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邵只对爱情感兴趣,对宗教不感兴趣。但是为了爱情,老邵什么都愿意做。不就是学圣经吗?老邵愿意就是了。老邵跟着季妮一家去了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在另一户农民家办,老邵一进去,大家都对他很热情,叫他“新兄弟”。小组里的人都是附近的农民,红脸膛,大嗓门,互相也称兄弟。
开始学习了,小孩子带头发言,谈耶和华怎样帮助他们战胜撒旦。撒旦就是邪恶,邪恶就是撒谎、贪吃、想玩电子游戏。学习组里的长老也发言,对未来充满信心,告诉大家耶和华在三年内就要来了。耶和华一来就世界大同,不但核武器、战争没有了,贫富也没有了,连车祸也没有了。不过,只有成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才能得救,过天下太平的日子。
听着这样天真的议论,老邵在心里直笑。他从邵坷庄出来,转了一大圈,连飞机都没用坐,又回到邵坷庄来了。这样的学习老邵很熟悉。就像他当初在邵坷庄的时候,到了冬闲,村里农民挤在一起,喝着烧酒,谈大同世界、太平天国一样。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农民手里拿着圣经,中国的农民手里拿着旱烟袋。一时间,老邵有了回到青少年时代的感觉,这种感觉曾被他的科学脑袋嘲笑过,否定过,但他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他老邵才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于是他也举手发言,问那长老,怎么就能连车祸也没了?长老说:“到那时候,就没汽车了。出门有个大风管道,你想到哪里,只要一想,风就把你吹到哪里。”老邵一听,心里一跳,浪漫呀!原来列御寇乘风而行的老庄梦,这里的农民也做着。
学习小组里的人个个都发了言,只有季妮的爸爸一言不发坐在角落,依然没人理他。到了学习小组散会,老邵实在忍不住了。他故意和季妮爸爸走在一起,悄悄地问:“这里的人怎么啦?怎么对您这样?”季妮爸爸小心紧张地左右看看,然后小声对老邵说:“你不要跟我讲话,我的资格被暂停一年。再过两个月,等我恢复了资格,就能跟你讲话了。”这对老邵是个新鲜事,美国的农民也搞“留党察看一年”?于是,老邵又问:“您怎么啦?为什么要取消您的资格?”季妮爸爸怏怏地说:“我原是教会里的长老,可我犯错误了。我到佛罗里达帮助我们的兄弟盖房子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个姐妹睡了。”老邵一听,心里说,明白了,这里的农民也整“生活作风问题”,是个有德行的村庄。
老邵在季妮家待了两个月。啥事没干,小组学习却去了二十次,礼拜更是一个星期也不缺。心里只想赶快能把季妮娶了就走。季妮爸爸依然天天过着不被当人待的日子。老邵心里不平,不都是农民兄弟、父母姐妹吗?搞什么“划清界限”呢?别扭。季妮爸爸却任劳任怨。哪个兄弟家房子漏雨、马桶不通、车子抛锚,都是季妮爸爸赶着过去帮助。老邵在心里把季妮爸爸的行为翻译成中文里的“劳动改造”。
终于有一天,季妮约了老邵到伊利湖边散步。季妮问老邵这两个月过得好吗,老邵说:“好,好,每天和耶和华的天国越来越近。”季妮就靠在老邵的肩头笑。老邵头一侧亲了她一口。季妮突然收住笑,从小坤包里往外掏东西,先掏出些口红胭脂之类塞在老邵手上,然后,从包里掏出了耶和华见证人用的《圣经》和几本传福音的杂志,狠狠地扔进伊利湖里,说:“我恨透了这些玩意儿。都是假的!”
老邵太高兴了,他跳起来抱着季妮说:“啊,宝贝,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呀!我们赶快离开这里,结婚去。你们那个学习组里都干的什么事呀?!不是让我想起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就是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季妮却哭了:“戴维呀,这是学习组要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考验。你失败了呀。你要是跳进伊利湖,抢救起那些圣经福音,我们下周就可以结婚了。我爸爸刚解放就已经在准备给我们盖房子了。现在完了。”说完就哭着跑了。
老邵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伊利湖边,把一块鹅卵石“砰”一声踢进湖里,骂道:“他娘的,老子给‘农民的狡猾’耍了。”
在老邵被农民的狡猾耍了的同时,罗清浏也被农民工包工头耍了。那个家伙拿了一个二级公章盖的介绍信,说自己领的是“石壕吏”老家朱家集出来的农民工工程队,直属“石壕吏”管,是“石壕吏”介绍他来这里承包工程的。罗清浏已经掉进了关系网,他寻思这是一个回报“石壕吏”的机会,官当得再大,也是念家乡人的。挖土又不是建运河河堤,给谁都行,于是大笔一挥,就把一期挖土工程给了“朱家集工程队”。谁知那包工头拿了四万块钱头笔工钱,第二天就没影子了。罗清浏跑回来问“石壕吏”,“石壕吏”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这个队,你被人骗啦。”
罗清浏气得上蹿下跳。“石壕吏”还批评他书生气,一半埋怨一半义气地说:“我会图你那点儿回报?你把我儿子带好了,我将来还要报答你呢。”我在一旁听得差点气死。他“石壕吏”啥时会白给?交易做到儿子头上来了。这上了贼船的罗清浏若跟他成了兄弟,我还真不能要呢。
结尾:罗坎情结的启示
我回美国的那天,又是“石壕吏”和罗清浏两个人送我。罗清浏本来准备自己把那四万人民币赔了,但“石壕吏”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上了人当,不能让你个人承担损失,算作运输损失报吧。这下罗清浏就又欠了一笔大人情。
在去飞机场的路上,罗清浏把“石壕吏”的这份恩德对我提了三次。在他说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罗清浏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一起坐在柴堆上聊天的男人,我和他的感情到此为止。
也许,我想爱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不是别人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我要这个男人吃中国饭,说中国话,懂中国诗文,为中国的事儿飞马扬刀,最好还要懂林妹妹耍小性子,却不活在中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际关系里。是是非非一出来,他就举着正义大旗,在人头顶上哗啦啦舞。这就是贾宝玉站在这里,也不合格呀。
但我情愿没有,也不能放弃理想,否则,连有的希望也没有了。
我的前夫和我的前情人对我挥手告别。我看着这两个男人站在一起,都穿着西装,一个深蓝,一个藏青;都戴着领带,一个紫红,一个酱红;都挺着肚子,一个挺着地球哥哥,一个挺着个地球妹妹。他们俩,一个不是坏人,一个是好人。他们是两棵水稻,两株玉米,两栋宿舍楼,两个眼睛向上的官人。他们是兄弟,是亲戚,他们长得很像,在没有闹分家的时候,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他们可以选择在哪儿挖运河,在哪儿盖高楼,他们甚至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家乡拆了卖了,但轮到选择按什么方式活着的时候,他们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只有罗坎式。就把猪场改为幼儿园是非常伟大的事,可要改教孩子怎么活和为什么活,才是改到了骨髓,那才艰巨。改外貌总是容易的,改骨髓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男人还是干事的,从易到难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只是盖完高楼、修完运河之后干什么呢?如果财富的目的不是“正义”,那它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回到美国,我在离老邵牧场不远的城市转机,老邵到飞机场来接我去他家住一天再走。虽然失恋了,老邵倒并不垂头丧气。他说,虽然是失恋一回,却深入了解了美国社会。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民主,只不过你要不喜欢民主,你也可以有其他选择。你要划出一小块私人地盘,过你的封建社会,过你的清贫简单,你尽管可以过,别违法、别强迫别人伤害别人,且按时纳税就行。农民嘛,当他们和土地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乐地过着罗坎村或者邵坷庄的日子,其实,老邵在伊列乡下的那段日子,过得还是很如鱼得水的。
等老邵听说罗清浏被人骗走四万块钱,当做运输损失报了账,连喊自己冤枉呀。他老邵一分公家的钱也没丢,却丢了自己的工作。罗清浏要是在他老板手下,为了讨好朋友送人情,丢了四万块钱,那定是要被开除的。看来罗清浏回国回对了。这个美国不讲情面。不好。
经过一场恋爱,老邵明白了许多事情。野心和雄心都没了,一心就想过个农民或者小地主的日子。他在乡下买了一个“汽车屋”,放在河边住下,养了几只肥鸭子,种了一圈西红柿。动不动就跑到附近农民开的跳蚤市场,买一堆旧工具回来,把鸭子窝建得像个学校。
我早上起来,从窗户看出去,见老邵穿着游泳裤在教鸭子游水。河边一棵杨柳树,逆着早晨的阳光弓腰俯首立着,投下一团蓬乱的影子;河面悄然无声,细小的波纹尖上,跳跃着太阳自己写的象形文字,一片明亮的扇形;风一吹,白水愈发宽亮,十八岁的大姑娘一般妩媚宜人。老邵对鸭子说话的声音带着清晨的回音传过来:“你们下来呀!”
鸭子们嘎嘎叫着打圈子,不肯下水。老邵就教育它们:“都得跟着我游。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鸭子。”看见我在窗户里笑,老邵大声解释道:“这些鸭子都惯坏了,不会下河游泳了。”说着,自己往河里走,一边走,一边扭过头对我说:“这样的日子才是我小时候过的日子。”
在这个时候,我也看懂了一些真理:我们这些男人走不出罗坎的原因,是他们断不掉土地和他们结成的无数缘分。这些缘分给他们温馨,给他们烦恼,给他们亲戚,给他们负担,给他们后门,给他们不平,给他们地位,给他们羞辱,给他们不排队的权利,也给他们当贪官的可能。好好坏坏,这个婚姻也有三千年,不是那么好离的,因为,这个长长的婚姻生下了太多的孩子,包括,猪大肠,黄梅戏,好新癖……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
2008年9月,写于水码头,完稿于奥马哈
⊙文学短评
在国内作家普遍崇尚远离政治的语境中,《罗坎村》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小说将自由主义的标语赫然放在题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就像当年把毛主席语录放在一切文本的开头一样。但这部不回避政治、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的小说,却得到了国内批评界几乎完全一致的叫好。它将中国文化的病根归结为一个超稳定结构,即罗坎村所象征的陈腐秩序,它成为一切痼疾的根源。同时,这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文本。那些痼疾也在国外的生活中被消解,如那个在校园里长吻女生、将行贿恶行带到美国的可笑的官二代,恰恰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