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值得一听的话，是从不曾经人口说过的；比较的值得一听的话，都在偶然的低声细语中；相对的不值得一听的话，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文字结构；绝对不值得一听的话，是用不经修炼，又粗又蠢的嗓音所发表的语言。
胡适先生论说话 （题目为编者拟）
一句话，一句格言，都能影响人。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千五百年前，离尼泊尔不远的地方，路上有一个乞丐死了，尸首正在腐烂。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少爷叫Gotama，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位少爷是生长于深宫中不知穷苦的，他一看到尸首，问这是什么？人说这是死。他说：噢！原来死是这样子，我们都不能不死吗？这位贵族少爷就回去想这问题，后来跑到森林中去想，想了几年，出来宣传他的学说，就是所谓佛学。这尸身腐烂一件事，就有这么大的影响。飞机在莱特兄弟做试验时，是极简单的东西，经四十年的工夫，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才发展到今天。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点行为都可以有永远不能磨灭的影响。几年来的战争，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我的奋斗》闯的祸，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反过来说，一句好话，也可以影响无数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元年，有一个英国人到我们学堂讲话，讲的内容很荒谬，但他的O字的发音，同普通人不一样，是尖声的，这也影响到我的O字发音，许多我的学生又受到我的影响。在四十年前，有一天我到一外国人家去，出来时鞋带掉了，那外国人提醒了我，并告诉我系鞋带时，把结头底下转一弯就不会掉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并又告诉许多人，如今这外国人是死了，但他这句话已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顶小的事情到顶大的像政治经济宗教等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看不见，影响还是有。在孔夫子小时，有一位鲁国人说：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最伟大的人格，像耶稣、孔子等；立功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立言包括思想和文学，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学都是不朽的。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看得贵族化，要看得平民化，比如皮鞋打结不散，吐痰，O的发音，都是不朽的。就是说：不但好的东西不朽，坏的东西也不朽，善不朽，恶亦不朽。一句好话可以影响无数人，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
（节选自《人生问题》一文，原载1948年8月13日《世界日报》）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初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发起新文化运动。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先后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8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38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尝试集》《胡适文存》《章实齐先生年谱》《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淮南王书》《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的时论》《丁文江的传记》等。
说话朱自清
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跟这些人说，不跟那些人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古文《尚书》里说，“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
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段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说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说预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耷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鲁迅先生的《立论》就是这样的。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是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原载1929年6月10日《小说月报》）
朱自清（1898—1948），原名朱自华，字佩玄，号实秋，后改名为朱自清，浙江绍兴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省立第八中学、中国公学、台州省立第六师范、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宁波省立第四中学、白马湖春晖中学等校教书。1925年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著有《踪迹》《背影》《欧游杂记》《经典常谈》《论雅俗共赏》等。
说话王力
说话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最容易，因为三岁孩子也会说话；最难，因为擅长辞令的外交家也有说错话的时候。
会说话的人不止一种：言之有物，实为心声，一謦一欬，俱带感情，这是第一种；长江大河，源远莫寻，牛溲马勃，悉成黄金，这是第二种；科学逻辑，字字推敲，无懈可击，井井有条，这是第三种；嬉笑怒骂，旁若无人，庄谐杂出，四座皆春，这是第四种；默然端坐，以逸待劳，片言偶发，快如霜刀，这是第五种；期期艾艾，隐蕴词锋，似讷实辩，以守为攻，这是第六种。这些人的派别虽不相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普通人喜欢用“口若悬河”四个字来形容会说话的人，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形容语。泼妇骂街往往口若悬河，走江湖卖膏药的人，更能口若悬河，然而我们并不承认他们会说话，因为我们把这“会”字的标准定得和一般人所定的不同的缘故。
应酬的话另有一套，有人专门擅长此术。捧人捧得有分寸，骂人骂得有含蓄，自夸夸得很像自谦，这些技巧都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尽管有人讨厌“油嘴”的人，但是实际上有几个人能不上油嘴的当？和油嘴相反的是说话不知进退，不识眉眼高低。想要自抬身份，不知不觉地把别人的身份压低；想要恭维别人，不知不觉地使用了些得罪人的语句。这种人的毛病在于冒充会说话，终于吃了说话的亏。我有一次听见某先生恭维一位新娘子说：“人家都说新娘子长得难看，我觉得并不难看。”这种人应该研究十年心理学，再来开口恭维人！
有些人太不爱说话了，大约因为怕说错了话，或者因为光想着怎么专拣有用的话来说。其实这种人虽是慎言，也未必得计。越不说话，就越不会说，于是在寥寥几句话当中，错误的地方未必比别人高谈阔论里的错误少些。至于专拣有用的话来说，这也是错误的见解。会说话的人，其妙处正在于化无用为有用，利用一些闲话去达到他的企图。会着棋的人没有闲着，会说话的人也没有闲话。
有些人却又太爱说话了，非但自己要多说，而且不许别人多说。这样，就变成了抢说。喜欢抢说的人常常叫人家让他说完，其实看他那滔滔不绝的样子，若等他说完真是待河之清！这种人似乎把说话看做一种很大的权利，硬要垄断一切，不肯让人家利益均沾。偶然遇着对话的人也喜欢抢说，就弄成了僵局。结果是谁也不让谁，人家都只管说，不肯听，于是说话的意义完全丧失了。
打岔和兜圈子都是说话的艺术。打岔往往是变相的不理或拒绝。“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就这样地给孟子碰过一回钉子。兜圈子往往是使言语变为委婉，但有时候也可以兜圈子骂人。兜圈子骂人就是“挖苦”人；说挖苦话的人自以为绝顶聪明，事后还喜欢和别人说起，表示自己的说话艺术。但是，喜欢“挖苦”人的人毕竟近于小人，因为既不大方，亦不痛快。
说话的另一艺术是捉把柄。人家说过了什么话，就等着他那话来做自己的论据。这叫做“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往往能使对方闭口不言。不过，如果断章取义，或故意曲解，也就变为无聊了。
上面所说的打岔、兜圈子和捉把柄，相骂的时候都用得着。打岔是躲避，兜圈子是摆阵，捉把柄是还击。可惜的是：相骂的人大多数是怒气冲冲，不甘心打岔，不耐烦兜圈子，忘了捉把柄。由此看来，骂人决胜的条件是保持冷静的头脑。泼妇和人相骂往往得胜，并不一定因为她特别会说话，只因好把相骂当做一种娱乐，故能“好整以暇”，不至于被怒气减低了她平日说话的技能。
说话比写文章容易，因为不必查字典，不必担心写白字；同时，说话又比写文章难，因为没有精细考虑和推敲的余暇。基于这后一个理由，像我这么一个极端不会说话的人，居然也写起一篇“说话”来了。
（原载1943年7月18日《生活导报》第34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著有《汉语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龙虫并雕斋琐语》《古代汉语》等，译有《半上流社会》《娜娜》《少女的梦》《爱》等。
说话苏青
为了爱说话，我已不知吃了多少亏哩；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他的银行学去了，母亲也自进了女子师范，把我寄养在外婆家，雇了一个瘪嘴奶妈。外婆家在离本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山乡，外公在世时原也是个秀才，但在十二年前早已到地下“修文”去了，没有儿子，只遗下我母亲及姨母两个女儿。当我出世的时候，姨母已在前一年死去，家中除外婆外，尚有一个姨婆，她是外公用一百二十块钱买来生儿子的，不料进门不到一年，外公就患伤寒死去，蛋也没有下一个。乡下女人没有傻想头，只要不冻饿就好了，于是她就在十九岁起跟外婆守节守了十二年，好在她们有山，有田，有房子，雇了一个老妈子，生活还过得去。过继舅舅在城中学生意，因此这一进背山临水的古旧大屋内，只有外婆，姨婆，老妈子，奶妈及我五个女的，唯一的男性就是那只守门的阿花了。
据她们说，我在婴儿时期就不安静，一引就哭，一逗即笑，半夜三更也要人抱着走。讲话讲得很早，六七个月光景就会开口喊妈。两周岁时更会吵了，终日嘶哑，到了半夜里还不肯灭灯，同奶妈并头睡在床上指着花夏布帐上的花纹喊：“兰花，梅花，蝴蝶！”
断奶后，外婆常叫姨婆抱着我到隔壁四婆婆、三舅母、长长太太等处去玩，她们因我不怕生，都逗着我说笑，叫我“小鹦鹉”，雪团印糕等上等点心总是每天吃不了。山乡女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优雅”“娇贵”，冬天太阳底下大家围着大说大笑的，吐属当然不雅，声音也自粗硬，我在她们处学会了高声谈笑，这使我以后因此吃了不少的亏。
到了我六岁那年，外婆替过继舅父娶了亲，从此屋中又多了一人。那位舅母表面上尚待我客气，骨子里却深恨我多吃外婆家的饭，而且也许将来我出嫁时，外婆会把她的珠环玉资都塞给我哩，因此常在背后说我乞儿嘴，讨大人欢喜，好骗些东西，这类话姨婆也颇有所闻，都把话一五一十的传给外婆听。
有一次，姨婆抱着我上山去攀野笋，在归来的途中，我快乐极了，搂着姨婆的脖子喊：“姨婆是小老妈！姨婆是戏婊子！”这句话本是舅母教给我的，我听着有趣，故记在心头，此刻为表示我的快乐与对姨婆的谢意，放高声哼了出来。不料姨婆陡然变了脸色，拧了我一下，骂道：“看你将来福气好，去当皇后娘娘！我是生来命苦做人家小老妈。同是爷娘十个月生的，有什么贱不贱！”说着径自回到家中，把野笋向外婆脚边一丢，气愤愤地告诉了一遍，还说要上外公坟上哭去。外婆也生起气来，怒道：“你不是小老妈，该还是他外公拿花轿抬你来的？充什么好汉！孩子家说话也有得计较的，该还要她备香烛向你磕头哩！你高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高兴就回老家拿山芋当饭吃去，我拼却丢脱一百二十块钱！”姨婆被骂得哭进房里去了，从此见了我就爱理不理。
舅母见她第一个计划已告成功，于是过了几天，笑容满面的拉了我过去吃炒米糖，又悄悄地教给我在外婆跟前喊：“外婆是孤老太婆，断子绝孙。”我笑着连跑带跳过去说了，外婆喝问哪个教的，我就伏在她膝上得意地笑：“宝宝自己讲的——孤老婆，断子孙。”一面说一面把沾在嘴边的炒米精屑措到外婆裤上去了，外婆就问炒米糖是哪个给你吃的，于是舅母的教唆罪就被揭露，外婆、姨婆都骂她搅家精，乡下女人不懂礼节家教，便也和婆婆对骂起来，外婆气得索索发抖，立刻差堂房阿发舅舅到娘家去喊自己兄弟来，一面又叫人寄信给我母亲。那时我爸爸已于前一年回国在汉口中国银行做事，母亲又养了一个弟弟，在家中与公婆同住着。
到了黄昏时候，舅公们坐着四顶轿子来了，外婆杀鸡备饭款待他们。舅母见事已闹大，早已哭着逃回娘家去了。于是四男二女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要实行废继，免得外婆吃老苦。第二天，母亲也坐着划船来了，问明情由，就劝外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张把我带回去，说明年预备给我上学了。但舅公们都以为这样大灭自己威风，不事舅姑，已犯七出之罪，那舅父若不愿放弃家财，就得把老婆赶出去。母亲始终力劝，那舅母娘家的人及她丈夫的生父母也着了急，纷纷来母亲及舅公跟前讲好话，央求他们劝劝外婆，大人不记小人过，只命舅父回来，夫妇俩向外婆送茶磕头就算了。那天，客厅中坐满了人，我就跳来跳去瞧热闹，高兴得连吃饭心思都没有了——事情就此告一段落，我也随着母亲回家。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家中除祖父母外，还有许多伯母婶娘及堂兄弟姊妹等，他们虽同居在一个大宅里，但各自分炊，各家都有仆妇奶妈。虽然屋里住了这许多人，但绝不喧哗嘈杂。大家彬彬有礼，说话轻而且缓，轻易也不出房门，每天早晚都要到祖父母处去请安。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厅人，却是鸦雀无声，孩子们也都斯文得很。但是，自从加入了一个刚从山乡里跑出来的野孩子后，情形便不同了，弟妹们都学会了“娘的×”，哥哥姐姐也都对桃子山金柑山而心向往之。我见众人都没我见闻广，更加得意扬扬，整天大着喉咙讲外婆家那面事情给他们听，什么攀野笋哩，摸田螺哩，吃盐菜汁烤倒牛肉哩（外婆那里没处买牛肉，也舍不得把自己家耕牛杀了吃，只有某家的牛病亡了时，合村始有倒牛肉吃），看姨婆掘山芋哩，跟外婆拿了旱烟管坐在石凳上同长长太太谈天哩……伯母婶娘仆妇等都掩口而笑了，我也得意地随着笑，母亲却深以为耻，责打数次，仍不知悔改，气得牙齿痛，饭也吃不下。还是祖父把我叫过去跟他们住，每天和颜悦色的讲故事给我听，这才把我说话的材料充实起来，山芋野笋及“妈的×”也就不大提起了。我听故事非常专心，听过一遍就能一句不遗的转讲给人家听，于是祖父很得意地把着短须道：“我说这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们不知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也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祖父的话是有力量的，于是众人不但不笑我村气，还都附和着赞我聪明，那时母亲的牙齿当然不会痛了，还写了封信给父亲，父亲也很欢喜。
到了八岁那年的秋天，父亲做了上海公司的经理，交易所里又赚了些钱，于是把家眷接出来，我就转入一个弄堂小学里念书。父亲的朋友很多，差不多每晚都有应酬，母亲把我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每晚跟着他们去吃大菜，兜风。父亲常叫我喊黄伯伯张伯伯，在客人前讲故事唱歌，“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父亲指着我告诉客人，客人当然随着赞美几声，母亲温和地笑了。
但是，也有一件事是使母亲最不高兴的，就是我放学回来时爱拉着女仆车夫等讲从前攀野笋摸田螺等事，“下次不准讲这些！”苛责无效，“啊，乖乖不要讲这些话，妈买樱花软糖给你吃。”哄又哄不过。这真使女子师范甲等毕业的母亲无从实行其教育理论了，“这孩子难道没福吗？”母亲在独自叹气了。因为父亲曾对她说过，预备将来给我读到大学毕业，还预备请一个家庭教师来课外教授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将来倘有机会就可作公使夫人，现在我这样念念不忘山乡情事，那就只好配牧牛儿了。
而且，渐渐的这个失望滋味连父亲也尝到了，不是在爬半湘园饭上时间说“这里怎么没有野笋？”，就是在吃血淋淋的牛排时间说“这个是不是盐菜汁烤的？”。当着许多客人，父母忙着支吾过去，那种窘态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过了四五次后，父亲就失望地叮嘱母亲道：“下次不用带她到外面去了，真是丢人！以后话也不准她多讲，女子以贞静为主……”于是，花蝴蝶似的衣服就没有穿了，每晚由仆妇督促着念书写字，国文程度好了不少。父亲又买了册童话来给我看，书名是金龟，里面说有一个国王很爱说话惹得人人都厌他。同时御花园内有一只乌龟也很爱说话，被同伴驱逐无处容身，有两只雁见了可怜它，预备带它到别处去，于是找了一条竹棒，两雁分衔两端，叫乌龟紧咬住中点，就自在空中飞去，叮嘱它切不可开口；到了中途遇见几个小孩，见了龟好奇地喊道：“看哪，两只雁带着乌龟飞呢！快把它打下来！”乌龟听了大怒，就想回敬几句，不料一张口身子就落在地上，跌得粉碎。大臣以此为谏，国王大悟，便在宫门口铸了一只金龟，以为多言之惩——父亲买这本书给我看的目的原是希望我能效仿这个国王，不料我看了后无所动，而更多了一件谈话资料，讲给仆妇听了又对车夫讲，把父亲气得发了心，从此就用消极方法禁止家中任何人同我闲谈，可是这于我没有什么影响，校中的同学多着呢！
四年后，投机失败，银行倒闭，父亲也随之病故。不久，我因在无意中撞见校长与某同学暧昧情形，不知轻重地把它宣扬出来，大道校长之忌，恰巧自己又不小心，某晚在寝室中与同学呵痒玩耍，推翻了烛台，帐子烧了起来，照校长的意思就要把我开除，幸得各教员都因我实是无心过失，且毕业在即，法外施恩，记一次大过了事。这样就引起学潮，结果校长被逐，某同学开除，家中恕我好事，逼着我辍学回家，真所谓祸从口出了。
不过我对于说话的兴趣并不曾因此稍减。有时我在书中看到一二可喜之语，不喊一个人同来看看，总觉得心中过不去似的。有时我在半夜里得了一个有趣的梦，醒来总要默默地记它几遍，预备次晨讲给人家听，有时甚至于唯恐忘了，下半夜不敢合眼。有许多话，我明知说了以后，于听的人及我自己都没有好处，可是我还是要说，说出了才得心安。这种心理，我觉得也许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不然，庄子梦化蝴蝶，尽管自去飘飘然，陶渊明在东篱下见了南山，尽管自去领略悠然的心情好了，又何必用文字说了出来呢？李太白，他们都是爱静的了，但是也还要告诉人家自己曾在某一境界里有个某种心境，让人家得有机会领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个中滋味。所以我以为各人爱说什么，爱对什么人说，爱用怎样说法，及希望说了后会发生什么结果虽各有不同，但爱说的天性是人人都有的，尤其是富于感情的女人，叫她们保守秘密，简直比什么都难。我仿佛在Chancel的Cantorbmp．Tds里见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妇人因她丈夫嘱她不要把某事说给人家听，她为了顾全丈夫的幸福起见，只得严守秘密，可是心中像郁结了似的非常不舒适，终于悄悄地跑到溪边把这事告诉了淙淙的流水。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一群女子都正在生气勃勃地努力于生活的斗争及理想的追求，死板的教科书当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于是新文艺杂志小说等就成为我们的日常功课，上课时偷着看，一下课就跳上讲坛，一屁股坐在桌子上，居高临下地议论书中的话，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愈争执愈有味儿。我有一个脾气，就是好和人反对，人家在赞美爱情专一时，我偏要反对一夫一妻制：“是最枯燥乏味的呢，”我好像有过经验似的，“假如我们天天坐在一个地方，对那一件东西，是不是会生厌呢？生活需要变化，四五十年光防守着一个妻子或丈夫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啊！”于是大家纷起反对，我也就在四面夹攻中为自己辩护。但假如人家在主张结婚离婚绝对自由时，我却要提出事实问题，谓夫妇关系非得法律保障不可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成见，只是一味的好奇立异，以显得与众不同罢了。无论什么名词，新的总是好的，赶快记熟了以便随时搬出来应用，虽曾因不写“祖父大人尊前”而写“我最亲爱的祖父呀”而被严加训斥，但这可不是新话头不好，祖父头脑原不合二十世纪的潮流呀。
而且，我的思想变化得极快，因此前后有语也就自相矛盾。今天看了一篇冰心女士的文章就盛称母爱的伟大，明天看了一场爱情电影就主张恋爱至上，虽抛弃母亲亦所不惜，后天听人家讲了个棒打薄情郎故事就说世上一切都是空虚，最好削发为尼。
也许这是年龄的关系吧，那时说话我已知掩饰，不复如幼时般坦白，把掘山芋摸田螺等有失体面的话一五一十都肯告诉人家了。掩饰就不免有些失真，所以我那时对人家所说的事，多少有些神话化，有时甚至于完全虚构出一段美丽的故事。我不是恶意欺骗人家，只觉得自己说着好玩而已。譬如说，在夜色如水，繁星满天的时候，四五个女同学围坐在草地上，密斯王说她爱人见她哭了就拿舌头把她颊上的泪汁舔干净，密斯赵又背出一段她的姨表兄寄给她的情书中的肉麻话来，大家把恋爱故事讲完了而来苦苦追问我时，我能说自己尚未尝过恋爱滋味吗？这无异是宣布自己美貌的死刑。哪个女子肯尝过恋爱滋味吗？这无异是宣布自己美貌的死刑，哪个女子能承认自己不美？于是，好吧！你卖弄漂亮，有人爱你，向我夸耀幸福，我也编一个美丽的故事来证明自己可爱，使一个男子甘为情死，因为活着的爱人说不定三天后就会变心，呼吸停止了总是盖棺论定，完全成了我的俘虏。打定主意后，就把双眉一蹙，故意装出言之徒多伤心的样子来，起身要走，这样一来，人家还肯放你走吗？好容易拖拖扯扯的再三央求，我才黯然说道：“他已经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样死的？”“你们怎样认识？”三四个女性都显出了无限的凄怆，同情于这个虚构的英雄。于是我心中也起了莫名的悲哀，仿佛自己真是那个悲剧的主角，眼角就渐渐润涂了：“他是一个流浪者，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我们遇见了，我至今还不知他的姓名籍贯及历史。后来他又流浪到别处去，在病倒的时候，寄了一封遗书给我，不料落在我母亲手中，给她撕碎烧掉了，过后私下责骂我，我始知道此人已死，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血泪写成的遗书！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说毕，草地上四五个头都低了下去，各自咀嚼哀味，连满天的星星也凄然欲泪。可是幸而没有人问我年龄，因为那时我还只十六岁，实足年龄尚不到十五岁，三年前不是还只十二岁吗？即使遇见一个流浪者没得我可爱时，至多也不过送我一块橡皮糖罢了。
直到“一·二八”的狂热被压下去后，我们开始感到失败的悲哀，于是朋友中分成三派：一派是主张埋头苦干，唯实是务，话也不大说了；一派则主张尽情享乐，今天同密斯张说上菜馆，明天跟密斯舰正看电影，高兴便大家玩玩，不高兴便各干各的，好在女子终占几处便宜，本未相爱，亦无所谓负不负。女伴相遇时也只大谈明星的表情及西点滋味，不涉国家人生等大问题；一派就乐天安命，以为人生如梦，得过且过，管什么闲事，淘什么困气，只讲讲笑话罢了；而我则埋头苦干，一颗心一时却静不下，尽情享乐又觉得太颓废，命运论亦无法使自己相信，于是榜俊苦闷，终于积了满腹牢骚，常爱发一套愤世嫉俗的议论。幼时的坦白是没有了，美丽的谎话也编不出，但话却还是要说。我常常恭维我所最看不起的人，也常放意使期望我的人灰心。我要人家都误解我，让他们在我“不由衷”的谈话中想象我的思想，我自己却冷冷地在鼻子里笑！
结婚是女子思想的大转机：我的朋友们大都已安于平凡恬静的贤妻良母生活，相见时大家谈谈仆妇孩子便也不愁没有新闻。只是我每次同她们谈过后，总觉心中更加沉重，仿佛不但要说的话尚未说出，反而因此又增加了材料似的，委实积压得难过。近年来索性不太同人家说话了，除了必不得已的应酬以外。我每天机械地生活着，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我的心大概已渐趋麻木。若说要除去这重压而恢复到原来轻快的境界的话，那我也只有独自跑到溪边去诉淙淙的流水了，然而在这里连溪水也根本不容易找到呀！
（选自《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版）
苏青（1914—1982），原名冯允庄，浙江宁波人。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曾主办《天地》《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著有《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等。
说说话朱湘
我是一个口齿极钝的人，连普通的应酬我都不能够对付，所以，我对于说话说得极多并且极为伶俐的人是十分的羡慕。好像手工、图画这两样，我从前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十分的羡慕着那些成绩优美的同学那般。
洒扫，应对，这本是古训里所说的一种儿童所应受的教育；在近三十年左右的家庭之内，洒扫这一项家庭教育的项目似乎是已经普遍的废除了，至于应对，大人也不过在说错了的时候，提撕一句；在说得不好的时候，叹一口气；或是灰心了的不做声：他们并不每天划出若干时刻来教授儿童以“应对”这一种课程，或是聘请一个家庭教师来教授，或是用了家长的名义向学校方面要求着在学校课程内增加这一种课程。于是，说话我便从小不会了。其实，即使是学校内有“应对”这一种课程，我也不见得能够学得好——不见手工、图画，我是成绩那么拙劣吗？
大概，说话时候所须注重的第一点是，从何说起。照例的寒暄，这已经是难于开口了，因为它颇有一点像学校里面国文班上所出的题目，这题目的范围之内所可说的话差不多早已经被旁人说完了，要想推陈出新，决不是一件容易事。至于，由寒暄进而作宽泛的谈话，那简直是我所害怕的，好像从前在中学的头几年里我怕学期、学年的大考那样。不晓得对谈的人爱听的是哪一种话；即使晓得了，自己也多半不见得能够在这一方面搜索枯肠可以搜索得一些—不说许多—谈话的资料来。面对面的僵坐着，终究不是事，于是，急忙之内，我便开口说话了……不幸，我所说的话恰巧是对谈的人所不爱听的，甚至于，他所认为是存心得罪的。这简直是糟糕！因为，已经是僵窘的对话，如今又加添了一种意气的成分进去了。这个，在一个不善辞令的人处来，是最难受的了。反报吗，间接的便实证了适才所无心呐出的话是有意的；不反报吗，未免有失身份；解释吗，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要想解释一句失言，我经验的知道，是不仅无补，并且会增加误会的。那么，只好不做声了。这个，并不见得能把严重的局面缓和下去。因为，这时候的面部表情，如其是沉闷的，对谈的人可以测想为臆怪；如其是和悦的，对谈的人又可以测想为在肚里暗笑。
模棱两可，这是说话时候所须注重的第二点。人世间的事情，最难料到是要怎么变化的。要是说出了一句肯定的话来，而事情的转变并不是像肯定的那样，这时候，曾经听见了这句话的人未免是要对于说者的判断力发生怀疑了。这个，在社会上，是极为有损于说者的。所以，一个人要是想不在这一方面吃亏，最好是在说话的时候不着边际。如此，事情无论是怎么收场，这模棱两可的话，虽然不见得是说中了，至少是没有说错。还有一层，人与人之间，在多种的情境内，是不能够说直话的，撒谎既不是一件社会上所容许的事情，那么，便只好把话说得令人难以捉摸了。
空洞无物，这是说话时候所须注重的第三点。一个人与一个人见了面，谈起话来，这一番对话，当然的，是集中于一件事之上了。这件事情，过去的情形怎样，将来会怎样，现在对话时候是要这样的去接近，这些，在每个对话者的胸内，差不多都已经有了一个谱子。既然如此，在本题之上，便不需要做文章，只要旁敲侧击，借了一些题外的话来达意，也就够了。喜欢绕弯子，或许是人的一种生性，因为绕弯子是有玄秘的色彩，艺术的色彩的。
面部表情，这是说话时候所须注重的第四点。譬如说，你现在说出了一句想起来是极为滑稽的话来，这时候，你的面部表情应当是严肃的，因为，那样，教听者在事后回想起来，会更觉得有趣。又譬如说，你说挖苦的话，便应当在面部呈露出一种和蔼可亲的模样；那样，听者，如其不是十分聪明的，便不会立刻悟出你是在挖苦他，你既可以逃避去当场的反报，又可以让他在事后寻思，悟出来了的时候，去饱尝那一种自羞自悔的酸滋味。
这些便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对于说话这种艺术的观察。或许天下居然会有人，同我一样的拙于辞令，那么，这一番的说话，不能说是有什么帮助，只能说是，让他看了，可以与我同发一声慨叹，会说话的人真是天生的，人为不了。
（选自《朱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安徽太湖人。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即将毕业时，因抵制学校斋务处早餐点名制度被开除。1926年经友人与清华大学交涉，被允许回校复读。192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就读。1929年，放弃学位，提前回国。回国后到安徽大学任教，1932年因对校方不满而辞职。此后因为生活动荡和家庭矛盾日渐加剧，精神上受到严重影响。1933年12月5日在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客轮上投江自杀。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中书集》《文学闲谈》《永言集》《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等，译有《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英国近代小说集》《番石榴集》等。
谈话的艺术林语堂
前任哈佛大学校长伊立脱（Eliot）曾经说：“在造成一个‘上流人’的教育中，有一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优美而文雅的谈吐。”
凡是善于谈话，而能利用其美妙的言辞，以引起他人的注意，而使他人倾倒，使他人乐于亲近，这种人，在一生中，真要占着不少的便宜。
善于谈话的人，不但能使不相识的人见了他，产生良好的印象，并且能多识与多交朋友，能广结人缘，到处受人欢迎。他能在事业上处处占到便宜。他可以得到最上流的交游，虽则自己的地位，也许颇为低下。
善于谈话的人，真是“奇货可居”。人人都喜欢邀请某太太晚餐或茶话，因为她的谈锋很健。她的为人，或许有许多缺点，但是因为她“健谈”，所以人们都乐于同她交接。
许多人的谈话的本领，都不很高明，这是因为他们不曾把话当作一种艺术，不曾在这种艺术上下过工夫的缘故。他们不肯多读书，不肯多思想。他们谈话，宁愿用极随便，极粗俗的语句，而不肯“三思”而后言，不肯努力去将自己的意思，用最文雅，最漂亮的语调发表出来。
有不少的青年人，终日相处，其所谈话，总不脱那些愚蠢而无意识的琐事，这种谈话，对他们毫无益处，而只足以使他们的志趣、理想与生活，日趋低下。因为这种谈话，可以使他们的思想，只及于浅薄而无意识的事情，而不及于高尚的事情上。
在街道上、在街车中、在公众的地方，我们常常有机会听得人们用了喧闹，粗糙的声音，说出那低俗，下流的字眼，油滑，随便的语句。
谈话的精粗，优劣，最足以显示出你的教育程度和身价的高低。你的言语，往往会在无意之间，宣泄你的一生事迹。你的谈话，会将你的一切隐秘宣布出来，会将你的真面目揭示给世界。有许多人在职位、事业上的上升，都是受赐于他们谈话的本领，给予他人以良好的印象。这在事业上，一定可以大占便宜，而最能给予他人以良好印象的，唯有谈吐精纯的人。至于过政治生涯的人，他们一生的成败与毁誉，更是全视他们的两片嘴唇皮了。许多人因为口才好，就得选入议院，或位居要冲，许多人本领并不高明，但因为口才好，逐渐占有高等的地位。
谈话之道，至不易言！你当求措词之文雅，态度之自然，同时又须使你的言辞，富有同情，而处处显示你的善意的精神。你的谈话，一定求其能引起与抓着他人的注意，而唯有充满着温暖的同情言语，才能够引起与抓住他人的注意。假使你的谈话，是很冷淡而寡情，你是抓不着他人的注意的。
在一切的题目上，常常努力去作优美而精纯的谈论，常常努力去用清楚、流顺、漂亮的言辞，以表示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良好的训练。我认识有些人，他们从没有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但是他们很精于谈话的艺术，所以别人遇见了，总以为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同精于谈话的艺术的人谈话，最能引起我们良好的印象与愉快。
假使你有志于求你的谈话艺术的深造，你必须要多交接那些有学问的人们；则耳濡目染，进步自速，假使你没有上等的交游，则你自己纵然受过高等教育，你的谈话的本领，仍不会高明。
心中有着意思，而词不足以达之，心中努力要想说话，而讷讷不能出口，这种人最是可怜。
假使你在要发表意思时，而竟捉不住那意思，要寻觅适当的词句，而竟寻不到，你不必害怕，你仍当努力尝试发表。起先的结果，虽或是失败，但熟能生巧，以后你的谈话，一定有进步。假使你努力尝试不已，则久而久之，谈话时自不至受窘，而能措词流顺，态度从容了。
有些人有着高超的思想，独到的意见。但是言语不足以达之，他们的言语，不足以将他们的思想装扮得像个模样，他们说话犹如走马灯，说来说去总是这一套。而想用几句固定、肯定的语句，去表达出他们的真意，倒反是不能。
多读书也是求谈话艺术之进步的一种好方法。多读书不但能开拓我们的心胸，增加我们的知识，而且能使我们熟悉许多名词与语调，所以是大有助于谈话的艺术的。
（选自《中国与世界——林语堂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4月版）
林语堂（1895—1976），原名林和乐，后改为林玉堂、林语堂，福建龙溪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以全校第二名成绩毕业后，任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英文教员。1919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1923年获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创办《宇宙风》半月刊。1936年全家转赴美国，旅居纽约。1954年出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当选世界笔会副会长。著有《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啼笑皆非》等。
谈话的艺术梁实秋
一个人在谈话中可以采用三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独白，一是静听，一是互话。
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以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地絮聒不休，旁若无人。有些人大概是口部筋肉特别发达，一开口便不能自休，绝不容许别人插嘴，话如连珠，音容并茂。他讲一件事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慢慢地进入本题，亦能枝节横生，终于忘记本题是什么。这样霸道的谈话者，如果他言谈之中确有内容，所谓“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亦不难觅取听众。在英国文人中，约翰逊博士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咖啡店里，他一开口，老鼠都不敢叫。那个结结巴巴的高尔斯密一插嘴便触霉头。Sir Oracic在说话，谁敢出声？约翰逊之所以被称为当时文艺界的独裁者，良有以也。学问风趣不及约翰逊者，必定是比较的语言无味，如果喋喋不已，如何令人耐得。
有人也许是以为嘴只管吃饭而不作别用，对人乃钳口结舌，一言不发。这样的人也是谈话中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谈话和演戏一样，是需要听众的，这样的人正是理想的听众。欧洲中古代的一个严肃的教派 Carthusian monks以不说话为苦修精进的法门之一，整年的不说一句话，实在不易。那究竟是方外人，另当别论。我们平常人中却也有人真能寡言，他效法金人之三缄其口，他的背上应有铭曰：“今之慎言人也。”你对他讲话，他洗耳恭听，你问他一句话，他能用最经济的词句把你打发掉。如果你恰好也是“毋多言，多言多败”的信仰者，相对不交一言，那便只好共听壁上挂钟之滴答滴答了。钟会之与嵇康，则由打铁的叮当声来破除两人间之岑寂。这样的人现代也有，相对无言，莫逆于心，巴答巴答的抽完一包香烟，兴尽而散。无论如何，老于世故的人总是劝人多听少说，以耳代口，凡是不大开口的人总是令人莫测高深；口边若无遮拦，则容易令人一眼望到底。
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道剪裁的就更少了。写文章讲究开门见山，起笔最要紧，要来得挺拔而突兀，或是非常爽朗，总之要引人入胜，不同凡响。谈话亦然。开口便谈天气好坏，当然亦不失为一种寒暄之道，究竟缺乏风趣。常见有客来访，宾主落座，客人徐徐开言：“您没有出门啊？”主人除了重申“我没有出门”这一事实之外没有法子再作其他的答话。谈公事，讲生意，只求其明白清楚，没有什么可说的。一般的谈话往往是属于“无题”、“偶成”之类，没有固定的题材，信手拈来，自有情致。情人们喁喁私语，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到无可再谈，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了。老朋友们剪烛西窗，班荆道故，上下古今无不可谈，其间并无定则，只要对方不打哈欠。禅师们在谈吐间好逞机锋，不落迹象，那又是一种境界，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企望到的。善谈和健谈不同。健谈者能使四座生春，但多少有点霸道，善谈者尽管舌灿莲花，但总还要给别人留些说话的机会。
话的内容总不能不牵涉到人，而所谓人，则不是别人便是自己。谈论别人则东家长西家短全成了上好的资料，专门隐恶扬善则内容枯燥听来乏味，揭人阴私则又伤口德，这其间颇费斟酌。英文gossip一字原义是“教父母”，尤指教母，引申而为任何中年以上之妇女，再引申而为闲谈，再引申而为飞短流长，而为长舌妇，可见这种毛病由来有自，“造谣学校”之缘起亦在于是，而且是中外皆然。不过现在时代进步，这种现象已与年龄无关。谈话而专谈自己当然不会伤人，并且缺德之事经自己宣扬之后往往变成为值得夸耀之事。不过这又显得“我执”太深，而且最关心自己的事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英文的“我”字，是大写字母的I，有人已嫌其夸张，如果谈起话来每句话都用“我”字开头不更显着是自我本位了吗？
在技巧上，谈话也有些个禁忌。“话到口边留半句”，只是劝人慎言，却有人认真施行，真个的只说半句，其余半句要由你去揣摩，好像文法习题中的造句，半句话要由你去填充。有时候是光说前半句，要你猜后半句；有时候是光说后半句，要你想前半句。一段谈话中若是破碎的句子太多，在听的方面不加整理是难以理解的。费时费事，莫此为甚。我看在谈话时最好还是注意文法，多用完整的句子为宜。另一极端是，唯恐听者印象不深，每一句话重复一遍，这办法对于听者的忍耐力实在要求过奢。谈话的腔调与嗓音因人而异，有的如破锣，有的如公鸡，有的行腔使气有板有眼，有的回肠荡气如怨如诉，有的于每一句尾加上一串咯咯的笑，有的于说完一段话之后像鲸鱼一般喷一口大气，这一切都无关宏旨，要紧的是说话的声音之大小需要一点控制。一开口便血脉贲张，声震屋瓦，不久便要力竭声嘶，气急败坏，似可不必。另有一些人的谈话别有公式，把每句中的名词与动词一律用低音，甚至变成耳语，令听者颇为吃力。有些人唾腺特别发达，三言两句之后嘴角上便积有两摊如奶油状的泡沫，于发出重唇音的时候便不免星沫四溅，真像是痰唾珠玑。人与人相处，本来易生摩擦，谈话时也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选自《秋室杂文》，台北文星书店，1963年9月版）
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浙江杭县人。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国留学，1926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教授。1934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创办《自由评论》，并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学文》《北平晨报·文艺》。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编辑《中央日报·平明》。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院长，1961年起专任英语研究所教授。著有《浪漫的与古典的》《骂人的艺术》《文学的纪律》《雅舍小品》等，译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结婚集》《潘彼得》《西塞罗文录》《莎士比亚全集》等。
说话的艺术泽
前几年，曾有人出版过一本《骂人的艺术》，其实在这年头，不单是骂人，就是寻常的谈话，也都得小心地，运用特殊的艺术，以免闯祸，而省是非。
譬如说：“肯定”是与“独断”极相近似的，所以在说话时，应该尽量表现着怀疑的态度。游移于“是”和“非”之间，使人摸不着你的头脑，便无从捉住你的错处。举实例来说：假如有人问你对于长期抵抗的意见，你千万不可肯定地表示“赞成”或“反对”，你须先说一些长期抵抗的“好处”，再提几句长期抵抗的“缺点”。但，记着，结论决不可下。又譬如“负责任”是极容易闯祸的，所以在谈话时，你更应该十二分的注意地不要去撞别人的水木梢。这就是说：你不要放肆的说“我要”，或“我想”，你只可说：“听人家这么讲”，“报这么载”，“也许”，“或者”，“大概”等等。
在谈话时，除了保持身家性命免生事端的应有的考虑外，同时，也要运用艺术化的优美的技巧，玄妙地下着边际地去描述一切的事物。这就如像×××所说：“你说的他们都懂，他们会瞧不起你；你说的他们都不懂，他们会恨你；你说的他们有些懂有些不懂，他们会敬重你。”同时你更须注意到你谈话的对手。假如你的对手是大学校长或大学教授，你切不可说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这不啻打碎了他们的金字招牌。反之，你的对手是一个政论家或教育改造论者，你决不可说大学教育“成功”，因为这是否定了他们的出路，他们正在一心一意的想把种种罪恶向“不良教育的”身上推去，你的话不啻恰恰地证明了他们的虚妄。
总之，谈话的艺术非三言两语所能完，而运用之道，尤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语云：“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自不同”，此也。
（原载1933年1月10日《申报·自由谈》）
话徐志摩
绝对的值得一听的话，是从不曾经人口说过的；比较的值得一听的话，都在偶然的低声细语中；相对的不值得一听的话，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文字结构；绝对不值得一听的话，是用不经修炼，又粗又蠢的嗓音所发表的语言。比如：正式集会的演说，不论是运动、女子参政或是宣传色彩鲜明的主义；学校里讲台上的演讲，不论是山西乡村里训阎闾圣人用民主主义的冬烘先生的法宝，或是穿了前红后白道袍方巾的博士衣的瞎扯；或是充满了烟士披里纯开口天父闭口阿门的讲道——都是属于我所说最后的一类：都是无条件的根本的绝对的不值得一听的话。历代传下来的经典，大部分的文学书，小部分的哲学书，都是末了第二类——相对的不值得一听的话。至于相对的可听的话，我说大概都在偶然的低声细语中：例如真诗人梦境最深——诗人们除了做梦再没有正当的职业——神魂远在祥云缥缈之间那时候随意吐露出来的零句断片，英国大诗人宛茨渥士①所谓茶壶煮沸时嗤嗤的微音；最可以象征入神的诗境——例如李太白的“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或是开茨的“Then I shut her wild，wild eyes with kisses four”，你们知道宛茨渥士和雪莱他们不朽的诗歌，大都是在田野间，海滩边，树林里，独自徘徊着像离魂病似的自言自语的成绩；法国的波特莱亚②、凡尔仑他们精美无比的妙句，很多是受了烈性的麻醉剂——大麻或是鸦片——影响的结果。这种话比较的很值得一听。还有青年男女初次受了顽皮的小爱神箭伤以后，心跳肉颤面红耳赤的在花荫间在课室内，或在月凉如洗的墓园里，含着一包眼泪吞吐出来的——不问怎样的不成片段，怎样的违反文法——往往都是一颗颗稀有的珍珠，真情真理的凝晶。但诸君要听明白了，我说值得一听的话大都是在偶然的低声和语中，不是说凡是低声和语都是值得一听的，要不然外交厅屏风后的交头接耳，家里太太月底月初枕头边的小噜苏①，都有了诗的价值了！
绝对的值得一听的话，是从不曾经人口道过的。整个的宇宙，只是不断的创造；所有的生命，只是个性的表现。真消息，真意义，内蕴在万物的本质里，好像一条大河，网络似的支流，随地形的结构，四方错综着，由大而小，由小而微，由微而隐，由有形至无形，由可数至无限，但这看来极复杂的组织所表明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意义，所表现的只是一体活泼的精神；这精神是完全的，整个的，实在的；唯其因为是完全整个实在而我们人的心力智力所能运用的语言文字，只是不完全非整个的，模拟的，象征的工具，所以人类几千年来文化的成绩，也只是想猜透这大迷谜似是而非的各种的尝试。人是好奇的动物；我们的心智，便是好奇心活动的表现。这心智的好奇性便是知识的起源。一部知识史，只是历尽了九九八十一大难却始终没有望见极乐世界求到大藏真经的一部《西游记》。说是快乐吧，明明是劫难相承的苦恼，说是苦恼，苦恼中又分明有无限的安慰。我们各个人的一生便是人类全史的缩小，虽则不敢说我们都是寻求真理的合格者，但至少我们的胸中，在现在生命的出发时期，总应该培养一点寻求真理的诚心，点起一盏寻求真理的明灯，不至于在生命的道上只是暗中摸索，不至于盲目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什么发见都没有。
但虽则真消息与真意义是不可以人类智力所能运用的工具——就是语言文字——来完全表现，同时我们又感觉内心寻真求知的冲动，想侦探出这伟大的秘密，想把宇宙与人生的究竟，当作一朵盛开的大红玫瑰，一把抓在手掌中心，狠劲的紧挤，把花的色、香、灵肉，和我们自己爱美、爱色、爱香的烈情，搅和在一起，实现一个彻底的痛快；我们初上生命和知识舞台的人，谁没有，也许多少深浅不同，浮士德的大野心，他想“discover the force that binds the world and guides its course”。谁不想在知识界里，做一个龙卷一切的拿破仑？这种想为王为霸的雄心，都是生命原力内动的征象，也是所有的大诗人、大艺术家最后成功的预兆；我们的问题就在怎样能替这一腔还在潜伏状态中的活泼的蓬勃的心力心能，开辟一条或几条可以尽情发展的方向，使这一盏心灵的神灯，一度点着以后，不但继续的有燃料的供给，而且能在狂风暴雨的境地里，益发的光焰神明；使这初出山的流泉，渐渐的汇成活泼的小涧，沿路再并合了四方来会的支流，虽则初起经过崎岖的山路，不免辛苦，但一到了平原，便可以放怀的奔流，成河成江，自有无限的前途了。
真伟大的消息都蕴伏在万事万物的本体里，要听真值得一听的话，只有请教两位最伟大的先生。
现放在我们面前的两位大教授，不是别的，就是生活本体与大自然。生命的现象，就是一个伟大不过的神秘：墙角的草兰，岩石上的苔藓，北冰洋冰天雪地里的极熊水獭，城河边咶咶叫夜的水蛙，赤道上火焰似沙漠里的爬虫，乃至于弥漫在大气中的霉菌，大海底最微妙的生物；总之太阳热照到或能透到的地域，就有生命现象。我们若然再看深一层，不必有菩萨的慧眼，也不必有神秘诗人的直觉，但凭科学的常识，便可以知道这整个的宇宙，只是一团活泼的呼吸，一体普遍的生命，一个奥妙灵动的整体。一块极粗极丑的石子，看来像是全无意义毫无生命，但在显微镜底下看时，你就在这又粗又丑的石块里，发现一个神奇的宇宙，因为你那时所见的，只是千变万化颜色花样各个不同的种种结晶体，组成艺术家所不能想象的一种排列；若然再进一层研究，这无量数的凝晶各个的本体，又是无量数更神奇不可思议的电子所组成：这里面又是一个Cosmos（宇宙），仿佛灿烂的星空，无量数的星球同时在放光辉在自由地呼吸着。
但我们决不可以为单凭科学的进步就能看破宇宙结构的秘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打开了一处知识的门，无非又发现更多还是关得紧紧的，猜中了一个小迷谜，无非从这猜中里又引起一个更大更难猜的迷谜，爬上了一个山峰，无非又发现前面还有更高更远的山峰。
这无穷尽性便是生命与宇宙的通性。知识的寻求固然不能到底，生命的感觉也有同样无限的境界。我们在地面上做人这场把戏里，虽则是刹那间的幻象，却是有的是好玩，只怕我们的精力不够，不曾学得怎样玩法，不怕没有相当的趣味与报酬。
所以重要的在于养成与保持一个活泼无碍的心灵境地，利用天赋的身与心的能力，自觉的尽量发展生活的可能性。活泼无碍的心灵境界：比如一张绷紧的弦琴，挂在松林的中间，感受大气小大快慢的动荡，发出高低缓急同情的音调。我们不是最爱自由最恶奴从吗？但我们向生命的前途看时，恐怕不易使我们乐观，除了我们一点无形无踪的心灵以外，种种的势力只是强迫我们做奴做隶的势力：种种对人的心与责任，社会的习惯，机械的教育，沾染的偏见，都像沙漠的狂风一样，卷起满天的沙土，不时可以把我们可怜的旅行人整个儿给埋了！
这就是宗教家出世主义的大原因，但出世者所能实现的至多无非是消极的自由，我们所要的却不止此。我们明知向前是奋斗，但我们却不肯做逃兵，我们情愿将所有的精液，一齐发泄成奋斗的汗，与奋斗的血，只要能得最后的胜利，那时尽量的痛苦便是尽量的快乐。我们果然能从生命的现象与事实里，体验到生命的实在与意义；能从自然界的现象与事实里，领会到造化的实在与意义，那时随我们付多大的价钱，也是值得的了。
要使生命成为自觉的生活，不是机械的生存，是我们的理想。要从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得到培保心灵扩大人格的资养，是我们的理想。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外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我们的理想。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不可否认的实在，使我们生命的自觉心，像大雪天滚雪球一般的愈滚愈大，不但在生活里能同化极伟大极深沉与极隐奥的情感，并且能领悟到大自然一草一木的精神，是我们的理想。使天赋我们灵肉两部的势力，尽性的发展，趋向最后的平衡与和谐，是我们的理想。
理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努力的标准，果然我们能运用想象力为我们自己悬拟一个理想的人格，同时运用理智的机能，认定了目标努力去实现那理想，那时我们在奋斗的经程中，一定可以得到加倍的勇气，遇见了困难，也不至于失望，因为明知是题中应有的文章，我们的立身行事，也不必迁就社会已成的习惯与法律的范围，而自能折中于超出寻常所谓善恶的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我们那时便可以借用李太白当时躲在山里自得其乐时答复俗客的妙句：“落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我们也明知这不是可以偶然做到的境界；但问题是在我们能否见到这境界，大多数人只是不黑不白的生，不黑不白的死，耗费了不少的食料与饮料，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空间，结果连自己的臭皮囊都收拾不了，还要连累旁人；能见到的人已经不少，见到而能尽力去做的人当然更少，但这极少数人却是文化的创造者，便能在梁任公先生说的那把宜兴茶壶里留下一些不磨的痕迹。
我个人也许见言太偏僻了，但我实在不敢信人为的教育，他动的训练，能有多大的价值。我最初最后的一句话，只是“自身体验去”，真学问、真知识决不是在教室中书本里所能求得的。
大自然才是一大本绝妙的奇书，每张上都写有无穷无尽的意义，我们只要学会了研究这一大本书的方法，多少能够了解它内容的奥义，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理想的人格就不怕没有基础。但这本无字的天书，决不是没有相当的准备就能一目了然的：我们初识字的时候，打开书本子来，只见白纸上画的许多黑影，哪里懂得什么意义。我们现有的道德教育里哪一条训条，我们不能在自然界感到更深彻的意味，更亲切的解释？每天太阳从东方的地平上升，渐渐的放光，渐渐的放彩，渐渐的驱散了黑夜，扫荡了满天沉闷的云雾，霎刻间临照四方，光满大地；这是何等的景象？夏夜的星空，张着无量数光芒闪烁的神眼，衬出浩渺无极的穹苍，这是何等的伟大景象？大海的涛声不住的在呼啸起落，这是何等伟大奥妙的景象？高山顶上一体的纯白，不见一些杂色，只有天气飞舞着，云彩变幻着，这又是何等高尚纯粹的景象？小而言之，就是地上一棵极贱的草花，它在春风与艳阳中摇曳着，自有一种庄严愉快的神情，无怪诗人见了，甚至内感“非涕泪所能宣泄的情绪”。宛茨渥士说的自然“大力回容，有镇驯矫饬之功”，这是我们的真教育。但自然最大的教训，尤在“凡物各尽其性”的现象。玫瑰是玫瑰，海棠是海棠，鱼是鱼，鸟是鸟，野草是野草，流水是流水；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效用，各有各的意义。仔细的观察与悉心体会的结果，不由你不感觉万物造作之神奇，不由你不相信万物的底里是有一致的精神流贯其间，宇宙是合理的组织，人生也无非这大系统的一个关节。因此我们也感想到人类也许是最无出息的一类。一茎草有它的妩媚，一块石子也有它的特点，独有人反只是庸生庸死，大多数非但终身不能发挥他们可能的个性，而且遗下或是丑陋或是罪恶一类不洁净的踪迹，这难道也是造物主的本意吗？
我前面说过所有的生命只是个性的表现。只要在有生的期间内，将天赋可能的个性尽量的实现，就是造化旨意的完成。我这几天在留心我们馆里的月季花，看它们结苞，看它们开放，看它们逐渐的盛开，看他们逐渐的憔悴，逐渐的零落。我初动的感情觉得是可悲，何以美的幻象这样的易灭，但转念却觉得不但不必为花悲，而且感悟了自然生生不已的妙意。花的责任，就在集中它春来所吸受阳光雨露的精神，开成色香两绝的好花，精力完了便自落地成泥，圆满功德，明年再来过。只有不自然的被摧残了，不能实现它自傲色香的一两天，那才是可伤的耗费。
不自然的杀灭了发长的机会，才是可惜，才是违反天意。我们青年人应该时时刻刻把这个原则放在心里。不能在我生命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我对不起自己。在为人的生活里不能实现我之所以为我，我对不起生命；这个原则我们也应该时时放在心里。
我们人类最大的幸福与权利，就是在生活里有相当的自由活动，我们可以自觉的调剂、整理、修饰、训练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既然了解了生活只是个性的表现，只是一种艺术，就应得利用这一点特权将生活看作艺术品，谨慎小心的做去。运命论我们是不相信的，但就是相面算命先生也还承认心有改相致命的力量。环境论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但是心灵支配环境的可能，至少也与环境支配生活的可能相等，除非我们自愿让物质的势力整个儿扑灭了心灵的发展，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惨。
我们的一生不成材不碍事，材是有用的意思；不成器也不碍事，器也是有用的意思。生活却不可不成品，不成格，品格就是个性的外现，是对于生命本体，不是对于其余的标准，例如社会家庭——直接担负的责任；橡树不是榆树，翠鸟不是鸽子，各有各的特异的品格。在造化的观点看来，橡树不是为柜子衣架而生，鸽子也不是为我们爱吃五香鸽子而存，这是它们偶然的用或被利用，物之所以为物的本义是在实现它天赋的品性，实现内部精力所要求的特异的格调。我们生命里所包涵的活力，也不问你在世上做将，做相，做资本家，做劳动者，做国会议员，做大学教授，而只要求一种特异品格的表现，独一的，自成一体的，不可以第二类相比称的，犹之一树上没有两张绝对相同的叶子，我们四万万人里也没有两个相同的鼻子。
而要实现我们真纯的个性，决不是仅仅在外表的行为上务为新奇务为怪僻——这是变性不是个性——真纯的个性是心灵的权力能够统制与调和身体、理智、情感、精神，种种造成人格的机能以后自然流露的状态，在内不受外物的障碍，像分光镜似的灵敏，不论是地下的泥沙，不论是远在万万里外的星辰，只要光路一对准，就能分出他光浪的特性；一次经验便是一次发明，因为是新的结合，新的变化。有了这样的内心生活，发之于外，当然能超于人为的条例而能与更深奥却更实在的自然规律相呼应，当然能实现一种特异的品与格，当然能在这大自然的系统里尽他特异的贡献，证明他自身的价值。懂了物各尽其性的意义再来观察宇宙的事物，实在没有一件东西不是美的，一叶一花是美的不必说，就是毒性的虫，比如蝎子，比如蚂蚁，都是美的。只有人，造化期望最深的人，却是最辜负的，最使人失望的，因为一般的人，都是自暴自弃，非但不能尽性，而且到底总是糟蹋了原来可以为美可以为善的本质。
惭愧呀，人！好好一张可以做好文章的题目，却被你写做一篇一窍不通的滥调；好好一个画题，好好一张帆布，好好的颜色，都被你涂成奇丑不堪的滥画；好好的雕刀与花岗石，却被你斫成荒谬恶劣的怪像！好好的富有灵性可以超脱物质与普遍的精神共化永生的生命，却被你糟蹋亵渎成了一种丑陋庸俗卑鄙龌龊的废物！
生活是艺术。我们的问题就在怎样的运用我们现成的材料，实现我们理想的作品；怎样的可以像密仡郎其罗①一样，取到了一大块矿山里初开出来的白石，一眼望过去，就看出他想象中的造像，已经整个的嵌稳着，以后只要下打开石子把他不受损伤的取了出来的工夫就是。所以我们再也不要抱怨环境不好不适宜，阻碍我们自由的发展，或是教育不好不适宜，不能奖励我们自由的发展。发展或是压灭，自由或是奴从，真生命或是苟活，成品或是无格——一切都在我们自己，全看我们在青年时期有否生命的觉悟，能否培养与保持心灵的自由，能否自觉的努力，能否把生活当作艺术，一笔不苟的做去。我所以回返重复的说明真消息、真意义、真教育决非人口或书本子可以宣传的，只有集中了我们的灵感性直接的一面向生命本体，一面向大自然耐心去研究体验审察省悟，方才可以多少了解生活的趣味与价值与他的神圣。
因为思想与意念，都起于心灵与外象的接触：创造是活动与变化的结果。真纯的思想是一种想象的实在，有他自身的品格与美，是心灵境界的彩虹，是活着的胎儿。但我们同时有智力的活动，感动于内的往往有表现于外的倾向——大画家米莱氏②说深刻的印象往往自求外现，而且自然的会寻出最强有力的方法来表现——结果无形的意念便化成有形可见的文字或是有声可闻的语言，但文字语言最高的功用就在能象征我们原来的意念，他的价值也止于凭借符号的外形，暗示他们所代表的当时的意念。而意念自身又无非是我们心灵的照海灯偶然照到实在的海里的一波一浪或一岛一屿。文字语言本身又是不完善的工具，再加之我们运用驾驭力的薄弱，所以文字的表现很难得是勉强可以满足的。我们随便翻开哪一本书，随便听人讲话，就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文字障，与语言习惯障，所以既然我们自己用语言文字来表现内心的现象已经至多不过勉强的适用，我们如何可以期望满心只是文字障与语言习惯障的他人，能从呆板的符号里领悟到我们一时神感的意念。佛教所以有禅宗一派，以不言传道，是很可寻味的——达摩面壁十年，就在解脱文字障直接明心见道的功夫。现在的所谓教育尤其是离本更远，即使教育的材料最初是有多少活的成分，但经了几度的转换，无意识的传授，只能变成死的训条——穆勒约翰说的“Dead dogma”不是“living idea”。我个人所以根本不信任人为的教育能有多大的价值，对于人生少有影响不用说，就是认为灌输知识的方法，照现有的教育看来，也免不了硬而且蠢的机械性。
但反过来说，既然人生只是表现，而语言文字又是人类进化到现在比较的最适用的工具，我们明知语言文字如同政府与结婚一样是一件不可免的没奈何事，或如尼采说的是“人心的牢狱”，我们还是免不了他。我们只能想法使他增加适用性，不能抛弃了不管。我们只能做两部分的工夫：一方面消极的防止文字障语言习惯障的影响；一方面积极的体验心灵的活动，极谨慎的极严格的在我们能运用的字类里选出比较的最确切最明了最无疑义的代表。
这就是我们应该应用“自觉的努力”的一个方向。你们知道法国有个大文学家弗洛贝尔①，他有一个信仰，以为一个特异的意念只有一个特异的字或字句可以表现，所以他一辈子艰苦卓绝的从事文学的日子，只是在寻求唯一适当的字句来代表唯一相当的意念。他往往不吃饭不睡，呆呆的独自坐着，绞着脑筋的想，想寻出他称心惬意的表现，有时他烦恼极了，甚至想自杀，往往想出了神，几天写不成一句句子。试想像他那样伟大的天才，那样丰富的学识，尚且要下这样的苦工，方才制成不朽的文学，我们看了他的榜样不应该感动吗？
不要说下笔写，就是平常说话，我们也应有相当的用心——一句话可以泄露你心灵的浅薄，一句话可以证明你自觉的努力，一句话可以表示你思想的糊涂，一句话可以留下永久的印象。这不是说说话要漂亮，要流利，要有修辞的功夫，那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内心意念的忠实，与适当的表现。固然有了清明的思想，方能有清明的语言，但表现的忠实，与不苟且运用文字的决心，也就有纠正松懈的思想与警醒心灵的功效。
我们知道说话是表现个性极重要的方法，生活既然是一个整体的艺术，说话当然是这艺术里的重要部分。极高的功夫往往可以从极小的起点做去，我们实现生命的理想，也未始不可从注意说话做起。
（选自《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6月版）
徐志摩（1897—1931），原名徐章垿，字槱森，后改名为徐志摩，浙江海宁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法科。1918年拜梁启超为师，同年赴美国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同年离开美国转赴英国，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21年以特别生资格转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1922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女子大学等校教授。1925年主编《晨报·副刊》。1927年与友人创办新月书店，并参与主编《新月》《诗刊》杂志。著有《志摩的诗》《落叶》《巴黎的鳞爪》《翡冷翠的一夜》《自剖》《轮盘》《猛虎集》等。
论谈话林语堂
“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和他的朋友谈话之后听说的话。这确是一句真话。“一夕谈”现已成为流行的词语，表示一个人曾经和朋友畅谈一晚，或将来要和朋友畅谈一晚。中国有两三本叫做《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和英国的《周末杂文集》（Weekend omnibus）相同。这种和朋友夜谈的无上快乐自然是难得的。因为李笠翁曾经说过，智者多数不知如何说话，说话者多数不是智者。因此，在山上的庙宇里发现一个真正了解人生，同时懂得谈话的艺术的人，一定是人生一种最大的快乐，像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行星，或植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一样。
人们今日在叹息炉边或木桶上的谈话艺术已经失掉了，因为目前商业生活的速度太高了。我相信这种速度颇有关系，可是我同时也相信把家庭变成一个没有壁炉的公寓，便无异在开始破坏谈话的艺术，此外，汽车的影响更把这种艺术破坏无遗。那种速度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谈话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种悠闲的精神是包含着安逸，幽默和语气深浅程度的体味的。因为说话和谈话之间确有差异之处。在中国语言中，说话和谈话是不同的，谈话指一种较多言、较闲逸的会谈，同时所说的题目也比较琐碎，比较和生意无关。商人函件和名士尺牍之间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差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谈论生意经，可是真正可以和我们作一夕谈的人却非常之少。因此，当我们找到一个真正可谈话的人，其快乐和阅读一个有风趣的作家的著作相同（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而且此外还有听见对方的声音，看见对方的姿态的快感。当我们和老友畅叙往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可以找到这种快乐。大家谈到鬼怪和狐精，杂着一些关于独裁者和卖国贼的有趣的轶事和激昂的评论，有时在不知不觉之中，一个有智慧的观察者和健谈者提起了某国所发生的事情，预言一个政权的倾覆或改变。这种谈话使我们一生念念不忘。
谈话当然以夜间为最好，白天总觉得乏味。说话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毫不重要的。我们无论是在一间十八世纪法国女士的沙龙中，或于午后坐在田园中的木桶上，都可以畅谈文学和哲学。或是在风雨之夕，我们在江舟上旅行，对岸船上的灯光反射于水上，舟子有益我们叙述慈禧幼时的轶事。老师说，谈话的妙处乃是在环境次次不同，时地人物次次不同。关于这种谈话，我们有时记得是在月明风清、庭桂芬馥的夜间，有时记得在风雨晦暝、炉火融融的时候，有时记得是坐在亭上，眺望江舟顺流下驶，也许看见一舟在急流之中倾覆了，有时又记得是午夜以后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这些景象和那几次的谈话联系起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永不磨灭。房中也许有二三人，或五六人；或那夜老陈有点醉意，或那次老金有点伤风，鼻音特重，这使那晚的谈话更有风趣。人生“月不常圆，花不常好，好友不常逢”，我们享受这种清福，我想必非神明所忌。
大概谈话佳音都和美妙的小品一样，无论在格调方面或内容方面，谈话都和小品文一样。狐精、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东西文化之不同、塞因河畔的书摊、风流的小裁缝、我们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的轶事、佛手的保藏法——这些都是谈话的适当题目。谈话和小品文最雷同之点是在其格调之闲适。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的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示出来。因为在文化中，我们无论多么愤慨，对于剥夺我们自由的强盗无论多么恨恶，我们也只能以唇边的微笑来表示我们的情感，或由笔端来传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真有慷慨激昂、情感洋溢的议论，也只让几个好友听见而已。因此，真正谈话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房间里悠闲而亲切的空气中表示我们的意见，身边只有几个好友，没有碍目之人。
我们拿一篇美妙的小品文和政治家的言论来对比，便可以看出这种真正的谈话和其他交换意见的客套商议之差别。政治家在言论里虽则表现了许多更崇高的情感，民主主义的情感，服务的欲望，对于穷者福利的关系，对国家的忠诚，崇高的理想，和平的爱好，及国际永久友谊的保证，同时又完全没有提到贪求名利权势的事情；那种言论有一种气息，使人敬而远之，像一个衣服穿得过多或脂粉涂得过厚的女人。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头发微乱，一纽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几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讲究的随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
所以，谈话的适当格调就是亲切和漫不经心的格调。在这种谈话中，参加者已经失掉他们的自觉，完全忘掉他们穿什么衣服，怎样说话，怎样打喷嚏，把双手放在什么地方，同时也不注意谈话的趋向如何。谈话应是遇见知己，开畅胸怀，有一人两脚高置桌上，一人坐在窗栏上，又一人则坐在地板上，由沙发上拿去一个垫子做座垫，使三分之一的沙发空着，因为只有当你的手足松弛着，身体的位置很舒服的时候，你的心灵才能够轻松闲适。到这个时候：
对面只有知心友
两旁俱无碍目人
这是谈话的绝对必要条件。话既无所不说，结果愈谈愈远，毫无次序，毫无收束，尽欢而散。悠闲与谈话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一国最精炼的散文是在谈话成为高尚艺术的时候才生出来的。在中国和希腊的散文的发展上，这一点最为明显。在孔子以后的年代里，中古人的思想很有活力，结果产生了所谓“九流”，这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一种文化背景，在社会上有一派以谈话为业务的学者。为证明我的理论起见，我们可以举出五个富有的贵族，他们均以慷慨、侠义、好客著称。他们都有几千的食客，例如齐国之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穿着“珠履”，住在他的家里吃饭。在这些家里，我们可以料想得到谈话是多么嘈杂热闹的。我们由《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览》这些书里，可以晓得当时学者的谈话内容。后者一书说是吕不韦的宾客所写，而以吕氏的名字出版的［和十六、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的《保护者（Patrons）》一样］，这部书里已经有着一些关于丰富的生活的观念，认为一个人最好可以过丰富的生活，否则还不如不生活之为愈。除此之外，社会上产生了一派聪明的巧辩家和专门的说客，他们受着各交战国的聘请，做外交官到外国去游说，使危机不至发生，劝敌军撤退，使危城得以解围，或缔结同盟条约。这些事业的巧辩家往往以他们的机智、聪明的譬喻和劝说的能力著称。这些巧辩家的谈话或聪明的辩论都记载在《战国策》一书里。这种自由而诙谐的谈话的空气产生了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杨朱，以其玩世主义著称；韩非子，以其现实主义［和意大利十五世纪的大政论家马基雅弗利（Machiaevelli）的理论颇为相同，不过比较温和］著称；大外交家晏子，以其机智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