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罗明坚对打开中国大门所做的贡献被人们忽视了的话，那是因为它被利玛窦的重要成就所荫盖了。的确，在较深刻的意义上说，与罗明坚相比较，利玛窦才是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先锋。
利玛窦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以他的性格和经历，实践了由范礼安开始的新的传教政策。他在书信中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常亲切、慈爱和善解人意的人。他在中国的全部生活是一个非凡的忍耐力和高超智慧的记录。他从未忘记过马切拉塔——他在意大利的诞生地，他从未忘记过他的家庭。他与家乡、家庭的亲情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深壑。这一份持久的柔情爱意，表现在他给他家庭的信中：“主能保佑你们远离一切厄运。”这是一些人对自己童年记忆的地方所怀有的深深的爱意。“继续写，甚至更多的细节，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忘却的。”[75]
1568年，当利玛窦16岁时，他离开家到罗马的德意志学院学习。这是一段生动活泼的时光。天主教的改革正在全面展开，艺术与科学同时繁荣起来。在罗马，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有历史意义的社团、协会，强烈地吸引着他。
在依纳爵·罗耀拉去世5年后的一天，即1571年8月15日，面对着作为药剂师的他的父亲[76]失望和沮丧的神情，利玛窦加入了耶稣会。当13个月的初学期结束后，他宣发了自己的修会圣愿，同时成为罗马学院的一名学生。从这天起，他成为他的长长的母校校友名单中的一员。当他在中国的孤独的岁月中，最令他快乐的记忆常青不衰的，是他的那些罗马学院的同窗和伙伴。“我最好的祈祷之一就是思念他们。”[77]这是他做祈祷时最爱用的方法。
两位可能对他成长影响最大的教授是克拉委奥[78]（Clavius）和白拉明（Robert Bellarmine）。克拉委奥是著名的耶稣会数学家，也是开普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的好朋友，是修撰格列高利历书[79]（Gregorian Calendar）的主要责任人。在他的指导下，利玛窦学到了系统的、实在的科学知识。白拉明在他34岁时就在欧洲享有美名，后来成了红衣主教，且被封为圣人。他开创了1576年9月26日的著名的“方针论坛”（Course of Controversies）。在这些每周两次集合起来听他的演讲的人中，就有利玛窦。白拉明是才华横溢的辩论家、学富五车的大师和热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在利玛窦在罗马求学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将烙印深深地打在他的身上。由于他们师生二人在观点、感情和爱好方面一致，后来白拉明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注入极大的兴趣，就不奇怪了。1618年，白拉明写了一封鼓励中国天主教教徒的书信。
利玛窦自愿献身于远东的传教事业。1577年5月8日，他离开罗马来到葡萄牙。在那里，他一边等候到印度果阿去的机会，一边在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继续他的学业。当时大学的哲学系正承担编纂《亚里士多德评注述》的工作，这一工作后来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到中国后，利玛窦与他的中国朋友一道将此书的一部分翻译成了中文。
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离开里斯本，开始了前往东方的航程。同行的有另外13名耶稣会士，其中包括罗明坚和巴范济。1578年9月13日，他们的航船在果阿抛下了铁锚。此后，除了在交趾待了很少的几个月之外（利玛窦于1580年在交趾开始了他的神父生涯），利玛窦一直在果阿，待了差不多四年。这期间，他教授人类学，研究神学和与疾病做斗争。
他的书信中有一封是那时写给耶稣会总会长（The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Jesus）阿桂委瓦神父[80]的，信中放射出他性格中不容忽视的光芒，暗示了他确实是命里注定要去实现范礼安的政策的最佳人选。当时在印度和日本传教的一些耶稣会士传染上了“欧洲人主义”精神的病症。他们一向贬低当地人的人格，极力阻止当地人在教会中担任高级职务。在日本，弗朗西斯科·卡布拉尔[81]（Francisco Cabral）主张，凡是日本人报考神职人员，必须受过拉丁文教育和学习有关“良知争论”方面的课程，但是又不允许日本人与欧洲人一起攻读哲学和神学的课程。范礼安曾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然而在印度，有很多耶稣会士是赞同卡布拉尔的。这一派势力在1581年一度占据了优势。在果阿的耶稣会会长也采纳了卡布拉尔主张的制度。于是利玛窦在1581年11月20日写的一封信中，对此提出强烈的不满：“规定这种章程[82]，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实在的理由。他们说本地人学习了哲学和神学，就自高自大，不愿意在规模较小的教堂服务，又要轻视我们一些神学与哲学学得不好的传教士。但是这些话不是也可以向我们一切修院的学生说吗？在印度和在欧洲读哲学、神学的人，不是都可以自高自大吗？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本地人上我们的学校。况且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从另一方面说，本会从来没有偏袒主义；在印度这方面，有许多我们会院的有道德有作为的老神父们，开办学校，招收印度学生……再者，若是按照新规定的章程去做，岂不是故意使司铎们成为愚人，使他们缺乏需要的学问吗？无论如何，这些青年将来是预备升神父，关照人们的灵魂的；若是在这些外教人中，神父竟不知答复问难，也不能讲出道理来，以坚固人的信念，则神父还怎能成为神父呢？除非我们希望天主显圣迹，依我之见，在这种情形下天主并不会显圣迹。仅仅是一位解疑者，绝对不能应付一切传教的责任。第三，这些本地人，真是受人压迫到极点。这一点很使我伤心。无人愿意提拔他们，只有我们本会的会士，因此他们特别爱我们。若是现在他们感觉到：我们的神父也不愿意他们学习知识，日后在社会上能够有地位、有职务，我怕他们要变爱为恨，这样我们耶稣会在印度传教的主要目的势必受挫，使我们不能劝人进教，也不能使他们保守信仰。”[83]
很显然，范礼安在1582年做出了好得不能再好的选择。他命令耶稣会印度省派利玛窦到澳门。当1582年8月7日利玛窦踏上这一城市那一刻起，他就投入中文的学习之中。范礼安还指示他准备一份中国的简介，介绍中国的人民、风俗习惯、著名人物和政府情况。他还力图使人信服，具备关于中华文明的知识是做一个能够胜任的传教士不可缺少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描述中，桑切斯，一位对所有的“欧洲人主义”有着敏锐眼光的观察家，曾评论道：“实际上他们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的论述包括了很多不存在的事情，或者忽略了很多存在的事情。”[84]
利玛窦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一名既是翻译又兼任教师的人员的帮助下，他对照着罗明坚所做的观察，逐一审视了自己所得出的结论，写下了关于中国的记述。范礼安将这些记述收进了他给沙勿略撰写的传记之中[85]。这些以中文资料为基础的记述包含了很多不精确之处。后来利玛窦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观察对此做了更正。在中国，在很多方面，正如利玛窦后来谈及的那样，“事情的真相往往与它的名声是背离的”[86]。虽然如此，他对中国的描述，在两方面表现出了重要性：它是至那时为止对中国文明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它是范礼安方法的代表作。在他的描述中，中国文明受到了尊重。在这本21页的小册子里，利玛窦专注于赞美中国及其人民的种种特性。然而真诚的赞美并没有淹没利玛窦的批评态度。他对中国的缺点与不足的关注占了该书的8页。
后来的理性主义的作家，特别是伏尔泰（Voltaire），作为他们全面抨击超自然论[87]（the supernatural）的一部分，远远超过实际地赞美了中国在自然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取得的成功，而且他呼吁耶稣会的当权者支持他们的这一论点。他们不是生活在坚实的土地上的。不论是利玛窦，还是他的后来人，除了初出茅庐、不谙世情的龙华民（Longobardo）之外，都不必为伏尔泰过激的言论和哲学观点而内疚。他们主要赞美的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在这其中，他们认为看到了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成了现实，由哲学家管理政府。在这里他们赞美的更多的是国家的制度，而不是实际的运行。对国家所存在的缺点与过错，他们并没有视而不见，同时他们将这些过错明确地归咎于缺少神灵的保佑。利玛窦提到“很多严重的混乱现象”，在其中，大量的不公平现象是由官员们滥用不加限制的权力造成的，是由他们的自然哲学和道德局限性造成的。与此同样的批评可以在后来的耶稣会士，即从目光犀利的李明[88]（Louis Le Comte），到赞美多于批评的安文思[89]（Gabriel de Magalh?es）等人对中国状况所做的判断中找到[90]。
至于中国人所关心的宗教，佛教和道教，耶稣会士们只提及了少许，对此他们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对儒学，他们称赞了其中主要的两点：儒学是一种道德学说，其绝大部分内容与天主教的道德教义是不矛盾的。以他们的观点看，早期的儒学与后来用唯物论解释的宋代经院式的儒学是不同的。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它们二者与天主教的道德和神学教义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本质的不足。鉴于在1700年10月，李明成了来自巴黎大学的一个激进派指责的牺牲品，他们说他把孔子的学说与天主教教义相提并论，因此看看李明的真实观点是很有益的：
“无论如何，中国的道德是颇具魅力和包罗万象的”，他写道：“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智的光芒是微弱的和极其有限的。当这种光芒减弱直至消失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天主教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神的启示了。”[91]
他们对孔子的尊敬变成了像他们对亚里士多德一样的尊敬。在将它与天主教向我们揭示的神的光芒相比较时，如果自由思想家瓦耶（La Mothe le Vayer）写道：“感到他自己异常愚蠢，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圣洁的孔夫子，我们在你面前祈祷！’”[92]这是不能责备耶稣会士们的。因为这位自由思想家想从耶稣会士的著作中为他自己的理论寻找证据的时候，必然是异常愚蠢和格外阴险的。
利玛窦在肇庆度过了6年的时光，他努力凭借着坚韧的忍耐来抗拒强大的反对势力，以巩固新近获得的地位。从一开始，利玛窦的这一信念就很明确，即他第一位的任务不是扩大受洗教徒的人数，而是为天主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可接受的一席之地。在这一任务实现之前，天主教始终处于随时可能被抱有敌意的官员们驱逐出中华大地的危险之中。仅仅是短暂的成功，在少数几年的辉煌的胜利之后紧接着的是全部希望的毁灭，这不是利玛窦的奋斗目标，也不在他的计划考虑之中。而这恰恰是在日本发生过的故事。他也不想为了创造出每年有几千人受洗的纪录，而在几代人之后使整个天主教事业遭受磨难，以致被迫中断，而这一情况已经在印度发生了。他的目标不是简简单单地在抱有敌意的社会的边缘建立一定数目的天主教社团，他更注重于建设一个中国天主教文明。这需要使天主教尽可能深入地进入中国人生活的主流。这样，经过一个渐进的传播天主教理想和观念的过程，人们的头脑适应于接受天主教的信息；经过一个对天主教持同情、赞成之心的人们联系的圈子的拓宽和发展，中国人的心灵做好了接受天主教的充分准备。经过这样一个和平的灌输与传播的过程，天主教潜移默化的影响静静地发生作用，这才是转化工作真正完成了。
利玛窦和范礼安一样，不是根据一个制订得很完善的行动计划开始工作的。他的方法的不同点在于，更注重待人处世的态度：即尊重中国的人民和文化，并以真挚的、谦逊的精神处世，使自己能够适应所处的环境。他的方法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才形成的，是他的自身经验的产物，是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杰出的、天才的正确判断。
在肇庆的岁月是艰难的。从一开始起，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在一部分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在十六世纪，广东省存在着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的排外情绪。这也许是与葡萄牙人的接触造成的。当利玛窦和罗明坚走在大街上时，他们对听到人们用“一千种绰号”来辱骂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最普通的称呼，直到二十世纪也依然流行的，就是“洋鬼子”。
即使如此，利玛窦仍然很快就认识到，与学者型官员阶层中的很多人建立友谊是可能的。然而这种有同情心的态度并不是全部学者们的性格。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正统新儒学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都抱有一种相同的不友善的态度。当然也有很多人头脑比较开明，对新鲜思想感兴趣。这些人是利玛窦努力做工作的主要对象。
为了向众多的来访者介绍西方文化，利玛窦和罗明坚经常展示他们所收集的各种书籍。尽管其规模并不大，但它是在中国第一个展示欧洲图书的图书馆雏形。贯穿利玛窦在中国的整个生涯，他一直在他写给欧洲的书信中要求寄来更多的书籍。他从来没有满足过。欧洲的艺术也是第一次在肇庆的耶稣会士的住所里向中国人展示的，参观者对欧洲人的观测技术特别感兴趣，这对中国来说是很新奇的。西方文明在机械方面表现出天才的实力，使利玛窦等人能够检测天球仪、太阳象限仪、分光棱镜和自鸣钟。
在与参观者们的交谈中，利玛窦了解到中国人在对世界的看法上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促使利玛窦着手绘制一幅世界地图。这件事注定要对中华民族的世界地理知识产生深刻的影响[93]。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他几次三番地绘制、修改和放大世界地图，正如他后来所写到的，“这种地图被印制了一次又一次，流传到中国各地，为我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94]
1581年，罗明坚写了一本拉丁文的传教著作，他将它叫作《问答集》。他的几个翻译将这本书译成了中文。虽然范礼安在1582年指示罗明坚出版这本书，但它还仅仅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着。1584年的夏天和秋天，一位从福建来的，曾在信仰上接受过利玛窦指导的秀才[95]，在利玛窦的帮助下，将该书从头至尾翻译完，并在文字上做了润饰。这是利玛窦第一次为了寻找恰当的中文词汇来表达天主教思想而绞尽脑汁的经历。
这部书的中文译本于1584年的11月以《天主圣教实录》的题目出版了。这是用中文表达的第一部天主教著作。它讨论了天主的存在、天主的特征、人们关于天主的知识、灵魂的不朽、自然法则、“摩西律法”[96]、天主教法律、天主的化身、圣礼和一些类似的话题[97]。
有一种传说相当牢固地存在于一些有关的历史论著里。有种说法相当肯定地认为：利玛窦隐藏了他的传教使命，没有讨论过宗教问题[98]。《天主圣教实录》的内容可以驳斥这些指责。恰好有更为确定的证据在耶稣会档案里被找到了[99]，这是一本由利玛窦在肇庆生活期间所编纂的《中葡词汇表》，这份词汇表有9页，这是他为帮助自己记忆而写的，它概括了利玛窦与来访的中国学者所讨论的那些话题。它证明以下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宗教是利玛窦讨论的主要议题，以及利玛窦在介绍他的信仰时是充分完整的。
1585年，孟三德[100]（Duarte de Sande）和麦安东[101]（Antonio d'Almeida）加入到利玛窦和罗明坚的行列。两年之后，另外一伙传教士在马丁·依纳爵·罗耀拉（Martin lgnatius of Loyola）的带领下出现在广州。罗耀拉已经在中国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探险，产生了不好的反响。广州当局写信给肇庆的官员，提醒他们对外国人日益增多的活动给予注意，力劝他们将利玛窦及其同伙驱逐出去。一连串的预示着不安全的事故接连发生了，形势迫使罗明坚和孟三德返回了澳门，麦安东已经先于他们到达了那里，只剩下利玛窦孤身一人留在原地。
一批百余名有影响力的广州人向帝国的都御史递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请愿书，要求把利玛窦逐出肇庆。他们的请愿遵从了行政程序的正规渠道。罗明坚和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建立的良好的友谊关系这时显现出了它的价值。总督、副总督、巡抚和在肇庆的大多数其他官员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588年9月8日，都御史以有利于耶稣会士的裁决把事端解决了。
这一风波促使范礼安做出决定，将罗明坚派往罗马，去操办推动教廷向中国派驻大使馆一事，以便达到获得在中国无干扰地传播福音的官方批准的目的。罗明坚于1588年11月20日登上了航船。这样传教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利玛窦和他的助手麦安东的肩上。麦安东在夏末时候就已经与他会合了。
最先打开中国大门的罗明坚，从此再也没有返回中国。罗明坚在初次接触中国语言的学习的时候，比利玛窦的年龄要大。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记忆力的衰退，他无法真正地掌握好中文。他为学习中文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和他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精力憔悴。虽然他还不到50岁，但是利玛窦谈到他时说：“他已经老了。”四任教宗，即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乌尔邦五世（Urban Vll）、格列高利十四世（Gregory XIV）和英诺森九世（Innocent IX）相继在不长的时间内去世，使罗明坚在罗马教廷一事无成。无论如何，利玛窦广泛的经历和对社会环境透彻的理解与认识告诉他，成功地向北京的中国朝廷派驻教廷使节是不可能的。罗明坚在意大利静静地生活直到1607年——他生命的终点。为了保持在中国的立足点，天主教会企盼着的不是教廷的大使，而是利玛窦在中国赢得朋友的能力。
在中国的传道事业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得益于三位连续在任的总督[102]。但是，1588年第三位总督死于任上，他的继任者刘节斋，不采取行动把利玛窦等外国人从肇庆赶走，就不能得到他中意的房子作为官衙。当时甚至连范礼安都失望了，准备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将力量转而用到另外一处将会得到更多收获的土地上。利玛窦在一次短暂的澳门之行中，使范礼安恢复和重建了他的信心。在一场与刘节斋之间的耗费时日的机智力争中，利玛窦显示出他对中国人心理的了解是如何的透彻，他将一场可怕的灾难转变成了可喜的收获。他利用中国人复杂的礼节，类似国会议长为了达到目的而巧妙地运用议会规则式的手腕，迫使刘节斋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即为了保存其总督的面子，不得不做出允许利玛窦到另一个城市——韶州定居的妥协。这样，双方就友好地分了手。在后来的岁月里，刘节斋不止一次地给予利玛窦富有同情心的关心和支持。
1589年的8月，利玛窦和麦安东离开了在肇庆的80名天主教徒，搬到位于广东省北部北江和五水交汇处的韶州去住了。在那儿他们安顿下来，正如利玛窦在写给范礼安的信中所说的，“准备再为拉结[103]服务7年以上”[104]。
到了11月，由于两名耶稣会辅理修士钟鸣仁（教名 Sebastian）和黄鸣沙[105]（教名Francisco）从澳门到来，利玛窦的力量增强了[106]。作为耶稣会的辅理修士，他们两人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人力有所加强，但是在韶州的这些日子里还是充满了考验：1591年10月，麦安东去世了，紧接着接替他的石方西[107]（Francesco de Petris）也于1593年死了，还有就是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强烈的敌意。耶稣会士的住所两次遭到暴徒的袭击。发生在1592年的第二次袭击很厉害，两位耶稣会的神父都受了伤。为首的闹事者是一伙年轻人，其中有的人还出身名门。在一天的半夜时分，他们在邻近的塔里喝醉了之后，就到神父们的住所里来大肆发泄。
地方当局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显示出负责任的高度的判断能力和客观的公正性。利玛窦试图为肇事者开脱，但是没有成功。法官拒绝了温和的解决办法，说：“你尽你作为一名西方宗教教徒的责任，而我则必须尽我作为一名中国法官的责任。”[108]
由此事件而引起的法律的程序，导致利玛窦于1592年的秋天来到肇庆，从那儿他又造访了澳门，这是他最后一次到澳门，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范礼安。在这期间，二人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决定，其重要性可以从利玛窦后来的实践做出充分的评判。
在这段时间里，利玛窦一直致力于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掌握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人的风俗和心理习惯，增进与中国人的友好联系。现在他使自己适应了一位能干的老师的角色，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典名著。他以得意自豪的心情写道：“我这么大的年龄，但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又回到了学校。”[109]
就是通过这些年在韶州的学习，利玛窦渐渐能够区分早期经典儒家学说与后来朱熹学派的文人对其所做的注解和诠释之间的不同。这些注解和诠释确定了新儒学的特性，而被当时的社会视为正统学说。由于确信中国早期的儒家学说已经被武断地嫁接上了当代儒学一成不变的唯物主义，利玛窦开始在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中寻找儒学与天主教的接触点。
在关注他所阐明的结论时，他显示了学者的思维方式。现代的学识被他加在了对早期的儒学主要立场的分析上。但是这一点是确定的，即在一些主要观点上，天主教与早期的儒学是不一致的[110]。
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来源于他基本上正确的分析，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如果天主教要想深入地进入中国的生活，则必须从儒家学说中寻找一些接触点。如果想要得到人们以赞同的态度去倾听，利玛窦就必须说服学者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朱熹的哲学，是完全的唯物主义[111]和彻底反对天主教的世界观的，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先秦早期儒学。为此他尝试着以求助于儒学早期经典著作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采取与早年教会的神父们接受希腊思想同样的态度来面对孔子的思想：尽力保存它所包含的自然真理的全部基本观点，增加它所缺少的有关自然界的其他科学原理，介绍包含在天主教中的、由其教义所揭示的超自然真理的全部新秩序。
在利玛窦最后一次访问澳门之后，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他和其他耶稣会士们后来在衣着样式上的完全改变。直到那时，他们一直穿着佛教和尚们通行的服装。当罗明坚第二次访问肇庆的时候，副总督曾劝告他说，如果他希望在中国长住，就应该改穿中国式样的服饰。为了服从这一要求，同时也为了突出他们的使命的宗教特性，经过范礼安的批准，罗明坚换上了和尚的服装。
在那之后的一些年里，他们所遭遇的很多困难，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被认为是佛教徒而导致的。在韶州，利玛窦的住所靠近一所佛教的寺庙。这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和尚们的生活。他对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和尚品行的不良评价做出了判断，这就增加了他对他们的厌恶之感，并产生了与他们长期地混淆在一起而对自己的前途深深地担忧。利玛窦在说明他们改变的原因时，写道：“除了这一原因，对我们来说，当造访地方官员时，或是其他重要人物身着礼服来访问我们时，穿上一身丝绸的外衣和戴一顶与之相称的帽子是很有必要的。”[112]
关于这一问题，利玛窦于1592年在澳门与范礼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范礼安也对此做了长时间的思考，他还征求了在澳门的耶稣会士的意见，也向路易斯·塞尔克拉（Luis Cerqueira）主教[113]进行了咨询。当1594年7月7日郭居静[114]（Lazzaro Cattaneo）到韶州加入利玛窦的工作时，他带来了有关更换服饰，改穿儒家学者衣装的授权。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幽默感的人都会相信，当严肃认真的礼节受到了尊重，当利玛窦和郭居静第一次穿上儒家的礼服，戴上美观的帽子时，他们与那些学者朋友之间就会谈笑风生。利玛窦写道：“我们的朋友们也非常高兴。”[115]也许没有任何一人能比利玛窦自己更感到喜悦。他在一篇文字中，表达了他为不能改变自己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从而使自己完全地中国化而感到遗憾。
在韶州，利玛窦结成的最富有成果的友谊存在于他与瞿汝夔之间。瞿汝夔是一位著名的、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官员瞿景淳[116]的儿子。虽然他有极高的天分，但是他并不热衷于没有多少实际用途的和只对当时的人们具有科举考试意义的文学学习。因此，他没有在追逐仕途上面下功夫，而宁愿过着被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生活，他主要热衷于和他的家人一起旅游，喜欢将众多高雅的、有地位的朋友请到家里做客。
在韶州，瞿汝夔向利玛窦表达了真诚的友情。这种友情是双方的。两人肝胆相照，过从甚密。开始时，瞿汝夔为欧洲科学的新发现而着迷。迄今为止，当利玛窦所遇到的学者官员们好奇地察看欧洲文化的产成品时，都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瞿汝夔却相反，利玛窦所说的一切似乎对他都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勤勤恳恳地跟随利玛窦学习了一年。利玛窦教他算数学，讲授克拉委奥教授撰写的有关球体几何的那些书。利玛窦还教瞿汝夔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第一册），教他如何制作各种各样的日晷，如何测量高度和距离。瞿汝夔被这些使他大开眼界的新发明、新发现所展现的绚丽图景深深地迷住了。利玛窦写道：“他高兴得简直发狂了。他求知若渴，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117]
在瞿汝夔身上，利玛窦看到了一种勇于向前看、善于接受新思想的典型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形象。虽然有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僵死的桎梏和明儒学派传统的古典主义，一起沉重地压制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但仍然有很多人具有聪慧的头脑和将自己从沉闷的旧式影响中解放出来的非凡能力。这就是瞿汝夔带给利玛窦的启示。在后来的岁月里，利玛窦一直努力寻找这样的人，并且和他们结交朋友。在这方面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瞿汝夔充当了一个中介的角色。通过他，利玛窦与韶州所有的学者官员们都建立了友好关系。瞿汝夔将利玛窦介绍到与韶州邻近的南雄市。在那里，利玛窦创建了另一个天主教社团，结交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王应麟[118]，即南雄的府尹。
瞿汝夔的兴趣并不局限于科学。利玛窦还向他介绍了一些天主教的教义。他不是单纯的、被动的听众，而是认真地做笔记。瞿汝夔常常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利玛窦曾称赞他思维素质提高了，说他提出的疑难问题不是肤浅的，而是触及神学中最严肃的核心问题的。他正接近于走到完全接受天主教教义原理的旅程的终点。然而，尽管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但他没有将他的妾升格为正妻，因为她出身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但同时他也不愿意与她解除婚约。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19]写道：“他的受洗被延后了，直到他能像睿智地认识真理那样，鼓起足够的勇气来拥抱真理。”[120]
这就是利玛窦用以对待生根于源远流长的、成百甚至上千年的中国民间习俗中困难问题的热情的、富于人性理解精神的典型事例。他从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影响他与中国朋友之间的个人友谊。在瞿汝夔这件事上，和像在很多其他事上一样，利玛窦的耐心和理解是得到了报偿的。很多年以后，1605年，瞿汝夔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的妾，“不再因为她家族血统的等级而犹豫了”，正如金尼阁所提到的，“接受他儿子的母亲为她的合法妻子了”[121]。利玛窦非常喜悦：“我的这位老朋友……所有早期的神父们将他们最开始在广东、在江西、在南京所得到的声望的一大部分归功于他，为他们能在南京建立定居点和第二次到北京成功的远行而深深地感谢他……正如神父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位老朋友终于加入到神圣的教会的信徒中。这也正是神父们对他的功绩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报偿。”[122]
瞿汝夔于1592年离开韶州。虽然在很多年月流逝了之后，他才重又见到利玛窦，但他的兴趣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减弱。他一直与这些来自西方的朋友保持着通信联系，而且不管到哪里，他都热衷于传播利玛窦等人的名声。
好长一段时间，利玛窦一直寻找机会移居到更深入的内地。韶州的气候不利于利玛窦的身体健康，韶州的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够友好，更重要的是，广东省的知识分子与其他省份比较，也显得有些迟钝和呆滞。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利玛窦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
他的机会来了。当时正值日本人侵略朝鲜的战争打到一个紧要关头，一位名叫石星[123]的兵部侍郎被召唤去北京[124]。石星希望利玛窦能照顾他因科举落榜而极为沮丧的儿子，要求利玛窦伴随他和他的家属至少走一段路程。于是，利玛窦留下郭居静主持韶州的事务，还有两名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葡萄牙名字的澳门人，即巴拉达斯（Juan Barradas）和弗南迪斯（Domingo Fernandes），便于1595年4月18日启程了。实际上，他在韶州“为拉结服务”的时间还不到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