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迫切需要，为提升发展质量和空间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导，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大提升，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征，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领域和范畴。美丽中国，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合，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只有政府、企业、公众各尽其责、各尽其能、各尽其力，美丽中国才能在潺潺溪水汇聚成的巨大洪流中成为现实。
第一节 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演进
一 生态文明的内涵
1.什么是生态文明
当前，理论界与学术界各种表述并存，有把生态文明当生态的，有把它当文明的；有当环保的，有当林业的；有当两型社会的，有当人类文明新时代的；有当经济的，有当文化的，等等，表述多种多样，莫衷一是。准确理解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前提。胡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深刻揭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本质。环保部周生贤部长的表述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体现了我们党新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道德。在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摒弃人定胜天的思维方式和做法，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在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建设、重大项目选项中，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平等和相互依存的，绝不是主宰与被主宰、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应该敬畏和呵护好自然。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态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即自然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概念，反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状况。建设生态文明不是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不是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而是超越和扬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费模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就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一切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持续发展的一种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2.生态文明建设与“五位一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现代文明包括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包括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离开生态文明，现代文明就失去根基；忽视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现代化建设就会失去原动力和基础。
五大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是根基，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应该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他建设的自然载体和环境基础，并渗透、贯穿于其他建设之中而不可或缺，一切发展建设都应以不损害生态环境为底线。生态文明建设缺失或滞后，会造成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失衡，经济建设将不可持续；由于一部分当代人与另一部分当代人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关系失衡（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将有失公平和偏颇；由于生存和发展条件恶化，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宗旨的社会建设也是难以实现的。当然，生态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五个建设一起抓，五个轮子一起转。
3.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同时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在资源利用上，要把节约放在首位，实现资源利用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环境改善上，要把保护放在首位，防止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在生态建设上，以自然恢复为主，主要让大自然自我调节、自我修复。面对我国资源环境瓶颈和粗放型发展方式，要着力推进上述三个发展，尽可能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二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我党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全球视角来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把生态文明与时代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和目标指向中去考量，创造性地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论断，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吸收中华民族深刻而又丰富的生态思想和古代传统文化理念而形成的创新成果。
1.人类文明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发展史既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很小，人与自然维持着朴素的、原始的共生关系，但生产力极其低下。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对自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生态系统总体上可以自我调节和修复，人与自然整体上维持着相对平衡的融洽关系，局部地区也出现了人口增长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状况。在工业文明阶段，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也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全面紧张。生态文明则是在人类深刻反思传统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和探索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理论与实践成果。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诫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由繁荣走向衰败直至相继消亡，其原因虽不完全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与生态环境变化相关，具体地说，就是过度砍伐森林、过度垦荒、过度放牧和盲目灌溉造成土地生产力的衰竭。我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正是在充分总结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和飞跃，具有里程碑意义。
2.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践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类因过度追求享受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严重。美、英、日等工业国家连续发生“八大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比如，1943年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导致上百名65岁以上老人死亡。1952年12月，英国伦敦由于工业生产和家用取暖过度燃煤，发生了严重的“毒烟雾”事件，短短四五天，就造成上千人死亡，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灾难之一。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熊本县氮肥企业排放未经处理的含汞废水，经食物链富集造成甲基汞中毒，受害者高达12615人，其中死亡1246人。公害事件频发，以及世界石油危机，引起人类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弊端的警醒。有3部代表性的著作，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1972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提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和联合国发布的《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都警示人类要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
20世纪中叶后，以四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人类对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四次深刻的变革。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开始共同研究解决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确立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共同看法和原则。环境宣言原文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国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2014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向污染宣战”。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环境保护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启动了历史性转变。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
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一成果文件。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际发展合作面临困难的形势下，会议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时任总理温家宝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正式开幕式后第一个发言，作了题为“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的重要演讲。
四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四大会议主题，从“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到“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反映了人类社会对环境与发展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高度来清醒把握和全面统筹解决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全方位着眼着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为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更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论指导，也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进程的巨大贡献。2013年2月，在联合国环境署第二十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宣传《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支持。也有人说，生态文明是人类追求永续发展的一种高级文明形态，可称之为“第四文明”。
为什么世界各国、全球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认识能够达到一致？因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地球生物圈的基本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阶级、种族、宗教信仰等藩篱。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进程，有利于人类社会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生态文明。在这一进程中，我国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也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引领，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总体部署，体现了中国的进步，也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担当和责任。
三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理解
2013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贺信中指出：“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就从战略高度上再次肯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发出了发展绿色GDP的政治信号。
第一，生态文明是最高的道德文明。现在，人们考虑利益多于道德，考虑个人多于别人，考虑家庭多于社会，考虑富人多于穷人，考虑人更多于其他生物。在发展过程中，人类很少对其他生命存在感恩心理，对于给我们提供“衣、食、住”条件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很少存在“怜悯之心”，很少崇尚自然、敬畏自然，更缺少关爱生命、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如果有一天，全社会能够对不会说话的一草一木给予关注，不是简单地利用它们，而是呵护它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不是吃掉它们，而是欣赏它们、关爱它们，那么，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一种高度道德文明的生态社会。
第二，这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甚至是挽救地球生态系统的最佳选择。人类走过了原始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目前正在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农业文明基本解决了“吃饱穿暖”问题，工业文明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居适行捷”问题，后工业文明或者信息革命带来的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便捷性，即进入“信息爆炸”时代。然而，工业文明以及近代人类技术能力进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要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必须考虑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发展与消费方式。
第三，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代价也是惨重的，这就是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同时，环境污染也由境外转移到了境内；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又将污染从城市赶到乡村；现在又有污染企业“北上西进”的明显趋势。要遏制这种趋势，必须从战略高度上认识生态环境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等有了钱再来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第四，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准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象征。在地球所有生命中，人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食物链上的成员，而是在制造甚至控制着食物链，并对其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目前，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5%，却占据了85%的资源和污染排放，如果全人类都这样发展，地球生命系统将变得难以承受。因此，没有生态文明指导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是不可持续的文明，是人类不得不抛弃的文明。
第五，生态文明是一种行动。强调生态文明不是停步不前，简单机械地回归自然，而是用整体、协调、循环原则和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增长模式和消费方式，从征服型、污染型、破坏型向和谐型、恢复型、建设型演变，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代与代之间的公平性。那种以人类为中心或者以“我”为中心的狭隘的发展理念，甚至是为了发展“可以适当破坏一下自然”的做法都是很危险的。
第二节 新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认识和实践
生态文明是指在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生态环境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落实及其成果反映，包括有利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同时发展的自然观、发展战略、人口战略、生产模式和制度观念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认识到视之为社会价值目标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的环境污染治理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全方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这两个过程也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启示。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尽管“大跃进”和“文革”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但总体来看，环境问题还是局部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也还处于起步阶段。
1.1978年以前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就自然环境而言，70年代初，我国大部分海域环境质量较好。[1]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大面积农业垦荒并没有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2]就社会生产而言，我国的生产能力总体水平较低，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比如，五六十年代，森林工业发展缓慢，各种木材和竹材的产量分别为1980年代初期的13%和7%，[3]对当时的森林资源还不会构成很大的影响。用于农业生产的每亩耕地施用化肥量，1957年为0.2千克，1965年为1.2千克，仅为1978年5.9千克的3%和20%，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对有限。[4]从资源消费上来看，我国人均消费能源总量1965年为264.3，远低于1994年的1029.8千克标准煤，[5]对环境的影响要小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已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进行了包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美化环境、保持水土、调控资源等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只不过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萌芽和起步状态，在认识和实践上呈现出以下内容和特点。
一是自然灾害频发和后发国家的发展要求使得我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一维性认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革命的中国人民，有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有长期奋斗的决心……创出一条征服自然的道路”[6]、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7]成为当时国家发展生产的重要思路。这种思路显然只强调了人与自然对立和斗争的一面，没有意识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但是，在生态环境问题尚处于局部状态和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是提高物质生产以满足强国富民的生存需要。因此，这种一维性认识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是赶超型发展战略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仅从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角度来认识生态环境建设。例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抗旱和水土保持运动中，提倡“变水害为水利……使江河为人民服务”[8]，“所有水土保持措施，都必须从解决当前的生产生活着手”[9]；在森林建设上，要求“为了尽快地增加森林覆盖率和供应国需民用，在树种的选择上必须着重发展杨树、洋槐、桉树、泡桐、柳树等速生树种”[10]。这种功利性的认识是上述自然观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这种认识没有从自然生态自身的角度来审视人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忽视了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
三是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环境污染，生态环境建设只侧重于人居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环境保护工作也仅限于以搞好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城乡卫生面貌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因此，当时的国家机构中没有独立的环保部门，而只是在卫生部门设立一些临时性的机构进行环境卫生工作。
四是在计划经济的统一体制下，生态文明建设手段单一，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和发动群众运动。最集中表现就是这一阶段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都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台的。一些具体防治手段，如“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各种环保运动手段都具有明显的行政命令特征。这也是本期没有制定和使用环境保护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根本原因。
3.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
和其他事物一样，生态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同样要经历一个历史进程。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70年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有萌芽性质，但毕竟迈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步。
一是第一次参加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导致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主义中国也有，而且非常严重。这“为1973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11]。
二是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促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中国也存在环境污染。这次会议揭开了中国当代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序幕。
三是成立了第一个环保机构——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基础。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的主要部门也相继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全国环境保护机构的建立使我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二 改革开放后的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后的20余年中，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资源战略，我国经济建设获得较快发展，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这一时期，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发展战略。以此为标志，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论域，得以全面展开，为之后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生态环境状况
这一时期，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很严峻。在环境污染上，工业污染总绝对排放量还在增加[12]，环境污染的恶化由点向面、由轻到重[13]发展。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加剧生态破坏。[14]在生态自然资源方面，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质量退化；森林、草原和海洋水产品资源退化减少的现象继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有15% ～20%的动植物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的平均水平。[15]
2.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依旧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促使我国发展战略转变为以经济、人口和资源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深化认识和全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必然。
一是逐步改变过去单一的“向自然开战”的自然观，强调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的客观规律来发展经济。1981年，国务院做出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强调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注意经济规律，同时也要注意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16]自然观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发展观抛弃“大跃进”的理性回归，成为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初哲学基础。
二是改变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功利性认识，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将之上升到国家基本国策[17]和发展战略的层面。1992年8月，政府提出“转变发展战略，走持续发展道路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18]。2002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19]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小康社会价值目标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高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是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并举。为了强调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1998年，国家专门制定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在实施生态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求将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工程项目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把防治污染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纳入预算，保证落实。[20]可以说，生态环境建设的实施为下一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基础。
四是首次将人口问题引入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对人口、经济、自然资源综合平衡发展的认识。199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一起列为会议的主题。朱镕基在会上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把人口问题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21]把人口问题直接和生态环境建设置于同一视野，深化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五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中经济和法律手段突出。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就试图通过调整产权和分配机制来有效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22]1994年，政府提出建立基于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23]，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24]。与经济手段相协调，国家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手段，修改后的《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环境保护监督渎职罪”的规定，首次将破坏环境定为犯罪。
3.生态环境建设成就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得以全面展开，并取得关键性发展，为下一阶段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基础。1978年通过的《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79年，国家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保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逐步走上法制轨道。这一时期，国家陆续颁布许多重要的生态保护法规。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中国环保法律体系。
二是健全了各级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巩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基础。198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改为直属国务院领导。1998年，政府将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环保部门的设立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基础。
三是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1991年，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我国召开，通过并发表了《北京宣言》。同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此外，我国还加入了修订后的《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环保公约。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三 进入21世纪后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这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即将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1.生态环境状况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加剧势头得到控制，局部生态环境改善明显，但问题依然存在，“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25]。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紊乱演变的态势。生态问题呈现有进、有退、更为复杂的局面。自然灾害频发，各项损失巨大，仅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26]
2.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
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之后，生态文明建设认识和实践发生了质的变化，上升到一个全新高度。
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和要求下，对自然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胡锦涛指出：“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27]，建设自然要“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强化自然资源保护”[28]，“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9]，“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30]，党的十七大还将“人与自然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新修改的党章。这种对自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的自然观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向“建设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性转变，标志着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已完全融入国家的发展理念中。
二是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并且有了明确的内涵和任务。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式提出来，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战略任务是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31]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明确的内涵和任务，将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是将生态文明作为“四个文明”的现代化建设之一，并置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中。继党的十七大之后，200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这标志着在着力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生态文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四文明”，与其他三个文明建设同等重要。2008年12月，胡锦涛在讲话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一，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2]。200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再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提出。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是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后的第五大建设，进而使“四位一体”建设演进到“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这样的高度，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手段发生显著变化。经济手段由微观扩展到宏观。比如，按照“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33]的思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专门提出，要下大力气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用经济的宏观手段调节能源消费结构，促进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34]2008年，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进一步发挥宏观经济手段，实施了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绿色税收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这标志着这一时期建设生态文明的宏观经济手段已经完全贯彻于社会生产的整个过程。在法律手段上也有新的变化。过去的法律手段只规范企业等生产单位，而对政府的宏观规划却没有制约。2003年9月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将环境评价范围从建设项目扩大到政府规划，为政府规划要先进行环境评价提出了法律要求，明显扩大了生态环保法律所约束的范围。
3.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就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强有力推进，这一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质的飞跃。
一是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建设，完善环保组织体系。2008年环境保护部的成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组织保障。2008年7月，国务院对环境保护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做出规定，强化了环保组织部门的职能配置，提高了环保组织部门的行政能力。
二是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包括：2005年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了生态环境建设的预防和处理机制；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建立了健全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国家颁布了800余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建立了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三是自然生态环境建设成绩突出。这一时期，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实现了由持续下降到逐步上升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森林覆盖率达18.21%。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538个，保护区总面积约14894.3万公顷；全国已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550多处，共有1790多万公顷自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约占总面积的49%。
四是中国环境宏观战略基本形成。环保部于2008年提出了环境保护宏观战略，包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环境安全、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系统管理，综合整治；民生为本，分级推进；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战略方针。环境宏观战略的形成为完善环境管理机制、理清“十二五”环保工作思路、积极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支撑。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和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生态文明，要把握其特有原则，发挥其内在动力。
一 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原则
建设生态文明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1.发展原则
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才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才能解决影响持续发展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发展要站在长远和整体的立场，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人类长远发展的需求，使今天的发展不会损害生态环境的潜力，为后代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持续性原则
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超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要把发展节奏和力度控制在生态环境容许的范围之内。持续性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持续性，还要考虑社会环境的持续性，做到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把经济系统的运行控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内，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3.公平性原则
发展的公平性是生态文明的灵魂。这种公平是一种广义上的公平，包括任何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是指要考虑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需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代内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的分配要在公平前提下进行，这是公平性原则的核心。同代人之间的不公平会阻碍人与自然之间公平的实现，还会影响代际公平的实现。所以国家不分大小、经济实力，都拥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同时还应当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自觉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和责任，在代际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合理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矛盾，减少冲突，使各个国家都投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代际公平就是要求正确处理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方面集中体现在环境和资源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要求当代人不能以损害后代人存续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要为后代创造公平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用权。
4.共同性原则
共同性原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又各自组成一系列的生态系统，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地球这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生态系统。人类生存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和其他生命的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内采取统一行动。不同地区和民族共同促进自身、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共同面对环境危机的挑战，承担人类共同的道义和义务。
二 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动力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走上一条与西方工业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生态文明之路。在走这条道路之前应有所准备，即我们要分析这条道路的起点和终点，自己所具有的优势，如何走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思想和智慧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是我们立足于自身特色的理论支撑之一，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得以延续的根基之一，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养料将使我们获得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将有利于我们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好地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这种制度的优势应用于实践，更充分地发挥其公平、效率。
1.理念引导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
生态文明理念包括：尊重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顺应自然原生的发展规律以及保护自然持续发展等三个层面。[35]
从国家层面看，生态文明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在普通民众中，这种生态环保观念远未深入人心，环保人士只是少数，也正是这少部分人在推动和践行。因此，有必要在公众中倡导生态环保理念，把生态意识、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与公民的价值追求联系起来，通过正面舆论引导和宣传以及行为示范把这种理念播撒在人们心中，进而体现在公众的行动中。
2.技术内驱力
技术内驱力是指以自主创新引领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低碳技术、可再生能源资源技术等。
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是生态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保证性因素和驱动性因素，无论是节能、减排，还是生态修复、环境保护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在新能源、减排、节能降耗等方面存在技术瓶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因此，中国一直呼吁发达国家能够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节能环保技术，这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共同家园是有利的，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当然，引进技术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还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突破国外核心技术的制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发展。
3.制度支撑力
制度支撑力是指以制度优势整合资源，以“两型社会”搭建生态现代化的法规、政策平台。
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动力中的重要一环，其作用非常明显，无论是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还是在制定法律法规以促使目标的落实、执行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在生态环保教育方面，通过制度的引导与保障，使之成为人们有意识的行为。在激励制度方面，提高公众和企业参与环保的热情，规范企业的排污、治理、价格调节、税收调节。同时，制度在整体安排及协调利益等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促使“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力。
4.社会支持力
社会支持力是指政府、企业、社区、学校、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的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伟大事业，其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企业、公众等。政府虽然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与支持是该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社会力量在与政府沟通、配合的同时，还有许多值得努力的地方。如推动政策的制定、开展与国际民间NGO的交流合作、通过组建具有共同兴趣的组织吸引公众的参与、培训专业人才、提供咨询服务等。中国只有不断地扩大各社会力量的影响力，赢得学术机构、媒体、专家学者和公众的合作与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能从理论走向实践，才能从梦想走向现实。
三 建设生态文明的行动指令
1.优化国土开发，建设绿色中国
（1）编制发展规划
编制发展规划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不只是实现科学管理环境的一项基本工作，更是实现以生态环境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战略转变的最主要举措。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规定的环境质量以维持整体生态环境平衡为原则；发展功能分区内划定的环境介质质量以保障人的健康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原则；编制发展规划的环境质量监控以国家网点为主，发展功能区的质量状况以地方监测为主。
（2）主体功能区规划
主体功能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合理分布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迫切需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区域调控水平、增强区域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重要措施。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未来国土空间将形成如下战略格局：“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3）转变发展布局
转变发展布局是优化国土开发的根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行政、法规、政策等手段，调整好国家发展布局。建议：在2020年，全国85%的人口、90%的GDP将聚集在占国土6%的集约发展区，引导限制发展区占全国土地34%，人口与GDP分别为12%与8%，而在不受干扰地区的人口与GDP将不超过3%与1%，占有国土不少于60%。
（4）合理开发海洋
一是尽快制定出台国家层面的海洋发展专项战略规划，完善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统一指导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和沿海地区科学用海。按照“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结合北部湾划界后的新形势，制定南海资源开发国际和两岸合作总体战略规划。二是优化海洋渔业结构，提高外海捕捞作业水平。建议支持渔民造大船、闯深海，在年可持续捕捞量允许范围内，增加海南省80吨以上外海捕捞渔船指标和赴南沙渔业生产渔船“入渔”指标。组建远洋捕捞公司或船队，提高外海捕捞和渔业开发的组织化程度和能力。促进滨海、海洋和海岛旅游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2.促进资源节约，建设低碳中国
（1）发展低碳产业
“低碳产业”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产业。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此外，资源能耗低也是关键的选择条件，目前已经将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作为未来战略性产业，给予重点扶持。
（2）削减污染物量
以削减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量为重要抓手，科学调整基数，将控制面扩大到工、农、生活等人类活动，将控制过程重点推到“污染物产生量”的源头控制，将控制行为分配到发改委、农业、城建、工信部等政府部门；慎重增加全国性控制指标，强化区域性特征指标等。
第一，进一步核实认定污染物产生排放总量。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可信及动态的污染物总量减排档案。
第二，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污染物削减指标体系。改进统计方法，完善统计制度，着力做好重点污染源排污数据的统一采集、统一核定、统一公布。建立污染物控制总量控制台账，及时掌握老污染源削减和新污染源增加动态变化情况，为采取针对性措施奠定基础。
第三，建立和完善准确的污染物产生与排放监测体系。确定国控重点污染源，并向社会公布具体名单。所有国控重点污染源必须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也要分层次确定各自监测的重点污染源。
第四，建立和完善严格的污染物削减考核体系。把强化政府责任作为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关键环节，对因工作不力没有按期完成任务的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要配合有关部门建立问责制度，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五，坚持每半年公布一次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未经国家核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得自行公布减排数据。
（3）循环使用资源
要达到较大规模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之一。现阶段我国更加应该强调：①循环使用一切可以经济实用循环的资源，要建立资源循环使用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产品设计规范，生产流程与流通规则，形成国家资源循环使用体系；②提高我国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益；③在使用资源中必须考虑能源消耗的合理性。
（4）创新消费模式
首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逐步形成具有持续消费特色的中国消费模式。
其次，限制高物质性的“一次性”、“类一次性”、挥霍性、浮华性、铺张性、阔气性消费行为。
再次，禁止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性消费。
最后，建立国民素质与健康消费体系，提高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的比例。
3.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优美中国
（1）提高环境质量
建立国家生态环境质量保障行动长期规划，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需求。以提高环境质量为目标，全面部署发展布局、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增长方式、国际合作及创新文化技术的指导性意见与必要的约束性指标。如细化经济社会活动在单位空间所允许的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系统提出在各种可能的发展情景下，为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确定实施体系所需要的空间、技术、资金及实施主体等。
（2）保持生态平衡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人类活动行为准则，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过程中的同时不断改变人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减少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
（3）强化风险防控
强化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健全完善环境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环境应急管理机制；建立省、市、县三级环境应急管理指挥平台，提高区域联防联控水平；在老少边穷地区、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建设流动环境应急预警监测系统。加强重点环境风险源和环境敏感点调查评估，对重大环境风险源进行排查，建立环境风险源分类档案、信息数据库和应急专家库；将环境风险纳入环境功能区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等环境管理体系。
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严格化学品环境管理，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4）应对全球变化
全球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已成为典型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它关系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平衡稳定的全局。要采用清洁能源，包括协同治理污染和气候变化；发展循环经济，使能源利用最大化；利用植树造林固碳增加碳汇；倡导低碳生活。
4.健全生态制度，建设幸福中国
（1）树立核心价值
中国应以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约束下享受幸福的东方核心价值观影响全人类，国家应设专职机构研究与传播“人天共享”的核心价值观，探索建立“C”发展模式。掠夺式的工业增长“A”模式已穷途末路；限制后发展国家的布朗“B”模式为世界多数人所不接受；中国应该依“五个文明”方向建立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联合调控的“C”模式。
（2）建立保护制度
目前，已经提出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的问题。根据这个思路，应当制定企业充分利用废水废气废料废渣的具体制度，把污染环境的废物转变为生产的资源，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3）探索制度创新
“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充满希望的5年。环保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把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总体目标，紧紧围绕服务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工作大局，进一步加快改革创新步伐。
第一，完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综合决策和议事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统筹协调力度，解决环境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地方层面，地方各级政府应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总责，切实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加大对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力度。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统一的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要求，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增强环境监管的协调性、整体性，做好职责范围内的环保工作。建立健全上级对下级环保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和完善干部双重管理体制。
第二，推进环保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职能，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借鉴国外经验，健全核安全监管体系，培养和强化与我国核电发展形势相适应的核安全监管能力。加强农村环保监管力量，推动环境监管体制向乡镇延伸。
第三，创新区域环境监管体制。继续加强“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建设，加强环保区域派出机构能力建设。探索区域流域环境综合管理模式，增强区域流域环境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能力。建立健全监督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机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环保协作机制。加强与水利、国土、农业、林业、海洋等部门沟通协商，不断深化部门协作，进一步发挥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统筹协调作用。持续推进区域联防联控联治机制，加大省部合作力度，通过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等多种形式，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合作。建立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环保科研院所与高校及其他科研院所的协作，加强针对区域性、流域性重大环境问题的国家级科研工作。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4）加强环境监管
首先，健全组织体制。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健全“环保执法、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一是强化“环保执法”；二是加强“地方监管”；三是落实责任。
其次，完善机制。一是完善综合决策和协调机制；二是完善考核机制；三是完善监督机制；四是完善工作机制。
再次，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使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严厉打击不法排污行为。
最后，健全环境监控体系。按照监测装备现代化、机构标准化、监测队伍专业化、信息传输网络化要求，建立和完善环境监测网和应急监测预警预报系统；按照国家环境监测能力标准化建设要求，加快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步伐；重点加强跨境断面水质监测、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环境应急监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和生态监测；发挥环境监控中心环境监控、预警和社会服务作用，开展PM2.5监测、有机污染物监测、重点流域实时监测和对污染源的监督监测，提高应对和处置环境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四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报告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具体任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有了一个长效的运作机制和明确的路线图。
一 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继承和发展，也走过许多弯路，有很多教训需要进一步总结。
首先，正确处理长远发展和短期发展、全面发展和单一增长的关系，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的前提。一般来说，无论是较早迈入现代化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还是正追赶西方工业国家的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都存在误区，都把发展视为短期内的物质财富的单一增加，选择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来换取经济增长，忽视代际长远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作为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也选择了这种短期单一的发展模式。现在出现的自然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模式所导致的发展代价。加上我国的自然资本先天禀赋不足，人口基数过大，这种发展代价将更加惨重。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正确处理长远发展和短期发展、全面的发展和单一增长的关系，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
其次，积极探索合理的人口政策，努力降低生态文明建设的压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技术政策的确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大跃进”时期，鼓励生育、限制节育的政策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加重了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掠夺，增大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压力，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同时将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将人口问题引入生态文明建设，开创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新途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借鉴。这是我们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但是，我国的人口压力仍然巨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特别是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未富先老”的国情再次加重了人口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压力。因此，将人口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仍然任重道远。
再次，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有政治的强有力推动。近年来，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经济和法律手段充分发展，政治推动却相对不足。各级政府在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时，常常牺牲生态环境，谋求单一经济指标（GDP）的增长。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是政府公共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更需要内化在执政党的执政实践中，形成执政党的生态政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和权力机关出台必要的政策和强制手段来推进。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各级政府应转变执政方式和政绩理念，抓紧调整生态建设的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政策性倾斜；大力推进干部考核改革，不以单纯经济指标（GDP）作为干部考核标准，加强对领导干部任期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督察和考核，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从指导思想和发展价值目标逐一落实在具体实际中，避免将生态文明建设流于宣传口号。
最后，生态文明建设要有充分的社会参与，需要社会建设的有力支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军队、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参加生态文明的各项工程建设，广泛组织公民直接参加诸如义务植树活动、林木绿地养护、古树名木领养等生态建设活动。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公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参与度不够，民间资源的调动还很不充分。一些社区组织、环保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保专业精英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和发展。这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与社会建设相结合，需要社会建设的有力支持。“五位一体”的建设模式只是在最高理念上实现了二者的结合，但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接还有待提高。比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实现生态文明生活化，要依靠社会建设；生态文明观念的牢固树立也要依靠社会建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借助社会建设的发展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使之固化和扎根于社会生活中，还是一个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探索的新课题。
二 重视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党的十六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传统危机和新的经济、文化、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中国面临着更加纷繁复杂的局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正确把握国内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显著提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这就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上了日程。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36]这也是我党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政治报告，从而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个文明”为格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37]这是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构成建设小康社会的追求理念。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只有五个文明一起抓，才能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现代文明发展结构理论应把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囊括入社会结构理论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入生态环境，从而建立“四领域”总体框架，因为优良的全球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38]
1.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同生态文明的进化规律相适应，否则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生产力，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将会阻碍物质文明的发展。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过程中，要实现我国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观，以生态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为条件、社会发展为目的，在协调经济与生态的相互关系中积聚内在力量，谋求全面进步。
2.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需内容和有效载体
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继承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马克思关于生态环境的论述而产生的，它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生态文明是对人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对人的自我精神的重新认识和升华，是人类道德的重大完善和进步，也是人类在处理环境生态问题上的新视角、新思路，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涵的最新丰富，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与时俱进。因此，应该用生态文明促进精神文明，用精神文明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3.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日益完善的体现和艰巨任务
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制度完善与良治的基本标志。传统的政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必须对当今社会中多元主体和多元利益格局做出适时的回应，建立新型的民主治理形式。生态文明的出现既为政治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治理模式，也为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的多元主体参与性和良性互动性是政治文明必须加以关注的重要方面；同时，在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之外，要突出协商、民主的作用，以有效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承接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直接关系小康社会建设的成败。
4.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重要抓手
生态文明关乎社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点。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涵之一定位于“生态文明”，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将获得双重合法性，一方面从肯定意义上看，这从人类文明演化意义上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新的生态文明的崭新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从否定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将稳稳地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上，通过揭露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系统的不可调和性，从反面强化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