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拿到英国签证
出国真是一个程序烦琐的过程，尤其是要办理很多的出国手续。其中，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是：办理同意派出函，提交“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缴纳保证金以及办理去英国的签证并领取机票。每个环节都需要认真对待，都需要校内人事处、学院、公证处、派出所、留学基金委、留学服务中心等机构的支持。所以整个办理过程显得极为琐碎、凌乱，让人心身俱疲。2014年12月，我成功申请到2015年国家公派出国，拿到一早就开始盼望的所谓神秘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红蓝头文件”。近几日，我又开始在等待去英国的签证，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在焦急、煎熬中，终于拿到去英国的签证。从2014年12月26日开始一直准备签证材料，元旦3天假期都在办公室翻译材料。总之，这个过程不容易，只有确实经过了，才知道其中的苦与乐！
2015.1.23
杨凌
2.春节前的忙碌准备
春节即将来临，与家人团聚成为一种期盼、奢侈。自己欲负笈前往英伦牛津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我既兴奋，又有点惆怅！这次的学术访问或许只是牛津将给我带来的一种别样的经历而已，正如当年剑桥给予徐志摩的体验一样。我准备前往牛津，在忙忙碌碌中有了更多的感受。
首先，国内事务需托众人帮忙，可谓一人出，众人忙。比如，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要请别人代讲，自己的研究生也得请别人指导。出国访学就像一次长途旅行，出门前需要让邻居帮忙照顾家里的花草，定时浇水、施肥、锄草等。研究生工作也需要开展中期检查，论文开题、暑期实习等事宜，这些事情都得委托同事代劳。在此，我由衷地说一声：“感谢大家！一路上多亏有了你们的陪伴。”
其次，访学要去一年，在出国之前需赶回老家看看。从20世纪90年代末进京上学、工作以来，家乡的概念有点模糊化，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在外。家乡的概念似乎随着居住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居住在杨凌，家乡就是彬县，彬县就是《诗经》中的“豳”，即“豳风”。宋代的范公（范仲淹）曾在此地做官，并大力推进教育事业。其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居住在北京，家乡就是陕西，就是西安；居住在国外，家乡就成了中国，就是北京。由此可见，家乡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弹性，具有伸缩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办托运。去英国只允许托运一个大件，重量不能超过23公斤。对一个做研究的人来说，带一些中文书籍比带衣服有用。于是，我托运了不少书籍。《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四人历经艰难困苦远赴佛教圣地的“西天”去“学习访问”，行李当中多为经书，即典籍资料。这次自己也有意把《牛津英汉词典》带上，毕竟这本词典出自牛津大学，具有特别意义，同时，我还带了几本民国经典书籍以便打发空中“漫长”的时间。
2015.1.27
杨凌
3.国外导师为何难以支配自己的学生
这两天与国外合作导师联系，希望她能安排一个学生去伦敦希斯罗机场接我一下，她的答案是“no”。她说在英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意志，任何权威不能强迫。当时我有点难以理解，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这是对的，是正常的！可能在我们国家是不正常的，我们一路跟随导师过来，从硕士到博士，甚至博士后，导师的权威始终难以彻底抹去。国内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父母的话可以不听，导师的话必须要听。甚至是刚上小学的学生都不太在意家长的话，只听老师的话。作为研究生导师的我，有时在辅导儿子课程时，儿子都是以他老师的说法为准，忽视我的观点。追溯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崇信权威和领袖，更多强调集体，忽视个体。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权威、领袖的角色会起到非常大的引领作用，能促进社会发展。然而，在现代社会，过于崇尚权威可能会抑制个体的创造力，阻碍社会发展。现在我们提倡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这也是打破权威迷信格局的需要。
2015.1.27
杨凌
4.飞机上的书写
1月29日，上午10:10。在首都机场与妻子告别之后就登上了CA937这趟国际航班。当自己安静地等待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忽然觉得心里有一丝的孤单与惆怅，大概是想到自己要开始一年的访学生涯，怕在这一年中都不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与同事、学生交流的缘故吧。因此，我有意在进入安检门的那一刻，没有回头看我的妻子，而是等她远远离去时，我才转身看了她一眼，这时自己的眼睛里含有泪花，心里有一些酸楚。坐在飞机上，只觉得离自己的国土越来越远，我的心情也随着暮色降临而十分沉重。不知道这一年自己如何去经历，虽然对此行有过豪言壮语，也做好了精细的打算，但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当然，旅途的劳累让我身心疲惫。仔细想一下，现代交通如此便利，距中国几千公里的英伦仅仅需要11小时20分钟就到了，相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非常好了。那时的留学生几乎都是走水路，坐船需要一个多月。譬如，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他当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坐船大概花了30多天的时间，所幸，费老利用整理调查资料来打发路途的时间，最终写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江村经济》。他的导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这次，我非常荣幸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Tim教授邀请，计划于2月中旬去他的国际发展系（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做一次学术交流，给他们的研究生讲“中国农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这个主题。同时，邀请他们讨论在中国做合作研究的事宜。上次，他来信说，每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将派出三四十名研究生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行田野调查，以便深入研究中国农村。他还说，他与中国农业大学有过很好的合作，但是那里看不到中国真正的农村，原因是中国农业大学位于首都。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杨凌小镇，周围全是农村，距离西安86公里，这一点有点像牛津大学，距离伦敦90公里，就是一个小镇，周边还有很多的农场。这可能是他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主要原因。
当年在德国留学十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传记中详细地记述了自己留德十年的辛酸苦辣，其中的滋味只有他明白。我这次非常荣幸，来到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进行访学，或者说是体验牛津大学的包容文化和研究精神，实属荣幸之至。这里曾经出现过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他的《政府论》已成为经典之作，他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哲学家。还有著名的诗人雪莱，他18岁进入牛津大学，其不朽名作《西风颂》中“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一句脍炙人口。还有写《历史研究》的汤因比等。这个安静的小城孕育了许多思想大家，这里是思想深邃的地方，是充满智慧的地方，是能使人安静思考的地方，也是净化人心灵的地方。希望自己这一年能用心感受这种伟大的传统学术精神，聆听大师的智慧之音。
2015.1.29
CA937飞机上
5.英国打车要预约
经过11小时20分钟，CA937终于安全降落在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我通过UK海关检查之后，就按照导师Prof.Barbara给予的信息去找牛津的校园巴士，经过多次询问机场工作人员，自己来到巴士站台的14湾（bay14），好不容易才看见去牛津的巴士，非常高兴。司机热情地为我搬运行李，我说就在荆棘山汽车站（Thornhill Park and Ride Stop）下，他说就是牛津的第一个汽车站。下车之后，我就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预约，这个电话是来自非洲的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的Bouba博士通过邮件告诉我的。我在国内时就用手机给这个出租车公司打过电话，已核实没有问题。此时此地这个电话对我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人来说，尤为重要，我拨通了电话，对方问我姓名，现在在什么位置，要去哪里，我回答完后，他说10～15分钟后会有一辆出租车过来，并告诉了我车牌号和车的颜色，以方便确认。
15分钟过后，一辆出租车来了，司机是个黑人，他说自己来自卢旺达，原来在中国待过两年半，对中国比较熟悉。我说我去过非洲，有很多非洲的朋友。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耐心地按照我提供的地址为我找住处，最后他还帮我给Bouba博士打电话。我终于到了自己的住处，看到床上放了很多的床上用品，这些都是我的导师在去印度之前给我准备的。我看了房子，觉得挺温馨，于是收拾了床铺，给家人报了平安后就睡觉了。睡到半夜，我被一个可怕的梦惊醒了，看到窗外漆黑的夜色，久久无法入睡。的确，这段时间忙于出国准备，身体有些疲惫。早上6点左右，听见清脆的鸟叫声，这说明英国的环保工作做得很好。在杨凌，早上起来几乎听不见鸟叫声。这些陌生的鸟叫声是在欢迎我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游客吗？
2015.1.29
牛津
6.喜欢骑单车的牛津人
早上9点，我坐13路公交车去牛津市中心，一路上看到很多牛津人骑单车去市内。他们技术超好，尽管自行车道很窄，但能自由穿行。我去市内办手机卡，结果工作人员说需要当地银行卡才能办理。于是我去了一家银行，工作人员很热情，她说需要地方警察局的证明，我又去了地方派出所（local police station），工作人员又说，首先需要在大学注册，之后拿相关文件来办理。我刚来英国，不太懂这些程序，办理的地方也不熟，就独自穿梭在牛津的大街上，看着各种肤色的人来来往往，其中不乏很多中国人。这说明牛津大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大学，它不仅是UK 的大学，更是世界的大学。这也许是大学的精神所蕴含的主要内容。我住在马斯顿约翰巴肯路16号（16 John Buchan Road, Marston），这里距离牛津大学15分钟的车程，据说骑车也只需要15分钟。牛津的大街，骑自行车的人比较多，因为停车费昂贵，所以很多人都骑车或坐公交车。而在中国，马路很宽，私家车多，尤其是大型购物场所总有大规模的停车场。理念不同，人们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很多城市雾霾严重，不能说这与汽车数量增加没有关系。
2015.1.30
牛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