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这小家伙
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复杂。
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法。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禀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小之时，性格已有极大分别。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经验。
我个人的看法，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转换千变万化，但古今中外，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个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他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伯、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和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因为戏剧和小说中人物并不相同，所以，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风格，是作者个性的一部分。
二
小说反映作者的个性与想象。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象为主，但也终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诗人与音乐家中有很多神童，他们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经历与观察。小说家与画家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然，像屈原、杜甫那样感情深厚、内容丰富的诗篇，神童是决计写不出的。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熟了的传说——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三
中国人在极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下来，至今仍保持着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是有重大原因的。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大概主要是我们最善于适应环境。
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竞争中往往是失败的。
中国历史上充满高尚者被卑鄙者杀害的记载，这使人读来很不愉快。然而事实是这样，尽管写历史的人早已将胜利者尽可能写得不怎么卑鄙。历史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
宋高宗与秦桧杀了岳飞，而不是岳飞杀了秦桧。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们取得胜利的手法却不怎么高尚。例如，唐太宗杀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虽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其他国家的历史其实也差不多。英国、俄国、法国等不用说了。在美国，印第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国白人要高多少。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但人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来说是在减小。大众传播媒介在发挥集体的道德制裁作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今日的人类远比过去高尚，不那么残忍，不那么不择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产物，野蛮人之间没有道德。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亦是最不证明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是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什么都干。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极。吃人部落中的蛮人，绝不会以为吃人肉有什么不该。
韦小宝不识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然而孔孟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或者，孔子与孟子是归纳与提炼了中国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统地说了出来。韦小宝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宫中的野蛮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会接受中国社会中所公认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会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道德规范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
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普遍受重视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
统治者讲究“原则”。“忠”是服从和爱戴统治者的原则；“孝”是确定家长权威的原则。“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法”是执行统治者所定规律的原则。对于统治阶层，忠孝礼法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国家的化身，“忠君”与“爱国”之间可以画上等号。
“孝”本来是敬爱父母的天性，但统治者过分重视提倡，使之成为固定社会秩序的权威象征，在自然之爱上，附加了许多僵硬的规条。“孝道”与“礼法”结合，变成敬畏多于爱慕。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母爱的甚多而写父爱的极少。称自己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甚至正式称呼中，也确定父严母慈是应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写出《背影》，我们才有一篇描述父爱的动人作品。“忠孝”两字并称之后，“孝”的德行被统治者过分强调，被剥夺了其中若干可亲的成分。汉朝以“孝”与“廉”两种德行选拔人才，直到清末，举人仍被称为“孝廉”。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
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政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社会规律。
但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六
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对教条，最重视实际的。所谓“圣之时者也”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不拘泥教条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
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里）中的和谐与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动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容易，要旨是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西方社会、波斯、印度社会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讲爱，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不利，历久而常胜。
七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传》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是“正统”。
《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最精彩部分是写哪吒反抗父亲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画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三侠五义》中最精彩的人物是反抗朝廷时期的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武侠小说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传》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只是一个猥琐小吏，为什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
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窃、抢劫、谋杀、通奸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要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同样是描写帮会的小说，在西洋小说《教父》《天使的愤怒》等中，黑手党的领袖，可以毫无顾忌地残杀自己同党兄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决计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人讲义气，绝对不能接受。法国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只重法律而不顾人情的警察，中国人也绝对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下以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的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八
一个民族的自下而上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久长存，是因为基础建立在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性的民族之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道德首先是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什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做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绝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第一句话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绝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九
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以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在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维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
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说法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大概，现代的孩子们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支手枪，也不必这样辛苦地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十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外国人一般没有这样显著。关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争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是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正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是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会选择规规矩矩地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一样。
十一
中国人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生活中增添了不少温暖。在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下去。
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得活下去。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漠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他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十二
以上是我在想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的，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就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和心情全然无关。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和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做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人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这些意见，本来简单地写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但后来觉得作者不该多谈自己的作品，这徒然妨碍读者自己判断的乐趣，所以写好后又删掉了。何况作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总有偏爱。
“癞痢头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较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时，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因编者索稿，而写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抛弃，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谈助。
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金庸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
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司”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需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贪腐。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露，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露。他在密折中说：“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唯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康熙批：是。）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了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做主裁定而已……”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汉大人”则力为开脱。
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族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刑十分慎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露）之弊……”（康熙批：知道了。）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知道了。）
“在另疏奏谢天恩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夙夜兢惕……”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枚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以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仰唯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
“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地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信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
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宏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谈武侠小说
金庸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先生（著名小说作家金庸）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荣衔，并做关于中国历史之演讲，继而在十月二十七日又以武侠小说为题演讲，受到北大学生热烈欢迎。查良镛先生首先阐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源流，并指出西方文学中同样有武侠小说的传统，他强调中国优秀文化艺术包括传统小说形式应保存发展。查先生在讲座中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以下是查先生在北大谈武侠小说的录音记录整理。
——编者
各位今天的热烈欢迎，我很感动，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所长，而是因为大家喜欢我的小说。（众人鼓掌）
先谈一下武侠小说这个“侠”字的传统。在《史记》中已讲到侠的观念。中国封建王朝对侠有限制，因为侠本身有很大反叛性，使用武力来违犯封建王朝的法律。《韩非子》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历代政府对侠士都要镇压。汉武帝时很多大侠被杀，甚至满门被杀光。封建统治者对不遵守法律、主持正义的人很痛恨。但一般平民对这种行为很佩服，所以中国文学传统中歌颂侠客的诗篇文字很多，唐朝李白的诗歌中就有写侠客的。
武侠小说的三个传统
中国武侠故事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唐人传奇。唐人传奇主要有三种：一种讲武侠，一种讲爱情，另一种讲神怪妖异。
另一个来源是宋人的话本。宋朝流行说书讲故事，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种，包括讲历史、佛教故事、神怪、爱情故事、公案（侦探故事），还有一种就是武侠故事，都很受欢迎。
总括来说，中国武侠小说有三个传统：一、诗歌；二、唐人小说；三、宋人话本。唐朝读书人考进士，事先要做些宣传公关工作，希望能给考官先有点好印象。枯燥的诗文不能引起兴趣，于是往往写了传奇小说进呈考试官，文辞华丽，有诗有文，而故事性丰富。当时传奇的作用大致在此，因此唐人传奇是“雅”的文学。
宋人话本则是平民的，是在街头巷尾说书的场合讲的故事，有人记录下来，是“俗”的文学。唐人传奇是文人雅士的作品，文字很美，而宋人话本是平民作品，文字不考究，但故事讲得生动活泼。
后来发展至明代四大小说，《三国演义》讲历史，《西游记》讲神怪，《金瓶梅》讲社会人情（到清朝更发展为重视爱情的《红楼梦》），《水浒传》就是武侠故事了。这个传统曾有中断，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历史时曾说：侠义小说到清代又兴旺起来了，“接宋朝话本正统血脉”，平民文学历七百年又兴旺起来。
中国武侠小说历史很长，在中国文学中有长期传统。
中外武侠故事的异同
武侠故事也不是中国才有，在外国也有，当然表现方式不同。最早有武侠意味的是希腊的史诗，与我们的武侠小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金庸先生接着讲了一些西方文学中武侠故事的梗概，讲到希腊史诗《伊里亚特》中英雄阿喀琉斯拒绝出战，好友被杀，为友复仇而与对方大英雄赫克托耳环城大战；《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漫游后归家，力歼滋扰他妻子的众多敌人；讲到英语中最早史诗《布奥华特》中主角协助丹麦国王而与毒龙母子海陆大战的精彩描写等）。东西方讲故事手法都很紧凑，很好看，但结局就有很大不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收场，但中国写这些故事，纵然家族有仇，最后男女青年恋爱结婚，家族仇怨化解。例如，近代一部著名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就是这样。中国的武侠故事主要以散文来讲述，西方则用诗歌形式，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方直到后期才用散文（金庸接着讲到英国的《亚瑟王之死》、西班牙的《西特》，以及更后期的法国的大仲马、梅里美，英国的史各特、金斯莱、李登·布华、史蒂文孙等）。
武侠故事是所有民族都有的，东西方文明传统都有，不过因民族性不同，其主旨也不同。西方的骑士为统治者服务，对皇帝、教会和主人忠心。而中国武侠小说后来也分支了，有一种为政府服务，也有一种是反抗政府的。但中国武侠小说基本思想都不是反对皇帝和政府的，例如，《水浒传》就反对贪官污吏、反对为非作歹的官僚，而不是反对法律和反对政府的正统管治。中国人其实一般是尊重法律制度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欺压良民，侠士认为连“王法都没有了”，就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中国传统文化与小说创作
为什么现在的武侠小说相当受欢迎？这里很多同学和老师都看武侠小说。很多年轻女读者不见得对武打感兴趣。有时在外国，有人介绍这位查先生是写中国“功夫小说”的，我就不大喜欢。我这些小说主要不是讲功夫的，而是有其他内容在内。不过外国人不太懂。中国人就会了解，打斗不是武侠小说的根本重要部分，中国过去称之为“侠义小说”。孟子所说的“义”，是指正当合理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义”，强调团结和谐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固有的道德观念。
中国的传统小说最近一段时间日渐式微，很少有人用中国传统古典方式写小说，现在的小说大多数是欧化的形式。我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演讲，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古典传统小说至近代差不多没有了。近代有些小说写得很好，内容和表现方式都非常好，但实际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不是说西方形式不好，但我们至少也应保留一部分中国的传统风格。我将来希望与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多发生些关系。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有很优秀的部分，不能由它就此消失。我们可以学习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但不可以全部欧化（金庸接着讲述中国当代的戏剧、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中如何仍保持明显的民族风格，而小说则与传统形式有重大距离）。
我想，武侠小说比较能受人欢喜，不因为打斗、情节曲折离奇，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形式。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人情风俗、道德与是非观念。
我们在小说形式上是否可做探讨，在欧化的小说形式作为目前的主流以外，另一个分支，除武侠小说外，也可以用传统方式写爱情故事、写现实的故事。事实上过去有些创作也很成功，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像老舍、沈从文、曹禺作品的文字和对话，像《新儿女英雄传》。当代有些小说也有中国传统形式和内容，都很受读者欢迎。
我的小说翻译成东方文字，如朝鲜文、马来文、越南文或泰文都相当受欢迎，但翻译成西方文字就不是很成功，因为西方人不易了解东方人的思想、情感、生活。
在目前东、西方两个文化内容还不是可以完全调和之下，希望我们中国人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同时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艺术中的优良部分。（众人热烈鼓掌）
答北大同学问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重义气，您是否认为生活中义气最重要？
答：道德观念，包括为人处世是多方面的，“义”是其中的一部分。所谓义，孟子说是合理的，适宜之意。侠义小说特别强调义，因为江湖上流浪的人没有家庭支持，经济上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主要的支持就是朋友。对付其他集团的欺压、对付政府的贪官污吏的压迫，就是要团结一批朋友来反抗。要团结人，一定要注重义，互相扶持，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甚至牺牲性命。所以在侠义小说中，“义”被提到很高的地位。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义”也一直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发展的重要力量。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受到很多女性的倾心爱慕，请问您对爱情专一问题有何看法？（众笑）
答：相信这问题是很多青年朋友关心的。我的小说描写的是古代社会，古代没规定要一夫一妻，所以韦小宝有七个老婆。（众笑）有些年轻女读者，甚至我的太太就不大喜欢《鹿鼎记》。但其实清代康熙时一个大官有六七个老婆一点不稀奇嘛！假如只有一个老婆反而不现实。现在武侠小说有很多现代思想加进去，所以，我的小说中，除了韦小宝以外，每个英雄都只有一个太太。（众笑，鼓掌）就像杨过，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但他仍是专心不二的，这是一种理想，是否做得到不知道，总之觉得应该这样。就像《笑傲江湖》，我写令狐冲本来很喜欢小师妹，但他的小师妹不喜欢他，这有什么办法？小师妹嫁人了，后来死了，他才跟另外一个女子结婚。我希望，也很鼓励别人从一而终。（众人鼓掌）
问：司马迁歌颂的侠士，在后世小说《七侠五义》中为什么变成了政府的打手？
答：我也同意。每个时代有变迁，假如侠客成为政府的打手就不是“侠”了。侠士应当主持正义、帮助不幸的人。不过这些小说也力求自圆其说，做政府打手也常有主持正义的，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反对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是正义，但另一部分则未必。
问：《神雕侠侣》中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是否刻意追求悲剧？您怎样看小说的悲剧？
答：我写小说是在报上连载，每天写一千字，翌日发表，甚至到外国旅行也要写好寄回来。开始时只写大致几个人物，然后慢慢发展。根据人物个性自然发展，有些是喜剧收场，有些悲剧收场，其中还是大团圆结局较多。悲剧并非故意安排，而是个性发展的结果。
问：您笔下的英雄是否有您自己的心声在其中？
答：我书中的英雄有很多不同类型，自己不可能化身那么多，只希望尽量写不同的人，不要重复，不过若说下笔时完全放开自己的个性与想法也是不可能的，不知不觉间可能反映一部分。并非说我自己有那么好，只是一种希望的寄托。比如：对郭靖、乔峰的为人很佩服；令狐冲很潇洒，段誉很随和，我自己做不到，但想能够这样就好了，把理想反映在书中。
问：小说中写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是否有关？
答：前天我在这里讲了一点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这个想法我早就有，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两个爱人都是回族。最后一部《鹿鼎记》，韦小宝到底是什么族人也不知道，（众笑）他的妈妈交往的男人很多，汉、满、蒙、回、藏都有。此外中间有几部小说，如《白马啸西风》，汉族女子爱上哈萨克族男人。《天龙八部》的主角乔峰是契丹人，爱他的少女是汉人。我觉得民族关系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小说中，都应是各民族团结融合的。
问：您为什么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答：什么事情总有个终点，不能老写下去。武侠小说我已写够了，想要表达的已差不多了。至于是否写历史小说，现在很难说，如果精力够，写一部也很好。
问：您怎么看大陆有许多冒名的金庸小说？
答：社会上有人冒名用金庸的名字出版小说，这个我是没办法了。（众笑）有一位叫“全庸”，（众笑）还有一位叫“金庸巨”，后面加一个“作”字，连起来就是“金庸巨作”，（众大笑）这位先生很聪明。直到三联书店经我正式授权，几年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过一套《书剑恩仇录》，那是正式授权而付版税的，此外市面上所有都是翻版。我也不是很生气，能多一些内地读者看到，我也高兴的，当然我收不到版税就不是很高兴。
问：武侠小说前景怎样？
答：这个现在很难说。香港和台湾本来很多人写，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写了。将来希望大陆一些好的作家愿意花时间写武侠小说，将来有好的作品。但武侠小说要有历史背景，如果有些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不熟悉，写起来会比较困难。
问：《雪山飞狐》最后结果怎样？
答：这个我就不能讲了！（众笑）要请各位自己想象，写出解答来就不好了。有个读者写信给我说，他为了这个问题常失眠睡不着，（众笑）我想对不起了，不过这也可使他印象比较深刻一点。（众笑）
问：您最喜欢自己哪一部作品？
答：真的说不出最喜欢哪一部。写的时候都很投入，写好之后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有的水平高一些的，有的水平差一些的，实际上分不出对哪部特别喜欢。我想各位同学看了很多小说，每人最喜欢的也有不同。那比较好，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所有女同学都喜欢同一个男人，那就糟糕了。（众笑）
问：《笑傲江湖》要表达的意图是什么？
答：《笑傲江湖》是想表达一种冲淡、不太注重争权夺利的人生观，对权力斗争有点厌恶的想法。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大都有这种想法，结果多数未必做得到。大家努力考试做官，想升官发财，但作诗写文章时总会表达一种冲淡的意境，说要做隐士。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要放弃名利权力是很难的事，《笑傲江湖》表达的就是这种传统思想。
问：您小说中有些怪人像嵇康、阮籍那样，是否受魏晋风流影响？
答：我想是有影响的。魏晋风流受道家、佛家影响。武侠小说常描写很飘逸、不守常规的人。武侠小说喜欢写这些人物。
问：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有几位教授学者在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中把您的名字排名很高。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见到报上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无论如何不敢当，这几位先生太抬举我了。”觉得不可以这样排。他们也可能从另一种角度，从读者人数比较多来考虑。另一方面，我是当代人，比较了解当代人的心理，有些很出名的小说家已过世，作品虽好，但受时代影响，现在看的人比较少。我并不妄自菲薄，轻视武侠小说，但也从来不敢骄傲。对前辈和同时代的作家，我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再者，北师大这几位先生可能也不是真的“排名”，只不过顺便列举。对于艺术的评价，向来总是有主观和个人喜爱的成分。
问：《侠客行》中的主人公完全没有知识，但能领悟绝顶武功。他不识字，天性很蠢，无欲无求，我们在这里念书念得再用功又能怎么样？（众笑）
答：不要紧张，你又不学武，学文学的就要用功念书了。（众笑）我写《侠客行》，是佛教思想中有一种想法：世俗的学问对领悟最高境界可能有妨碍。中国禅宗参禅的目的就是力图摆脱现成的观念，尤其是逻辑和名词的观念。佛家理论说，摒逐世俗的观念，有可能领悟更高一层绝对的观念。当然，我们追求实际的社会知识学问，跟《侠客行》完全不同。假如你不识字，北大绝对不会收你了。（众笑）
问：您会再写新的武侠小说吗？
答：新的武侠小说我不想写了，或会想写历史小说。我刚正式从《明报》退休，有两条路，一是在大学里混混。（众笑）我很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大家聊聊天，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当然很高兴。我年纪不小了，但仍觉得增加知识是最愉快的事情，如果能在高等学府里多耽些时间也很好。第二条路是再写一两部小说。写小说很辛苦，但我对历史有些看法，也想表达出来，如能安静下来写一两部历史小说也是可能的。
问：乔峰只能是悲剧吗？
答：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他一开始生为契丹人（契丹是当时中国北方很大的国家，很多外国人不知中国，就只知道契丹），那时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宋国与辽国生死之战，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他不死是很难的，不死就没有更加好的结局了。
近代小说写悲剧是从人性自然发展出来。西方的希腊悲剧则是人与天神发生关系，发生悲剧因为天神注定如此，与现代观念不同。
问：听说《天龙八部》有部分是倪匡先生代写的？
答：因为当时我要出门旅行一个多月，我请好友倪匡先生代笔，写一个单独的故事，当时说明我将来出书时要删掉的，他也同意，所以报上连载时有一段是他写的。印成书时，就没有他代写的那部分了。
问：您小说中的人物是否为理想人物的塑造？
答：有部分主角是理想的，但有一部分就不是理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例如，写韦小宝，不是作为人生的理想或中国人的理想，（众笑）而是写出中国人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种典型，尤其是在清朝，那时社会制度不很合理的时候，一个人要飞黄腾达，就要有“韦小宝作风”。
中国人移民海外，大多数人有不同的困难，后来安身立业，发展事业。像韦小宝这种中国人到海外去，有很多，并不一定道德很高尚，但爱朋友，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很强。（众人鼓掌）
问：您认为林平之（《笑傲江湖》中一角）性格如何？
答：林平之的仇恨心很强，从小因别人杀了他全家，按中国武侠小说的规范，他要报仇也是应该的。但把整个人生全部集中在仇恨中，我觉得不值得。这不是中国人的一般性格。中国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化解仇恨。
问：您对古龙、柳残阳的小说的看法怎样？
答：古龙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他用一种欧化的、现代人的想法来表达一种武侠世界，另走一条路，他的小说有几部也写得很好。柳残阳的小说比较简单，打得很激烈，看起来很过瘾，但未免太单调了。古龙的小说较有深度，范围比较广，想法很新。他是我相当熟的朋友，现已过世。他的个性中有一个缺点是不太能坚持，大部分小说写了一半，就不写了，由别人代写。所以水准不齐，假如是他自己写完的，当然水准高得多。
问：您的作品是否有真实的事迹作为蓝本？
答：除了正式的历史事实外。小说的故事全部是虚构，没有以哪件真事为蓝本。《连城诀》有一点真实内容，但只是很小部分。
问：您的作品拍成很多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您对作品被改编的看法？
答：假如编导先生觉得小说故事太长了，删改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加进很多东西。（众笑）只要不加我就满足了。
问：《天龙八部》的思想主题是什么？
答：《天龙八部》部分表达了佛家的哲学思想，就是人生大多数是不幸的。佛家对人生比较悲观，人生都要受苦，不管活得怎样好，最后总要死，当然没办法。佛家思想对人生真谛有深刻的理解。
《天龙八部》表达一部分佛家思想：人生有很多痛苦，无可避免，但从另一角度看，遇到悲伤时要能平心静气地化解。对于世上的名利权力不要太过执着，对于人世间的种种不幸要持一种同情、慈悲、与人为善的态度。佛家哲学的精义不是悲观消极，而是要勉为好人，尽量减少不太好的欲望。
问：您怎样看待您的小说搬上银幕后表现方式大大不同？
答：我也觉得不太满意。不过拍电影、电视也很难，恐怕所有改编小说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只希望他们改得比较少一点就是了。
问：中国小说和文笔的关系怎样？
答：中国有许多作家文字精练，如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但现代有些作家不很注重文字，好多人的文笔有点公式化，都差不多，看不出风格，写作方式很欧化，结构是西方文法，没有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体、美的文字，一定要保留发展。有些作品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如《红楼梦》《水浒传》，并非看故事，而是看文章，与作品文字好不好有关。假如写小说只讲故事、讲思想、讲主题，而文字不美，假如中国精练独特的优美文笔风格渐渐不为人所重视了，那是很可惜的。当然我绝不是说我的文笔好，而是说希望努力从中国的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
问：你对王朔的作品看法如何？
答：王朔先生的文字口语化，语句俏皮，是中国式的，读起来兴味很高。并非我都同意他的意见，而是说他表达的方式能受人欢迎。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邓友梅先生的《烟壶》，最近还有一部《最后一个匈奴》，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小说，表达方式都相当中国化，读者容易接受。
问：《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是否为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
答：大致是明朝吧，没有具体时代背景。因为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奸诈狡猾、互相争夺权位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如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普遍性了。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我想他很有历史知识，大致差不多。
问：您最偏爱哪一个女性？
答：我尽可能写各种各样人物，有些女性很坏的也写。像《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众笑）有些女性很会下毒，那肯定很危险的，（众笑）也有会下毒而人很好的，像《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至于问我喜欢哪个，真的很难说，我看每个人喜欢的也不同。我希望把这些女性写得可爱些，你看了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挺不错，挺幸福。（众人鼓掌）
问：武侠小说可否不以封建社会为背景？
答：我想可以的，以现代为背景。“侠”主要是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是侠的行为。侠不一定是武侠，文人也有侠气的。李白的《侠客行》写的都是不会武功的，但有侠气，所以其他社会背景也可以写侠，也可以另走一条路。有这种品格的人，不一定会武功的，而且在现代，武功也没什么用了。
问：《天龙八部》中的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的性格有何不同？
答：他们代表不同个性。段誉虽然是大理人，不算是汉人，但也有中国文化传统，人很温和文雅，脾气很好，很容易交朋友；乔峰有阳刚的一面，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好的品格；虚竹是出家人，个性与汉族文化有点距离，很固执，宗教思想很浓。
问：请谈一下小说中的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
答：一夫多妻制是历史性的，所有民族都是从一夫多妻制演化过来的。更早的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慢慢再一步步发展。我们写武侠小说写古代社会，但尽可能写爱情专一，相信读者也希望看到爱情专一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写爱情专一而十分感人的作品，如诗歌《华山畿》《孔雀东南飞》，等等。
问：您小说中有很多的中国历史知识，哪里得来的？（笑）
答：我没有能在北大历史系念书很有点遗憾。不过我一向喜欢读历史书，慢慢地学到一些历史知识。
问：武侠小说在您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
答：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欧美的中国人当中，小说读者都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成为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本文发表前查良镛先生曾经补订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吴霭仪与《金庸小说的女子》
金庸
最初听说吴霭仪小姐爱读我的小说，很有些意外，后来又知道我的每部小说她都读了许多遍，对书中人物与情节之熟悉几乎不在倪匡之下，意外之感更加强烈了。倪匡说要和她过招，做问答比赛。这件事迄今还未实现，两位都是学识丰富、思路敏捷的才人，哪一天“论剑比武”，相信一定十分精彩。
和吴小姐相识，是在廉政公署的一个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中。卢景文兄、她和我都是委员。我那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开会时做主席，觉得吴小姐发言时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卢兄正在演出他所编导的话剧“乔峰”，委员会的会议散会后，吴小姐谈了一些对我小说和话剧的意见。我心里想：“这是金庸小说中的哪一个女子啊？”
正如她在这部评论集中所说，金庸小说的女子都和爱情有关，生命的中心就是爱情，即使政治和事业气息最强的赵敏和霍青桐，也是爱情至上。金庸小说中没有以肃贪倡廉为目标的廉政公署，没有在大银行中担任高职的女博士，我又不知道这位女博士的爱情生活，所以没有法子在“金庸小说女子”中给她安排一个类似的位置。
她在《南华早报》上每周撰写的英文政论使她在新闻界大显光芒，终于欣然加入《明报》。写特稿、写社评、采访政治新闻、出任督印人，那是报社中最高的行政人员之一。这在“金庸小说的女子”中也是没有的。
因为“金庸小说”写的是古代社会中的女子，她们不论有多大的才能，总之是极少有机会施展。吴小姐却是现代洋社会中的洋博士，但她也有中国传统的一面，她弹古琴（大概不及任盈盈吧？），又喜欢看金庸小说，喜欢到忍不住提笔来评论一番的地步。
吴小姐和我是工作上的好朋友，我们互相尊敬。但由于男女有别，个性不同，更由于年纪差了一大截，对事情的看法有相当差距，甚至在文学观点上也有类似的歧义。我相信世事如此，人情变幻，在小说中展示各种各样的性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遭遇，也就是了，何况古代和现代不同。吴小姐似乎期望有一个理想世界，充满了她所喜欢的可爱人物。好像袁紫衣和周芷若，世界上是有这种人的，吴小姐却会对之很不满意；古代男人通常是有好几个妻子的，吴小姐却对段正淳、韦小宝大大的不满意。
她这本短短的评论集文笔流畅，处处显示她的才华与学识：以女子而剖析书中女子的性格与心理，别有男人所体会不到的细致处。在全世界的文艺批评作品中，似乎从来没有一部评论集专论一个作者笔下各种女子。专论书中人物的颇有不少，却没有一部是专论了七十几位姑娘、太太、尼姑和妖女的。
她常想去做大律师，以与人辩论、伸张正义为乐。我常劝她说：“在报上写评论，所伸张的范围大得多，影响到的人也大得多。”哪一天如果她真的不肯写报纸评论而去做律师了，我说不定会实现一个恐吓：改写《笑傲江湖》，实现令狐冲在嵩山绝顶所说的那句话：“我本来只道桃谷只有六仙，哪知道还有一位又聪明、又美丽的七仙女桃萼仙！”从此“金庸小说的女子”又多一号人物，让她天天和桃谷六仙辩个不休。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神雕侠侣》后记
金庸
《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重行修改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神雕侠侣》企望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杨过的那个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义呢？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的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地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需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绝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不会决定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
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象鸟”（Aepyo Rnistitan），身高十英尺余，体重一千余磅，是世上最大的鸟类，在一六六〇年前后绝种。象鸟腿极粗，身体太重，不能飞翔。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比一张小茶几的面还大些。但相信这种鸟类智力一定甚低。
《神雕侠侣》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鹿鼎记》后记
金庸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零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点，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零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因为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传》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Q，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男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年中结束，一晃就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