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看来，核心问题是发展，他甚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发展，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发展。邓小平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他认为应该从量上作出合理的规定。邓小平多次强调，如果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必须要根据有利条件加速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看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问题和矛盾是正常的，而这些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改革不深入、发展速度太慢将会使这些矛盾越积越深，越来越难解决。邓小平认为，如果经济发展总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人民之所以拥护我们，就是这几年我们有所发展，而且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可见，在邓小平看来，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退步，他十分担心经济滑坡问题。邓小平指出：“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也叫滑坡了。”我们在经济上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由于我们过去犯过急于求成、一味追求高速度、违背经济增长规律的错误，邓小平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又强调发展既要注意速度，又要注重质量，讲求效益。要坚持“适度”原则。那么，什么叫“适度”呢？这里也存在一个精确性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这又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精确性的一次集中体现。
此外，邓小平还强调在计算经济增长速度时，要老老实实地计算，既要求准确，更要求可靠。他在一次座谈上指出：“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不加水分”就有精确性的意思，就是批判性思维的精确性要求。在邓小平看来，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要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只有既讲求经济效益，又讲求社会总的效益，这样的发展速度才可靠。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了“台阶式”的发展思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比例进行了定量分析。他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邓小平还强调，各经济系统内部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众多方面之间也必须协调发展，否则，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谈道：“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现代化的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从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这一点上看，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就再次生动地展现了邓小平思维的精确性，诠释了其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思维方式。
第四，精确地制定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面对对外开放政策，有人认为只是向西方国家的开放，有人认为这是国家短期的权宜之计。邓小平对这些错误的想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对外开放不是一个方面，而是三个方面，即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同时，他还强调，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几代都不可能变。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需要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对外开放要放，不存在收的问题。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利用外资。1986年8月，邓小平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过程中就曾指出：“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见，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比较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不垮这个坚实基础。相反，吸收外资还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补充，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对于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矛盾，邓小平形象地比喻为“过五关斩六将”，甚至认为我们可能会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把衡量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量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把生产力标准、政治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标准，更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可见，这是一个科学的、全面的论断，也是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精确性的论断。
第五，精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论证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认为，仅仅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还不够，还不够准确，应该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灵魂，它“物化”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每一项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引起了生产力的革命，进而引起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大变革。
然而，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又落后了许多年。因此，邓小平认为，从长远看，我们要特别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977年5月，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分析了中、美、苏三国的人才状况，并对未来教育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指出，“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所以“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1979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可见，邓小平对生产力的定位，对人才的渴望尤其是人才数量的重视，都体现了其精确性思维、量化思维的一面。
第六，精确地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又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这又是一个定量的问题。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究竟会有多长时间呢？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曾犯过急于求成的错误，企图超越阶段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以为“我们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就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什么呢？欲速不达不说，还带来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对此，邓小平进行了深刻反省。他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曾经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试图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不顾实际，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多，底子薄，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以，我们需要经历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11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这需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纪之交走向低潮。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的思想。他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呢？邓小平对此的分析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而且中间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一些时间，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几百年了。所以，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能够花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非常了不起了。如前所述，在邓小平看来，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这样的国家搞经济建设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仅如此，我们在建设好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抓好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还要同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腐败行为作斗争。要完成这一系列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较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可见，邓小平的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懈地奋斗的思想，既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务实性；既有远见卓识，又立足眼前实际；既有思维的精确性，又有思维的模糊性。
总而言之，邓小平的精确性量化思维方式，除了上述所阐述的内容外，还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比如，关于“两手抓”的理论、关于教育“三个面向”“四有”公民的论断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量化思维、精确思维，邓小平实现了决策的科学化、精确化。通过定量分析，邓小平抓住了事物的细节，从而使许多抽象的概念简练化、明确化。当然，如前所述，精确性与不精确性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邓小平的精确性思维就是简单的数学符号的堆积，其中还具有辩证性和前瞻性等品质。
在对事物质的分析的基础上，对事物的量进行分析，这是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发展，现代科学思维越来越把精确性作为自己的基本方式和追求目标，认为一切都应当精确化，有的甚至越精确越科学，有的更是把精确思维作为科学的同义语。可见，精确性思维既是批判性思维、科学思维的显著特征，也是批判性思维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必然要求。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为定量分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提高主体准确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例如，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高速准确的“数学实验”，通过建构数学模型进行实验性的计算，就可以从若干种方案或类型中选出最优的方案或类型，从而帮助决策者模拟发展前景、预测未来发展效果。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会推动人类思维用定量化的精确性思维代替“估计”式的不精确的粗略思维。与此同时，也对思维的精确性提出了更高、更细致的要求。比如，建造原子反应堆，精确打击目标，宇宙飞行，使我们的人造卫星、宇航员顺利返回地面等等，这些实践活动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准确的、可靠的数值运算。如果计算不精确、不可靠的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即使很小的失误，也会导致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进程中，我们也需要收集、整理、分析各种各样的数据，并作出精确的科学分析。无论是宏观的战略决策，还是微观的具体选择，都离不开定量分析，离不开精确性思维。可见，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精确性，对于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简约性
批判性思维的简约性，也称批判性思维的经济性，是指人们在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表达和论证思想时，要简洁、明白、通俗易懂。作为批判性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简约性既是科学思维方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理论研究和社会生活实践的基本要求。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无论是其形成过程还是其思想表达都堪称批判性思维简约性的典范，为科学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树立了批判性思维简约性的榜样。
一、邓小平简约性思维的形成
（一）邓小平简约性思维形成的逻辑起点
思维的简约性原则，历史悠久，无论是遥远古代的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早已开始用思维的简约性原则去探索自然的奥妙，并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