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大意
做官的人，要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察先机，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范，使他的主人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能、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可以称做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目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那些称得上忠臣的人，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算忠臣。
能够做到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枢机在什么地方，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这样的臣子是智臣。
做到了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的人，就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奉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诺诺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以上这六种官员是正派之臣。
那么，与之相反，哪些官员是邪恶之臣呢？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俸禄，对应该做的事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溜，见风使舵，瞻前顾后，既怕得罪人，又怕负责任，这种官员，可以叫做“具臣”。
还有一些当官的人，只要是人主说的，他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人主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他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摩人主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来满足人主的声色之乐，把人主巴结得舒舒服服。渐渐地，当人主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他们就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史就叫做“谀臣”。
而那些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的人，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人主面前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而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人主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人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令、法规等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那些有才智，有学识的人，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自己的过错时，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让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他们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朝廷中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史就是“谗臣”。
那些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的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诱使人主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人主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人主了解真实情况，使朝廷上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辨；暗地里宣扬人主的过失，使百姓都骂人主，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王充：性格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属绍兴），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原文
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
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戏！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谓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终以善；初生意于恶，终以恶。《诗》曰：“彼姝者子，何以与之？”传言：“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无异。……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豆麦之种与稻梁殊，然食能去饥。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残则授不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罪故为恶，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犹或厚或泊也，非厚与泊殊其酿也，曲孽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曲孽；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西门豹急，佩韦以自缓；董安於缓，带弦以自促。急之与缓，俱失中和，然而韦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能纳韦弦之教，补接不足，则豹、安於之名可得参也。贫劣宅屋，不具墙壁宇达，人指訾之。如财货富愈。起屋筑墙，以自蔽鄣，为之具宅，人弗复非。
大意
说到人的本性，那么一定有善良和丑恶之别。善良的，固然开始就善良；丑恶的，还能经过教育、劝告、引导、勉励，使他们成为善良的。凡是做君主和父亲的，都会仔细观察臣与子的品性，善良的就培养、教导、勉励、引导，不使他靠近恶的；丑恶的就教育、安抚、制止、防犯，使他向善良的方面逐渐转化。善良的向丑恶的方面逐渐转化，丑恶的向善良的方向逐渐转化，就会成为和生就的品行一样。
召公对年幼的成王说：“现在您将要行使自己的使命执政了。其实这就像刚独立生活的人一样，没有不在其刚开始的时候就打好基础的。”“生子”指的是十五岁的人，刚开始的时候，独立生活就要立志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是善良的；开始独立生活就想向坏的方向发展，最终是丑恶的。《诗经》上说：“那个美好的人，拿什么赠送他？”传注是这样说的：“比如洁白的丝，用青色染料染它就是青色，用红色染料染它就是红色。”十五岁的人像丝一样，会逐渐转化为善良的或丑恶的人，如同青色染料、红色染料染白丝一样，会使它变成青色、红色。而一旦染成青色、红色，就跟真的颜色没有区别了。……人的品性，善良的能变成丑恶的，丑恶的也能变成善良的，就像这种情况。蓬这种植物生长在麻中间，不用扶持自然会直；白纱放进黑色的染缸，不用染色自然会黑。那蓬的生性不直，白纱的质地不黑，但由于麻的扶持，黑色的染缸，使它们变直变黑了。人的品性就像蓬和白纱一样，在逐渐浸染之下，善恶是会改变的。
大豆、小麦的果实与稻谷和小米很不一样，然而人们吃了之后就能消除饥饿。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把他们与五谷相比，五谷都是为了食用，果实都能充饥但味道不一样，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所以品性有善有恶。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勇的气多。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勇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人就变得喜怒失常，考虑问题时就轻率、愚昧。行为胡乱的人，并非有意做恶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它们都包含在五脏里，都储备于人体中，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所以他们的品性不如善人，就像酒有的味浓有的味淡，这并非味浓味淡是由于不同酿造方法造成的，而是因为酒曲的多少使它变成了这个样子。因此，酒味的浓与淡，是同样的酒曲酿造出来的；人性的善恶，也是同一元气形成的。从天承接的气有多有少，所以人的品性就有贤有愚。西门豹性情急躁，就系上皮带以便提醒自己要变得和缓些；董安於的性情缓慢，就佩带弓弦以便提醒自己要变得急促些。急促和缓慢，同样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带与弓弦附带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使他们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再补充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与西门豹，董安於等齐名的就能有其他的人。破烂的房屋，没有完整的墙壁、屋檐和窗户，于是人们就会指责非议。如果钱财富裕，起屋筑墙，由此遮盖住原来的破烂，成为完备的住宅，那么人们就不再指责非议了。
诸葛亮：七观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后来东晋政权推崇诸葛亮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的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有武侯祠，杜甫作千古名篇《蜀相》赞扬诸葛亮。
原文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患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大意
询问他对是非的判别，来观察他的志向是否纯洁；用言辞论辩考问他，以观察他的应变能力；向他咨询计谋，以观察他是否有真才实学；告诉他祸患和困难，以观察他是否勇敢；用酒灌醉他，以观察他的真实品性是否表里如一；用财物利诱他，借以察看他是否清正廉洁；限定时间要求他完成一件事，以察看他是否信守承诺。
人若是沉默不语，无所行动，便很难揣测他的心志。故而主动发问，令其措手不及，可知其学识和度量，抛出诱饵，可知其是否果敢、清廉、守信。七观之法，意在主动制造各种情况，看其反应，从而对其修养为人有所了解。
刘劭：《人物志》
刘劭，字孔才，魏朝广平邯郸（今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人，生于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卒于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汉献帝时入仕，初为广平吏，历官太子舍人、秘书郎等，魏朝之后，曾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等。后曾受爵“关内侯”，死后则追赠光禄勋。刘劭学问详博，通览群书，曾经执经讲学。编有类书《皇览》，参与制定《新律》。著有《乐论》、《许都赋》、《洛都赋》等，著作多已亡佚。目前仅见《人物志》、《赵都赋》、《上都官考课疏》收入于《全三国文》中。
原文
自序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九征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
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着于厥体矣。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
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
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
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卬卬。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
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