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骨针与纺专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抵御烈日的暴晒、严寒的侵袭、荆棘的伤害和虫蚁的叮咬等对人体的危害行为，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物品来遮蔽自己的身体，从此穿上了最初的“衣裳”。
广西民族服饰制作历史悠久。1956年，考古学家在广西柳州白莲洞发现一枚旧石器时代晚期骨针，距今约1万年以上。此后，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又出土了三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骨针。由此可知，当时的白莲洞人和甑皮岩人可能已学会用骨针将兽皮、树皮、树叶或花草藤蔓连缀起来，用以遮蔽人体。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安陲一带，每年新春伊始，各山寨的苗族人都要上山割芒草，编成衣裳，披在身上，再戴上面具，扛刀弄斧，假扮芒篙神，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村寨中，借以祈求芒篙神保佑村民生活吉祥幸福。这种芒草衣，可能就是远古苗族先民最初普遍穿着的衣裳。
骨针的发明表明广西原住民族的先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用兽皮、树叶等物保护身体。但兽皮的大小、长短、厚薄都不适合人的体型，炎热的夏天穿兽皮也不舒服；而树叶、花草等物，亦不耐寒。于是，广西原住民族的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原始纺纱工具——纺专。
纺专，又称纺轮或纺砖。1974年，考古学家在广西平南县石脚山遗址内发掘出两件新石器时代陶纺轮，一件为圆饼形，一件为算珠形。中间均有一孔，孔中可插一专杆。纺纱时，先把要纺的纤维捻一段缠在专杆上，然后垂下，一手提杆，一手转动圆盘，即可将纤维纺为线。纺专的出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原住民族的先民已能将野生的植物纤维捻成线，制作衣裳。可以想象，人类最初用骨针穿树叶、兽皮披衣于身，既不结实，又不舒服。而当人们学会用纺专将纤维捻成线后，就可以编织各种宽窄适宜的网状物或带子，用来遮体，不仅牢固多了，舒服多了，而且萌芽了最初的美感。后人所说的“冬编鹅毛、木棉，夏缉蕉、竹、麻、苎为衣”的服饰文明从此开始。当人类用服饰遮掩身体，获得御寒、遮羞、装饰等文化意识的时候，也是人类日益远去自然的时候。于是，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创造力逐渐浮现出来，化成五彩斑斓的衣裳，覆盖在身体上。
第二节 月光下的纺车
继纺专之后，广西原住民族先民又发明创造了纺车。最初的纺车为手摇式纺车，它在很早以前就被广西原住民族广泛使用，至今仍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存在。纺车的发明、使用是广西民族纺织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突破了纺专垂直呈平面旋转的方式，把旋转方向改为立面旋转，不仅加快了纺纱的速度和效率，而且操作者可以坐着操作纺车，减轻了劳动强度。
长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一直过着一种“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一家人的衣裳，全靠家中妇女纺纱、织布制作。
如果时光倒流二三十年，你在夜阑人静时走进广西少数民族村寨，仍能看到妇女们或在晒楼上、或在屋檐下、或在火塘旁、或在大门外，借着灯光或天上的月光，不停地转动纺车。飞快旋转的纺车将照在纺车上的月光与棉絮绞成银白色的纱线缓慢地流出，欢快的纺车声如同一首动人的小夜曲在寂静的村寨上空轻轻回荡。闻声而来的小伙子凝视月光下的姑娘，不知道是该走近姑娘身边坐下谈情，还是远远地窥视心仪的姑娘，静静地享受这山村月夜的美景，进退两难。
侗族的“行歌坐夜”多选在月光皎洁的晚上。每当夜幕降临，同村相好的男青年便三五成群地拿着手电筒、琵琶或笛子，到其他村寨寻女伴谈情说爱。同姓的女青年也三五成群地在木楼的火塘边、厅堂内、屋里或栏杆廊上，端来新搓的棉卷，慢慢地摇动纺车，这时，侗寨上除了纺车的吱吱声外，别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外村来的小伙子翻过山坳，淌过小河，寻声找到木楼下，轻轻弹起琵琶，唱起《走寨歌》：
隔一重山哟又一重岭，
远路行歌到你村，
……
月亮光光照墙角，
早就有约哟才来到这里来行歌
……
歌声惊动了纺纱姑娘，楼上的纺车声停了下来，一曲清脆的歌声飞出窗口：
屋里还有谈话的老人，
寨上还有唱歌的后生，
月亮刚刚爬上对门的山顶，
等一等哟远路来的情人。
楼上的纺车又重新转动，小伙子踏着纺车的旋律走上木楼，推门坐到姑娘的身边。纺车停了，歌声起了，直唱到雄鸡报晓，晨曦微露，方才散场。[1]
第三节 火塘旁的织布机
据有关专家研究，中国古代织机的发展演变大致过程是原始腰机—斜织机—水平寇机。原始腰机又称踞织机，它没有机架，将经线的一头依次一根根地结在同一根木棍上，另一头也依次结在另一根木棍上并系在腰间，把被两根木棍固定了的经纱绷紧，就可以像编席子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编织了。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红瑶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盘瑶至今还使用原始腰机织花带。
斜织机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织机。这种织机历史悠久，结构简单。织者坐在一张矮凳上，一手提综杆分经形成梭口，用梭引经穿过，另一手持纬刀打纬，如此反复进行，直到将锦织出。
20世纪80年代前，广西少数民族服饰基本还是自己制作。走进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几乎是家家有织机，户户备染缸。织机大多放置在火塘旁或堂屋内。
过去，广西少数民族主要以棉布作为服饰的原料。大部分人家都种植棉花。从收获棉花到织布，要经历轧花、弹花、卷花、纺纱、浆纱、络纱、牵纱等过程。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下，织布就是少数民族妇女日常生活劳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白天，劳作的妇女像盛开的山花点缀在群山峻岭间；入夜，她们坐在织布机旁，施展巧手在织机上通经断纬谱写纺织史上的乐章。火塘里那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木楼、杆栏，映红了山寨，将姑娘的脸庞映得红红的，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一幅幅白色的土布像飞流直下的瀑布从织机上缓缓流下，素绢红花，分外妖娆。
第四节 从植物纤维到合成化纤
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与文献记载都表明，广西少数民族最初以野生植物为原料制作服饰，包括野生的蕉、葛、竹、木、麻等，后来发展到种植麻、棉，近二三十年来，才大量使用合成化纤。
广西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南部，属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气候区域，年均气温17℃～22℃，且地处低纬度区域，单位时间内得到的太阳辐射能多，日光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广西又是全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年降雨量在1250～1750毫米之间，十分有利于野生植物的生长。所以，古代岭南草木茂盛，山花烂漫。广西少数民族的先民在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实践，逐步意识到那满山遍野的蕉、葛、竹、木、麻等不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具有天然的光泽与韧性，如果把某些植物表皮上的韧性皮层剥下来，就可得到比树枝细长而又比蔓草坚韧且有弹性的线状材料，即后人所说“植物纤维”，这些线状材料的纤维，成了人类最初选择的服饰材料。
旧石器时代之后，广西少数民族先民就已知道用骨针缝制树叶、树皮为衣。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类需求的提高，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发明了树皮布的制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秦汉时期，瑶、苗族先民就已知道“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宋代，居住在阿林县（今桂平县境内）的壮族先民俚人就曾以勾芒木树皮制作衣裳。取勾芒木树皮制布很有讲究，先将大棵勾芒木主干从中间砍断，让其生出新树枝，再剥取新生树枝的树皮制树皮布。剥取树皮的时间多在夏季，因为这时期树皮的水分较多、柔软、易剥取，也有利于加工制作。据史籍记载，用这种树皮布制作出来的衣裳“软滑甚好”，所以，一直到明清之后，玉林、陆川、桂平等地都还有人上山砍勾芒木树皮制布缝制衣裳。古代的俚人是怎样将勾芒树皮制布的，史籍上没有记载，但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可能可以让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端倪。据文化人类学者调查，20世纪50年代，云南克木人仍以构树皮制衣。他们从构树干上剥下1米长的树皮，放入水中浸泡20余天，然后取出来用木棒捶打，再洗去灰黑色的外皮，使其成为结实坚韧的衣裳布料。
蕉，又称蕉麻，芭蕉科，属多年生草本，形如芭蕉，其茎直立柔软，由粗厚的叶鞘包迭而成柱状，叶鞘内纤维粗硬、坚韧、有光泽、耐水浸，取其纤维加工可供织布。早在宋代，广西少数民族就已知道用蕉中的叶鞘纤维织布。先将蕉茎砍下，剥为丝条，以稻草烧灰煮水，取灰水煮之，再织为布。“布之细者，一匹值钱数缗。”这种可织为细布的蕉，宋人又称其为“水蕉”。明清之后，广西山区的少数民族又将其培育，移植于田中，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说：“蕉类不一，其可为布者曰麻蕉，山生或田种，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纯灰水，漂僻令乾，乃绩为布。本蕉也，而曰麻蕉，以其为用如麻故。”隆林各族自治县猪肠乡那伟村洞沟屯苗族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苗族的祖先不会种麻和棉花，人们只好拿树叶和芭蕉叶来做衣服穿，后来才学会种麻和棉花，用来织布做衣服。这种蕉布，今天在广西境内已绝迹。但据台湾黄英峰先生在2006年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国际会议上介绍，日本冲绳岛上的原住民族过去也以蕉织布，后亦失传。近数十年来，日本的有关学者和部门经过发掘、抢救，让蕉布的生产工艺重新振兴，因其布料来自原生态植物，且轻凉质好，很受日本人欢迎，用蕉布制作的服饰亦成为日本中上层人士用以炫耀身份的服饰。
葛也是广西少数民族很早就用作织布的植物，葛属藤蔓豆科植物，用其茎皮纤维加工出来的布轻薄软细，穿着十分舒适，俗称葛布，又称夏布，意为夏天穿着凉快之意。两汉之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流行以葛织布，故史籍上常记载说，广西少数民族“无蚕桑，缉蕉、葛以为布”“服用唯蕉、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清，后来由于棉布的兴起才渐渐衰败。
竹是一种多年生的禾本科，用途极广。广西大部分地区的土壤与气候都适宜竹的生长。广西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学会了利用竹纤维织布制作衣裳。以竹为布，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切实际，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高的古代广西，若能以竹织布，真让人不敢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那竹子是怎样加工成布的呢？晋人嵇含在《南方草木状》说，将刚长出地面不久的嫩竹捶成细丝条，放入水中浸泡，使其柔软，便可纺织为布。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广西贺州出产的竹布因质量特别好，还被列为贡品，送往长安（今西安）。
中国是大麻和苎麻的原产地，所以，国际上又把大麻叫“汉麻”，把苎麻叫“中国草”，它们都是优良的纺织原料。广西盛产苎麻，其纤维细长坚韧，平滑而有丝光，易染色而不易退色，吸湿效果较好，散热快，是制作夏装的优质布料。广西各民族利用苎麻织布制衣的历史也是比较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了一些纺织得很细的麻布，贵县罗泊湾汉墓也出土了麻布鞋、麻布袜等。特别是贵县罗泊湾汉墓，从出土的木牍“从器志”记载看，该墓随葬的纺织品是相当多的。包括成匹的缯、布及用缯、布做成的衣服和装载其他物品的囊袋等，品种有丝织物和麻织物。麻织品的原料是苎麻和大麻。麻织品都是平纹组织，有粗、细两种。粗麻布用于做鞋、袜，细麻布用作衣料。当时，邕州左、右江一带溪峒盛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优者为练子……有花纹者为花练，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丈余，以染真红，尤易著色。”[2]因其轻薄，夏天穿着“轻凉离汗”，是士大夫和商贾喜爱的服饰布料。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害怕富商斗富攀比，影响社会节俭之风，曾严禁商人穿着花练布。
唐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南宋经济中心的南移，对广西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使广西的苎麻织物质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广西所产的苎麻织物有桂州的苎布、都落布，富川的斑布，贵州（今贵港市）的苎布，玉林的土贡布，其中尤以桂州产的苎布质量最上乘，成为当时有名的贡品。宋代，广西的织麻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当时左、右江一带生产的“白淡布”“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3]此外，广西当时所织的柳布、象布等，亦因质地上乘，被商贾收购贩卖，外销四方而远近闻名。仅麻织品一项，广西每年就要向中央王朝贡织品上万匹。
古代广西各民族之所以大量使用野生植物纤维制作服饰，除了因为当时满山遍野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蕉、葛、竹、木、麻等野生植物外，还因为这些野生植物本身富有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和材质美。大自然中的各种植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馨香，只不过有的浓烈一些，有的清淡一些，即使是一株小小的青草，也带着淡淡的沁人心肺的清香，这就使得人在使用植物为原料制作服饰时，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天地草木之中，使服饰带上丛林、原野的天地味道，而这非一般人力所能创造。所以，广西各民族先民曾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用野生植物纤维做制作服饰的材料。即使是在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喜爱穿着植物纤维制作的服饰，意为返璞归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别具美的韵致。
使用蕉、葛、木、竹、麻等植物纤维织布制衣，夏天凉爽适宜，但冬天御寒终嫌保暖不足。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广西世居民族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又学会了种植棉花，用棉花纺纱织布。大约到汉代，广西世居民族就已知道用棉织布。广西世居民族最初使用的棉是木本棉，当时亦称“吉贝”。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说：“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绵。有黑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当时，广西廉州（今合浦县）一带所织的吉贝布，不仅质量好，而且品种多，既有匹幅长阔、洁白细密的慢吉贝布，又有狭幅粗疏色暗的粗吉贝布。在当时，广西所产的棉布又称桂布，因其质好、布厚耐寒，不仅深为各民族群众喜爱，连京都官吏、文人也常以它为布料制衣。唐代诗人白居易为左拾遗时，以广西的棉布和苏州的绵制衣，穿着“肢体暖如春”，大加赞赏，写《新制布裘诗》赞曰：
桂布白似雪，
吴绵软如云。
布重绵且厚，
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
夜复眠达晨。
谁知严冬月，
肢体暖如春。[4]
唐文宗时，左拾遗夏侯孜常穿桂布衫上朝，文宗见后问道：“衫何太粗涩？”夏侯孜答曰：“布厚，且可欺寒。”文宗闻之大喜，也以桂布制衣穿着，于是满朝文武官员竞相效仿，桂布一时名噪京师朝野。
唐宋之后，棉布逐渐成为广西各民族主要的服饰面料，并由此而形成种棉、纺织、染色、刺绣、挑花、缝制等一系列的工艺传统和文化现象。居住在黔桂边界都柳江流域一带的苗族，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个村寨的人就合伙挖一片轮荒地。动土那天，要先请一位经验丰富、懂祭仪的老人到地头祭神，撒酒入地，再供几片鱼、肉，喃神，祈请地公、地母保佑棉花生长。然后众人才动锄挖土。清明前后，要选一天作种棉节，届时全村出动，男女青年盛装打扮，家婆、媳妇挑棉种、五色糯米饭、酒、肉、鸡，一路欢歌来到地头。播种前，让一对穿盛装的童男童女扮作“花神”，站在临时搭建的“花台”上。请寨老杀一只红公鸡，喃神驱邪，摆酒、肉、饭、鸡，请“花神”向地公、地母敬献。然后，先由“花神”动手点种3窝，众人方可播种。种完后，众人聚集地头聚餐，载歌载舞，尽兴方散。
广西巴马一带的壮族，新媳妇头年种棉，要请众舅母和亲友帮挖土、碎土、培土。家婆择吉日，选好地后，新媳妇便托人带话，请舅母和本村及附近村寨的姑娘来帮挖地。届时，新媳妇要请人做豆腐、蒸五色糯米饭，买鱼、猪肉等，请人挑到地头。来帮忙的舅母和亲友身着盛装，肩扛锄头，浩浩荡荡地向棉花地进军。村寨中的小孩、歌手和其他男女青年亦跟随去看热闹。到地头休息片刻后，由一位有威信的长妇安排工作，众人分成几组，由山脚朝山顶挖；新媳妇的姐姐则拿簸箕装糯米饭、豆腐、肉等请歌手、客人、小孩吃。歌手们用餐后便开始互相对歌，舅母和众姑娘伴歌声齐挥锄挖土。晚上收工后，众人回新媳妇家聚餐，男女青年物色对象唱歌，人们你来我往，熙熙攘攘，歌声此伏彼起，到处都是歌的海洋。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现代化生产的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应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购买力的增强，20世纪60年代后，机织棉布逐渐进入广西少数民族家庭，并逐渐取代过去自种、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成为服饰的主要面料。20世纪80年代末，以耐磨、光滑、轻薄、透明、易洗、快干为特点的人造纤维充斥城镇市场后，又流向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并以其价格便宜的优势争得市场，逐步取代机织棉布，成为青年人服饰的主要面料。20世纪末，在一些首先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对面料的防缩、防皱、柔软、富有光泽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饰面料走向高档化和优质化。
第五节 心灵手巧的民间艺人
广西各民族服饰的制作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织布制衣的能工巧匠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没有受过专门艺术训练的各民族妇女。在“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下，手巧是中国女性完美的重要标志之一。广西民间习俗认为，一个姑娘手工艺的精巧与否，是衡量其是否聪明能干的重要标志之一，关系这位姑娘的婚姻与前途。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心灵手巧、技术高超的姑娘不仅是全家，甚至全村的光荣，还是小伙子追求的对象，上门求亲者络绎不绝。居住在东兰一带的壮族过去议婚订亲时，男方家长不仅要对八字，还要看“两黑一花”。如果姑娘的手、衣服不黑，鞋无花，人长得再漂亮，也很难找到婆家。当地人认为，黑衣表示勤劳，黑手表示会染蓝靛，花鞋表示心灵手巧。所以，农村中的少数民族女孩子往往把学习民间工艺作为人生一件大事来认真对待，许多人从小就跟随家中老人学习手工艺，正如彝族民歌《妈妈的女儿》所唱：
长到12岁后，
见人纺线她学纺，
见人织布她学织，
见人缝衣她学缝。
事事勤奋学，
件件都灵活。
一些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甚至辍学在家学织棉、挑花、刺绣，以便将来为家人制作服饰和为自己做嫁妆。在蓝靛瑶地区，每个妇女一生都要学会两种生存的本事，一是地里的功夫，要会盘田，种好庄稼；二是学会刺绣，在衣裳上“盘田”，这样的女子才是小伙子心中追求的目标。对于这些长期生长在农村的妇女来说，挑花、刺绣不仅可以使她们在辛苦的农作之余得到片刻的休息，同时也可为她们封闭单调的生活增添几分乐趣，让她们的思想情感在挑花、刺绣的图案纹样中得到一些寄托和慰藉，从而让她们得到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由于服饰工艺可以衡量一个人是否聪明能干，所以，穿着民族传统服饰是姑娘们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正如地方民谚说：“去赶歌圩，去赶圩场，妹仔比衣裳，男仔比模样。”不管是炎热的夏日，还是要翻山越岭，姑娘们都要戴挂满饰物的头帕或帽子，颈挂数个项圈，手、脚佩戴银饰，身着数套衣裙，不烦其重，不怕其热，一路往集会的地点赶去，去对歌，去跳舞，去比美，去展现自己的才能。
三江程阳桥一带的侗族多在春节时举行婚礼，按传统习俗，天黑时派人去接新娘，黎明前将新娘接到新郎家，俗称“偷亲”。新娘出门时一般只穿一套新衣裳，佩戴一些简单的银饰。按当地习俗，第二天一早，新娘要由几个小姑娘领到村边去挑几担水，每挑一次，就要换一套新衣裳；三五天内，新娘每出门一次，或做打油茶等事，都要换一套新衣裳。因此，娘家就派二三个姑娘挑一担新衣裳到新郎家，内有夹衣十几件，单衣一二十件，裤子一二十条，还有绣花布鞋、银项圈、银手镯等。新娘出门挑水时，寨上的小伙子和妇女都跑出来看，挤满巷道两旁，对新娘评头品足。人们并不注重新娘的相貌，而是关注她穿戴的服饰银饰的多少、衣裙色彩的浓淡、图案纹样结构的巧拙、针线的细密等。心灵手巧的新娘，马上会获得村民的好印象。
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妇女制作的服饰都是为自己的穿着而制作，不带商品性，所以，它既不受价值观念的制约，也不用去迎合别人的爱好，具有极大的自由性与创造性。她们利用工余饭后和农闲时间，起早贪黑地倾注大量心思，从自己的生活直接需要出发，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喜好，按自己和本民族的审美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经济条件，精心地纺织出一幅幅结实耐用的土布，裁制出一件件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再在服装上刺、挑、织、绣或镶出一幅幅具有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格的图案纹样。如瑶族是个以刀耕火种为主要耕作方式的山地民族，他们世代居住在深山老林，以山为伴，靠山谋生，所以，瑶族妇女在挑花、刺绣时就常以山和山上的草、木、花等为题材内容。又如侗锦，它的题材内容也主要来源于生活。侗族妇女织锦时，往往把生活中常见到的喜爱之物，如野菜花、桃花、李花、枫叶、鹰、青蛙、蝴蝶等动植物再现于织锦图案中，这些服饰的制作，在艺术形式和工艺技巧上，有的难免朴拙、粗放，难以和一些现代时装相比，但它像一首首质朴动人的民歌，清新、活泼、健康，富于创造性，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表达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广西民族民间服饰工艺技术的传承主要是母传女，姐教妹，邻里互授，村邻相习，祖辈世代传袭而下。俗话说：“五岁六岁玩泥巴，十一二岁学绣花。”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姑娘，有的从八九岁便跟长辈学习手工技巧，从小接受本民族传统工艺的训练，家传身教，耳濡目染，使她们从小就具有一定的民间工艺基本功。同时，少数民族民间世代相传的歌圩、抛绣球、跳盘王、抢花炮、舞狮、划龙舟、斗鸟等传统文化艺术活动，也使她们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艺术熏陶，从而使她们的服饰艺术造诣具有更为丰厚深刻的内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以及理解能力和审美观念的提高，这些长期从事服饰制作工艺的姑娘，一个个都练就了一手精湛的技艺，成为民间服饰艺人。那一件件五彩斑斓的衣裳，给人留下的惊叹，不仅仅是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和绚丽的纹样，而且透过衣裳的袖口、裙缘上那一道道形如树木年轮一样的花边，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民间艺人的成长过程。
注释
[1]杨通山等：《侗乡风情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第70～71页，1983。
[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4]《白氏长庆集》卷1，《四库全书》集部19《别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