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白居易：著作等身的平民诗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境）人，是继杜甫之后唐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父亲原先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白了。
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四年，与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这些诗使他再到权贵们的切齿痛恨。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白居易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他被贬谪为州刺史。
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白居易才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当时朝中混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70岁致仕。晚年他仍然勤于政事，做了不少有益于民的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这就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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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所生活的70多年里，正是安史之乱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唐朝走向衰微的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他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当时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白居易主张诗歌创作避免艰涩华艳，应当质朴易懂，人人能诵。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他的诗在当时流传极广，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以至于少儿老妪都能随口吟诵。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的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存白居易诗近3000余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著有《白氏长庆集》71卷。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相比，白居易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名人名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量才授职，则政成事举。
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朝文学家，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韩愈3岁时就丧父，被寄养在哥哥韩会及嫂子家中。早年流离困顿，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都没有成功。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韩愈反对当时的文人写作上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的做法，他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和柳宗元共同携手发起了古文运动。韩愈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他重视文人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还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论说文在韩愈的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这些文章或论述文学思想，或论述写作经验，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愈的散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
韩愈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
韩愈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韩愈的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对后世有不小影响。
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年轻人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韩愈是唐代最重要的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他在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创作上，均有卓越的成就。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名人名言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不必贤于第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惟陈言之务去。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大丈夫文武忠孝 ，求士为国，不私于家。
柳宗元：为民代言的散文大家
柳宗元（773一819年），字子厚，河东（令山西永济）人，又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父辈已经定居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和大量的藏书。他的父亲柳镇，官曾至侍御史，为官正直并且疾恶如仇。因此，少年时他曾随父亲走南闯北，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柳宗元不只是从父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学素养很高的母亲卢氏也给了他很好的教育，他4岁就能读古赋14篇。他13岁时因为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而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柳宗元中举之后，经过三次考试，于贞元十四年，即他26岁才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三年后提为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又提为监察御史里行。这一职位隶属纠察机关御史台，“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尽管这个官职品位不高，仅仅是“正八品下”，但按当时的吏制，才华横溢的柳宗元只要顺其自然，“随其流而扬其波”，混上当个郎官，再入主宰相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此间他却以昂扬的热情，凌厉风发的气概，为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投身到了王叔文的改革当中，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这次改革，柳宗元绝对是一个骨干力量，他与其他几位改革领袖一起，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任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一时间，举国“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这样的改革，当然要遭到保守派的起而攻之。由于改革派的轻躁好进、急于事功以及内部的宗派习气，也由于保守派力量的强大，仅半年时间，“永贞革新”便归于失败，33岁的柳宗元在短暂的得志之后，迎来了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 （815年）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柳宗元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实质都是自然物质——“元气”。在原始的浑饨状态中，惟有“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由此派生出了阴阳二气和天，阴、阳、天三者的结合点，是受“元气”所支配的观点。“元气”缓慢地吹动，形成炎热及寒冷的天气，冷热交错起到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同时，柳宗元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斗争。他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定了关于君主根据天意创立分封制的说法，动摇了分封制的理论基础。他坚持认为州县制度决不能被废除，因为正是这一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柳宗元以后不再有人怀疑郡县制的优越性，这便是柳宗元《封建论》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面成就很高，在诗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诗大多是贬官永州、柳州时所作。他的诗歌和散文反映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柳宗元诗歌中，山水诗的成就最高，后人把他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诗为参照。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表现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达自适；《渔翁》一诗表现了渔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诗描写寒江独钓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脱的人格风貌。这些山水诗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贬漂泊的忧愤，同时显示出诗人清逸高洁的性格。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柳宗元病殁。当地人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柳宗元尽管仕途坎坷，但无论是在位宠臣，还是在遭贬谪，他们都能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浮沉不忘报国情，每到一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革弊兴利，忧国忧民，这种忠于职守，济世利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官德，是值得后人永远称道的。
柳宗元所处的大唐时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1000多年，十几个世纪，历史潮水冲远了多少落日、多少旗鼓、多少风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是尽管这样，各个历史朝代都会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柳宗元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员和文人，他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至今仍不失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重温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每个有良知的官员将会是一种深深的启悟。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一个新发展。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文有韩愈、柳宗元，犹如诗家之中有李白、杜甫，他们齐名并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柳宗元与韩愈一起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在反对骄文、提倡古文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较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凡此种种，构成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
名人名言
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聪明正直者为神。
妒人之能，幸人之失。
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