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基本结束，据我所见所闻，怎样出题，是个不可小视的问题。我们当老师的对此或可相对轻松地进行讨论，对于那些想要进入学术领域的青年学生，这可是个决定命运的因素。进而言之，一旦考生被录取，其能否成为一位合格甚至优秀的博士，对导师而言也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整个体制改变相对少，而大学中具体的办事规则改变相当多。校园内的“管理”日渐细致，也越来越“规范”。本科生考试要有“标准答案”，在很多大学已经实施。有些高校更延伸到硕士研究生层级，研究生院明确要求各院系提供入学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一改革推行面似不很宽，但改革者是基于一个重要的通则，即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保证考试公平。
有预定的标准答案，当然更能保证评分的公平。但研究生的考试，是否应兼顾了解应试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潜力？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常说的套话，知识或可有标准答案（人文学科就不一定，理科较前沿的知识也未必能“标准”），能力则未必然。有些“能力”或可以标准化然后测试，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量化测验，或没有多少“研究”可言了。
这里隐伏着一个重要问题，即高等教育中关于“研究”的基本训练，究竟放在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阶段，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位。一般都同意，大学教育应从教知识为主过渡到教方法为主，以培养越来越独立的“研究”能力。但具体应如何定位，例如，硕士阶段是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还是以培养研究能力为主，不仅大至全国缺乏共见，小到一个系甚或一个教研室，同人间也往往没有共识。结果是老师、学生都无所适从，造成相当大的混淆。
这一歧异自然反映在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中，究竟是检验考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所谓“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不少学校中是长期争论的问题。不仅学校的管理机构，我们做老师的很多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想要体现“程序公正”。从程序正义的视角看，考通行的教科书内容，最好还有标准答案，可能是最公正的。
日前某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在“中国近现代史”一科的考题里，名词解释占四十分，为“耆英、劝世良言、强学报、宋教仁、欧事研究会、革命外交、《敌乎友乎》、洛川会议、三面红旗、七千人大会”。这些内容，一个念完该专业硕士（或同等学力）的人确实应该知道。因其在教科书中大致可有标准答案，即使评卷者有些个人见解，出入也不会很大，所以也相当公正。
但研究生招生的目的何在？一个即将进入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阶段的研究生，能准确地背诵这些名词的答案，进而可以“正确”回答诸如“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内容及历史意义”一类以教科书为标准答案的问题，真能让考试者了解到其人是否适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吗？若不能，这个难题就只能放在下一阶段的口试了。
问题是，若第一阶段不过是在考核其背诵能力的精准，这样的初选对第二阶段的口试老师有什么帮助和参考作用呢？假如口试也遵循同样的考核知识原则（有的学校口试也事先拟出一些从中学阶段就开始反复练习的问题），将来的导师面对这些背诵能力超群的人，该如何引导他们进入“研究”层次呢？如果口试题目是随机的，则考生的命运就掌握在几位老师二三十分钟的问答之中，似又显得颇不公平，等于抹煞了前一阶段的程序公正。
最重要的是，那些在硕士阶段已初步进入“研究”层次而不再从事背诵的考生（他们或许最具成为合格博士的潜力），可能根本无法通过第一阶段的笔试。这样的程序公正，是否对他们更不公平？
据说我们的研究生水准呈下降的趋势，我不敢说都是由于考题造成的，但至少部分是因为考题不能让考试者真正了解考生研究能力所造成的。博士生的入学考试，究竟应检验考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所谓“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个亟须取得共识的问题。
我希望“程序公正”越来越普遍，但同时希望有心之人和有识之士也思考一下：目的和手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致？大学的博士生可是我们学术未来的希望，能不能认真为他们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