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了保证对藏区茶叶的供应，仍把川茶分为边茶腹茶两种。并在打箭炉、松潘、灌县形成三大边茶市场。在引法上则有边引、土引、腹引之分。边引行销边地，土引行销土司，腹引行销内地。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州县茶引统计，全川共颁行引票146713张，其中边引为101317张，土引为311200张，腹引为14276张。即69％的茶叶销往边地藏区，21％的茶叶销往天全土司地区，销往内地的茶叶不足10％。光绪年间西南路边茶引额共126894张，其中打箭炉地区的南路边茶引额共108000张，占85％，松潘、灌县地区的西路边茶引额共18894张，仅占15％。同明朝一样，清代仍然是甘孜、西藏的边茶销售最多，也是川茶的最大销售地。
民国时期，四川茶叶按品类和传统流向分为四大产区。一、西路茶：以灌县为中心，包括汶川、崇庆、大邑、什邡等县。所产有腹茶、边茶两种。这一地区的边茶又称“正西路茶”，专销阿坝及青海南部。二、北路茶：以平武为中心，包括北川、安县等地。所产茶叶除供应本省边、腹地区外，并销甘肃南部。三、南路边茶：以雅安为中心，包括荥经、天全、名山、邛崃、屏山、峨眉、马边、夹江、高县、筠连等地。所产茶叶专销甘孜及西藏地区。四、东路茶：以万源、城口为中心，包括梁山、达县、忠县等地。所产茶除销本省外，尚有部分运销陕西。民国初年，全川发放茶票151000张，南路边茶为100000张，西（北）路边茶36000张，腹茶15000张。边茶销售占全川的绝大部分。随着川茶的衰退，印茶遍及西藏市场，进而扩展到康藏和松潘地区，加上滇茶也进入西藏，川茶的藏区市场日益缩小。边腹茶的比例随之发生变化。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结束前夕，南路边茶销量下降至三四万担（每担100斤），西北路边茶约二万担，腹茶亦略二万担。但腹茶远远不能满足内地人民的需要。随着全国引岸制度的废除和华茶在国际市场受到排斥，湖南、湖北、浙江、福建、云南省的茶叶相继进入四川，结束了四川不从外地进口茶叶的历史，仅据重庆海关一地统计，1918年重庆海关进口茶叶85担，1939年进口12670担，1940年进口6300担。内地所需茶叶的不断增加，历史上形成的川茶“边多腹少”的流向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6.结束语
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的地方。茶业历来是重要的经济产业，为历代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源，并且是巩固边防、维系民族团结的政治商品，在政治上和汉藏关系上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这是四川茶叶最为光荣和引以为自豪的一页。但因其是“政治商品”，它也受到历代政府的严格控制。从宋代开始，历代政府画地为牢，只许川茶销往藏区和四川内地，缺乏自由发展的余地。由于藏区人民肉食乳饮，叶老味浓的粗制茶叶更适合他们的需要，叶嫩精制、清香味淡的茶叶反而不适合他们的传统口味。这种客观条件，助长了川茶的种植加工技术因循守旧，不思改进。在茶叶的品种上唯边茶是重，忽视了其他品种的更新和发展。在东南茶叶种植加工不断改进提高的同时，四川茶叶的质量就相对日趋下降。四川茶叶在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日益衰落，市场不断被其他省区的茶叶蚕食鲸吞，使川茶业步入低谷。这种状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现代科学的种植加工技术，川茶质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适合于藏区以外民众饮用的茶叶品种迅速发展，边茶的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历史上形成的川茶“边多腹少”的流向，已转为“腹多边少”的流向，绝大部分川茶都销往内地、省外以至世界各国，边茶已是川茶的一个很小的市场。
《中日国际共同研究论稿》日本独协大学《独协经济》1993年3月
前后蜀的枢密使
枢密使出现于唐末，到宋代已成力与宰相地位相当的专掌全国军政的最高官员。为了探讨枢密使及其官署——枢密院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必要对前后蜀枢密使制度作一番考察。由于封建史家认为五代是“干戈贼乱之世，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的时代，“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加上封建史家往往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对周边十国的历史极不重视，对其典章制度的纂述尤为疏阔。因此，我们只能依据支离破碎的史料，进行初步探讨。
前后蜀枢密使的称谓和枢密院的建立
一、前后蜀枢密使的称谓
枢密使始于唐，因其初无“司存职业”，故《唐书·职宫志》及《唐会要》诸书皆不载其建置始末。到宋代，对其建置起始的记载已不尽一致，如《册府元龟》云：“宪宗元和（806—820年）中，始置枢密使。”但宋时多数学者认为，枢密使始置于唐代宗永泰（765—766年）时。如王明清云：“声代宗永泰时，始置内枢密使二员，以宦者为之。”张唐英、马端临等也持此说。这些不同的记载说明，既使在离唐不久的宋，史家对枢密使的起始就已不甚了了。五代十国时期，许多王朝都设置了枢密使，但名号各异。如后梁改唐枢密使为崇政院使，后唐又恢复其名。又如楚王殷改“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枢密使称“判机要司”。
前蜀沿袭唐制，也设置了枢密使。其称渭主要有内抠密使和判内枢密院事。
公元907年9月，王建在成都称帝，以“阆州防御使唐道袭为内枢密使”。内枢密使是因唐代以宦者为之而得名，王建因袭不改。“内枢密使”当时又称“枢密使”。从光天元年（918）后，内枢密使名称一直沿用到前蜀灭亡。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百官表》中，将前蜀的内枢密使与框密使并列之，显是误记。
另外，前蜀内枢密使当时又有“东院开府”和“西院开府”之称，如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在《锦里耆旧传》中便被称为“东院开府宋光嗣、西院开府景润澄。”
永平四年（914），前蜀罢内枢密使潘峭，以“翰林学士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这是前蜀政权中首次出现判枢密院的称谓。判枢密院又称为判枢密院事。天汉元年（917）八月，罢毛文锡，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随后，在同年闰十月，前蜀废除了判枢密院，恢复了内枢密使的旧称。“判内枢密院事”与“内枢密使”所司职事当无区别，而具地位则似以前者为优，因为按照中国封建社会官制惯例，往往以高官兼任低职为“判”。前蜀改内枢密使为判枢密院事的原因，史无明载。我们认为，这当与“翰林学士承旨”有关。前蜀任枢密使者，一般皆不带“翰林学士承旨”，而毛文锡、庾凝绩两人在任判枢密院事前后，都为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由判枢密院事改为枢密使，便不再任翰林学士承旨了。在唐朝后期，翰林学士的权任就非常重要，其地位往往在众学士之上，“大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王建本人对唐翰林学士也非常崇敬，他曾对左右说：“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僚友，非将相可比也。”因此，在王建称帝后，对翰林学士承旨倍加礼遇，当毛文锡、庾凝绩典枢要时，便将内枢密使改为判内枢密院事，以显荣他们的地位和表达君主对翰林学士承旨的殊遇。
后蜀也设置了枢密使，其主要称谓有枢密使、枢密副使和知枢密院（使）事。
后蜀明德元年（934），孟知祥在成都称帝，“以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后蜀从建立到灭亡，从未采用“内枢密使”的称谓。枢密使前不冠以“内”宇，当与后蜀专用士人有关。后蜀枢密使还设有副职，称“枢密副使”，如韩保贞就曾任此职。
明德元年，称帝仅半年的孟知祥卒，其子孟昶即位。当时，朝政大权为先帝旧臣所把持。孟昶与旧臣作了十余年的斗争，到广政十一年（948），前朝“故将大臣殆尽，（孟）昶始亲政事”。为了加强和巩固其统治，他对枢密院的人选和长官名号都作了调整。首先，罢免了“专权贪纵”的前朝旧臣枢密使王处回，并将怄密使改为“知枢密院事”。后蜀对枢密院长官名号的更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枢密使权重难制”；其二是新任的枢密长官“名位素轻”，不宜使用枢密使之名。孟昶这次更改枢密长官名号的目的在于加强君权，削弱枢密之权。从此，知枢密院事之名一直沿用到后蜀灭亡。
二、枢密院机构的成立
唐代内枢密使的主要职掌是上情下达，传宣君主命令，因此，“初不置司局”，“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甚至连“视事厅堂”也没有。前蜀建立后，成立了枢密使的专门办事机构枢密院。据有关史料分析，前蜀至迟在永平年间便建立了枢密院。永平四年（914），毛文锡被任命为判枢密院事，从这一称谓便可得知，当时已建立了枢密院。前蜀天汉元年（917），毛文锡嫁女，大宴宾客，“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这也证明当时确已设置了枢密院司局，且其规模不小，可以用来大宴宾客。前蜀枢密院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在枢密使的制度化方面，较唐有了进一步发展。
前后蜀枢密使的人选
宋人欧阳修说：“五代为国，兴亡以兵”，“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其实，十国的情形世完全如此。由于战祸不断，武夫掌权，旧的典章制度被破坏殆尽，在枢密使人选问题上，前后蜀采用任人唯亲的政策，往往凭君主的一时喜好，同时又受唐代风气的影响。
前后蜀怄密使主要由君主的亲信内侍组成，既有宦官，伶官舞童、便嬖，也有皇亲国戚，成分比较复杂。这些人出任枢密使前，主要担任属于内侍系统的职官，如宣徽使、中门使，通奏使、丰德库使，广德库使、普丰库使，茶酒库使、卷帘使，然后再出任枢密使。
前蜀王建称帝时，鉴于唐宋宦官专权的教训，改用士人为内枢密使。但到晚年时，他对宿将旧臣很不信任。将军权中极重要的“判六军”也交给宦官去掌握，对宦官勾结内宠干预朝政也听之任之。王建病危时，竞发展到宦官唐文扆“以兵入宿卫，谋尽去（王）建故将”的地步。在这种情铲下，宿将大臣不得不迫使王建罢黜唐文扆的军权，才平息了这场风波。通过唐文扆事件，王建更加猜疑宿将老臣图谋不轨，他认为，“因老将大臣多许昌故人，必不为太子用”，于是，“以宦者宋光嗣为枢密使判六军”，又重蹈唐末宦官预政的覆辙。从此之后，前蜀枢密使一直为宦官充任，前后共八年。前蜀任用宦官为枢密使，后人有些批评，其中陶懋炳先生的评论甚为中肯，他说：“虽不曾酿成如同唐朝那样的宦官专政，而宦官谮陷功臣，引导宫廷奢侈无度，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前蜀任用宦官为枢密使，不过几年，非其主流。通观前后蜀枢密使，主要由舞童、便嬖、国戚等曾任内侍官员的亲信组成。首任前蜀内枢密使的唐道袭，“始以舞童事高祖（王建）”，又“以舞童见幸”。王建选择舞童出身的唐道袭为枢密使，是与五代时期君主宠信伶官的社会风气分不开的。
前蜀枢密使在任用亲信内侍的同时，也曾任用被目为清流的士大夫。如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庾凝绩都先后担任过判枢密院事。虽然前蜀选用士大夫任枢密使的时间短，人数少，但毕竟是对以往专用内侍、便嬖的一个改变，其对后世专用土大夫充枢密使有很大影响。
后蜀革除了选用宦官为枢密使的弊端，但仍保留了由便嬖、国戚等曾任内侍官员者为枢密使的弊政。如后蜀知抠密院事十七年的王昭远，就是以便嬖起家。王昭远少年时，因服侍孟知祥而被知遇，孟昶即帝位后，对这位“给事左右”的“亲狎”内侍，不断加官进爵，在孟昶亲政后，马上接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后蜀国戚伊审征，是高祖女崇华公主之子，少与后主相亲狎，其后，伊审征子又尚后主女。凭借这种特殊亲戚关系，他出任了知枢密院事的要职。
总之，从前后蜀枢密使出任前职官所属系统，可看出前后蜀枢密使主要是由君主的亲信内侍组成。如前蜀的枢蜜使潘峭、郑顶、潘炕以及宦官宋光嗣，都曾先后担任过宣徽使；后蜀的王处回、高延昭、王昭运和伊审征等人，都是由中门使、普丰库使、茶酒库使、卷帘使等职迁升为枢密使的。前后蜀的框密使虽然兼用士、宦，并建立了枢密院，较唐代在制度化方面确一些进步，但整个抠密院官僚机构仍未能从内职系统中摆脱出来，与宋代枢密院和枢密使还有区别。
前后蜀枢密使的职掌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君主大都为拥兵割据、自立为帝的军阀，他们都习惯于任意措置国政，各种职务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定。唐代后期出现的内枢密使，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前后蜀枢密使的职掌，较之唐代则更加纷繁复杂，它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且因时因人而升，既不固定，又不明确。但是，经过将近五十年的发展演变，其职掌逐渐趋向于固定与明确。
前后蜀都设有总领百官的宰相，主要负责国家的政治事务，由于制度混乱，枢密使也时而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如前蜀枢密使庾凝绩在光天元年（918）被蜀主命专掌“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拟案牍”。按惯例，这一系列政务都属于宰相职掌。前蜀郑项受命为内枢密吏，“即欲按（唐）道袭昆弟盗用内库金帛”，可见当时管理内库钱财是其职掌之一。后蜀王昭远知枢密院事，“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府库金帛恣其所取不问”。很明显，王昭远包揽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事务。从上可见，前后蜀枢密使的职掌不甚固定和明确，几乎所有的军国大事他们都曾参与。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后蜀枢密使制度有所发展，其职掌出现了专掌军政的趋向，这可从下面史事中看出。
前蜀枢密使参与国家军政，是其职掌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其参与程度却非常有限，且不固定。在前蜀政权中，军权由中央和地方分别掌之，中央的“判六军诸卫事”是军政中最为重要的职务，一般由皇太子或皇帝的亲信大将、宦官掌握。前蜀以枢密使判六军诸卫事仅宋光嗣一例，但时间很短，历四月便被罢免。可见，最重要的军权并没有被枢密使长期掌握。前蜀枢密使地位很高，有时甚至以最高军政长官面目出现，如咸康元年（925），后唐大兵伐蜀，蜀三招讨使兵败，枢密使宋光嗣发诏书令主帅王宗弼诛之。实际上，当时军权为王宗弼把持，诏书只是一纸空文。不久，枢密使宋光嗣也被王宗弼诛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