陈公博、周佛海目瞪口呆，但无可奈何。“清乡”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起来的。我亦是委员之一，除参加第一次的成立会外，未再与闻其事。
李士群利用这个机会，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清乡”委员会组织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几乎像一个政府。其工作单位如次：参谋团主任唐生明，封锁管理处长谢雪荪，赋税管理处长余百鲁，政治工作团长袁殊，党务办事处主任袁殊（兼），警察总队长马啸天，督察专员张北生。驻苏办事处设有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宣传等委员会，把中委或部长级人员拉去当主任委员，如陈君慧、彭年、蔡洪田、张仲寰、戴英夫等。第一期“清乡”县份是常熟、昆山、太仓、吴县等县，伪军任援道有两个师参加，“清乡”警察总队2000多人，和平义勇队500多人，税警第一、第二两个支队也被拉去协助“清乡”。特工方面还为了江苏的“清乡”而设立一个“江苏实验区”，以胡均鹤任区长。最凶狠残酷的是“谍报队”，由每10个日本宪兵和10个特工人员编成一组，深入乡村，有就地杀人之特权。日本军事顾问部为了支持“清乡”工作，还派了20多个青年人员到苏州“帮忙”，结果和特工人员意见不一致，摩擦很多，工作无法进行，不久即被召回去了。
“清乡”是分期分区来搞的。江苏搞起来之后，李士群又以“清乡”委员会名义，设办事处于嘉兴，来办嘉兴、嘉善两县的“清乡”。“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任办事处处长，这又引起了浙江省省长傅式说的争执，结果由傅兼任办事处处长，负责浙江“清乡”工作。1942年上海也设了“清乡”分会，由伪市长陈公博兼任主委，在南汇、奉贤、申江（即上海）三县办“清乡”。1943年下半年，浙江余姚办“清乡”，这是由驻在宁波的浙东行政长官沈尔乔主办的。安徽省开办最迟，指定的“清乡”地区为芜湖、当涂两县，我将离任才开始进行，那已在1945年初了。
“清乡”即实行严格的“人”与“物”的管理与统制，先用查户口、办保甲等办法，把这个包围圈里的居民登记组织起来，发“良民证”，然后用竹竿等物围成“封锁线”，在封锁线上设“检问所”，检查居民与物资的出入，并把封锁线内的敌对分子或赶，或杀，或关，使封锁线内个个都是“顺民”。圈内一切物资，当然由日军予取予求，不会碰到障碍了。当时江南民间有一句话，“‘清乡’就是清箱。”伪江苏省监察使陈则民把这句话转告给汪精卫，汪告知李士群。李大怒，声言要杀死造谣惑众、破坏“清乡”的陈则民，使陈在李未死以前，吓得不敢回苏州家里去住。
“清乡”委员会还在苏州办过“清乡干部学校”，第一任教育长是傅也文，第二任是汪曼云。1943年9月李士群死之前几个月，“清乡”委员会已撤销，仅于行政下面设一幕僚性质的“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各省市政府各设一小规模的“清乡”事务局。这时“清乡”已成尾声，只有一个张北生，以苏北行营参谋长而兼南通“清乡”专员，作风不改当年，人民受其祸害甚烈。
“清乡”期间，李士群怂恿汪精卫在金华设置所谓“苏浙皖赣四省边区行营”，想在那儿招兵买马来打天下，以特务傅也文为书记长，罗子实为参谋长，陈恭澍为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毫无所成。
“清乡”期间，李士群在梅机关操纵下，还设置了一个东南贸易公司，也是与后方搞“物资交流”的。董事长汪曼云，总经理尤菊荪，实际是由梅机关的中岛信一大尉在那儿做主的。
中日文化协会
20世纪30年代初蒋汪合作、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时期，褚民谊当秘书长。这位唱昆曲、打太极拳、踢毽子、赶马车的专家，花了一大笔公款，在香铺营盖了一所公谊联欢社。1940年褚当了汪伪外交部长，发起成立中日文化协会，日方自然乐于赞同。8月初，中日文化协会成立，褚民谊为理事长，陈群、赵正平、林柏生、傅式说、船津辰一郎等为常务理事，傅式说为总干事，会所就在公谊联欢社旧址。
该会常开展览会，日本人拿油画、木刻等来展览，总是向汪伪“要人”推销作品，一幅总要军票几百元，简直成了我的负担。开过几次中日双方的座谈会，讲的都是门面话，最多的则是在大礼堂演戏，褚民谊、丁默邨和彭年的老婆池某、周佛海女儿周慧海等，也在那儿粉墨登场。有时日本有要客来，也举行宴会招待，例如南京大屠杀的总刽子手、日军第一任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伪装和尚姿态来华访问，以及大谷光瑞到南京时，都曾设宴欢迎。该会曾出过《译丛》数期，是褚民谊委托张资平主编的。此外，褚民谊还建了一个小京戏班子，后来他出任汪伪驻日大使时，带班前往东京，宴会迎宾作乐。
这一个协会，好像就是褚民谊的私产，对于该会是否收纳个人会员，尚不知也。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
1940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致函汪精卫，说东京方面已由石原筦尔中将（日本少壮军人领袖之一），发起组织了“东亚联盟本部”，希望汪伪方面也能成立相应的团体，以便共同致力于东亚和平事业。次年2月初，汪精卫即召开一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宣布了理监事100多人的名单，都是中委或部长级以上人员，我也是理事之一。该会设立一个秘书处，进行日常会务，秘书长周佛海，副秘书周学昌、周隆庠。我们戏呼该处为周家祠堂，实际周佛海、周隆庠都从不过问会务，一切全由周学昌包办。周学昌还利用这一团体与日方勾结，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在该会成立前不久，日本众议院派了一个由23人组成的“东亚联盟促进议员联盟中国视察团”来南京活动，我在《申报》上发表《欢迎日本众议院来华诸君》一文，把该联盟的四大纲领——政治独立、经济提携、文化交流、军事同盟等项，加以吹捧。
东亚联盟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设有分会，周学昌为南京分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陈孚木为上海分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何佩瑢为湖北分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张仁蠡为汉口分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林汝珩为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
周学昌最起劲，他出面主编《新动向》旬刊，作为分会机关刊物。经常有一个小矮子日本人叫木村的与他联系。他到日本访问想直接找上石原的关系，不料东条上台当了首相之后，已把东亚联盟并入大政翼赞会之内，且最后把石原软禁起来。周学昌见风转舵，急投东条，东条亦予以接待。有一个日本老特务辻政信大佐，抗战前曾到中国西北各省窥探，陈立夫命周学昌（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陪辻往新疆一行，两人有了交情。辻原是石原“忠实”信徒，至此乃转向东条。东条派他来中国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中国课长，周与辻得叙旧谊，甚为相投。周当南京市市长，公馆派对他很不满。某次汪精卫内定将以周隆庠掌南京市，周求救于辻，辻竟运动日方当局不同意更换南京市市长，使周能够干到日本投降为止。
自从东条把日本的东亚联盟解消之后，中国的“东联”已成无主游魂，毫无活动，仅为周学昌一个人的工具而已。
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
日本方面感到汪精卫个人无威信，而汪伪方面对“大东亚战争”亦无所响应配合，他们通过林柏生去怂恿汪精卫，对大东亚共荣圈的事业发出点热气来。林正想捧汪精卫做个法西斯式的领袖，就多方促使汪发起所谓新国民运动。经过一番舆论准备，于1942年6月初决定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由汪兼任委员长，林为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来推动新国民运动，提倡唯心主义的道德风尚。该会还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由林柏生任教育长，戴英夫为副教育长，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竭力把汪精卫捧为“领袖”。各省市设有分会。
新国民运动搞起来之后，林柏生就完全模仿日本，来一套青少年训练，这也是为对抗重庆的三青团组织和童子军训练而设。林担任青少年训练总监，刘仰山任副监，大学、中学、小学学生均需入青少年团受训。一切集会时均有所谓“国民呼”，那就是喊几句口号，拥护汪精卫为领袖。并以各省、市长为当地青少年团司令，教育厅（局）长为副司令，另设一个专职的副司令。
我在南京曾被林柏生邀请参观一次青少年团全国大检阅，因为这是日本人玩的把戏，所以华北也有代表队来参加。我看青年们既不整齐，也不严肃，少年们也不怎样活泼可爱，一切都有点被动机械的样子。我深深感到奴化教育下的青少年，自然会被他们弄得猥琐而毫无生气的。1944年，林柏生、刘仰山曾带领学生去打赌场、打烟馆，并焚毁鸦片，结果在行政院会议上，内政部长梅思平和林大吵一场。梅说，烟馆、烟行都是缴纳过国税的，政府有责任予以全力保障。林说，这是青少年们自发地为社会除害，我不能加以阻止。梅说，下次再敢乱搅，我就下命令让警察出来干涉。林柏生在搞青少年运动之前，还亲自到日本，向他们学习过一个时期。
新国民运动促进会除了大搞青少年活动之外，在1943年夏季，还办了两期公务员集训的夏令营，在南京办的营长为林柏生，在上海办的营长是陈春圃。原想抽调各机关中的“优秀”中下级人员受训，形成一种新的人事团体，而各机关则以不相干的人员派往敷衍。上海营设在中西女学，教育长是戴英夫，我被邀前往讲话一次。我曾邀请他们全体到我办的税警学校参观。参加公务员集训的人员回去后绝少联系，林柏生这一着棋子又是失败的。
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与共和党
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派在中国的一个特务机关负责人。他虽然只是一个副领事的地位，其活动能力是颇大的。他在上海设有“岩井公馆”。1939年汪精卫号召联合各党各派树立新政权，岩井忽发野心，想组织一个新党来分一杯羹。他搞的是一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抓两个头儿，一个叫陈孚木，一个叫袁殊[30]。
陈孚木，广东人，国民党的小政客，以前依附陈铭枢。陈铭枢当交通部长时，陈孚木任招商轮船局总办，贪污了几十万元，被蒋介石通缉，逃往英国住了几年，讨了一个英国老婆回来，不能回重庆，就到上海来。
袁殊即袁学易、袁霄逸，化名严军光。湖北人。青年时参加过中共，以牛兰案牵进，在汉口被捕，后获释，来上海当新闻记者。抗战中拉上了日本关系，1939年“76号”把他当作军统人员逮捕，丁默邨要杀他，李士群要放他，结果临时把他关押于“76号”内。有一天，影佐拿了几篇文章，如《兴亚建国运动宣言》等给周佛海看，周说这人是一个人才。影佐说，可惜人才被你们关在牢里。周佛海问是谁，影佐说严军光，就是袁殊。周佛海大笑，即予保释[31]。袁殊即和陈孚木把兴亚建国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大干起来。
汪精卫认为各党各派，以重庆原有的老党老派为限，另组新党是不能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的，岩井的阴谋落了空。袁殊是会搞点宣传文字的，就在他办的《兴建月刊》上批评汪伪政府，特别是攻击宣传部。汪精卫大怒，力向日方交涉，仅以收回已发的月刊作答复。袁殊在该组织内设过青年训练班，以后这些人出路困难，他除了自行设法安插外，通过岩井找上海警察局特高处长日本人五岛茂少佐，安置一些在警察局内。经过交涉，日方1940年12月同意把兴建本部解消，但以袁殊、陈孚木两人担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为交换条件。
袁殊是非常活跃的分子，他和李士群、周佛海和我，都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有过一些帮助，是他介绍我认识岩井的。1944年岩井调赴广州的时候，殷殷以袁殊相托。袁殊在三个江苏省省长任内，一直连任教育厅厅长。1945年他感到日本苏州联络部长金子大佐对他施加压力时，情愿到上海市当一名挂名参事，还在我的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文化问题研究所”。袁殊所办的《新中国报》（日刊），我看比《中华日报》要办得好些。
日军占领武汉以后，1939年从北平、天津找来一批汉奸做地方工作。1940年5月，他们组织一个“共和党”（沿用辛亥革命以后黎元洪的共和党名称），以示与国民党对抗之意。他们有所谓武汉参议府，好像是一个立法机关，议长石星川，湖北省省长何佩瑢，汉口市市长张仁蠡。驻武汉的日本军叫“吕”部队。汪伪初期，他们还是支持石星川干下去，态度比华北的日军还要强硬。叶蓬一度前往湖北，想搞点军事，无功而返。经过长期的交涉，日方才于1940年12月答应把共和党和武汉参议府取消，但须保留何佩瑢、张仁蠡的省、市长地位，并以石星川、何佩瑢担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为交换条件。1942年夏天，何佩瑢被日本人毒毙，汪伪即乘机派杨揆一去当湖北省省长，并借口减少行政经费，将汉口由特别市改为省属市。张仁蠡也见机而去，后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特别市市长。
新民会、大民会、安清总会、洪门协会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反共反蒋是他们的口号。1937年12月24日伪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的10天，日本人又在华北搞出一个“新民会”的汉奸组织来。此会由伪华北政府首脑为会长，由日本的安藤纪三郎中将来担任指导部长，有专职的副会长，先后为缪斌及张燕卿。它的全国协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政府负责人还要向其做工作报告。协议会出席人员，对于政府的施政报告还可以加以批评或质询。这个会似政党非政党，似议会非议会，有点莫明其妙。但由于有了它，华北方面总不让汪记国民党的组织在那边发展。汪精卫多次交涉，想把新民会并入国民党，迄未实现。以后王荫泰、陈公博互相唱和“华北中央化”，终未能把新民会取消。
北方有了新民会之后，在维新政府时期，南京方面也搞出一个类似新民会的组织来，叫作“大民会”，出面的人是一个叫高朔的。1940年高朔病死，温宗尧与夏奇峰一度争夺该会领导地位，由于该会有日本顾问的支持，夏奇峰得为该会负责人。实际该会既无群众，又无事可做，汪伪就与日方交涉，将该会解消，依例以夏奇峰担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为条件。夏奇峰曾为上海报驻欧洲通讯记者，回国后加入青帮团体，为所谓“仁社”弟兄之一，所以能在流氓组织里混。
“安清道义总会”是日本人搞出来的青门组织，汉奸的社会部也予以立案。他的三个总负责人是张英华（北洋政府里当过总长）、张德钦（留英学生，上海律师，汪伪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青门“大”字辈的冒充者）、常玉青（满族，上海流氓头子，曾在日本人支持下搞过黄道会）。
洪门协会是丁默邨和日本特务搞出来的洪门组织。洪门本来是一些亡命之徒的秘密结社。这样大张旗鼓一来，就完全失去他们原来搞秘密团体的意义。丁默邨原来想拉徐朗西出来主持，徐不从，结果弄出个李芳（湖北人，曾任驻苏联领事）、陈亚夫等来当常委，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
汪伪特务对青、洪两帮，也都是想把持利用。李士群拜过季云卿做老头子，吴四宝收徒数千。洪帮方面，汪特在南京中央饭店利用江正卿的关系，自立山门，称为“乾坤正气山”。李士群是山主，马啸天是副山主。
特工中知识分子也有拜老头子的风气，例如汪曼云是杜月笙的门生，戴英夫是杨虎的徒弟，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陈璧君坐镇广州
广东是汪精卫的家乡，广州是国民党人常常搞西南独立的据点。汪精卫对这块地盘十分重视，把它当作“禁脔”。汪伪时期，广东还有一个日军所支持的地方政权，负责人彭东原，下有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是独立性质的。汪方通过影佐，终于把彭东原的政府解消了，成立一个广东省政府，命陈公博兼省政府主席（陈当时是南京的伪立法院长，由陈璧君之弟陈耀祖代理），无非是陈公博这个名字多少为广东人所知道，想借此号召号召。汪精卫另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写一“手谕”（并未报告会议），派陈璧君指导西南党政军事宜。陈璧君就持此坐镇广州（两个月在广州，两个月在南京），成了伪广东省政府的太上皇。
陈公博对此兼职主席，十分不感兴趣，不久适逢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杀死，他就兼了“美缺”上海市市长。陈公博解除兼职后，陈璧君就推陈耀祖正式当广东省主席，这样她就可以更加自如地“指导”省政了。所有广东省一级的官吏，经常被她召到陈公馆去考询工作，面授机宜。汪伪中央派到广东的财务或其他人员，也要先征求她的同意。
当时要替汪精卫、陈璧君修一所公馆，适逢广州木材奇缺，省政府就征用了许多副做棺材的木头来派用场，闹成了大笑柄。我记得国民党苏州法院对陈璧君的起诉书，曾经指明她亲自指导汪伪特工华南区长廖公劭的工作，可见她是无所不管的。
汪精卫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医院病情恶化之际，陈耀祖在广州被军统特务暗杀了。陈公博、周佛海打电话给在日本的陈璧君，认为此事不宜再去刺激病危的汪精卫，请提继任人选，陈璧君即复电，以其侄陈春圃调粤继任省长。后来汪精卫病死，陈春圃坚决不肯干，陈璧君又推荐其妹夫褚民谊当广东省省长，迄至日本投降时为止。
1945年春，我在上海市政府任秘书长，陈璧君在她福履路[32]新公馆里等天好后飞广州，打电话约我谈话。我去了，她对我说：“上海市画汪先生照片，像个小白脸，这很不好，我拿一幅比较像他的照片给你，希望你们照这个画。”我答应照办。她还送了一本秘电本给我，约我以后通电。她最后说：“我现在回广州去看看，让公博、佛海在这边干干，如果三个月后他们干得不好，我再回来革命。”我一时几乎不知所对，只好说，想必他们会干好的，赶快辞出。
汪伪与国内资产阶级
汪伪政权是只能够代表国内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傀儡登台之后，就向日军收回了大批在战争中被占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轻工业工厂，通过初期的工商部和以后的实业部，发还给原主。当然，经营部门是有油可揩的。还特许设置某些公司，例如华中盐业公司、华中蚕丝公司，来垄断某些生活物资，以攫取暴利。同时，向复业的棉纱布、面粉、火柴、香烟等企业征收重税，进行剥削。特别是在香港沦陷之后，一些大资产阶级被日人逼来上海，汪伪尽力把这批人拉入伪政权，或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予以网罗，或在中央储备银行特设一个参事会来安插，或者请他们当上海市政府的咨询委员，说成是“人民代表”。所谓商业统制的工作，也是利用这些人来搞。汪伪在各省各县的地主武装如保安队、自卫队等遍地皆是，地主恶霸充当县长、警察局长、区长、保安队副、大队长的，占大多数。财政、实业等部滥发牌照，使交易所营业蒸蒸日上，钱庄银行如雨后春笋，投机倒把，扰乱市场，无论是城市居民或乡村农民，都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绝境。
对渝工作委员会
汪精卫对李士群特工势力的坐大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根据林柏生的献策，他决定仿照蒋介石的老例，再来一个特工系统。大约在1942年间，汪就成立一个“对渝工作委员会”，并未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通过，当然是他私设的。对渝工作委员会由林柏生、黄自强、苏成德三人领导。苏本来是和李士群合作的，那时他已反李拥汪联林，同时他又亲近周佛海、罗君强。林柏生和苏成德是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苏既反李，林就利用他这个职业特务来建立新特工，因此他还当了对渝工作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政治工作局局长。苏成德把他的秘密组织告诉了我，请我予以支持，因为他害怕李士群的打击报复。我说，只要你能坚持反对李士群，我可以全力支持你，凭我们已有的友谊，你我也应该互信。我借了20支20发的意制驳壳枪和2000粒子弹给苏成德，他甚为高兴。他们这个组织由于经费少，编制小，大约只做了些情报工作，后来李士群一死，对象既失，更松劲了。
丁默邨的“社运”花样
丁默邨既不得志于特工总部，就专心来搞社会运动。汪伪初期，他以党中央社会部长而兼行政院社会部长。所谓社运，即工运、商运、农运、青运、学运、妇运等项，以及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团体，丁默邨都派人四处组织起来，从而吸收情报，搞点小组织。就是汪伪中央一级的各机关中，丁也发展细胞，造成自己的系统。公馆派的林柏生对此最为反感。丁感到应付困难，就于1941年建议把行政院社会部改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简称社运会），由周佛海兼委员长，拉进行政院有关各部的次长一级为委员，以周学昌为秘书长，丁本人则以常务委员资格，替周主持会务。实际只是以周的名义，拉进各部人员，减少阻力。机构扩大了，人员经费增加了，各省市设社运分会，上海另设办事处，有专用无线电台。总之，是弄得更加庞大了，活动的方面更广阔了，这更引起想抓群众的林柏生们所不满。
1943年，周佛海也不想做这个傀儡了，就再把社运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改为社会福利部，丁默邨任部长。据说丁想把这个部办成日本内阁厚生省的样子。丁还想伸其触角于农村，办了一个中国农村青年服务团，以陈端志为团长，招训青年，也搞点实习农场。但受训期满的青年当时只愿在城市里当小官儿，无一愿往农村吃苦的。
汪、周、梅、罗送子为质
1939年汪精卫等家属同来上海，感到儿女求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国内入学怕特务暗杀，怕土匪绑票，怕走向共产党。有此三怕，影佐就建议，欢迎你们的子弟到日本去读书。我们感觉到日本去读书，环境极好，费用也不比国内贵多少，汉奸们就纷纷做送子女到东京读书的打算。最先出国的为汪精卫的女儿汪文彬，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梅思平的儿子梅孝曾和我的儿子罗伯伟。以后陆续去的，有周佛海的女儿，丁默邨的三弟，戴英夫的女儿，陈群的子侄，赵正平的媳妇、儿子，有好几个多年在日本长住。我虽然感到这样送子弟赴日本就学，有点送子为质的味道，但为了“安全”，也只好如此。日本军部对汪、周、梅、罗四家小辈，指定在同盟会老社长家里和王子制纸会社专程招待。陆军大臣、宫内大臣又请茶会招待他们，这样反使他们不安。周、梅两家的很快就回国了，我的儿子罗伯伟1942年也结伴去重庆了。
周佛海大办私人报纸
周佛海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需要有一些私人报纸，来为他个人做宣传工作。1939年他就建议汪精卫，准备到南京去办一家像样的报纸，汪同意了。周佛海开了一张董事名单请汪批准，汪指定周为董事长，我为社长（周又荐金雄白为副社长）。董事会从来没有开过会，社务完全由我主持。关于物资准备、人事组织，交金雄白一手包办，因为他是老上海记者了。汪精卫拨了10多万元作开办费。我用这笔钱在南京设一新中印刷公司，承印我们的报纸，并对外营业。
我办的报纸取名《中报》，对人公开说它是中国人办的报、“中央”办的报，实际是我看到《申报》在上海资格最老，一般人对它印象很深，“申”字去掉一横就是“中”字，命名《中报》，有心影射。这无非承袭王麻子、汪麻子的故智，想为报纸打开销路而已。《中报》出版后，因能注意版面工作，而且宁、沪之间自设电台通电，把当时英、美、法三国通讯社在上海发行的电讯稿子，择要登出，更由于租界发行的非汉奸系统的报纸，在汪伪区域禁止发卖邮递，于是《中报》的销路就自然好起来了。这是林柏生的宣传部所不高兴的，日本陆军报导部也对我们常有烦言。金雄白卖足力气，而有我这样一位大社长君临其上，他内心是很不舒服的。他再三向周佛海建议，要在上海另办一家大报，宣传效力要大得多，我亦从旁鼓吹，周就同意在上海再办一家大报纸。我主张取名《平报》。我还是从“中”字的一竖上头缩短，两旁两小竖斜着一点，简直玩测字游戏，使人猜到《中报》《平报》是一家的。
《中报》1940年3月30日与伪府同日开张。《平报》创于1940年9月1日。周佛海认为金雄白在政治上分量嫌轻，恐被日方轻视，坚主仍由我任社长，金居副席。开幕前招待日方的大宴会，由我主持。日方知道我是代表周佛海办报纸的，乐于周旋。我为不使朋友失望，在很短时间后即辞去《平报》社长名义，专任《中报》社长，金雄白专任《平报》社长，春色平分，各得其所。以后金雄白拉上重庆关系，1945年7月1日即自动将《平报》停刊。日本投降后，金即将《平报》全套设备交给吴绍澍接收。吴在原址办一《正言报》，后为蒋介石封闭了。
金雄白在《中报》闹情绪时期，我怕他突然拆台（因为编辑部及经理部人员全是他找来的），就先将老资格的经理盛国成调为编委会的简任秘书，派人掌握财务、印刷、发行各项业务，又另办一家四开小报（《京报》），派葛伟昶为社长，我自任董事长（无董事会），从北京找一些编报内行，如张慎之、王代昌等南来，准备届时接办《中报》。这样一来，金雄白也不敢调皮了。金雄白走后，《京报》《中报》合在一起办公，《京报》改为晚刊。这两家报纸，日本投降后被重庆《中央日报》接收去了。
金雄白搞南京兴业银行发了点财之后，在上海再办一家四开小报，名曰《海报》。金自云：“海”者上海之海，海派之海，亦周佛海之海也。委托汤修梅主持其事。社会上当然把它作为周系报纸。
汪伪时期的印报纸张，是由一个所谓报业经理处来统筹配售的，各报用纸量要由宣传部批准，并经日本报导部同意才能领得。林柏生就从这一点上来限制周佛海系报纸的用纸数量。我请周佛海设法冲破这一难关。周通过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国课长永井大佐，下一公文给日本陆军报导部，规定周佛海方面各日报每月用纸量（按实际需要量略多一些），嘱其照发。这一仗我们又打胜了。
丁默邨曾接盘抗战前《文汇报》的房屋，派人筹备多时，结果全部赠给了周佛海，我们就是利用《文汇报》原地来办《平报》的。
当时湖南人钱时民办一四开小报，叫《国报》，每月向周佛海拿钱，捧周（佛海）捧罗（君强），无甚意义。我以后建议于周佛海，叫钱时民停办了。
汪伪时期，李士群以特工经费，搬来杭州《东南日报》的印刷机，办了一家《国民新闻》。李死后，该报社长黄敬斋请周佛海任该报董事长，请我当常务董事，如《平报》例，这只是拉点人事关系而已。
袁殊在岩井英一支持下所办的《新中国报》，在李士群死后，袁亦援例请周佛海为该报董事长，我为常务董事。1945年该报经济发生困难，我曾替他设法向上海复兴银行押借一亿元。
周佛海系统拥有这么几家报纸，成为政治资本的一部分。
丁、李斗争影响苏成德
1940年春，李士群逼迫丁默邨放弃特工领导权，狼狈离开了“76号”，唱大花脸的是苏成德。苏当特工南京区长，把丁默邨的亲信都挤走了，丁之恨苏不下于恨李士群。5月某夕，苏成德在南京大世界内某厅取乐，丁默邨的弟弟丁时俊也在座。苏酒后胡闹，指挥乐队奏这支曲奏那支曲，同在舞厅喝酒的两个为日军做间谍的白俄人不耐烦了，顺手使劲掷去一只啤酒瓶，正中丁时俊脑袋。丁被车送至鼓楼医院，当夜即重伤死去。丁默邨借题发挥，乘机报复，咬定说丁时俊之死是苏成德的阴谋，是苏授意那两个白俄人动手的。在场的许多人都对我说，苏成德当时并未和两个白俄人打任何交道，丁时俊是自己走向苏的台子上去的，那白俄人怒击苏未中，而误伤了丁，说苏阴谋杀人是不对的。
第二天晚上，李士群夫妇到周佛海家讨救兵，我走进去，周佛海说：士群和默邨不妨趁此和解，现在默邨遭此变故，必然悲伤，士群可去默邨处，表示慰唁，默邨必感动，过去的痕迹就可望消除了。李士群同意前往丁家，李妻叶吉卿说：不如请罗先生陪士群同去，有一个中间人总要好些。周佛海赞同，我只好偕李士群前往丁寓。夜半三人见了面，谈了半小时，丁默邨态度稍缓和，但对苏成德不能释然，至少要将苏撤职听候查办。我们回到周寓，再度商量。我说，如果苏成德本人同意，我和李兄可以同苏再到丁家，向默邨赔罪认不是，当然不是承认杀死了人，只说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在场而没有能够好好照顾他，出此惨事，十分难过，特来赔罪。同时苏成德可到日本去玩几个月，让默邨消消气。周佛海、李士群都同意，打电话把苏成德找来，强而后可。此事照我的方案办了，丁也没有再闹，苏对我是十分感激的。
以后，李士群和苏成德又闹翻了，形同水火。前面已说过，这里不多说。
中央党务训练团
汪伪中央党务训练团共办过三期，每期均只有数十人受训。第一期由周学昌任教育长，凭他那老党棍子的一套，也未能耍出什么花样来。第二、第三两期，是陈春圃以组织部部长兼教育长的，副教育长是戴英夫，后陈春圃去广东，由戴英夫代理教育长。戴曾邀我为该团受训人员讲话一次，我借机发了一次牢骚。我说：不到下面不知我们基础之空虚。人家骂国民党只是党官的衙门，以我所知的安徽情况而论，省党部或者像个衙门，县的一级恐怕连衙门也衙不成，区党部、区分部可能还未组织，这能算一个党吗？现在中国事实上有四个政权。讲组织纪律工作等项，不能否认延安第一；论办事的精神和效率，我们不如华北；论人力物力的调配运用，我们不如重庆。我们对于自己的前途，不能不做长远的考虑。
陆军学校与将校训练团
汪伪政府成立后，接收了伪维新政府的绥靖军官学校，在此基础上于励志社原址开办了一所“中央陆军学校”，汪精卫自兼校长。并设校务委员会，由何炳贤任秘书长（实际由他代行校长职权），以刘启雄（黄埔二期生）为教育长，鲍文霈为总队长（黄埔六期生）。办过两期，质量并不理想。汪精卫的第二个儿子汪文悌就是第二期毕业。他在受训时，一记耳光打走了本队的大队长，毕业后派到广东去当营长，还带了几个同学去做保镖。
汪精卫模仿蒋介石，在南京光华门办了一个将校训练团，汪自兼团长，由郝鹏举任教育长。目的是使高级将领都成为自己的门生。结果这些人聚在一起，互相拉拢，进行封建结拜，便于以后互相依赖。汪又使自己的亲信庶务科长陈皋，入团受训数星期，即便取得军人资格，毕业后即派为中央宪兵司令，岂非儿戏？
汪公馆内的“特约记者”
1939年汪精卫的投降运动搞起来之后，成舍我在香港办的《立报》上，常常载有汪方的小消息，内容虽不甚重要，但却都是事实，弄得大家疑神疑鬼，猜这猜那，始终不明真相。汪精卫到了南京之后，《立报》上还是常有这类新闻，后来汪伪特务从香港寄到南京山西路某小店转交的汇款单上，找出线索，查得收款人是汪公馆的一个茶房，拘押讯问。此人承认是他干的，因生活费太低，不够维持，才想办法弄点外快，别无政治背景。这个“特约记者”身份暴露以后，陈璧君才反省到平时对待“用人”过于刻薄，几乎发生了大问题。于是，她对全家男女用人普遍加点工资，对于当“特约记者”的茶房予以开释，另给工作了事。
汪精卫杀死三刺客
汪精卫在南京被刺，身中两弹，在河内又几乎死于军统特务的乱枪之下。他对谋刺他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凡以这类案情被捕的人，必杀方休。
1939年军统派一个湖南湘潭人戴星炳（过去和改组派有过关系）到上海，佯装投降汪方。他想利用见汪精卫次数较多之后，下毒药把汪毒毙。汪伪特工“76号”一面优渥地招待他，一面加以注意，发现破绽后向他诘问。戴星炳害怕受刑，即承认他是戴笠派来行刺的。汪精卫即下令将他枪毙于上海中山北路。
留美学生陈三才，是上海北极冰箱公司的经理，据说和孔祥熙有关系。他用过白俄保镖，后来这个白俄在“76号”工作，陈三才曾劝该白俄利用机会把汪精卫杀死，可以立大功，受重赏。白俄据此向“76号”讨赏，陈三才即被捕，解往南京拘押数月。周佛海、李士群都认为陈三才罪不致死，汪精卫夫妇最终坚决主张把陈三才枪毙了。
另有一广东大力士黄逸光，据说在南洋某地双手扼杀一只老虎，还会拍电影，步行游历全国到南京。林柏生予以延纳，介绍他去见汪精卫。后来发现他原是一个重庆派来的特务，准备在单独进见汪精卫时用手捏死他。结果也杀死了事。
周佛海与戴笠的勾结
我的朋友易次乾对我说，他的好友徐朗西要找我谈谈。我和周佛海商议之后，决定由我到徐家去拜访他，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著名人物，想拉他入伙。徐朗西见我之后，表示对周佛海深致敬佩，并介绍山西人史春生（蒋方江苏某税警局长），率部投向周佛海。周自然欢迎。徐朗西又介绍他的三个“学生”江西人程克祥、湖南人彭寿、台湾人彭盛木和我认识，并说：程克祥、彭寿在伪满洲国郑孝青手下工作数年，郑死后才回上海；彭盛木是东亚日文书院毕业生，日语很好。这三人和我谈了几次，都加入了“学艺研究社”。他们还提了一些怎样应付日本人的建议，周佛海看了也认为很对。
彭盛木当日语翻译，周佛海认为是头等的，就用彭做自己的翻译，带彭参加自己和影佐的会谈。彭寿自告奋勇说，他对汉口情况熟悉，愿意赴汉做一次调查工作。周佛海得到汪精卫同意，派他为伪国民党特派员，前往武汉跑了一趟。程克祥自称曾在伪维新政府宣传局工作，对南京较熟，我就派他为“还都”筹备委员会布置组的干事。在汪伪政府成立后，彭寿任报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程克祥任边疆委员会藏事处长（后由我介绍他当“社运会”的总务处长），彭盛木任财政部参事，都是简任官员。
他们对工作表现得很“积极”。程克祥、彭寿长于社交，两人利用易次乾来和我接近，又利用杨惺华来搭周佛海的关系。杨惺华喜欢跳舞，程、彭每晚奉陪，在上海、南京赶来赶去。杨就和程克祥、彭寿结为盟兄弟，日夕不离。1941年“76号”在上海破获了一个军统交通电台，抄到了他们向军统送情报的手稿，根据口供，把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分别逮捕。李士群急令马啸天将他们押至南京颐和路21号软禁。杨惺华也受到牵连。原来一程两彭是军统老特务，在东北就干过很长的时间。李士群想借此兴大狱邀功，做了一份几十页的“专报”送交汪精卫。汪看了交周佛海，周再给我看。我看了大吃一惊，原来这三个家伙都是戴笠派来打入汪伪工作的，我真如梦初醒。周佛海当时所重视的是面子问题，首先要马啸天先把他的妻舅杨惺华放出，一切由他负责。以后又再三和李士群交涉，先把彭盛木释放，杨惺华代他作保，仍回财政部任参事。程克祥、彭寿二人被关了好几个月，由杨惺华、徐朗西还加上铺保才获释。这样就使程克祥、彭寿通过杨惺华，为周佛海、戴笠的互相勾结创造了条件。
程克祥、彭寿的特务面目既被揭露，又获得保释之后，索性通过杨惺华向周佛海进攻。周已看出汪伪政府前途不妙，自己又有几个亲人被戴笠扣押，觉得脚踩两只船也是一个好办法，就决定与戴笠谋妥协。程克祥、彭寿出狱之后，由杨惺华征得周佛海同意，派他们二人为中央信托公司专员，以资掩护。程在1942年冬回到重庆，为周佛海、戴笠之间进行更深的勾结搭桥，从重庆带回电务人员及电台一部。周佛海与杨惺华从此为戴笠担负程克祥和彭寿所需要的活动经费。1943年春，程克祥、杨惺华忽持周佛海手条，到税警总团司令部见我，希望在税警驻地范围内架设秘密电台一座。我当时佯为应允照办，并带了程、杨坐上汽车走遍税警在南市几个驻地。程说在旧大同大学对面仓库内设电台最便[33]。我因和戴笠有恶感，又觉得这样的电台可能会把整个的税警武装拖垮，以后一直不给他们答复。周佛海也不便再问我，程克祥、杨惺华就把电台设在祁齐路[34]杨惺华家三楼上，对重庆通电后被上海宪兵队的侦察测向器探得方向，日本便衣在杨家所住的弄堂寻找电台所在房屋，程克祥、杨惺华只得将电台撤除，移到虹桥路徐朗西的花园内，临时架设通电。后来，周佛海找到上海日军陆军部（号称对重庆工作的特务机关）部长川本芬太郎少将（原为军事顾问部顾问，与周佛海向来感情很好），向他说明真相。川本即发一张证明书给周，说日本军如要追查这个电台，请先向本部接洽。有了这张护身符，他们就把电台设在愚园路1136弄29号周佛海的旧公馆里。当然，川本自会密告日本宪兵队的，所以一直平安无事。
程克祥回上海时，戴笠还派了一个他的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湖北人周镐，到周佛海处担任“联络参谋”。周佛海介绍周镐任伪江苏省无锡区行政专员，还给了一个少将军衔。其后，周佛海又介绍周镐到伪军孙良诚、项志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等各部联络，便于军统和他们的勾结。
1944年1月，我离开税警总团，调任伪安徽省长之后，税警方面也用了几个军统分子为高级干部，为以后戴笠接收税警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杨惺华在周佛海支持下，一再把伪财政部及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警卫队加以扩充，最后达一千数百人，日本投降后，由戴笠接收改编为一个团。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由程克祥秘密把他收为军统分子，周佛海、杨惺华都是在日本投降后才发觉此事。
四川人罗梦芗，虽已加入汪特，实际还是军统分子，由周佛海介绍为浙江省宁波区行政专员。
戴笠为逼周佛海就范，在周当汉奸不久，就派人从湖南沅陵把周的母亲、妹妹、妹夫，并从湖南湘潭把周的岳父杨卓茂、杨妾、杨女等六人，解到贵州息烽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同时，又把周的大儿子周少海（前妻所生，时任胡宗南部排长），拘禁于西安军统看守所。
周佛海的亲人被扣之后，戴笠通过在香港的杜月笙带信给周，说这些人虽然被扣，事实仍予优待，希望大家留点将来见面的余地，并由杜月笙转来周母等人在息烽的照片。杜月笙之管家万墨林被“76号”逮捕拷打，吴四宝要敲他一笔竹杠时，杜月笙曾托交通银行秘书李北涛找周佛海说情，送给周妻杨淑慧珍贵饰物[35]。万墨林又向“76号”花了一笔钱即得释出。1945年6月，周佛海母亲病重，移到贵阳中央医院治疗无效死去，戴笠为她料理后事，到灵前磕头，为她造墓立碑，并电告周佛海。周接电即向陈公博辞职守孝，陈复电给假一个月治丧（伪上海市市长职务由我代行）。周佛海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当时渝方私人电报不通，周这样一做，等于公开了他和重庆的关系，这也是一种政治姿态。杨卓茂一家大小五口，一直押到1946年夏天，才被放回湖南。
周少海由西北飞到重庆，来到磁器口歌乐山下的白公馆，与其父见面。周少海认为自己冤枉坐牢六年多，专门打听他父亲的家产，深恨杨淑慧待他祖母太不好了，希望多得点金条来填补损失，不料杨仅给他十多两黄金，两件饰物。周少海又因女护士马某问题，和他父亲争风吃醋，顿起杀心。某次竟向看守我们的警卫队的枪架上去拿卡宾枪，想把父母打死。由于他没有学过卡宾枪子弹的装填方法，就为警卫队踢倒，夺回枪支，没有出事。当军统科长侯志川赶来劝解，带他往山下去予以隔离时，他边走边骂周佛海是大汉奸，闹成笑柄。周少海在当年秋天回湖南后，再归蒋军，在徐州附近被俘，经教育后释放。1947年我看见他骂父亲的长信。这就是周佛海当汉奸的结果。
我怎样落水当汉奸
1938年陈布雷嘱我为高宗武发护照领款项时，再三要我严守秘密，并说千万不要向高本人提出他不能答复的问题，因此我只能猜测高的任务，而无法知其活动内容。梅思平突然飞重庆，又匆匆而去，飞机票也是周佛海嘱我代办的，当时我也不知他们搞些什么。据说他们曾共同誓约，在未到国外之前，绝不向外人泄露秘密，所以连陈公博也被他们蒙在鼓里。
当年12月，我被蒋介石下手令说：“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行政院会议仅通过免职，而并未“查办”。我在汉口认识一个“交际花”孔慧明，后来她要求和我同居，我同意了。同时，在汉口数月，经常和张道藩等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租界的咖啡馆闲逛，有时有何应钦、陈立夫、陈公博参加，往往在深夜碰着戴笠。以后戴在重庆把这些情况密报蒋介石。蒋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我因有孔慧明问题，受的处分最重。
周佛海、陶希圣从昆明出国之后，蒋介石严令结束“艺文研究会”，陈布雷嘱我办理交代。我在半个月内把存在香港的外汇收回，将现金账表及一切档案全部交给陈布雷，并向他表示我将离渝远行。陈布雷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对蒋介石说，罗秘书手续完全办清楚了，他想到昆明去看看家眷。蒋“嗯”了一下。陈对我说，你走好了。但他并未将我的侍从室秘书兼职免去。我就把任军委会秘书处长时特意留存的一张空白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自己的姓名头衔，带在身边，并利用没有缴还的侍从室的特别证章和身份证，通过了重庆机场的特务检查，飞向昆明，又通过了老街的海关检查，脱身出国，经河内、海防而达香港。在香港路遇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约我带妻儿去她家玩。按址前往，杨和老母住在一座半山楼房里。周佛海另住在九龙，行踪甚秘。
过了几天，樊仲云找到我住的六国饭店，说周佛海通知他陪我去谈谈。我同樊仲云到九龙约道某号，会见了周佛海。他同我谈及他们搞“和运”的经过，并说要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无变更，约我加入。我回来经过思考，以为国民党内闹家务，翻云覆雨，变幻无常。蒋介石对自己的部下、造反的人常常取得便宜，跃登高位。我在蒋介石下面搞了12年，除了当过一年县长外，没有正式捏过印把子，总是当秘书、秘书主任、秘书处长、秘书长，秘来秘去，弄得人头昏脑涨，梦境里还在“等因奉此”。大丈夫何日才能出人头地呢？周佛海这次既然负了重责，向他入伙，冒一冒险，可能能搞出一点名堂来。脑子一发昏，就把敌我问题轻轻放下，以为逆取顺守，乘时乘势，有权有势有伙伴，总会找到出路的，我就答应周佛海可以参加。这一次是带着孔慧明同去的，还在周佛海处吃了午餐。周说，我们已决请你暂时屈任政委会秘书，月支生活费400元。随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港币1000元，并说，你先拿去零用吧。我之落水当汉奸，主要是昧于民族大义，因为恨蒋而反蒋，醉心权势，想利用周佛海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大干一场。重个人而忘了国家，一失足成千古恨。今日向隅而泣，罪有应得，悔之何及！
我在香港遇到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徐继庄（号子青，浙江人）。过去我在南昌行营任第二厅（政务）第四课课长、兼第二组（财经）副组长及行营办公（厅）上校秘书时，曾帮过他发行巨额钞票的大忙，而未曾要过他的报酬。他对我甚为感激，交情甚厚。他一见我即表示关怀我的行止和生活。我因心脏病在香港卧床两个月，他每周必来看我，每来必偷偷放些钞票在我抽屉里，几次流泪劝我莫往上海，莫参加汪精卫、周佛海集团，保证我家生活，并要向宋子文为我介绍工作（当时宋在香港搞中国银行及广东银行）。我终于没有听从徐继庄的劝告。我赴上海时，他在轮埠码头上挥泪送别。今天反省起来，一个人生活的堕落，必然影响他的思想情绪，可能弄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到了上海，我终于参加汪精卫全台汉奸傀儡戏的演出。
注释
[1]作者当时系汪伪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团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安徽省省长。
[2]应为参谋总长。
[3]孔祥熙原为行政院副院长，1938年1月1日，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专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院长。
[4]高宗武自1938年2月去香港、上海后，曾于同年4月2日、5月30日两次回汉口报告与日本有关人士接洽“和平”的情况。这里指的是高第二次回汉口。
[5]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研究总干事。
[6]独立出版社在汪精卫等逃离重庆之前就已于汉口开办。它出版一种“战时综合丛书”，其第2辑就叫《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1938年4月编成，6月于汉口出版。
[7]后改名为中山大学。
[8]“孤军社”是由留日学生何公敢、萨孟武等组织的团体，以宣传国家主义为宗旨，周佛海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中的阶级问厄》《反共产与反革命》等文章。
[9]篇名为《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年9月发表于《海涛》杂志第1期。
[10]周佛海曾任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
[11]龙云《回忆录》记载中说：“当时曾正式接到重庆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列。’”龙绳文回忆说：“先父认为汪既要先到成都，则到昆明时日必有所推迟，汪既不会即日到昆，所以未作接待的准备。讵料1938年12月18日汪离重庆后并没有去成都作演讲，却即日突改飞昆明。汪到昆明机场时，先父才接到报告，仓促中把汪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公馆住下，当天恰巧先父已早安排宴请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所以不克亲自招待汪氏，但曾专询于汪是否愿意参加宴请美大使的聚会，汪说他很疲倦，便不参加了。当晚宴会散席后时间已晚，先父与汪就未再见面。次日上午先父去李家看汪，汪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先父则建议汪多留昆明数日，休息后再去，汪说：‘我还要转来的。”因而先父也就未再强邀他了。随后汪即派其亲信曾仲鸣到法国驻滇总领事馆办理签证，很快就办好了。曾仲鸣拿了护照及签证回来，汪看见原来只是一本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打电报给重庆责问外交部，并于次日离开昆明。两天后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却保密不给先父知道。不久汪发出‘艳电’，并在越南遇刺未中，曾仲鸣则被杀。先父当时唯恐汪一时愤激出走投敌，故尽量派人对其劝慰安抚免生分裂，但汪去志已决，坚拒龙氏善意的劝阻，但为表其心进及批评蒋氏一贯个人独裁及玩弄两面手法的不满，如密派党要谷正纲到越亲送路费及外交护照的详情，写了一封长达7万多字的信件致龙。这封信先父当年从未保密并将其裱册存案，留作后世研究抗战阶段的重要参考，那时候许多政要及科研学府的名教授等看过这篇文件的人，不在少数。不幸的……运动中……全被‘抄家’强夺一空……”
[12]即日华协议记录及其谅解事项和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因在重光堂签订，故亦称“重光堂密约”。
[13]按：蒋介石手下有一个贵州军阀谷正伦，曾任南京警备司令兼中央宪兵司令，10年来是个专业杀害革命人士的刽子手，因此极得蒋的信任。谷正伦的两个弟弟谷正纲、谷正鼎，原是改组派的活动分子，列名中委。蒋、汪合作时期，谷正纲、谷正鼎同来南京。蒋介石通过大谷，利用亲属关系，把二谷、小谷收为己用。谷正鼎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顾孟余当铁道部部长时，当过铁道部总务司司长。
[14]今万航渡路435号建新中学。
[15]今江苏路。
[16]指清末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
[17]程宽正参加汪伪“和平运动”后，又脱离了汪伪，并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祸水中跃登彼岸》的文章，对自己怎样被欺骗、胁迫落水，参加伪国民党“六大”的情况加以揭露。
[18]陈璧君时在香港，未参加大会。
[19]汪伪“六大”中委名单，各人回忆互有出入，当时未公开发表，也未查到档案可资核对，故上述名单仅供参考。
[20]梅机关成立于1939年8月22日，以影佐祯昭为机关长，其重要成员有来自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等方面的代表，以及所谓来自民间的国会议员、新闻记者等，人数最多时达30人。其任务是监护汪精卫集团，扶植汪精卫筹组中央政府。
[21]此时陈公博尚在香港，未参加汪伪活动。
[22]党史编纂委员会与海外党务委员会均是以后才增设的。
[23]今陕西南路。
[24]当时人选未定，不久补上。
[25]当时人选未定，不久补上。
[26]登部队为日本第十三军的代号。
[27]军票是军用手票的简称。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以后，为掠夺江南沦陷区的物资，实现“以战养战”，即发行此种钞票。规定与日元等值，但只能在中国沦陷区流通，不能兑换日元。
[28]褚民谊之妻陈舜贞是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义女。
[29]据当时任伪江苏省财政厅长的余百鲁说：李士群提出，江苏“和平区”老百姓手里有3000万元旧法币。如以2元旧法币兑换1元中储券，老百姓吃亏太大，不利于“清乡”，强硬要求应以一比一兑换，并派余百鲁亲自去南京交涉。周佛海为统一沦陷区货币，怕李士群捣蛋，只得拿去3000万元中储券给李士群，而李拿到钱后仍以2元旧法币换1元中储券强行向老百姓收兑。
[30]抗日战争期间袁殊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31]另一说，袁殊是由岩井保释的。
[32]今建国西路。
[33]今蓬莱公园的一部分。
[34]今岳阳路。
[35]据汪曼云说，周佛海并未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