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在海地的时候，错误是明显的。我遇到了剧烈的文化冲击。我凭着自己的德国背景前往马尔堡，就消除了文化冲击里那些使人疏远的因素，而同时我又在探索一种新的文化中迎接新的冒险。然而，当我能够理性地解释一种新的文化里所发生过的和仍在发生的事时，我也无法阻止文化冲击的影响。不管我旅行多久，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国家我仍然会有丧失理性的恐慌时刻。有一次恐慌发生于1999年——在我踏上旅途13年之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能提出的唯一解释就是文化冲击。
我乘坐一辆西班牙毕尔巴鄂的汽车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我在毕尔巴鄂度过了极其美好的时光，长时间凝望着新建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参观一个个景点，去西班牙的拉里奥哈葡萄酒产区游览。回顾西班牙时我十分满意。然后我展望着德国。先前我至少去过5次，包括在巴赫居住、教书一年半时间，那是法兰克福以外的一座小镇。我讲不错的德语。我喜欢那里的食物，对钱不陌生，并计划去拜访许多老朋友。我本应该舒适自在的，可相反我仍然恐慌！
我开始担忧到了德国后没有任何德国马克。假如自动提款机不起作用怎么办？假如我找不到地方睡觉怎么办？我的自信消失了。为什么我要踏上这愚蠢的旅程呢？为什么我不待在生活更加简单的家里？
当然，一切都不存在。在庞大的法兰克福火车站自动提款机毫无问题就吐出了400德国马克（我立即买了一块用芥茉煨过的德国小香肠吃）。颇有效率的游客咨询处准确地向我说明如何到达那家经营不错、规模不小的青年旅社，它拥有许多房间，就坐落于莱茵河岸。沿街走过两个街区就是三王大教堂。市政厅所在的罗马广场、圣诞市场、天主教大教堂和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就在河对岸。我只需走过桥就到了法兰克福中心。
所以我为何要担忧呢？这是不同文化之间转化的一部分。我已适应了西班牙、比塞塔（注：比塞塔，西班牙基本货币单位。）和午餐时喝的葡萄酒，现在我得用德语思维，使用德国马克并开始喝啤酒！我如今知道在旅行中，有时我的头脑在开我的玩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前，等待不好的心情过去。而它们总是要过去的！
我在香港有过类似的经历，它是一座独具一格的城市。它充满生机与刺激，势不可挡。我已喜欢上了香港，不过我第一次去那儿旅行却是个大惨败。在我的旅行指南里，我发现维多利亚青年旅社听起来不错，有英国味道——正是我想要的那种。可是我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去那里时，他转入一条狭窄脏乱、人群拥挤的街。到处闪耀着霓虹灯，巨大的音乐声十分刺耳。
“啊，别让他停在这条街上。”当出租车停下时我心想。他在两家商店之间的一处小门前停下，其上方有个小招牌——维多利亚青年旅社！
我爬上又黑又窄的楼梯去2楼，在那儿印度接待员接到我。“是的，让我带你去房间。”又爬了两段楼梯后他打开一扇门，里面的情景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小小的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屋里塞满8张金属双层床，每张床有一副又薄又脏的床帘拉着。4副床帘在动！一双双受惊的眼睛悄悄从帘子上方探出来，看是谁刚把门打开。这些人不是旅游者！
文化冲击！监狱的情景、巴丹死亡行军（注：巴丹死亡行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攻下菲律宾、巴丹岛后，强迫美战俘徒步行军至俘虏营集中，沿途死者颇众。）和单独拘禁这些掠过我的脑际。
我表情惊骇地看着接待员说：“我不能住这里！”
“我在街那边还有一家旅店。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离开了“集中营”，穿过拥挤的街道。在“旅店”前面站着个妓女，她极力勾引楼下的男人去一家舞厅。印度人带我进入一个狭小的老电梯。他领我去房间时我屏住呼吸。唔，它有一扇窗户，灯光稍微亮一点。然而，房间里的一个客人是男的，这使我感到不安。可此刻我的时间是凌晨4点，我疲乏不堪。没有选择，只得住下。
我头脑已经在努力计划逃回美国——就在次日！
我决不能住在这么肮脏、凌乱和噪杂的地方。无论更换机票要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我要回国，越快越好。
次日是星期天，早晨街上很安静。两个老年中国妇女在扫街，并把纸板捆起来卖。我想，唔，在回机场前我正好把早饭吃了。
我问一个行人：“请问麦当劳在哪里？”我进了麦当劳就觉得回国了。麦当劳就是美国！
她简单给我指点了一下。也许我的运气在改变。不久我便来到麦当劳餐厅，里面是所有那些熟悉的图片和菜单。我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堆薄烤饼后，世界开始显得好一些了。
也许在去机场前我应该作点探查，我想。
几分钟后我来到著名的香港港口，这儿充满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船只：舢板，捕鱼船，渡轮，快艇，游船，消防船，水警艇。海港对面是太平山顶和闪耀的玻璃摩天楼。
我心想，既然我来到这里也许就该待上几天。
我找到一家更好的青年旅社，便搬出了维多利亚青年旅社。我习惯了垃圾、没有止境的人、灯光和噪音。我在那儿待了4个星期，以后又去过3次。总之，我开始强烈地喜欢上香港。
这样的情景重复过许多次。我睡觉的时候确信次日会登上飞机离开，结果醒来后却改变了态度，准备着有更多的旅行探险。
就文化冲击而言，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我从不跟团旅游。我不喜欢按照他人的日程安排，我想看到更多景点，而不只是旅游公司所称的值得一看的地方；我也不愿意花太多的钱。不过也许我在中国旅游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
我到达北京时，以为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一条条道路上穿梭着成千上万辆自行车，搭载着从活鸭到电视机之类的东西。人们戴上面罩避免严重的污染。处处是新建的工程，因为，中国在过去不得不为新建大型购物中心和玻璃装饰的宾馆腾出地方。
我的旅行指南里有一家小旅馆的信息，它在地下室有一家青年旅社，每晚付10美元可住那儿。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北京火车站没有官方的旅游局，所以我得靠那些拉客的人，他们替进城的出租车打广告。我通常乘公共汽车，只是在没别的选择时才乘出租车。对于我而言，在北京没别的选择。
有个年轻的拉客者把我领到停车场，那儿等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司机一个英语词也不懂。
是的，我害怕了！
我拒绝上出租车。
“为啥不上车呢？司机很好的。”拉客者说。
“我不相信他会找到我要住的小旅店。我无法和他说话，他也无法和我说话。我在一座有12000万人口的城市里会彻底迷失的！我不愿上出租车，除非你和我一起去，这样才有人和我说英语。”
他明白自己至少收了我4倍的钱，不想丢掉我这个容易上当的人，所以不情愿地上了车。
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小旅店沿一条胡同或小巷进去，它与数千条其他小巷没有区别。拉客的人不得不至少7次停下来问路，最后他找到那条熙熙攘攘的狭窄胡同和鲁宋园旅店（注：此处为音译。）。
我再次开始应对旅店服务员。“不，这儿没有青年旅社。”她告诉我。“我们只有每晚50美元的房间。”
“不对，这里有一家青年旅社，我要一张付10美元的床位。请把经理找来。看我旅行手册上这儿。”
我们颇争辩了一番。
“好吧，付10美元给你一张床位。在楼下。”
非常对！就像手册上说的。
这是我在中国最初获得的生活体验，中国是我旅行过的最富有挑战性的国家。
这听起来十分简单，可是在中国旅行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置身在一个不同的文化里，我不能用自己的文化作为计量尺。我的身心习惯于面对用一种方式所做的事情。忽然间我来到一个情况截然不同的国家。无论我怎样告诉自己不要由于它与美国不同就消极地看待中国文化，我都无法做到。
以随地吐痰一事为例。在去过中国3次后我仍然不能容忍随地吐痰，不管我如何经常这样告诫自己：“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别为此生气。人们吐痰时别露出轻蔑的脸色。这是中国，不是新罕布什尔。”
我能够接受这种文化差异吗？不能。相反，我懂得了置身于牢固的文化特质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更加明白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人们相互憎恨，为什么差异永远无法解决。我们是自身文化的囚犯。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这便是为何在加拿大或英国旅游是轻松自在的。那些人像我一样。他们说我说的语言，遵守相同的礼节规则，具有同样的人生观。
但那时在中国我不舒服。中国人的价值不是我的价值。我感到紧张不安，有时极为反感。
“为什么他们随地吐痰？我们在本国是不那样做的！”
“人们怎么敢在听音乐会时高声谈话，而不把举办音乐会的人放在眼里？我们在本国决不会那样做！”
“为什么要去挤公共汽车，而不等别人下了车再上？我们在本国决不那样做！”
人们不断地问：“你不戴上头巾吗？”“你对那尊雕像祈祷？”“你讲不同的语言？”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在外国旅行时才更喜欢组团旅游。这是人们需要的一种保护，以便不会一次就面对太多的文化差异。
不过，我通常认为这种面对各种文化差异是旅游带来的不小报偿。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我可以预测的生活方式消失了。我被迫看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并再次评价我为何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的世界受到猛烈撞击！当此种出现时，我知道自己的旅行是值得的！
不过中国把我推到了极限。
假如跟团旅游你会失去很多，我提醒自己。是的，你看见了建筑、艺术品和风景，但是你没看见人们。在北京的美术馆前我不正是活生生地看到了这种情景吗？当时我正在观察老头和孩子们放风筝。一队旅行团的人从美术馆出来，直奔空调巴士，随后车开走了。中国人的生活极其迷人的情景就在旅行团眼前，可他们已经上路回西式宾馆了。在那儿，苗条美丽、身穿异国情调的长旗袍的中国女子会向他们鞠躬。那儿有通常的酒吧，健身房，有柔和的西方音乐——他们在本国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他们用不着去想有些什么菜肴，这些菜肴会盛在漆碗和精美的瓷器里摆在他们面前。那天下午有人会用车把他们送到一座寺庙，和一家价格高出4倍的商店，也许会再送到另一座博物馆。
同时，由于我是独自旅行，我便能够悠闲地观察一只只形状耀眼的风筝放上天。我能够看到那个身材矮小、没了牙齿的老头把风筝放得最高。我能够近距离地看见重量不轻、专门制作的线轴把尼龙线放出去或收回来。我还能够想多久就多久地看到人们放风筝时的兴奋劲儿，因为我没有时间表。
我全神贯注地看着这迷人的情景，继续朝前走一点来到某个公共场所，一些身穿白色罩衣的女理发师搭起了理发铺，她们从家里搬来椅子，向每人收取相当于3美分的理发费。有几个人极力说服我去理发。那样相互说笑真是太有趣了。而旅行团的人却坐在巴士里，与来自新泽西州和芝加哥的朋友聊天，他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生活。
所以我没跟团旅游，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这是很不好受的。我气愤地回到国内，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誓永远不再去中国。我忘了自己的誓言，确实又来到中国想再试一次。这一次我回国时真的愤怒丧气了，又一次发誓永不去中国。可是中国有着某种融入你血液的东西。我还不够明智，不足以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用头去撞墙，所以又去了第三次，并再次投入到文化分水岭当中。而我也从来没有真正越过文化冲击。
有人曾说，文明的两个标志是如何吐痰和吃饭。按照我骄傲自大的西方人的观点，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不及格。
我参观一所艺术学院时，每天在学生食堂吃两顿饭。学生和教授把餐巾纸与烟头一起丢在地板上。他们把各种大小骨头吐在餐桌上面。他们把头埋在搪瓷饭碗里，发出很响的吃喝声。他们把食物塞进嘴里，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我无法接受这些就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和教授的事实。
在长沙我遇见一位华裔美国人梅鲁博士。她在美国生活了35年，在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布朗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她在科德角有个家。祖先的巨大引力让她回到了长沙，因为她的父亲和祖父出生在那儿。她感到自己欠着故国一笔债，想在长沙的湖南医科大学教3年书，以此还债。可她无法指望能够应对文化冲击。
她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她所在的教学大楼里卫生间的状况。她找到系主任，说她不可能在那儿工作，除非对卫生间糟糕透了的状况采取点什么措施。系主任说没办法，只能那样。再没别的话可说了。她无法接受这一点，自己掏钱从长沙郊区请了几个农民，买来适当的清洁材料，让他们看到她如何希望把整个卫生间从天花板到地上彻底擦洗。等打扫干净让她满意后，她买了一把门锁，这样任何人都无法弄脏卫生间。
第二个障碍是分配给她的一套房间，那是在教员住宅楼第5层。她去找到同住一座楼的其他教授的家，请他们组成一个工作委员会，以便让人把又脏又黑的楼梯和走廊打扫并刷白。它们到处丢着瓜皮和土豆皮，墙上有黑色的污垢。听她说话的人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楼梯与他们毫无关系，为啥他们可能想到把它们打扫干净呢？
我们见面时她已工作了大半年，不知道是否能够履行自己所感到的义务。她是中国人！
文化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卫生上。我曾问杭州的一名接待员哪里有麦当劳。她非常清楚地向我指点。次日早晨我便出去找自己要吃喝的薄煎饼和美国咖啡。我在她说那条街上走来走去，还去查看一些小街小巷，发狂地寻找着“黄色拱形”标志。但那儿并没有。后来她承认自己的城市里没有麦当劳，可她不想把这种不好的消息告诉我，于是就编造了一个想象中的麦当劳！
我在公共汽车站问另一个年轻女人怎样去某所大学。我指给她看地图上在什么地方。是的，她明白我的问题，告诉我和她一起乘30路车到终点，我在那儿会找到那所大学。相反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城镇的郊区。大学完全在不同的方向！可她感到有责任回答我的问题，即使答案是错误的。难怪在这个国家我感到精神分裂了！
还有买火车票！这个简单的事情可以耗费半天。我需要买一张从长沙到北京的车票，身边带着能讲汉语的侄子约翰。
为了能与代理售票人说话，我们不得不朝一扇约6英寸高的小小窗口弯腰。窗户其余部分用铁栅挡住，完全像监狱一样，坦克都无法穿越！
我心想他们害怕什么呢。都是些普通的农民、商人和少数胆大的游客，只是想买一张从A到B的火车票。干嘛要这样小题大做呢？
约翰用汉语解释我们想买一张3天后到北京的车票时，售票员把手向我们一挥，大声吼道：“明天！”随即他开始问下一个顾客去哪里。
约翰还站在那里。“我们不想明天再来。我们今天想买到票。”
售票员又朝我们挥手：“明天！”
挫折！文化冲击！
次日我们又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乘出租车去火车站，排长队，朝那扇小窗口弯下腰，要求买一张票。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这天来对了，我买到了票。（注：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或许因为作者比规定的时间多提前了一天去买票。可见文化差异给人造成的误解。）
那座艺术学院给了我文化冲击的另一个教训。在我逗留的迎宾馆里，洗好的衣服晾晒在楼梯井上方。楼梯扶手上晾晒着床单。学院的4座楼房每一座的大厅里都排放着玻璃柜，我只能推测是用来陈列学生的作品的吧。这些肮脏的柜子全都没有遮挡。墙壁和地板也不干净。一间间黑暗的屋子让人压抑。我在一间屋里看见两张空出的铁架床，没有床垫或床上用品，只是露出弹簧来。在一扇肮脏的窗玻璃后面是一幅杰出的陈旧国画。我问那两张床的事，被告知每晚有两名学生不得不睡在那儿，防止画被人偷窃。在艺术学院里你料想完全不应该发生此种情况——至少从我这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
可以有把握地说就旅行者而论，每个国家都有对其进行“敲诈”的能手。旅行者对钱不熟悉，经常处于慌忙之中，成为了最好的靶子。中国使这种“技能”达到了新的水平。
我在十三陵附近的某个市场挑选到一床可爱的被子。卖给我被子的那对中国夫妇十分友好，微笑不止。我带着装在不透明的塑料袋里的被子离开时这对夫妇挥手说：“射射（谢谢）你，女士！再见，女士。射射（谢谢）你，射射（谢谢）你，女士！”我感到自己买的被子不错，那对中国夫妇很友好。
但是我回到旅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我费力地打开袋子里的5个结，发现被子的尺寸更小，样子更难看，是在商店里陈列旧了的。我离开市场前为什么不更加注意些，检查一下袋子里的东西呢？坦率地说，因为我不那样想。我以为会受到公正诚实的待遇。这又是一次文化撞击！
不过最大的敲诈发生在我朋友爱丽丝·劳身上，她是我在长沙遇到的一名英语教师，是个年轻可爱的中国女人，美丽，勤劳，有抱负，和她在一起是有趣的。我问她是否愿意陪我去西安，那是“必看”的中国景点，在那儿出土的兵马俑有6000之多，是本世纪考古学上最大的发现。假如她愿意负责买火车票、找旅馆和餐馆，我会承担一切费用。这听起来对于我们两个都是公平的交易。
当爱丽丝说要带上她妹妹时敲诈（注：其实也不是敲诈，或许是想占便宜等。可见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件事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些国人的不良行为和习惯，本书如实翻译出来，旨在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断予以改进。再说，作者的本意也是好的，她总体对中国是赞赏的。）便开始了，她显然以为我也会替她妹妹付钱。我从未见过她妹妹，不想为她负担8天假期的费用。爱丽丝的理由是：“可我们是姐妹，喜欢在一起。”是吗？这将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入门”的第一课。
中国人思维方式给我的第二课发生在我们起程去西安那天。俩姐妹说她们9点钟和我碰面，但是11点钟才来。她们说交通拥挤。她俩都穿着崭新的、白得耀眼的运动鞋，所以我知道她们上午逛商店去了。可为什么一定要撒谎呢？
谎言继续着。她们本来应该在一家餐馆和我会面，可她们根本没来，因为“相机出了毛病，必须拿去修好”。后来她们偶然提到，实际上她们是在大雁（鹅）塔餐厅和朋友们在一起。
然后爱丽丝把电话打到我住的旅馆，说由于有个晚餐约会她要晚到两小时，因为她在一个书法展览上，“中国人喜欢书法，我想欣赏一下。不过中国人不喜欢匆忙，所以我得有充分时间欣赏才行。不过我们1小时后会来一起吃饭，所以你别吃任何东西！”我马上吃了一碗面，因为我终于懂得了爱丽丝是如何办事的。然后她打来第二个电话：“我们在旅馆遇见从长沙来的朋友。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我会来旅馆接你。”又一个谎言。与朋友这样的会面一直就计划好了的！我被当做一个容易受骗的人给利用了——由我付账让爱丽丝和她妹妹观光旅游，真够便宜。
我十分恼火！当爱丽丝出现时我向她猛烈开火。我说她是个骗子，背信的人，说她在利用我。为什么要秘密去见朋友？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我气得发疯，不得不在街上站了1小时让自己冷静。我当场决定要回到美好熟悉的美国，把这个复杂费解的社会抛在后面。
爱丽丝那晚11点回到旅馆时我已冷静下来，我们谈了两小时，推想着是什么让这次旅行如此糟糕。我们的结论是：
她生活在一种文化背景里，用某种方式思考。
我生活在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里，用某种方式思考。
而两种方式永远都不会汇合！！
她认为她是在用那些谎言安慰我，可它们只是让我愤怒，因为我知道它们是谎言。她并不那样认为。当然不。她的思维与我的不同。
我确实再次努力让自己重获尊严。我告诉爱丽丝，她妹妹的旅行费用得由她们俩承担。我争论说显然她们比我更有钱。
迪基：在我们旅行的第一天你们就花45美元买了相机和许多胶卷。我可付不起那种东西。
爱丽丝：可这是给家庭的投资。此次旅行得给他们留下一些记忆。
迪基：你和你妹妹的衣服远比我的多。你们每天换一身衣服。我自从6周前离开洛杉矶后就一直穿着这身宽松的长裤。
爱丽丝：可是我们的衣服很便宜。
迪基：你们一直在买东西——纪念品，核桃，冰淇淋，玩具，棒球帽，珠宝，3个大瓜和其他水果，这些东西不得不费力地弄上火车带回去。
爱丽丝：可这些是给我们家人的礼物。我们必须这样做。
实质上，她们是说没钱给我做妹妹的旅行费。
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这类经历有发言权。T.I.C.——“这是在中国。”
我遇见过一家美国公司的执行经理汤姆，他告诉我尽管他在中国工作了15年，但仍然每天都要生气。我对他说了自己受到的一些挫折，他回答：“T.I.C.”
等爱丽丝、她妹妹和我回到长沙后，我便乘上第一班列车前往美丽文明的英国人的香港。我到达那儿时正刮起一阵台风。
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
所有这些都在回避问题的实质。我为什么还要3次去中国呢？尽管我有一系列抱怨，但中国仍然是吸引人的。我遇到过一些极好的人。杭州的于安飞先生就是一位，他耐心地回答我关于中国人的各种问题。“为什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不和我说话？”我觉得自己行为坦率友好，时常微笑，以便引起谈话，可他们却几乎总是掉过脸去不理睬人。
“有一个原因是，”他回答，“他们认为自己的英语太差。”
另一位我遇到过的热情慷慨的中国人是艺术学院雕塑系的主任，他请我去吃了一顿“便饭”，有青豆竹笋色拉，两种豆干，一种只生长于杭州西湖的特殊虾子，一份猪肉，一份含有4种水果的汤，做成花儿形状、有不少豆腐的粉红色糥米，一份我从未见过的绿色蔬菜，以及两种绞子。
我还遇到了81岁的唐晨祥先生和他75岁的未婚妻。我漫步在杭州美丽的西湖周围时，目光偶然与这对坐在长凳上享受阳光的年老夫妻相对。他们试着向我微笑一下。我说哈罗。他俩在长凳上给我留出位子，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自由交谈了。我问先生他是否去过美国。让我十分惊讶的是，他说“去过，我曾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院学习！”那是我的母校啊！他无法相信我也毕业于华盛顿大学。随后我们进行了非常活泼兴奋的讨论。“你记得那座森林公园吗？基尔礼堂呢？还有我们的校长亚瑟·霍利·康普顿博士？最后我们疲倦了，去肯德基用过午餐后结束了游览。应唐先生的要求我给华盛顿大学写了一封信，请求给他寄一份毕业证书，因为他的所有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我还附了一张有我们两人的照片——他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男校友——我们站在杭州著名的宝塔前面。”
我还因为自己看到的种种景色而喜欢上中国。我看见一座座名字有趣的宝塔如“放鹤亭”和“飞来峰”。我看见了紫禁城，毛泽东的故乡，天安门广场，各种寺庙，有着形状像龙与庙的船只的美丽西湖，长城，十三陵，毛泽东的遗容。我在公共汽车站等候时，看到农民骑着成千上万辆自行车驮着蔬菜和装在板条箱里叫个不停的鸡鸭；女人们整洁地穿上西式服装、长袜和高跟鞋，一家家人搭坐在自行车前后。还有无休无止、极其迷人的队伍。
也许，我回到中国是想左右一下中国人的思想，或者击败其体系。不过12亿人对1人，悬殊太大了。也许，我回到中国是因为巨大的文化差距使得我思想敏捷，保持活力。而这不正是我旅行的首要目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