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启蒙，作为一个实践的过程，既贯穿于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始终，也是一个可以有不同的介入角度及言说内容的未竟话题。启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性层面，是实现现代性的重要方式。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更多的是在“启蒙”“求强”“救亡”的“国家想象”中，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相互支持、相互需求的“非对抗性”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则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并成为后者的有效组成部分。
新文学现代性启蒙发端于“晚清的酝酿”的启蒙之路，随着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而进入近代历史阶段，一批仁人志士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开启了推翻帝制、促进科学和民主的蓬勃发展的启蒙之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磅礴气势掀开了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帷幕，它力图通过思想启蒙全面改造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从而逐步实现民族自救、自强与振兴等国富民强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同时也使新文学开始踏上现代性的追求和发展的历史征程。
新文学创作的实践形态，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现代的思想和现代的表现形式，且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承担着现代性启蒙的任务，推动着新文学的发展。自新文化运动伊始，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导者们就以突变的方式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并在现代小说的“新形式”创造、现代诗歌的新诗传统尝试、现代散文的文体演变、现代戏剧的现代性实践等领域积极倡导着、书写着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实践历程。
在新文学批评理论的实践过程中，面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启蒙进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表现出问题批评和审美批评的两脉。问题批评以其工具理性的实践属性直面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坚持理性原则的问题性聚焦和问题性求解，逐渐成为启蒙现代性大旗下面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并充分发挥其无限正能量的文学实践活动，也因而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一种主要动力。审美批评同样是关乎文学现代性启蒙的一种理论实践，它多从问题批评或工具理性所忽略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体验的视域切入来进行文学性的思考，多是通过批评主体的自我意识、主观精神或心灵体验来反映社会生活、评析文学现象，并通过这种主体性、印象性的主体意识把文学和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个人化的、审美化的情感性、想象性的文学空间。这些以感性形态存在的批评形式与问题批评既相互对立，又相反相成，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启蒙发展进程中的动态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