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后直到晚清，中国士人最向往的政治模式，或可以说是一种士治的“民主”。其理想型的状况，借用林肯的表述，即是“of the emperors, by the scholars, for the people”（王有，士治，民享）。同时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以保障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开放，使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这样一种“布衣卿相”的梦想，曾是乡村农业中产阶级的持续希望和追求。
科举的具体考试方式，历代迭有变迁。唐代的考试还有明法、明算等实用科目，但也有明显的“先文学而后政事”倾向，重诗赋而轻经义，经文也仅重背诵。宋神宗时在宰相（参知政事）王安石主持下进行了考试方式的大改革，罢诗赋而以经义、论、策取士。梁启超后来便赞扬王氏此举乃“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不过，这一改革未能持续，后又有反复。
南宋以后，考试科目大大简化，侧重培养和选拔通儒。此后科举考试的名目和具体内容一再缩略，至明清则一以时文（即八股文）为测试标准。这可能与南宋以后理学的流行相关，盖去掉了各种专门技艺，不啻要求读书人仅学道做人。中国有“君子不器”的传统，“读书”可以改变人，也以人的改变为目标；故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追求和探寻的，是所谓“无用之用”。
以前各地的牧令，大致也同宰相在全国的角色相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管全面），需要的能力是可以使用具有各类才能的人，自己却不一定需要掌握特定的具体才能。读书既然是“学为人”，以做国家栋梁为目标，考试也更多是借作文能力以了解考生的学养和思想能力，故读书人除作文外无需专门的技艺。
然而自近代讨论废科举以来，以八股文为主的考试方式是否选拔出了好的人才，一直存在争议。这确实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据宋人陈师道的记述，王安石暮年也感觉其改科举有所失，曾自叹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此语后被朱熹收入《三朝名臣言行录》而广为传播，迄今仍常为人所引用。
以培养国家栋梁言，自然以秀才型的通儒为宜。但第一，不是人人可为栋梁，那些没有成为栋梁的，很可能沦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第二，学有专长的“学究”，也是社会国家所需要的；不仅如此，非“学究”的专门技术人才，尤为社会国家所急需。这两类人都不在科举考试的选拔范围内，多数读书人当然也不往这些方面发展。
由于通儒式的官员每不谙办事程式，造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书吏和胥吏对政务影响甚大，演化成一个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的长期问题。
同时，在上述的培养选拔模式中，一度被看重的律学地位日降，最终淡出，而科举出身的州县官却又面临着不轻的审判负担，不得不借重专业的幕僚（即“刑名”师爷）。州县官的第二职责是征收钱款，也因汉代以后的贱商倾向，一度存在的“明算”退出考试范围，几乎完全依赖“钱谷”师爷。两者都考验着官员的用人能力，也带来很多具体问题（优秀的官员会在任事以后自学，稍疏懒者便可能放任）。
但若培养选拔人才过于强调专门化的实际操作，则有违“君子不器”的古训，甚至可能导致形而上的道走向形而下，发展衍化为器不足便无以言道，道终为器所决定。抗战时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便借鉴了王安石通过选拔“秀才”以改变“学究”士风的思路，强调他自己所办的复性书院，“意在养成通儒，并非造成学究”。但马氏的所作所为，大体已是这一思路的绝响，就连与他在书院共事的熊十力，也觉得这一取向太过理想化。
这样看来，究竟培养和选拔“秀才”还是“学究”，还真是个千古未能解决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