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总是比其他地区更引人关注。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它们本来就比其他地区更富裕。
睽诸全球各国经济格局，除个别例外，大凡首都所在地区，均是该国经济最兴盛繁荣之域。此一现象，业界谓之“首都经济圈”现象。
中国过去就是如此。无论长安、洛阳还是开封，均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宋代以后，中国的这一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南移——都城从传统的黄河一线的长安、洛阳、开封北迁至华北平原北部边缘的燕赵地区，而经济中心则从中原地区南移至长江流域。政治与经济中心发生分离。
这一格局在此后维系了近千年，直至1949年鼎革以后，在中央高度集权、与苏联结盟的背景下，清朝“龙兴之地”东北成为共和国工业巨子，真正成为共和国的龙兴之地，并由此改变宋代以来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总是充满意外。短短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便将共和国建设者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工业重镇东北在中国政经版图上的显赫地位笼罩在了愁云惨淡的“下岗潮”之中，中国经济格局复归“南重北轻”之象。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30年改革开放，不仅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亦使国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精心布置的相对均衡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传统工业重心东北和京津冀地区在中国政经版图上的位置持续下滑，取而代之的是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南北失衡的格局日益加剧。
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相继出台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试图调整、优化国民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布局。京津冀地区以其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独特地位而被寄予厚望，加强京津冀地区发展、打造中国经济第三极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与其他区域发展规划顺利出台所不同的是，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遭遇难产，迟迟未能出台。京津冀地区由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在此背景之下，本书三位作者所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栏目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开始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进行深入调查和剖析，试图追问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真实的政经逻辑如何展开，其未来又在哪里。本书的内容正是在这组系列专题报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修改、评析以后所形成，希望能够在增强读者阅读快感的同时，也可以更清晰地展示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政经逻辑。
我们通过之前一系列现场调查发现，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难言成功，甚至堪称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失败的经典样本之一：京津冀三方尽管各为自我发展困境所累，但一体化协调发展却依然未能展开，行政区隔之下，京津冀区域内难有一个真正的赢家。
当然，京津冀三地加上中央决策部门一方，并非没有为这一地区发展单个城市和整个地区走出困境做过努力，然而当每一个地区着眼于自身条件而作出自以为正确的努力时，实际上反而离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其背后所体现的实质性问题之一就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被行政思维层层包裹，政府每一次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决策，最后都在实际中无一例外地被行政化。
可资对比的是，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在成功融入全球产业链发展体系的同时，其区域内部的融合也相对更加紧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梯度转移也在这两大区域内变为现实。
京津冀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困局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区域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个重要警示，如果任由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区域竞争态势继续，包括京津冀地区在内的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依然难寻成功的样本。
实际上，这种行政力量无边界地调配经济资源、行政力量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本身，是发展权的不平等。这种发展权的不平等，既存在于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其发展权的大小由其在政治上的地位高低而定，在京津冀地区，自然是北京高于天津，天津高于河北；也存在于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二者叠加，形成双重发展权的不平等，自然会使区域内部发展失衡，坏上加坏，同时也会削弱该区域整体的发展活力与竞争力。
发展权决定着发展的结果。就京津冀地区而言，如果发展权不平等的局面得不到实质性改变，“中国经济第三极”将永远停留在愿望阶段，区域内的龃龉不断仍将持续，三地各自的困境也将依然无解。反之，如果发展权得以均等化，区域内将形成市场的均衡，整个区域将充满活力与竞争力。
如果京津冀这一中国行政色彩最浓厚的地区都能形成平等的发展权，整个中国也将会在发展权平等的情况下，形成要素的自然流动，呈现自发的经济均衡。那时，京津冀是否是“中国经济第三极”已不再重要，人们也用不着操心中国经济格局失衡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在表述以京津冀为代表的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困局的同时，也对包括该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充满期待，这当属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探索，对整体经济发展在空间区域上如何实现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亦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