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循环流动通道中的这些自发的、简短的变化以及对均衡中心的这些干扰，出现在工业和商业生活的领域内，而没有出现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需求的领域。消费者的偏好出现了自发的、间断性的变化，这种数据的突然变化是商人必须应对的问题，因而，这不是他自身的生产行为逐渐适应的问题，也不是其他行为自身的问题，而是动机和机会的问题。因此，这种情况除了提供了自然数据的改变之外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没有要求任何新的处理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忽略可能在实际中存在的消费者需求的任何自发性，并假定消费者的偏好是“给定的”。事实上，需求的自发性一般是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做出上面的假设。当然，我们必须从需要的满足出发，因为它们是所有生产的终点，而且任何时候给定的经济情况都必须从这点出发去理解。然而，经济系统中的创新并不是按照下面的规则发生的，即首先消费者中出现了新的自发性的需求，然后生产工具在这样的压力下开始进行革新。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但是，通常是生产者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引起经济的变化的，消费者在必要的时候受到了生产者的启发，他们好像被教授去需求新的东西，或与他们已经惯用的存在差别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允许甚至是必须把消费者的需求看作是循环流动理论中一个独立的、基本的驱动力，但是，我们在分析变化时，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来对对待它。
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掌握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参阅第一章）。生产其他的东西，或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用不同的方法去组合这些原材料和生产要素。只要“新的组合”能通过小的步骤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及时产生，那么它肯定就有变化，也许是增长，但这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而且新组合是间断出现的，那么以发展为特征的现象就出现了。为了说明的方便，以后当我们说到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时，我们指的是后面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所说的发展就被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发展这个概念包括下面的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一种具有新特征的产品；（2）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生产方法是有关的制造部门还没有通过经验检验的，而且这种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上，这种方法也可以是在商业上对商品的新的处理方法；（3）新的市场的开放。新的市场就是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生产制造部门之前没有进入的市场，不论这个市场之前是否存在；（4）征服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不论这种来源已经存在还是首次被创造出来；（5）任何一种工业实行新的组织，比如，制造一种垄断地位（如通过“托拉斯化”[87]），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现在，有两件事情对于执行新组合而出现的现象以及理解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第一，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那就是新组合不一定应该由被新组合所代替的执行原来的生活或商业活动的人继续执行。相反，新的组合，作为一个规则，通常体现在一个新的企业中，这些新的企业通常不是产生于旧的企业，而是在老企业的周边和老企业同时进行生产；我们继续用我们上面选择的例子进行说明，即通常不是马车的所有者建造铁路的。这个事实不仅对我们想要描述的过程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了特别说明，而且它还创造了除上面所提到的那种非连续性之外的另一种非连续性，而且，它对事件过程的重要特征也进行了解释。尤其是在竞争经济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竞争性的消灭，一方面它解释了个人和家庭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上升和下降过程，这种过程是组织形式所特有的；另一方面它解释了商业周期的一系列其他现象，如个人财富的形成机制等。在非交换经济中，比如，社会主义经济中，新组合会经常与旧组合同时出现。不过，同时出现这一事实的经济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会消失，而这一事实的社会后果将会完全消失。如果竞争性的经济被强大组合的增长所打破（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日益增多），那么它将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新组合的实现也必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同一经济体内部的某部分。这样形成的差异足够大，以致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两个时代的分界线。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一项基本的原则，无论何时都不能假定新组合的执行是通过使用恰好未被使用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社会上总有失业的工人、未被卖出的原材料、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等。这些因素为新组合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环境、有利的条件，甚至是一种刺激因素，而新组合的出现只是部分地与这些要素具有联系。大量的失业通常是非经济事件造成的结果，比如世界大战，比如我们正好在研究的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中，失业的出现起不到任何根本作用，同样地，也不会发生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非常均衡的循环流动中。每年正常的增长也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因为首先这种增长很小，其次这种增长在循环流动中会被相应的生产扩张所吸收，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增长，我们必须考虑把相应的生产扩张同步调整到这个增长速度[88]。通常，新组合必须从某些旧的组合中提取必要的生产资料——由于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我们应该假定新组合会经常这样做，这是为了使我们所坚持认为的新组合的轮廓线更加突出。因此，新组合的实施仅仅意味着对经济系统中现有生产资料供应的不同利用——这提供了我们所说的发展的第二个定义。关于发展的纯粹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隐含在资本形成的传统信条中，这通常要涉及储蓄以及归因于储蓄的每年增长缓慢的投资额。在这一点上，这个主张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忽略了更重要更本质的东西。国家对生产资料和储蓄的缓慢的、连续的、不断增长的供应，是解释经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重要的因素在另一个事实的比较下顿然失色。这个事实即发展就是利用不同的方法使用现有的资源以及使用现有的资源创新，而不管这些资源是增加还是减少。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改变了过去50年经济世界的面貌。尤其是人口的增加，这也是储蓄能够形成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现存生产工具采用不同的生产方法使得发展成为可能。
下一步我们要论证的是非常明显的：控制生产工具对于实施新的组合是必要的。对于在循环流动体系中运转的企业来说，获取生产手段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这种生产资料，或者当前他们可以通过在第一章我们所描述的前期生产收入来获取这种生产资料。在这里，收入和支出之间是没有根本的缺口的，两者完美对接，如同生产资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需求必须是对应的一样。一旦启动，这种机制将自动运转。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于非交换的经济中，即使新的组合在非交换经济中被执行；领导机构，比如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部门，就处于能够将社会的生产资源分配给新的用途使用的位置。在某种情况下，新的使用方法可能需要社会成员承担暂时的牺牲、贫困，也可能需要他们更加努力；它可能会首先解决困难问题，比如应该从哪个旧的组合里把必需的生产资料提取出来；但是，获得已经不在政府经济部门控制之下的生产资料，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后，如果执行新组合的人有必要的生产工具，或者他们能够与拥有这些生产工具的人进行交换来获得这种必要的生产资料，那么在执行新组合时，这种问题也不会出现在竞争性经济中。这并不是拥有财产本身的特权，而是拥有可支配的财产的权利，也就是说，要么可以直接用来执行新的组合，要么可以用来交换新组合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89]。相反的情况——这才是人们从根本上关心的事情，因此这才是常规——财富的所有者，即使它是最大的组合，如果他想要执行新的组合，也必须求助于信用，因为这个新组合不像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那样可以从前期生产所得的收益中获得资金支持。提供信用，是我们所称的“资本家”这一类人的职能。很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驱动经济系统进入新的轨道，为了使它的生产工具服务于新的目的所采用的特有的方法——这种方法足够重要，以致成为这个社会的特色。这种方法与非交换经济中采用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非交换经济仅仅依靠领导机构行使命令和权利来分配新组合所需的生产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