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生不忘自我批判，他坚定地依靠自我批判精神使他的理论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将已经创立的理论，视为永恒真理，也没有安躺在既有理论上，满足或陶醉于现成的答案，而总是从时代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不断反思既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依据现实的需要，修改、补充自己的理论，甚至不惜推翻自己既有的结论。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军和思想家，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精神的优良传统，大胆、坚决地对一切错误的思潮、倾向和行为进行批判，大胆、坚决地同一切错误的思潮、倾向和行为进行斗争，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强烈的批判性思维精神。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自我批判精神，从不自我陶醉，不故步自封，而是把自己置于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之中，以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敢于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扬弃。邓小平说，他不是完人，也犯过错误。邓小平的自我评价，不仅充分体现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事求是派，而且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邓小平在分析评价别的事物的同时，严格对自身进行评价、反思，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是自己的错误，就勇敢地承认，绝不推卸责任。邓小平这种敢于剖析自己，勇敢承担责任的精神，使他的批判性思维具有完整性和彻底性。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分别犯了反右扩大化和急躁冒进的错误。这两个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感情，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于这些错误，邓小平曾多次对自己进行过反省和批判。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就说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
在和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年）谈话时，邓小平也对自己进行了反省。他说：“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有些错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强意识的批判性思维者对自己所进行的批判和反省是何等的“无情”和深刻。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批判精神，人们有着各自的见解。美国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一书中指出：“任何缺乏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教育理论都不可能达到激励年轻人寻找新思想，争做新人和最终更新文化的目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指出，一谈到“批判”，人们往往只是习惯性地从发现错误、查找弱点等否定性含义去理解，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实际上，批判是一种洞察力、辨别力和判断力，因而，批判也应包括关注优点和肯定长处的含义。他还引用罗素的话“需要注意的重点是，如果没有一个含有‘应当’的前提，就不可能推导出一个告诉自己应当做些什么的结论”来说明这一观点。顾院士说：“我认为，所谓批判性思维，是面对认识的对象，做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或要有些什么新见解、新举措的一个系列的思考过程。显然，要得出合理的结论必须有正确的思考方法或途径。”
邓小平曾经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成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很明显，在这里邓小平说的对前人或今人，对中国人或外国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就是强调对前人或今人，对中国人或外国人实践经验的肯定的意思，是一种肯定的批判或批判的肯定。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说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既是强意识的批判性思维，又是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
$第二节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性
哲学家穆勒说过，即使最有依据的信仰也不能依赖于任何保护力量，而只能接受世人力图证实它们是无稽之谈的永久性挑战。如果不接受挑战，或者应战失败，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肯定这些信仰。这里讲的“挑战”“应战”，就是矛盾的双方或者多方的参与或者互动，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性或者互动性。
参与性或互动性，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性。缺乏互动性或参与性的思维，肯定不是具有好品格的思维；不善于互动性或参与性思考的人，往往简单片面，偏听偏信，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而与此相反，互动性或参与性的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品质优良的思维，善于进行互动性或参与性思考的人，绝不简单、片面地看待问题，对外界的观点不是囫囵吞枣式地照搬照抄，不是听到什么信什么，看到什么信什么，而是充分运用自身“理智的机器”，参与进去，身体力行地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吸收正确的东西，摒弃无用的东西，进而得出正确而又有创造性的结论，做出富有创新性的决策或决定。
邓小平思维品格的突出特点，就是能够恰当地运用批判性思维的互动性或参与性，对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进行正确的分析，进而做出不同凡响的决策，令世人刮目相看。所以说，互动性或参与性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重要特征。我们今天研究和探讨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互动性或参与性，对于展示邓小平丰富多彩和深邃博大的思维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海绵式思维”和“淘金式思维”
批判性思维，泛指人类对某一事物与现象长短利弊、真假对错的剖析和评判，即通过对认知对象的分析、质疑和论证，形成独立和正确的见解。批判性思维的特征是通过阅读或聆听、分析一个推理或论证，从中能够提出一系列相关联的批判性问题，并且加以分析、回答和解决。现代语义学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和他人交谈，还是阅读一段文字或聆听一次报告，耳闻目睹的首先是一个一个的语句所表达的判断（思维的形式结构），这是我们要进行分析的基本对象。通过分析判断所表达的意义，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他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才能够完整的掌握文章的主题意蕴。同时，我们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也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判断来实现的。
要实现这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仅仅依赖“海绵式思维”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依赖甚至必须依赖“淘金式思维”。关于“海绵式思维”和“淘金式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有人做过这样的描述：采用“海绵式思维”的人在阅读材料时会做什么呢？他会认真阅读句子，并尽可能记住更多信息；他会用下划线标出关键的单词和句子；他会总结并记下阅读材料的主题和主要观点；他会检查他的笔记，并确定没有漏掉任何重要内容；他的任务就是找到，并理解作者的意思。他记住了作者的推理和观点，但不能进行评价。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思维模式是比较容易被人们接纳和采用的，这也是人们极其普遍和常用的思维模式。采用“淘金式思维”的人会做什么呢？就像采用“海绵式思维”的人一样，人们也带着获取新知识的意愿来阅读，去聆听，这是它和“海绵式思维”唯一的相似之处。和“海绵式思维”不同的是，“淘金式思维”要求读者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帮助读者发现最有意义的论点或观念。
运用“淘金式思维”的读者或听者频繁地思考为什么作者或报告人会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会在页边空白处或记录里写下自己对于推理或论证的质疑；他们会与阅读材料或报告内容进行持续性的交互作用；他们想批判性地评估材料，并根据这些评估得出自己的结论。大家所熟知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是“淘金式思维”的成果，也是“淘金式思维”的典范。
“海绵式思维”容易积累信息，这也常常使他们小有满足。他们可以在诸如各类“知识竞赛”中取得优良成绩。但是，要想使他们与作者或报告人的讨论更有意义，他们所选取的方法应该让他们更加游刃有余，这种方法就是“淘金式思维”。一旦他们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阅读和聆听将成为他们日益富饶的知识来源。一旦他们对于推理的正确性产生疑问，他们将超越旁人试图让他们轻信的企图，从而得出自己的、趋于正确的结论。
谁也不愿意被他们遇到的最后一位“专家”的观点所掌控。一旦学会系统地选取信息和观点，他们就会多读、多听、勤学，再上一层楼，甚至穷毕生之精力探寻何种知识意义更加深远，更加值得追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采取“淘金式思维”，就要遵循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性原则。邓小平正是“淘金式思维”的模范，也是批判性思维参与性的模范。
二、邓小平的“对话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互动性或参与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通常是通过富有成效的对话（在一个很广泛的意义上）来明辨是非，澄清思想，排除谬误，减少分歧以此达到思想的一致和统一。正因为如此，有人也把批判性思维称为“对话思维”。关于这一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为我们提供恰当的注释。
（一）美学与“对话理论”
20世纪俄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年）在他的《诗学与访谈》一书中就深刻地指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成等等。”他还进一步指出：“认识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包括眼睛、嘴巴、双手、心灵、精神、整个躯体、行为。他以整个身心投入话语之中，这个话语则进到人类生活的对话网络里。”由此可见，巴赫金把参与对话提高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在他看来，作为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护者，也没有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即每个人都要与别人构成对话关系，这就是当代西方美学中极具影响力的“对话理论”。
文艺活动是作为创造主体的文艺家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欣赏者之间的对话活动。邓小平非常认同这一理论。不仅如此，他还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有着更深入的见解。特别是在对话活动中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要注意哪些原则，邓小平都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在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在邓小平看来，文艺活动、学术交流都是一种广泛的对话活动，争鸣、争论也是一种对话活动，甚至科学研究也是对话活动。通过与“前人”的对话，与“今人”的对话并吸收他们的成果，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对话活动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尊重，取长补短的原则。在这里，邓小平对“对话理论”的阐述的确是相当深刻的。
（二）教学与“对话理论”
我们所熟知的教学活动，也是互动性或参与性极强的思维活动。教学这个有目的的活动是通过教学过程来实现的。教学过程的本质在于教师不断地解决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材之间以及学生与教材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学生与所学知识、发展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得到解决。它是学生的认知过程，是学生解决知识之间与发展能力之间的矛盾的过程。
现代教学理论的研究表明，尽管教学方法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不外是“说明式理解教学法”和“探究式认知教学法”。所谓“说明式理解教学法”，是指使学生参与理解把学科知识或理论予以条分缕析地论证、讲解和说明的教学方法。所谓“探究式认知教学法”，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着力引导学生亲自参与探索过程，体验到对知识与认知的逻辑过程，达到对所学知识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理解与把握。它主要通过教师的设问、启发、谈话等多种参与方式，使学生发现所学知识和已学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而这两种方法都离不开教师和学生的全面互动和广泛参与。
教育理论中普遍使用的“阅读教学法”也具有“对话”的性质，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是教师和学生、文本甚至更多方面、更广泛范围的对话。如果对话缺少思想的交锋与碰撞，没有精神的交流、视界的融合，缺少自我反思和相互唤醒，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问与答，停留在理解上的表面性，其实质仍然是变异了的“独白”或“填鸭式”的“满堂灌”，是无效的对话。所以，要成功地将这一对话活动有效地进行，达致预期效果，以下几点是我们必须做到的：第一，让心灵和文本对话；第二，平等对话：平等、亲和、友善的合作关系，让心灵敞开，让思想互动；第三，拓展深化（或升华），使对话充满智慧。所有这些方面都和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性或互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苏格拉底的“助产术”
关于参与性和对话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有一天，苏格拉底遇到一位正在宣讲美德的年轻人。苏格拉底谦虚地问他：“请问什么是美德呢？”年轻人高声地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懂？告诉你吧：不偷盗、不欺骗之类的品行都是美德。”
苏格拉底装作不解地问道：“不偷盗就是美德吗？”
年轻人自信地答说：“当然！偷盗肯定是一种恶德。”
苏格拉底说：“我记得在军队当兵时，有一次受命深夜潜入敌营，把他们的兵力部署图偷了出来。请问我这种行为是美德还是恶德呢？”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辩解说：“偷敌人的东西当然是美德。我刚才说的‘不偷盗’是指‘不偷盗朋友的东西’；偷盗朋友的东西，那肯定是恶德！”
苏格拉底慢条斯理地说：“还有一次，我的一位好朋友遭受了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对人生绝望了，于是买来一把尖刀，藏在枕下，预备在夜深人静时用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得知这个消息，便设法把那把尖刀偷了出来，使他免于一死。请问，我的行为究竟是美德还是恶德呢？”
年轻人开始不安起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拱手向苏格拉底请教什么是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