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作的直接目的，是要为当前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信贷的风险控制难题，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反思，并为问题的解决在理论上提供一种启示。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5%，实现了50%的GDP和80%的就业，是中国经济的效率板块，并承载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希望。
但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长期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有力扶持，所得信贷只占银行业信贷总额的不到40%，考虑到民营中小微企业不能像国企那样从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民企的融资难问题显然更为严重。
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家为了提振经济，放出了海量货币。仅从2009年至2014年的六年间，货币供应量就达到了新中国成立60年货币供应量的两倍。但这海量资金却没有滋润到民营企业，而是主要注入了中国经济的非效率板块——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而促发了国进民退，冲高了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宏观政策效应，反而恶化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严重迟滞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对此，一种流行的看法是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政策性歧视。但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目前的银行已经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其贷款决策所考虑的主要是收益、成本和风险因素。不愿对民企放贷，主要是因为银行对其信贷风险难以掌控，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据笔者的调研，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风控难题，存在理论上指导的误区和现实操作的困境。
从理论指导上来说，自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来，通过引入巴塞尔协议的契机，银监会把美国量化风控技术作为银行改进信贷风控的主导思想，表现为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迅速推广用量化风控模型对企业信用进行评级，作为重要的信贷决策参考。中小型股份制银行也有很多推广所谓的信贷工厂模式。
但是，量化风控技术在中国，不论是与银行管理体制，还是与民企经营运作的惯习，都不相容；也缺乏征信业的支撑，导致银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引入的量化风控技术，仅得到“聋子的耳朵——摆设”的效果。
但是相关金融部门和金融理论界面对量化风控技术引进的失败，不明就里，还在一味地指责中国人的素质差，指责银行没有理性主义精神，指责民营企业家没有诚信，指责中国社会缺乏契约精神，寄希望于中国法制环境的逐步完善和征信体系的逐步发展。总之，美国的量化风控模型不适应中国的现实，不是美国量化风控模型的错，而是中国现实的错。
这是理论指导方向上的误区。
从现实操作层面来说，银行业，尤其是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并非一味盲从银监会的瞎指挥，而是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做了大量土洋结合的创造性发明，包括在风控调研上采用了“查三表三品”的非规范手段，并发明了一系列所谓的“硬”风控手段，如房地产抵押、货物抵押、供应链保理、商业担保、联保联贷，以及各种电子化监控，甚至引入大数据风控技术，等等。总之，哪个有效就用哪个。
但所有这些，不论是传自西洋的还是来自本土的发明创造，却大抵难逃“各领风骚三两年”的命运，要么在数年后被戳得千疮百孔，默默搁浅；要么在引发几个金融大案后土崩瓦解，无法成为民企信贷风控的稳定模式。
这是现实的困境。
银行业作为高收入、高利润的行业已有多年，引无数中国最聪明的“脑袋”汇聚其中，生出了无数精明的信贷手段。但这么多年下来，仍攻不克民企信贷风控这个难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笔者从《道德经》上得来的一个感悟是，当人们对一件事情绞尽脑汁，却如一头扎进螺蛳壳里，路子越走越窄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在于用功不勤，而是大方向就错了，需要在大思路上来一场反思。
从这个角度讲，银行业最缺的不是现实的功利算计，而是历史的回顾和理论反思；不是在制度技术层面的精雕细琢，而是在文化层面的反省。
本书试图引导银行业者进行这样一场反思。本书分为三个板块：传统篇、比较篇、当代篇。传统篇是历史回顾，比较篇是文化反省，当代篇则基于前两篇的分析，对当代中国银行业风险控制的理论误区和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最终找出解决中国银行业对民营企业所存在的信贷风控难题的突破口。
传统篇，主要是信贷风控的历史回顾，包括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风控手段和风控机理，以及美国银行业百年信贷风控史两个部分。
先说传统篇的中国部分，传统金融机构风控的介绍，是希望给从事金融业的读者一个基于历史参照的反思，看看当前难以搞定的各种风控难题，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机构曾经是怎样解决的。
合会——群众自发的准金融合作组织（第一章）、印子钱——最小微的民间借贷（第二章）、典当行——中国传统消费信贷（第三章），这些都是民间金融机构真实鲜活的实例，对它们的风险控制是分析的核心。但本篇重点推出的是传统钱庄的信贷风控，钱庄的授信对象是中小商户，而且实行的是信用贷款，没有房地产抵押、货物抵押一类的硬风控手段，信贷审批手段也极其简便，几乎是打一声招呼就可以放贷，放贷效率却比现代的所谓信贷工厂还高。不考虑钱庄不可控的宏观因素，仅就授信商户的微观信贷风险来说，钱庄控制得相当好。那么，钱庄是怎么做到的？其背后的风控机理是什么？本书第四章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
但钱庄信贷风控模式既然如此有效，为什么在近代逐渐消亡了？在本书的附录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钱庄在近代金融界的逐渐消亡，实际上是国民政府金融垄断排挤的结果，而不是由于钱庄不适应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失去了制度性竞争优势造成的。
在传统篇的美国部分（第五章），分三个阶段讲述了美国银行业信贷风控的百年演化史，并总结了其各个阶段风控手段的变化以及其所沉积下来的不变因素。当前的中国银行业，实际上是在以美国银行风控制度技术作为模仿的标杆，笔者希望通过这段历史回顾，帮助读者注意到美国当代银行风控技术嵌入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技术背后的“所以然”来。
我们总是讲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史，是谓道纪。”回顾历史的演化，才便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所以然。
在比较篇，笔者试图探寻中美两种信贷风控模式背后所隐含的人的文化观念。本篇只有一章（第六章），却是全书理论大反思的关键点。基于传统篇的感性介绍，笔者将中国的钱庄风控模式与美国银行的风控模式进行了比较和抽象，将钱庄的风控模式提升为关系主义的，将美国的风控模式提升为契约主义的。进而，笔者阐述了关系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内涵和契约主义在西方的文化历史内涵。读者将看到，两种不同的风控模式，并非仅仅是两种功利的风控制度和技术创造，而是和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念紧密相关的。
这里所谓的文化，并不仅仅指一些纸面上的东西，而是基于历史的传承积淀和实践，深嵌于人们大脑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制度和技术的操作者是人，而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才是保证制度技术得以有效运作的源头活水。
因此，所有制度技术层面的发展构建，都需要以文化这个源头活水为本。这是后面当代篇对中国信贷风控问题进行分析反省的立论基础。
在当代篇中，对当代银行业信贷风控种种问题的分析，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分析美国量化风控模型引入中国的现状，和落实不下去的原因。
在第七章中，笔者阐述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引入美国量化风控模式的背景和过程，以及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落实现状。可以看到，纸面上的落实已经大打折扣，等到再考察实际运作层面，发现它就是个“聋子的耳朵”。
在第八章中，主要基于笔者的田野调查，从银行管理体制和授信企业行为惯习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量化风控模式实施困难的原因。
美国量化风控模式为什么在中国无效？根本上在于，美式的风控技术所隐藏的理性主义规范分析，与银行“人治”的管理体制不兼容，与企业的“人治”运营模式更不兼容。表面上看来，问题都在于“中国人的素质差”，包括银行管理体制上的“人治”和“不职业”作风，以及企业家数据造假成风、没有契约精神的问题。但是基于上一篇文化比较分析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实质上是一场制度与文化的错位。
美国量化风控模式并非一种孤立的模型、一种孤立的技术，而是有相应的操作平台——银行管理体制及其体制中的人的全面理性主义精神相配合；需要企业在一个法律契约轨道上运作，量化风控模型才能发挥相应的效力。而所有这些，本质上是充斥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理性主义精神的文化体现。
而与此相对应，中国特有的“体悟主义”思维方式，则导致每个社会角色中的人，都处于各自的“信息孤岛”上，相应的治理逻辑在于尊重个人权威，纵容其在各自的领域上进行“人治”，并通过长期化的激励相容达成合作。
因此，当拿着西方量化风控模型的规范时，强行让授信企业主“就范”时，就出现了制度与文化的错位。在此情况下，企业家的造假，本质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二部分是第九章，主要分析美国量化风控模式在中国落实不下去的另一个层面：征信系统的贫乏。这也是对国人总是以“中国发展阶段还不到位”来解释西方制度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论调的回应。本章以美国征信业的发展为参照，分析中国征信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笔者试图阐明，中国征信业不发达的原因不是什么发展阶段还不到位的问题，而是在文化上根本就缺乏支撑美式征信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因此，寄望于中国物质技术上的发展（本书具体指征信业的发展）来为成功引进西方制度创造条件，已经让一百年前的近代中国人失望，也一定会让一百年后的当代中国人失望。
第三部分是第十章，主要分析的问题是，当代银行业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所发明的各种土洋结合的风控手段，为什么总是“各领风骚三两年”。
文化是一种渗透于人们血脉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这并不等于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民族会自动生发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合乎本民族文化的制度技术来，而是还需要有一种文化的自觉意识和理论上的信念，而这正是当代银行业各种实用主义创新总是失败的原因：不知道什么是“权”（权宜之计），不知道什么是“经”（必须坚守的大原则）。对于正确的大方向，不能排除困难落实到位；对于长远来看是此路不通的东西，却因为一时有效而蜂拥而上。
在笔者看来，传统钱庄的风控，是真正有本土生命力的风控模式，完全可以在当代银行业大行其道，但是它的效力的发挥，需要银企之间构建一种长期化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当代银行对民企信贷风控取得突破的大思路和关键点。
最后，围绕如何重建长期化银企关系，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和观念上的变革，本书提出了若干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