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光春[3]
鸿爪雪泥，一语双关。以鸿雁的足迹寓意作者的心路历程，可谓匠心独具。
我与志鸿先生是挚友，也是诤友，几乎无话不谈，然而不曾过细盘问其出身来历。读过《鸿爪雪泥》，恰如经过一场身份审查，他的出身、他的履历、他的心路，一一呈现眼前，再度加深了对他的印象。
这部由81篇文章（目录）组合的专集，看似漫不经心，只是将他三十年来所写的杂记汇编成册。其实依我看来，“杂”中自有主线潜伏。首先，选择81篇数，就同《道德经》从形式上有了某种关联——当然不是说老兄要与老子攀比——给他一千个胆子他也不敢；我想他的这番编排，正是暗含一种心迹，一个道家传人终生不离《道德经》的教诲。这也是我细读全书后的深刻印象。
《鸿爪雪泥》展示给我的有两条主线。
一是作者对当代中国道教发展历程的见证。
众所周知，近百年来，中国道教这个本土宗教在本土饱受压制与摧残，直到“文化大革命”达于极致，然后物极必反，拨乱反正，道教的命运方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至近年趋向历史的黄金时代。志鸿先生出生于道教被压抑的年代，早年接受的是所谓的唯物主义教育，命运却把他送进了“封建迷信”的阵营。而他被道教接纳之际，道教头顶的“封建迷信”正在一层层被剥离，他的30年修道生涯，不仅见证了道教的新生，而且亲身参与了新生的过程，为新生付出了自己的心力。他走遍东西南北，饱览祖国壮丽山河之时，对道教的生存状态作了深入的调研，既为道教的新生而高兴，也为面临的困难而担忧，爱国爱教的思绪跃然纸上。
这第二条主线就是爱国爱教。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基本概念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信仰总是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相联系，而宗教则是同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相挂钩，两个体系相互对立，不可融合。近些年，我开始对这个概念产生怀疑，因为从阅读的大量历史文献和实际接触的道教中人来看，似乎并非如此。首先，从道教的鼻祖老子那里，我们看到了政治信仰的源头：“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这些难道不属政治信仰的范畴吗？
作为老子的学生——道教是否有政治信仰呢？
在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里面，以《道德经》中的政治思想为基础，针对两汉时期的社会弊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实现“太平”之世。起初，一批道教徒私相传授这部经典，希望有朝一日能影响到朝廷。但是，这些信息非但没有传递到皇上的头脑中，既得利益集团还以“涉嫌谋反”的名义，把作者甘忠可关押起来，谋害致死。甘忠可的弟子们不服，他们联合朝廷中的同志，利用皇上疾病缠身的机会，终于把《太平经》的观点灌进皇上的耳朵，使得西汉的第十三个皇帝哀帝成为第一个宣布皈依道教的皇帝。可是，这批道教精英急于求成，过早地提出了改良朝政的主张，遭到改革对手的强力反弹，终归失败。
东汉时期，道教并没有因为西汉后期这起事件而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形成太平、五斗米、缅匿三大教派。太平道高举《太平经》的旗帜，发动北方广大地域内信奉道教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计划夺取中央政权，结果，还是失败的命运。而张鲁的五斗米道割据于今陕南川北地区，实行人民自治，不设官吏，由教职人员负责人口统计和税收；经济自给自足，生活部分供给制；道德教化为主、法制为辅，不施死刑。其基本特点是以德治国、诚信守规、人人平等、平均主义。这种改革试验持续30年，后来被曹操以武力终止。
两汉时期一再发生的这些政改事件，其所以都未能成功，最根本原因恐在于超出了同时代政治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承受能力，是一种超前的政治消费行为。另外，道教毕竟是一个宗教组织，它可能从本质上就难以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无论如何，从此之后，道教出现了重大的转型。从制度层面上再不干预政治了，而是着力深化和实践老子的“三生”思想——生命、生态和养生，专心培养神仙。
老子的政治理想对于道教来说，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甘心就这样退出。于是，有了两种变通的方式：一是十方丛林，二是“山中宰相”和“一言止杀”。其中丛林制就是吸取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建立政权为手段而实现理想的教训，认识到宗教组织作用在社会管理中的局限性，改而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建立一个个宗教理想俱乐部，不求“世界大同”，但求“独善其身”。而陶弘景、丘处机的个人行为，也能在乱世之中“曲线救国”。
读了《鸿爪雪泥》中对茅山道教在抗日战争中义举的描写，深有感触。联想到陕西宝鸡道士龚皓然历清末革命、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以天罡神针为抗日将士和民众治伤疗疾，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矢志不渝，最后冤死于“文革”年代，诚为可敬可叹。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事例，加上《鸿爪雪泥》通篇散发的爱国爱教情怀，不就是道教的政治信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