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
本系列研究包括两个主题，一是“全球史”，二是“澳门”，这两个主题都不新鲜，但把二者对接起来进行研究结果会怎样？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全球史”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在中国也早就成为人们熟悉的话语。但什么是“全球史”？仍旧需要简单地阐述。
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过：“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绝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他非常推崇R.F.韦尔的说法：当人们用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时，“历史学便成为对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事实的研究：研究文化的、社会的和商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外交的和宗教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这种历史叫“世界史”（world history）。[1]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说：“交流的网络支撑了每一个社会群体，也渗透全球一切语言与文化的疆界；专注于这个网络，就能在世界范围内理解我们独一无二的历史。”[2]他认为交往与互动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他把它称为“整体史”（ecu-menical history）。
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说：“全球史观要求超越对某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大的地区，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全球史观还要考察那些对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流有促进作用的网络和结构。最后，全球史观要求关注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和结果。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旨在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3]他认为这样的历史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
无论“世界史”“整体史”还是“全球史”，其表达的内涵实际上是一样的，[4]就是把世界作为整体的对象，写各地区、各文明、各种群、各群体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如王晴佳所说：“全球史强调文明、区域和群体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是全球化在历史观念上的体现。全球史的写作是要为全球化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定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是‘大写历史’的复苏和再生。”[5]
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全球史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人们虚幻的想象。相当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习惯于做“国家”的历史，而把历史研究置于“国家”的框架之内，所有课题似乎只有在“国家”范围内才有可能存在，“超国家”和“超地区”的问题似乎不可想象。[6]但“超国家”和“超地区”的历史确实是存在的，近几十年国际学术界的进展表明：这一类事例大量发生过，而且继续在发生。然而在过去，它们几乎完全被忘记，或者没有被意识到。[7]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洲的发现给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带来变化，比如粮食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引起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对世界很多地区的经济、政治发生影响，可能影响到这些地区的历史过程，造成制度和机制的演变。这些演变如果只放在“国家”的框架中加以研究，那么“国内的”原因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可是放在“全球史”的框架中，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类似例子其实很多，“蝴蝶效应”[8]在历史上司空见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都可能造成超出其地域范围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在以“国家”为框架的历史研究中被埋没了，“全球史”则要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由此看来，“全球史”并非只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史观”；它既是方法，也是史观，并且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我们一般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9]和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10]看做全球史的起点；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的历史学卷中，把它们说成是“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影响的两本书。[11]这两本书的特点是打破自启蒙以来西方史学传统中以“国家”为基础的编纂体系，尽可能抛弃西方中心论，而把“世界”作为历史写作的对象，强调各文明、地区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很大的轰动。
此后，全球史的观点慢慢扩大影响，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更多的人开始用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探讨历史问题，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1995年和2000年，两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定为大会主题，引起全世界历史学家的普遍注意。国际历史学界已成立专业性的全球史学术研究团体，也出版全球史专门学术刊物，如本特利任主编的《世界史》杂志。一时间，全球史在西方学术界形成风气，许多人都以做全球史为时髦。
国内学术界在2000年左右开始注意全球史，有一些文章发表，介绍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12]这以后的几年中，随着知识的传播，全球史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悉，最终也有人开始尝试用全球史的方法研究一些问题。[13]首都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首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出版定期刊物《全球史评论》。2011年夏，以全球史为主旨的美国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与首都师大合作，在北京召开第20届年会，有数百名中外学者参加。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历史学界之于全球史，迄今仍停留在介绍阶段，真正用全球史来做研究的成果少而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很奇怪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也许归根究底，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全球史是什么及怎么做仍感陌生，甚为茫然；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大家对全球史的意义还是未理解，没有看出它对以往历史研究的空白方面所具有的填补作用。因此，相对于国际学术界，国内的全球史仍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真正拿出全球史的研究成果，尚需付出巨大努力。
下面谈第二个主题：澳门。
澳门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区，如果不是15世纪中叶发生在世界上的某些事件，至今它都会和它周边的广阔地域一样，是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海角，不会那样引人注目。
澳门史研究澳门的历史，澳门史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从15世纪中叶起，澳门成了葡萄牙在远东的立足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澳门史研究和一般的中国史研究不同，它有三个支脉：1）中国的澳门史研究，2）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3）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
中国的澳门史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若不算县志，最早的文献是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14]但真正的研究要到20世纪才开始，起初集中在粤澳划界问题上，后来才慢慢扩大到其他方面，1911年出版的《澳门历史沿革》可能是第一部“澳门通史”。然而在三分之二个世纪中，澳门史研究并没有很大进展，1900-1979年，只有27种与澳门史相关的图书出现，其中有一些没有学术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澳门史研究迅速发展，据统计，1980-2005年，共出版澳门史著作218种，其中包括通史、专著、普及读物、档案集等，[15]可说进入大繁荣时期。
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从19世纪中期以后经久不衰，按吴志良博士的说法，其中重要者有法兰萨（Bento da Fran?a）的《澳门史初探》（1888），徐萨斯（Montaltode Jesus）的《历史上的澳门》（1902），科龙班（Eudore de Colomban）的《澳门史概要》（1927），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澳门及其教区》（16卷，1940-1979），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的《葡萄牙在澳门的影响》（1946），白乐嘉（J. M. Braga ）的《西方开拓者及其发现澳门》（1949），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的《澳门历史大事记》（1954）等，[16]其中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葡萄牙的澳门研究比较集中于澳门的葡人群体，比如他们的政治治理、经济活动等。
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支，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首开先河，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澳门史著述问世，其中以英国、荷兰和德国为多。
总体而言，澳门史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把澳门史放在中国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中国史的一个部分（澳门地方史）；一类把澳门史放在葡萄牙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葡萄牙史的一个部分（海外领地史）。中国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一类，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可能二者兼有之，但会偏向于第二类。除此之外偶或可见一些视野更宽阔的作品，比如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16-19世纪澳门至马尼拉的商业航线》（1987），但这种情况极为稀少。
以上两类研究都放在国别史视野下，除这两种视野外，是否还有其他视野？是否可以把澳门史放在“世界”的视野下进行观察？16世纪中期以后，澳门就处在新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关键交接点上，它连接了欧洲海上贸易网和中国陆上贸易网两大贸易体系，起着东西方文化社会对冲与沟通的作用，中西文明最早在这里接触，并开始博弈。因此澳门的历史地位非常特殊，而澳门的历史也就有了第三个背景，并且是更大的背景，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一旦把澳门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观察，就一定能发现一个新的澳门，即世界历史中的澳门。换一个方向说：如果把澳门作为观察世界史的窗口，那么世界历史也会呈现出新面孔。于是，我们设计了“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系列课题方案，其目标是：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澳门史，并以澳门为基点观察全球史。
大约十年前，我和现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在上海一家咖啡馆喝茶，聊到澳门历史，我们都觉得澳门历史很特别，它既属于中国史，又属于世界史，澳门在近代以后的世界上也有过特别的作用，它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因此澳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这样看待澳门，我们就觉得澳门的历史需要用一种新的框架来研究，什么样的框架呢？就是全球史框架。
全球史在当时刚刚被国人所接触，在国外也兴盛不久。全球史明显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处在发展的机遇期上，它在观点、方法、视野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尝试。那一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觉得用全球史来做澳门史，一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两年后，我们的设想付诸实行，我们确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课题：“15-18世纪澳门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史”。这是本套书中第一个子课题。
再过一两年，澳门科技大学许敖敖校长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我去看望他，他当时在考虑如何推进学校的学术研究，希望能做出一些有特色的研究工作。我向他叙述澳门与全球史的关系，他听得很认真，尽管他是天文学家，与文科接触不多，但他非常敏感，很快就意识到课题与思路的超前性。当时他说他会回去想一想，想好了与我联系。不久，他就告诉我已决定要做一套全球史，一方面是追回澳门的国际地位，把遗忘的历史找回来；另一方面要推动一个新学科，让全球史也在中国结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判断特别敏锐，他认识到文科和理科其实一样，要走学科前沿，才有发展空间。
这样，在2008年，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立项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共设11个子课题，现在，这11个子课题都可以问世了。回想项目研究的三年多时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许敖敖校长始终在亲自过问项目的进展，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澳科大开研讨会，每次开会，许校长都从头听到尾，尽管他对历史的细节并不熟悉，但他对把握全球史的理念却紧抓不放——书必须做成全球史，这是他始终不渝的要求。
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尽管作者都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受过很好的史学训练，但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以及如何做全球史，确实心中无数。但一定要把这套书做成全球史，又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全球史，不断地讨论，相互交流，探讨每一个子课题怎样才能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下。这些讨论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帮助，大家都感到：通过做这套书，自身得到很大提高。
尽管如此，各书之间还是有差异，对全球史的把握各有不同，有些把握得好一点，有些则略显弱。但所有作者都是尽心尽力做这件事的，而且都努力把书做成全球史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史仍旧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们希望这套书可以开始改变这个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