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定基
第一次与图书馆的亲密接触
1942年，我出生在四川成都城守街，小时候就住在城守街。那时候去东大街的成德小学上学，或者到旧城守衙门东边的大茅房去解手，天天都要经过街上旧城守衙门的大门口。那道大门气势宏大，有些吓人，我们小孩子都不敢进去。
小时候我的家道不宽裕，没有闲钱买书，很想看书又没得书看，实在恼火得很。一天，一个邻居大哥哥叫赵昭焯的，对我说：“我带你看书去。”我问：“哪里？”他说：“省图。”我问：“要钱不？”他说：“要什么钱啊？不要！走！”我就紧跟着他进了旧城守衙门的大门，经过一条直道，便来到了一幢三层楼的西式洋房子的门口，门楣上方，写着“四川省立图书馆”几个大字。
洋房子进门的地方有一个签到处，一张条桌后面坐着一位剪着短发的时尚女性（后来才知道她叫邱树维，大家都叫她邱姐）。赵哥哥在签到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把毛笔递给我，示意我签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签名，有点怯生生的。邱姐问：“会写字吧？”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就努力地把自己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了上去。邱姐看了，就给我了一块铜做的牌子，说：“好了，进去吧。”这样，我就第一次迈进了图书馆的伟大殿堂。
我在省图看的第一本书，是《日本童话》，是赵哥哥帮我写的索书单。大概是这本书在书架上的位置比较显眼，用不着写索书号，管出纳书的吴澹如大姐姐（当然是以后才知道她的大名）很快就把书取出来了。以后我到图书馆，每次都看这本书，因为我不会翻查目录卡片。这件事很快就被吴姐姐发现了。一次我又去借《日本童话》，她就问我：“看了好多道了，还没有看完呀？”我说：“看完三四道了。”她问：“那你为啥子不看一本新的？”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翻那些盒盒。”吴姐姐说：“这个小弟娃儿才是……”说着就从柜台后走出来，把我带到目录柜边上，教我如何查目录。还特别关照我说：“把盒盒抽半截出来，就在这里头翻，不要像他们（指大人）那样把盒子端出来翻。万一打倒，就麻烦了。”以后我就会找适合自己的书来看了。就这样，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省图看了一两年的免费图书了。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而这一爱好的确立，就是在省图的阅览室里开始的。
想当小服务员而不成
20世纪50年代初，成都有了许多新事物，街上的小娃儿都兴奋得很，但是我也有高兴不起来的时候，因为省图不让小娃儿进了；要想进省图，必须有中学以上的学生证。不过没有过多久，一个让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的特大喜讯传来了。
什么喜讯？原来，有一天听人说，省图（当时好像改名叫川西图书馆）大门口贴了个告示，说是要开放儿童阅览室。我怕传言有误，还摸黑（当时的街灯不太明亮）到省图大门口去找了一回“一睹为快”的感觉。
果不其然，过了几天，我们的期盼就变成了现实：省图儿童阅览室正式开馆了！
当时省图的儿童阅览室聚集来了成都市里所有的热爱阅读的少年儿童，成为一片少年儿童无比欢乐的知识海洋。从四面八方来到省图的小孩子们，在少年儿童服务员的引导下，十个一组地进入阅览室坐下，由服务员抱来一摞图书，然后分发给小读者们阅读。图书一发下去，所有的小朋友们就安静下来，很快就沉迷于知识的圣境和美景中去了。
少年儿童阅览室最为耀眼的明星，无疑是刘兰芬姐姐。她青春年少，充满活力，干劲冲天，对所有来到阅览室的少年儿童充满关爱，把知识的甘泉向所有来到阅览室的少年儿童浸润：她就是掌管省图儿童阅览室这片知识海洋的女神。当时成都市热爱阅读的青少年，没有一个不知道刘姐姐的大名的。当时成都爱书的少年儿童有这样一种共识：不知道“刘兰芬”，你就是一个不爱读书的人。
当时成都市爱读书的少年儿童最倾慕的人，除了刘兰芬姐姐以外就是那些导引小读者入场和负责发书的那些刘兰芬姐姐的铁杆粉丝，也就是那些小服务员了。设置小服务员这种制度我不知道是不是刘兰芬姐姐的原创，但这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创意。小服务员制度不仅让一批爱书的少年儿童更加热爱读书，而且让他们在增进知识的同时又能够服务于他人，而且这种服务完全是非功利性的，这就为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我是做梦也想成为刘姐姐的铁杆粉丝的，可是现实生活中办不到，因为当时要成为省图的小服务员需要学校的推荐。我因为自小就有宁愿追随真理的脚步而不愿服从庸师言说的“坏习惯”，在学校里是被话语权掌控者视为“坏娃娃”一类的，当然不会推荐我。于是，我就只好与“小服务员”无缘了。
当上了服务员
1956年夏天暑假期间，我当时就读的成都二中为配合学生的社会实践，决定向省图派出一批暑期临时服务员，我积极争取，终于如愿以偿，挤进了这批临时服务员的队伍中。
我们二十个临时服务员到省图报到时，省图官方出面接待我们的是程姐（程德芳）。程姐除了向我们宣布临时服务员应该做的事情和应当遵守的纪律以外，还向我们介绍了一点图书馆业务工作方面的知识。就是在程姐的这一次介绍中，我知道了当时省图用的图书分类法是刘国钧分类法。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也许是我个人有严重的先入为主的低级思维，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刘国钧分类法是中国图书分类法当中特别优秀的图书分类法，比那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指引下炮制出来的图书分类法强多了。
程姐讲完话后，就开始分派工作，我被分派到期刊室服务。期刊室的主要管理员是田姐。她的大名叫田恕原，是个年龄稍大但特别精蹦的那种人。她对工作非常努力，也极端地负责任，一上班就忙个不停。她对人严肃，从来不苟言笑，印象中似乎从未见她笑过。她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她一上班就努力工作，一刻也不休停；没有读者借还书的空档时间里，她不是整理旧报纸，就是收拾过期期刊，实在无事可做，她就打扫清洁，抹掉书架上的灰尘……她自己忙个不停，也让我们忙个不停。有时候我们觉得她好像是奴隶时代的监工，因此就有些不太喜欢她。好在那时候我们受的教育，是人人都应该为祖国为民族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点事情，所以也没有对田姐产生多大的不满。到了第二年，“反右运动”开始了，不知道为什么田姐成了图书馆的重点整治对象。省图的院子里到处张贴着杀伐她的大字报。再以后，图书馆里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了。
期刊室的另一位管理员郑姐（郑秀明）对我们就比田姐要人性化得多了。她当班的时候，就叫我们负责上书。我们当时年轻，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堆期刊上好了，接着就从书库里出来帮忙接待读者。这时，郑姐总是笑着说：“这里我来。你们还是到后面看书去。”我们就到后面书库里看自己心仪的书刊去了，一直看到闭馆前五分钟，我们听到郑姐在叫读者还书了，才从书库里面跑出来，帮助她收书和上书。
当时我们这些服务员工作热情蛮高。除了在我们被指定的阅览室帮忙以外，还经常串联到其他阅览室去帮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跟当时省图的各个阅览室里活跃着的那一批年轻、美丽、朝气蓬勃，善良而有爱心的好姐姐攀上了交情。她们当中，我比较熟悉的是杨姐（杨华玖）、赖姐（赖慧丽）、廖姐（廖萱荣）、李姐（李琦）、钱姐（钱姿秀）、周姐（周玉质）和屈姐（屈智瑶）。这几位好姐姐对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有时还对我们的生活也表示了关心。这几位好姐姐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们那高尚的敬业精神。她们默默无闻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省图的三尺柜台后面，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她们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又当上了“服务员”
1960年我上大学以后，住了校，少有回家，就开始跟省图生分了。以后我在学校里由于“专业思想不稳固”和有“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就从一个大学生沦为了“社会闲杂（人员）”。我当了“社会闲杂”，当然就回了家，与省图的物理距离又近了，平时无班可上，时间较多，就经常去省图看书报，打发日子。白天可以到省图去畅游书海，可是省图下班以后，就无所事事了，于是，就很想有一张省图的借书证。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闲杂”是不能拥有一张借书证的，因为办借书证要有单位的介绍信，“社会闲杂”没有单位，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介绍信，当然也就没有拥有一张省图借书证的权利了。后来有一次，我见到李琦姐姐，就厚着脸皮求她给我办一张借书证。李姐去向管借书证的领导说，终于让我办到了一张借书证。
世事真是难料。没有想到，在1965年夏天，老天爷又赐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又一次与省图结缘。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几百号属于春熙路辖区的“社会闲杂”，都由春熙路街道办事处的刘朝龙干事管理、提调。一天，刘干事来找我，问我说：“你会不会刻钢板（就是在钢板上刻蜡纸）？”我老实回答说：“没有刻过。不过看人家刻，好像也不太难。”刘干事说：“我也说是。你毛笔字、美术字写得好，刻钢板也不会太难。”我说：“试试吧。”刘干事说：“那好，你先找块钢板，刻两张蜡纸试试，下午来办事处开介绍信，明天就去省图书馆报到刻钢板。”我一听去省图报到，真是高兴极了，口中就不由自主地一连说了一二十个谢字。刘干事说：“那就好好去干吧。要临时工的单位，都是要下苦力的。你们这些大学生，身体稀儿，那些体力活路我也不敢派你去做（大概是怕我当场倒毙）。这回是文化单位要人，做的是出在手上的活路，你就去好好干吧。这份临时工的工资还可以，以前我们派去干这份工作的潘荫成（是家住春熙路的社会闲杂）一个月要拿三四十元呢！”
送走了刘干事，我关上房门，不禁仰天大笑。感觉真好，又有机会和省图亲密接触了，而且此番还有钱可拿。当时成都市的临时工的标准工资，是“幺零幺”，就是每天人民币一元零一分。据刘干事说，刻钢板的活路是文化活，又有点技术含量，所以一天的工资，要比“幺零幺”高，所以潘荫成才能够一个月就拿到三四十元。这怎么不令人欣喜若狂呢！
可是第二天到了省图，情况并不完全像刘干事所说的那样。接受报到条子的殷泽如女士对我说，工作是刻钢板，这没有问题，但是工资不是潘荫成拿的那么多，只有二十二元一个月。
至于名义嘛，馆里现在已经有一批“服务员”，你就算他们一批的，也叫“服务员”。
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无所措手脚。“服务员”？怎么会是服务员呢？在我原来的心目中，服务员是很单纯的，刘兰芬姐姐手下的小服务员，以及以后我们那些在程姐（程德芳）带领下的服务员，统统都是不取报酬的，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一心无私只做奉献的。
现在情况不同了，街办的刘干事派我到图书馆来工作，是为了解决我的吃饭问题，我是来当挣钱吃饭的临时工，不是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服务员”啊。
于是，我嚅嚅地说：“街道办事处的刘干事说，我来做临时工，接潘荫成的事，工资是……”刚说到这里，赵熙主任走进了办公室，他很有威严的说：“事情就这么定了！到阅览部报到去！”
当时我真的是别无选择，就这样被当上“服务员”了。
不过事后回想起来，还真的应该为赵熙主任上几炷高香，感谢他收下了我在省图当“服务员”。如果当时他不收我，当时的我又能到哪里去呢？运气好点，也许进了某个工厂；运气一般，也许进了某个街道生产组。无论在哪里，早就光荣而凄凉地下岗了，哪有我今天的愉悦和安乐？
从根本上来说，赵熙主任收下我在省图当名义上的“服务员”而实际上的临时工，真的是让我得其所哉。一十三年后，天鸡唱红，唐山地动，我从省图的书库里走将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双脚书橱。当时阅览部的书我估计最多不过百多万本。我不敢说这一百多万本书全都看过，至少可以说全部翻过。这就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我去应试，一点不感到困难；以后读研究生，再后当教授，也只是觉得游刃有余；我也曾造访过国内外的一些著名高校，似乎还没有见过多少让我在学识上感到惭愧的人。现在想起来，这都是拜省图之赐也。
百年省图与我的缘分改变了我的一生，使我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
省图啊，但愿你与我生生世世都能结缘！
西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