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文》的解释，“士”就是做事的人，且从一从十，不仅什么都知道，还能由博返约，即孔子所谓“推十合一为士”。汉儒何休为“士”作注，定为“学习道艺者”。用今天的话说，即指修习并掌握一定的义理和知识、技能的人。这当然是一种宽泛的推衍，早期的“艺”，其实与“道”甚近。所谓六艺，不少就是后来的经典，则“艺”也可以说是“道”的载体。孔子不仅提倡“士志于道”，同时也要求“游于艺”。
后来“士”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通称，今人又往往以“知识人”或“知识分子”称之。不过，或因中国传统对无用之用的强调，士人越来越向“志于道”倾斜，而日渐疏离于“游于艺”的传统。介于义理和技能之间的“知识”，一向未得特别的重视。今日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确可说是“知识人”；而古代的“读书人”，则与“知识人”还颇有些距离。
在中国历史上，“道”与“艺”确实有一个由亲而疏的过程（当孔子说“求也艺”的时候，便已不是六艺之艺了）。在现代社会，如果“艺”兼指知识和技能，则作为科学技术简称的“科技”，还是很有渊源的说法。然而知识和技能毕竟不同，到西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知识和技能的合一，就产生出一些不曾预想到的后果——随着“科技”一说的兴起，不知不觉中，技术就压倒了科学。
某周刊报道二〇一三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说其“研究历程始终与国家需求紧密相连”，因而是“当之无愧的力学大家”。其实“国家需求”必然偏重应用，而力学本身或有更深远的追求。我相信这位学者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而刊物的总结，却无意中道出了“科技就是科学”已成相对普遍的社会认知。
胡适曾观察到，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在中国获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什么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然而在此“话语权势”之下，能挑战“科学”并战而胜之的，恰是其近亲“科技”。既然连科学都已淡出，原本有些虚悬的“道”，也就更加虚悬起来。科技取代科学的一个负面后果，即进一步切断了道与艺的关联。
在我们很多综合大学里，近年人文学科地位的衰落是比较明显的。很多人看到的，是名列前茅的大学几乎没有出身人文学科的人担任校长（这是中国与西方名校大不同处）。我的感觉，则是不同学科之间日渐疏离，而尤以人文学科和偏于应用的自然科学之间的疏离为甚。
蔡元培曾强调应区分“学理”和“致用”，认为“学”与“术”有性质的差别，在教学上应予区分。所以他一执掌北大，就先把工科分出去，还想把广义的大法科（即社会科学）也分出（未果）。他的主要担心，是“习之者旨趋不同”，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科学生，受到偏重应用诸科学生的影响，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
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就与蔡元培的办学观念颇相契合。作为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普大又有着悠久的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传统。不仅没有我们特别钦羡的商学院、法学院和美国人最看重的医学院，就是工学院也设置甚晚。但近年与全美一样，普大工学院录取的新生大幅增加，且增幅高于全美平均值。一位主管本科的教务官员说，如今工学已被确认为普大的一个重要成员（a significant presence），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缀式学门（a boutique program）。这一说法，最能体现工学院在校内曾经的地位。
道与艺之间虽有紧张的一面，却也密切关联。普大工学院就比别校更能超乎应用的层面。该校工学院院长最近提出了“联系出创新”（connections that create）的新观念，而且他所说的是艺术与工学的联系。这想法直接渊源于达·芬奇曾强调的一个观念，即必须认识到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关联存在。达·芬奇认为，培养一个健全的心灵，需要同时学习艺术的科学（the science of art）和科学的艺术（the art of science），特别是观察事物的方术（how to see）。
或许正是在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取径方面，艺术与科学虽各有所长，又彼此相通。不论致力于学理还是应用，读书人都不能不志于道，同时还要“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