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和土地的问题。
土地问题不仅关乎“三农”问题，还关乎着中国的命运。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中毛泽东向蒋介石除了提出废除一党专制、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外，还提出要进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蒋介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而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依靠“土改”赢得了人心。获得了土地的、不愿意看到国民党卷土重来丧失革命果实的农民自然坚定地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四年后，败走台湾的蒋介石十分后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随后，蒋介石在台湾开始土改，虽然和大陆共产党使用的方法不同，但最终也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也为台湾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反观中国大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使土地收归集体，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降低，在此后的20年间，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这一状况直到197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才得到了逆转。这点我们可以从节目中江苏金坛庄阳村—一个水稻专业村的变迁中找到答案。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和全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温饱之后农民如何致富。几年前，我曾经到四川乐山一个村子采访。一个老人告诉我，他们村子早先人均大约三亩地，西部大开发后，政府要求退耕还林，这样一来全村人均只有两亩多一点的土地。这两亩地种水稻（两季）能收获3000多斤稻子，扣除饲料、自用，所剩寥寥无几，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养鸡和儿子在外打工。这个老人很具代表性，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现实，这种现实导致的结果是土地无法实现集中种植、大规模机械无法使用、生产成本无法大幅降低、在农产品的商品流通中议价能力低，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只有一个：让部分农民离开土地，使土地向部分种田能手集中，而农民离开土地的最佳去处就是城市。
节目中讲述了李建国进城打工的故事。现在当他开着他的奔驰600驶过天安门时非常感慨，19年前，他刚来北京时每次挤在公共汽车上经过这个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巍峨建筑时，都想下车走到近前仔细瞧瞧，但在最初的两年中，他始终没敢这样做，那时，在北京的大街上，他总是习惯低着头走路，生怕遇到警察查他的暂住证，他说，他的朋友因为没有暂住证曾经被塞上南下的火车。
2008年，鸟巢。这座使用了42000吨钢铁的庞然大物孵化了许多人的梦想—不只是运动员，还有建设鸟巢的李建国—一个鸟巢的承建商。这个梦想不只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对一个人价值、尊严的认同上，许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村人也开始把李建国作为了他们的梦想。而梦想的基石是城市对他们的平等和宽容。
越来越多的城市向农民敞开了越来越友善的大门，越来越多的农民涌进了城市，城市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城市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地成为了市民。有些精明的农民发现，土地才是他们和城里人竞争最有价值的财富。当以农业税取消为代表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后，农民发现种田逐渐在成为赚钱的营生；当一轮轮城市扩张圈走一片片土地时，他们也希望他们脚下的土地能够成为流动的真金白银。
所有这些渴望变革的冲动，都成为又一轮土地改革的真正动力。
因为，人们深信：土地是财富之母。
当命运装上琴弦
从1949年10月1日至今，“国庆”成为了一个符号、一次次洗礼，一个个中国人的名字，一片片高耸的楼区，一件件百姓身边的小事儿……这些千千万万的小事儿，便是共和国六十年的印记。
2009年8月，上海浦江渡轮依然如往常一样，有一群人在浦东与浦西之间开着小车来回接送乘客。就在这人群之中，有一位叫张国庆的老人，关于他名字的来源，也成为了黄浦江边的一段记忆。
张国庆原本叫张银根，家住上海浦东，父亲是一名以船为生的船老大。小时候，浦江边就是他经常玩耍的地方。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满街的欢呼声，让当时年仅14岁的张银根，对进城的解放军充满了好奇。
有一天，张银根和伙伴们在黄浦江边的一个渡口玩耍。无意中结识了一位解放军。开始的时候，张银根和伙伴们还对那位解放军有些排斥，感觉很陌生，有所顾忌。那位解放军看到了这群孩子，就对他们招了招手，和他们一起聊天，一起玩，还拍了拍张银根的头，然后一群小孩子去摸摸他的手枪，那是用红布包的手枪。
当年和那位解放军相遇的地点，大概就在陆家嘴如今最热闹的东方明珠附近。张国庆永远不会忘记，正是那位解放军，为他取了“国庆”的名字。
解放后，张银根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于是，张银根的爸妈就对这位解放军提出，叫他帮张银根取个好听的名字，那是用来报名读书的。解放军同志想了一想，他说上海解放了，国庆节快到了，就取个国庆吧，庆祝我们国家解放。
从那时起，14岁的小浦东张银根有了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新名字：张国庆。以后他学习生活全是用这个名字——张国庆。在以前“张国庆”是用繁体字写的，很难写，现在变成简体就很方便了，一个是口中有玉，一个是广大。国家广大，他的心情也广大了，朋友也广大了。广大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庆。
这个简简单单的庆字，似乎赋予了他今后的人生一种乐观的姿态。新中国成立后，原本在私人工厂当了一年学徒工的张国庆，终于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生活仿佛一幅全新的画卷，让他开始有了更多的梦想和期待。
有一天放学后，张国庆和几个同学经过东海电影院。影院门口贴着五光十色的电影海报，让他们忍不住悄悄溜进去想看一看。
溜到电影院里面，一听有好听的声音。电影院里面在进行小提琴演奏。张国庆听着听着，就听呆了。这么好听，是什么乐器？后来才知道那是小提琴。
那天晚上，张国庆想着电影里奏出美妙声音的乐器，久久不能入睡，像着了迷一样。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东西。后来他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拉小提琴，奏出美妙好听的声音来。
后来，张国庆在一个华侨同学的家里，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小提琴。然而，当听说了小提琴昂贵的价格之后，张国庆感到，自己和小提琴的距离有点远。之后的几年里，张国庆参加工作成了一名技术工人。学琴的梦想被他藏在了心底。
现在已经是宝钢总厂钢管厂退休工人的张国庆说：“那个时候像我每月收入是八块钱，我到寄卖商店去看过的小提琴，最便宜的也要三四十块。”
22岁的时候，张国庆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穿着的服装和手中的小提琴都是向别人借来的。那时候，他是杭州新安江水电站的一名工人。
他非常相信，总有一天，他也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一阵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张国庆的生活也随着时代的脚步一起前进。1982年，张国庆进入宝钢工作。他的月工资也从几十元提升到了一百元。
就在张国庆进入宝钢的第二年，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把小提琴，那个时候买的是一把旧琴，大概64块左右，虽然是经过修理的琴，但质量还是比较次。
虽然只是从旧货商店买来的旧琴，然而能够实现年少时的梦想，这让张国庆的生活从此变得更加充实和快乐。
张国庆说：“刚刚开始学的时候，音不准，动作也不是很好，像木匠拉锯一样，非常刺耳难听。家里人听到后烦死了。我以为拉得响一点好听，家里人听到后更烦了。他们经常把我赶到外面没有人去的地方。我经常到马路对面比较偏僻的地方去。”
对张国庆来说，学琴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自娱自乐。他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开始自学，没有专业老师指导，他就四处求教并结合书本、影视教材，自己琢磨拉琴的技巧，没有足够多的五线谱，他靠借阅、手抄的方式积累了厚厚的几本。
由于拉琴需要一个放乐谱的架子，为了省钱，张国庆就买来一些材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张国庆说：“架子花了大概几毛钱吧，七毛还是九毛钱记不清了，伸缩没有办法控制，就用夹子夹住，土办法。”
上世纪90年代末，张国庆的儿女从复旦大学毕业后，都进入了收入丰厚的外企工作。这让张国庆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宽裕起来。闲暇时，张国庆喜欢去逛乐器商店。那些精美的小提琴，如今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2003年，张国庆和老伴住进了新居，住房面积从过去的40平方米变成150平方米。与此同时，张国庆拥有的小提琴数量，也从最初的一把增加到了五把。
2008年，张国庆在浦东的乐器展销会上购买了一把小提琴，价格是5000元。对这把小提琴，张国庆如若珍宝的爱护着，冬天就拿蜡擦擦，夏天就用毛巾蒙着。张国庆心想，放在以前，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用钱买一把琴啊！
过去只能在照片中昙花一现的梦想，如今已是张国庆握在手里实实在在的生活底气。当小提琴所代表的高雅艺术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生根发芽，张国庆和小提琴之间的故事，也将在人们的记忆中开出一朵美丽的花。
人物简介：
我叫张国庆，来自上海，今年74岁。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从小家境贫寒，上海解放后，有机会进入学校读书，之后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1988年，因为腿患关节炎我从宝钢总厂钢管厂病退。退休后我开始学习拉小提琴。没想到，这个业余爱好，被电视台的记者发现，并邀请我参与拍摄中央电视台的《我是建国、我叫国庆》节目。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不安。我的人生很普通，能够上中央台的节目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和老伴都是宝钢退休的普通工人，退休后，我们在宝山区临江边购买了一套新住宅，房子宽敞明亮，风景优美。我们过去没有想到退休后还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老伴每天的日程就是去游泳锻炼，然后琢磨每天的营养食谱。我的生活就是围着小提琴转。如今生活好了，终于有能力来完成年少时的梦想。我买了好几把小提琴，每天去江边的公园拉琴成了我的最大乐趣。我的名字，是解放军叔叔给取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生活心存感激。感激我遇上的好时代，让我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村里的“活账本”
他们经历了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他们走过了人民公社，出工大呼喊，吃大锅饭；他们感受过土地承包，分田到户带来农村新生；他们获得了取消农业税，2600多年的历史终结；他们享受了补贴、社保、反哺农业战略……
马会计，名叫马国庆，家住苏南的鱼米之乡。祖辈世代都是农民，倍感农民疾苦的父亲给他取了“国庆”这个吉祥的名字，期盼他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然而出生在困难期，学习在动乱期，生活在调整期的马国庆，没能改变农民的身份，更没能改变家庭贫困的状况。终于，马国庆凭着祖传的算盘技艺，被选为村里的会计，总算给了父亲一点心理慰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不断发生新变化，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幕的拉开，农民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马国庆这个普通农民家庭，也在变化中经历痛苦，感受幸福。
马国庆家所在的江苏省金坛市指前镇庄阳村，是闻名全国的“水稻名村”，生产的“标米”曾获巴拿马国际金奖。
1953年，庄阳村因水稻增产六成受到毛主席亲笔复信嘉许。然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庄阳村的农民仍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马国庆一家因弟妹多，生活更加困难，马国庆初中未毕业，就回家在村里干农活，随后他参了军。等他退伍回乡，家乡已全面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然而，单打一的粮食生产，以及沉重的上交税款，让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步履蹒跚。马国庆至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是一脸的辛酸和痛楚。
农业是民本，是国家的基础产业，但是那时农民却没有尝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要交公购粮，就连农民的子女上学也得交比城里人多一倍的学费，这就使农民生活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那时，马国庆家已分了家，一家三口住在两间破旧的平房里。依靠年轻力壮马国庆种了12亩责任田，夫妻两人辛辛苦苦忙一年，扣除每亩100多元的各项上交税款和每人60元劳动提留，两人一年忙到头也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扣除儿子上小学的费用，所剩无几。遇到灾年减产，一年就是白忙。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正当马国庆夫妇千方百计种好责任田，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憧憬美好生活时，马国庆已快小学毕业的儿子不幸身患白血病，家中仅有的几千元积蓄很快被花光。由于那时没有合作医疗保险，为了给孩子治病，马国庆借遍了亲戚和朋友，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看病的需求。马国庆在背负几万元的沉重债务后，再也借不到一分钱给儿子看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的花季生命凋零。儿子的离去，成为马国庆夫妇多少年来心头抹不去的痛。同时，也让他们体味到贫困付出的代价。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号角的吹响，国家一项项惠及农民的新政策相继出台，农业税费全部减免不说，每亩田国家还给予100多元钱的种田补贴，农民身上的负担被彻底解除，农民真正成为种田的主人。
马国庆在做好村会计工作的同时，一门心思扑在种田上，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一家人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多。近几年来，为提高种田的效益，马国庆不断加大投入，先后添置了拖拉机、插秧机等耕作机械，并和几个种田大户合资购买了大型收割机，实现了种田的全程机械化。马国庆家世代是农民，天生是个种田的好把式，有了机械化，他一个人忙起来游刃有余，根本不用妻子插手。妻子进入镇上一家针织厂上班，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
半农半工，让马国庆一家人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先是盖起了两间漂亮的楼房，添置了现代化的家电，买了摩托车和电动车；后来随着孩子的出生，为方便孩子读书，马国庆又花十多万元在镇上的农民公寓买了一套商品房，一家三口有了两个家，忙时住乡下，闲时住镇上，过起农民和市民的两栖生活。在庄阳村像马国庆这样的家庭已不在少数，他们真正享受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马国庆所在的庄阳村，是个典型的粮食生产村。当许多地方因为粮食效益低而纷纷调整种植结构的时候，庄阳村没有盲目地随从，而是把传统的标米生产和先进无公害有机稻生产结合起来。通过建立优质稻生产基地、引进国外高品质水稻、实现全程生态生产和订单种植，实现了种粮效益的逐年稳步提高。
特别是近几年来，庄阳村的水稻生产受到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重视，各级领导和农科专家纷纷到庄阳村视察和调研，一方面帮助庄阳村规划粮食生产的蓝图，一方面从资金技术上给庄阳村以支持。目前，庄阳村的有机稻生产专业合作社已经成立，300多户农户成为合作社社员，1000多亩有机稻生产核心方已经建成，生产的水稻也被江南春米业公司全部以高价收购。2009年上半年，一项国家投资的、以庄阳村及周边两个村为主的万顷良田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全面实现格田成方、路渠配套、林网化的高标准良田，打造中国标米生产基地。
面对新一轮的发展机遇，2009年已经48岁的马国庆信心更足，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到60岁“退休”，还有整整12年，正是他释放种田本领的“黄金期”。他准备好好利用这12年，大干一番种田事业，做一个新时期有成就的农民，不辜负父亲给他起“国庆”这个名字的期望。他准备在万顷良田工程建好后，承包100亩以上土地，办个家庭农场，买辆车，做个蓝领农民。在广阔的田园上收获人生新的希望。
马国庆是中国亿万农民中的普通一员，作为农民他经历过艰辛、失望、痛苦，也收获过成功、喜悦、希望。他伴随着我国农业改革和农业发展一路走来。从马国庆这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变迁，我们看到了十年来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看到了新农村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从马国庆身上，我们感受到中国农民的纯朴、善良和坚韧，同时也感受到农民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人物简介：
我叫马国庆，祖辈世代是农民，倍感农民疾苦的父亲给我取了“国庆”这个吉祥的名字，期盼我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我出生的地方虽然是闻名全国的“水稻名村”—江苏金坛庄阳村，1953年因增产六成受到过毛主席的嘉奖，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我们农民的日子依然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进入新世纪，国家一项项惠及农民的新政策相继出台，农业税全部免除不说，每亩田还给予100多元的种粮补贴。在当好村会计的同时，我一门心思扑在种田上。和几个种田大户合买了拖拉机、插秧机和大型收割机，种田全程机械化，天生是个种田好把式的我忙起来游刃有余，根本不用妻子插手，闲下来的她去了镇上的针织厂上班，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现在我们一家三口有了两处房产，闲时住在镇上，忙时住在乡下，过起了农民和市民的两重生活。
几十年的村会计干下来，大伙儿送我一外号，称我是“村子里的活账本”，我给自己算了一本账，我今年48岁，到60岁“退休”还有12年。我准备好好利用这12年，大干一番种田事业。眼下，由国家投资打造的惠及我们庄阳及周边两个村的万顷良田工程已经启动，建设好后我打算承包几百亩土地，办个家庭农场，再买一辆车，做个新时期里的蓝领农民。
重回土地的日子
早上8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刚刚走出家门，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时间。可是对于37岁的张国庆来说，每天的工作开始于凌晨5点。作为附近有名的蔬菜经纪人，早上8点，意味着他必须已经完成蔬菜收购，返回沈阳市区，否则这一天收上来的菜，就有可能卖不上一个好价钱。
张国庆说，他是2003年开始做蔬菜经纪人的，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
1972年10月1日，张国庆出生在沈阳市辽中县一个偏僻的村子里。贫困是张国庆童年时的第一记忆。
张国庆回忆说：“那时候整个村子都穷，地里也没什么经济作物，都种高粱和苞米。当时村里还是公社，人们都是记工分挣钱。可是那会儿收入太少，经常是忙活一年，家里还是吃不饱。”
转眼到了1989年，张国庆初中毕业，报考中专以3分之差落榜。也是在那年，17岁的张国庆选择远走他乡，希望从此脱离农村，可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对于张国庆来说，自己的第一次闯荡充满了坎坷。先是远赴吉林工地做基建，一年多后又回到沈阳给人打工。1996年，在外面闯荡了七年的张国庆回到辽中县，自己开了一个小店，专门给人裱画、安装。结果一年多下来，张国庆的小店再也撑不下去了。张国庆说：“生意非常不好，一年多下来赔了十多万，其中大部分钱是借来的。当时想的挺好，可到后来不但没干起来，反倒还欠了好多债。”
十多万元的外债，对当时的张国庆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生存，更为了还债，1998年，走投无路的张国庆选择了去卖菜。当时的张国庆可谓是身无分文，借来一个“倒骑驴”，自己骑着去批发市场批点菜，走街串巷卖，第一天去上菜，他身上只有8块钱的本钱。
如今张国庆是辽中县小有名气的蔬菜经纪人，为了能让自家的菜卖上一个好价钱，不少农民主动找张国庆收菜。而张国庆也充分发挥自己在蔬菜市场的信息优势，帮菜农出主意。
张国庆说：“有很多菜农不知道该种什么菜，他只能去猜，或者看大伙种什么，他也跟着种什么。我就会给他们出主意，现在种什么不值钱，种什么能卖上价。”
靠着自己蹬车卖菜，10年间张国庆渐渐还清了欠下的债。不但如此，张国庆运菜的交通工具也几经变化，从最开始的“倒骑驴”，升级为农用三轮车，再到如今的厢式货车；每天的蔬菜收购量，也从过去的几百斤，上升到现在的三四千斤。
如今，张国庆每天都要开着自己的货车，从辽中县农户家中收上来三四千斤的蔬菜，然后再转运到沈阳的蔬菜批发市场和零售大厅。如今，形成规模的张国庆自己已经忙不过来了，母亲和妻子也不得不放下家里的农活，来给他帮忙。
张国庆说：“我主要是收菜和运菜，我媳妇和我妈是帮我卖菜，有时候忙起来还要找帮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人，招不到人。”
现在的张国庆已经把全家接到了沈阳生活，20年前那个一心想脱离农村的男孩，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跟农村打交道的蔬菜经纪人。张国庆说，现在自己已经离不开农村，甚至在他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
张国庆说：“我离开土地已经20年了，家里的15亩地一直在包给别人种。但我现在想有机会我要把这15亩地收回来，自己种地扣大棚，这样我就把生产、运输、销售所有环节都打通了，效益肯定更好。我曾一心想离开农村，结果发现农村给我的发展空间更大。我准备好了，要跟土地打一辈子交道。”
人物简介
我叫张国庆，1972年10月1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老观坨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母每天都在地里辛苦劳作，可家里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有多大改善。
为了生活，我不得不走街串巷，靠卖菜为生。起家的成本是8块钱。因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城里干这行，优势明显。没用几年，就把十几万的外债还完了。我这个农村孩子，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改革开放给了我机遇。现在我在沈阳市内的大型农贸市场里有自己的摊床，还有一家水果店，车也买了，楼房也置办了。现在，我又回到了农村，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我和“鸟巢”的约会
半个世纪前，城市对农民来说，还宛如另一个世界。改革开放后，他们进城打工、经商，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巨大活力。1998年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民进城的门槛越来越低，很容易在城市落户，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人。从旁观者到建设者再到城市的一份子一路走来，农民工进城这条路越走越平坦，然而，曾经的那些奋斗的故事却多少带着一些辛酸苦辣……
尽管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国家体育场——鸟巢依然是游人如织，这里已经成了北京的一处新地标，大多数去北京的旅游者都愿意将鸟巢、故宫和长城一起确定为必去的景点之一，这里每天的游客量平均达到了1.5万人。
这里要提到一位叫李建国的人物，他是江苏省金坛市唐王建筑公司项目经理。
2006年，李建国的建筑公司参加了奥运工程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内装饰工程，分项工程获得建筑质量最高奖——鲁班奖，他所在团队获得奥运工程优秀青年突击队红旗标杆。2008年的11月16日，李建国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表彰。
用李建国的话说，这个场景，在20年前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体制的改变也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自由流动。而此时的李建国刚刚跨入中学校门，身边已经有村民开始离开世代种植的土地，进入乡镇企业，他的父亲也在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以贴补家用。
1986年夏收前，一场意外打破了家的平静。李建国的父亲在工地上被一块倒塌的楼板砸伤了，而治疗需要一万多元的医疗费。
李建国的父亲说：“当时工地上的工头一分钱都没拿，都是我东拼西凑，向亲戚、朋友借钱凑齐了1万多元看病。”
一万多元，对于当时这个月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家庭来说，像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而父亲的受伤又使得家里直接断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连李建国和他哥哥上学的学费都拿不出了。无奈之下，兄弟二人只能先后辍学回家，李建国去了一家建筑公司学起了电焊手艺，希望能尽快工作尽早挣钱帮家里还清债务。
李建国说：“我哥是1989年上的北京，第一年拿回家3300元钱，不得了，我们还没有看到过那么多钱。第二年是1990年，我说我也想上北京，他不带我去，我问为什么不带我去，我哥哥说你岁数太小，我哥比我大两岁，说去北京干活太苦，不要看挣钱多，我说再苦我也要去。”
李建国的家乡江苏省金坛市是著名的建筑之乡，上个世纪80年代末，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出农村，走进了陌生的城市。那时候金坛市在外搞建筑的农民就已经有1万多人。1990年，刚满18岁的李建国跟随哥哥来到北京，这是他长大后第一次出远门。
现在的李建国总能驾车经过天安门，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刚来北京的时候，一心想到天安门看看，又不敢去，根本不敢出门，走去天安门，都不会走。”
和许多进城务工者一样，刚到北京的李建国很少出门，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多干活多挣钱，好帮家里早一点还清债务，虽然早晨五点半就要起床干活，每天至少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却很少舍得休息。
李建国说：“我第一年上北京就是做电焊工人，那时候一天都要做十几个小时，脑袋里只想到做，那时候评级别，只想比别人做得好点做得多点，多拿点钱。原来的人出去都是为了挣钱，都舍得吃苦，都不舍得休息一天。”
和今天的进城务工者相比，早期那些离土又离乡的农民，来到城里几乎是两眼一摸黑。迎面而来的是茫然无措和城里人异样的目光。与此同时，生活条件的艰苦也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李建国说：“当时住的是地下室，上面有水渗下来，两百号人住在一个地下室，一到夏天，比较潮湿，有蚊子，各种味道都有，住的时间长了身上起疙瘩，不通风，原来那种苦现在告诉人家都不相信。那时候，坐五站地公交车五分钱，去洗个澡，一角钱，回来就舍不得坐公交车，几个人晃晃走回来睡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改革开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济开始进一步大发展，从那时开始，农民工的人数几乎以每年一千万的数字在增加。到了2002年底，农业部粗略统计，农民工的数量达到了9460万。建筑工地、餐馆、加工制造业，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出现的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李建国最不愿提及的事就是“讨薪”，辛苦一年到头来一场空的苦他没少吃。
李建国回忆说：“原来像我们一年做到头，工资你不知道能拿多少钱，辛辛苦苦一年没有保障，不晓得能拿多少钱，能不能拿到这笔钱，都是个问号，假如说再出一点小小的意外，脚跌了，手扭了或是生点小病，那你就自认倒霉。”
2000年，已经是工地负责人的李建国发现老板突然消失，20多万元的人工费没有了着落。那个时候20多万对他们来说可不得了了，都是家门口人的工资，拿不到钱回来你怎么给人家交代呢？为了讨这笔钱他们找了多个部门，还找到了业主，业主把单子给我们看，确实已经把钱给付了，后来就日夜找人啊，找不到啊！后来也是通过朋友到电视台，北京三台都帮他们讨过工资。
受尊重、有保障，或许是从有农民工开始的那一天，这一群体的共同愿望。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日益扩大，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凸现，各地陆续出台了若干项农民工权益保护规定和条例，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农民工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在北京的十多年，李建国见证了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变化。
现在的农民工，一到现场先签劳动合同，有保障。每个工人一张工资卡，每个月的基本工资能拿到，而且还有劳动保险，出什么意外有保险公司赔偿。李建国说：“现在的管理确实是好，对我们农民工不会像原来那样有个阴影在那儿，我们做到年底拿不到钱，老板会跑掉，这个不可能，社会对农民工越来越重视。”
在北京奋斗的这几年，从最初报考电焊工上岗证，到后来报考项目经理，建造师资质，李建国一直在努力缩短某种差距，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建筑队伍，招聘的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公司会和奥运工程国家体育场——鸟巢有什么关系。
李建国说：“人心里总归有一种想法，就是大的公司做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去毕竟是小队伍，而且我们公司不是很出名。”
2006年，李建国参加了奥运工程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内装饰分项招标。让他有些不自信的是，和他一起参加鸟巢的内装饰招标的单位有一百多家，其中很多都是国内装饰行业知名的大公司。
李建国说：“那时招标，先报到的是其他公司，我是最后报的，报名字时，心里“怦怦跳”。听到人家大公司的名字，我都知道的，在我们国内都是比较大的，凭我们的实力和人家竞争，我想都不敢想，我就在这儿听听吧，后来听到我们中标了。”
李建国带的是一个几乎清一色的农民工团队，能够中标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兴奋，他们决心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最完美，对得住这份信任，对得住这一标志性工程。然而进场刚刚一个月，一个平常看来很普通的墙体抹灰工序难住了他们。李建国说：“这个东西很平常的，但到鸟巢去抹灰就不行，我们急啊，一天一个瓦工都抹不到5平方米，手艺最好的师傅只抹到5平方米，一般的都只有3平方米多。”
由于对采用的新型材料性能不够了解，施工效率不及平时三分之一，施工进度上不去，工人们的情绪受到影响，李建国感受到了压力，他一度想退出，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他说：“打退堂鼓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北京十几年了，打退堂鼓被人家笑话，我们从农村走出来也不容易，能够在鸟巢施工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在多次请专家进行研究分析并试验后，他们终于掌握了这一新材料的特性，而这只是他们在鸟巢遇到的诸多施工难题之一。由于施工的高质量并多次完成抢工期的任务，李建国和他的团队逐步成为鸟巢建设的一支主力军。
李建国自豪地说：“后来，我们金坛唐王建筑在体育场是无人不晓，因为我们面积做得最大，开会基本都要受到表扬，特别是抢工期的时候，说有什么困难只要找唐王公司就能解决，因为我是他的主力军，我们从20多人到40多人，到100多人，300多人，到最后的700多人，最高峰的时候是760人。”
李建国说，他没有想到当年那个18岁进城的毛头小子会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更没有想过他这样的企业能和那么多知名大企业拥有公平竞争的权利，他感到一种被尊重的幸福。
“我们劳动合同已经签好了，你们各位师傅都是我们公司正式员工，希望你们把工作做好，不能把公司品牌做砸了，好好努力。”因为接了几个新的工程项目，又要招一批新的建筑工人，而他们也和当年的李建国一样，怀揣着梦想……
人物简介：
江苏金坛——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故乡，我的出生地。
刚上初中那一年，家庭的一次意外终止了我的求学梦。
1989年的春节，对于我来说，意义远大于过年。哥哥从北京打工挣回的三千多元工资让全家人都很兴奋。我很想去北京挣钱，但哥哥觉得我太小会吃不了苦，不过最后还是同意带上我一起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还是觉得有些得意，因为这或许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坚持。
刚到北京的日子，气候不适应、生活条件艰苦，但我只想着多干活多挣钱帮家里还债，就觉得不怎么累，即使一天十二三个小时的高强度。夜校上课，去别的工地学现场操作，考上岗证、建造师资质成了我这阶段的新追求，几年后我开始担任工地负责人，也就是现在的项目经理。
有机会参与鸟巢工程建设的确吓了我一大跳，但好像冥冥中应该和鸟巢有这样一次约会。在鸟巢，我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甚至萌生退意；在鸟巢，我和工人一起肩挑手扛将砂浆送到29米的钢楼梯上干上整整一夜；在鸟巢，看着饭吃一半拿着盆子就睡着了的工人我流过泪；在鸟巢，我拿到了中国建筑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做梦都不会想到会去建鸟巢，能够参与其中就已经是我一生的荣耀。
2008年的11月，在全国优秀农民工表彰会场——人民大会堂，我在第一排座位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船老大的新公告
60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一挥间，正是在这短短的60年间，新中国改变了曾经的步履维艰，造就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渔业，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年，海，还是那片海；港，还是那个港；渔民，依然是那群以海为生的渔民，而那些从事渔业的渔民的生活早已大变样。
每年8月1日是伏季休渔结束的日子，对于闽狮渔的全体船员来说今天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因为休整三个月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出海捕鱼了。而令全体船员没有想到的是，船老大蔡国庆今天上船的头一件事却不是给他们下达捕鱼任务。
船老大面对闽狮渔的渔民高声喊道：“船员往海里扔垃圾，一次罚款50元。”
而这一决定得到了闽狮渔船员们的一致赞同，他们说：“靠海吃海，保护海洋环境就是保护我的饭碗。我们全力支持老板这样的做法，要保护海洋，污染海洋鱼就会死掉，我们的子孙以后打不到鱼。”
于是，以书面的形式张榜公告，这在以往没有先例。而蔡国庆却坚定地说，红纸黑字，一目了然，写明了往海里乱扔垃圾将被罚款，不仅对约束船员起到警示，而且能进一步激发船员的爱海意识。
现在的闽狮渔船上有垃圾桶，蔡国庆说：“现在的垃圾都放在垃圾桶里，然后到山上去处理掉，再没有把垃圾扔海里鱼就比较多了。”
崛起于闽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石狮，三面临海，与台湾一水之隔，市域面积160平方公里，海岸线却长达67公里。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优势，是广大渔民耕海捕捞鱼虾的好地方。而现年47岁的蔡国庆就出生在石狮祥运村。从小就生长在海边的他，13岁那年就因家境贫困辍学出海捕鱼了。
蔡国庆说：“我以前跟人家打的工，才赚一点点的钱，船上什么都要做。”同许多土生土长的渔民一样，蔡国庆默默憧憬着将来也有自己的大船，他说：“我以前打人家的工，心里却想要自己去发展，自己造船。”
1989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广大渔民要“造大船，闯大海”。当时，蔡国庆也动了心思，他东挪西凑与人合伙投资近60万元造了一艘马力250匹的大木头船，成为当地第一批远赴外海开辟新渔场的渔民。
蔡国庆说：“那个时候近海鱼比较少，我们都跑到外面去，第一次出去捕了个满仓回来，当时祥芝渔船不多，鱼肯定会很多，捕了满满的一船仓回来。在内海捕到的鱼少要跑远一点去捕，要造更大的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速上升阶段，城市发展的脚步日益加快。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保护问题的凸现。大量的工业污水排向大海，许多沿海城市都在搞围海造田工程，加上长期的过度捕捞，我国浅海渔业资源开始面临枯竭。
蔡国庆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捕了一吊小鱼，比硬币还小，要拉回家卖不到价格，要放掉也活不了，当时我就想，再等两个月再捕就好了。”
为了捕到鱼，蔡国庆不得不计划着造更大的船好到远海去捕捞。1997年，他与哥哥合股投资200多万元，建造了当时祥芝镇最大的钢质渔船，马力也提高到了400匹。这时候，蔡国庆和身边的渔民们已经开始明白，对大海一味地索取和破坏，最终毁掉的是人们靠海吃海的生路。
蔡国庆说：“鱼少对渔民影响很大，出去一趟要好几万本钱，海里的鱼现在很少，出去都亏本。现在70%的船都在亏本，有的从出海到现在才三四趟亏了20多万，最多的可能亏25万左右。”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渔民的长远利益，从1995年开始，国家在东海、黄海全面实行伏季休渔制度，1998年又把休渔期延长到3个月。蔡国庆说：“禁渔多休一个月也好，禁渔很好，没有禁渔会一年比一年差，这是肯定的。”
几年来，蔡国庆不断调整作业方式和作业结构，并且更新船上设备，完善远程配套设施。虽然船上的导航仪、探鱼器及雷达等高科技装备一应俱全，但是他始终带头遵守禁海捕捞和休鱼期的各项规定。
蔡国庆说：“现在船上的废机油、柴油不是很多，如果倒到海里面去对海的污染会很大，我们要对后代子孙负责任。”
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开始得到改善，渔民们千百年来不变的作业环境也今非昔比。蔡国庆说：“当年出海打鱼没有天气预报，全凭我们的感觉，如果有大风我们就进来，如果没有我们就再捕。当时有一次我去浙江捕鱼，遇到台风，大风大浪很大。浪打得很高太危险了，我都想可能没命了，而前一天其他船全部都开进港里面，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渔业、气象部门，还有政府都对我们渔民很关心，有台风就叫我们进来避风。”
石狮市委市政府对海洋捕捞出台了好多支持政策，曾经出台蓝色产业扶持政策，包括对渔船的更新改造，还有对渔船的渔业保险、渔船保险，以及国家对机动捕鱼船的燃油财政补贴，石狮市政府对渔业安全生产也非常重视，出台了有关台风、渔船避风的管理规定，对按时回港避风的渔船进行奖励。
蔡国庆说：“政府对渔民帮助很大，建避风港，我们都不用跑到别的港口去避风，还发放油补，一条船可能二三十万，对我们帮助太大了，我们要感谢政府。”
如今，蔡国庆所在的祥芝渔港已经由一个只能容纳几条船的小码头，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国家级中心渔港，可同时容纳1000多艘渔船停泊避风，渔港周边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渔船加冰、加油、水产品销售和修造船产业都比较完备。而在祥芝，蔡国庆已经是当地船老大中的佼佼者，他已经拥有钢质渔船3艘，总投入1000多万元，年纯收入几百万元。
我们见到蔡国庆时是他休渔结束后的第一次出海，不到6天的时间，他捕鱼达2000多担，净赚了20多万元，“开门红”让蔡国庆特别高兴，在他看来这将预示着这一年，他的收成一定会更好。他说，对大海的热爱，肯定会换来大海丰厚的回报。
人物简介：
我叫蔡国庆，今年47岁，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渔民。
在家乡的渔港内，名叫蔡国庆的人不止我一个，但能被乡亲们公认为“船老大”的却为数不多。如今，我拥有三艘钢质渔船，雇用了6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员来帮我捕鱼。按理说，有了这样的作为，憨厚的渔民只有乐的份，哪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但是讨海人的心总是向往着大海，倘若一天没看到海心就觉得不舒服，想必这就是“讨海人”的爱海深情吧！
记得第一次出海，我才13岁，那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浩瀚的大海上驾驶木制渔船与老辈们一起捕鱼，晕船的痛楚，令我第一次见识了大海咆哮的威力，也第一次感受了渔民搏击风浪的勇敢。艰难苦涩的日子，总是随着岁月的年轮周而复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精湛的捕鱼技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凭海水的颜色我就能辨别海里有什么鱼。因为这一绝技，我每次出海总能满载而归，惹得乡亲们十分眼红。
23岁那年，我迎来了人生的幸福时光，我结婚了，妻子比我小两岁，也是一名海边长大的女孩，性格开朗大方。妻子跟我说，以后海里归我管，岸上就归她管，卖鱼以后就不用我操心了。妻子的鼎力支持，让我再无后顾之忧，每次返航回岸，看着妻子与鱼贩们讨价还价时的那份认真劲，我十分欣慰，而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在心底悄悄地说：“老婆加油。”
与大海打交道这么多年，深知海路的艰辛。说真的，真不愿意让儿女们再出海捕鱼，毕竟时代不同了。但是，我的两个儿子却选择了与船为伴、与海为伍。出海捕鱼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差事”，而他们却说，他们喜欢大海上驾驭驰骋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我知道，他们也已经深深爱上了大海。如今，我们父子三人分别负责一艘铁壳船，上阵父子兵，别有一种心境。儿子的聪明能干，使他们在渔港内名声大涨，而且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船长”。
日落日出，潮涨潮落。伴随波涛汹涌的拼搏，我的事业不断发展。在没有出海的日子里，与乡亲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总是不忘心怀感恩之情，因为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但是欣慰之余，我心中却萌生了许多疑问：为何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为何海面飘浮的垃圾越来越多？为何儿时玩耍的沙滩如今荡然无存……
一个坚定的答案在心中回响：大海受伤了！抚爱大海，我们还需要等吗？
石狮台编导手记
柯惠山
“中国记者啊，今天风浪很大你们就不要跟我们出海了，我怕你们在海里头顶不住……”8月1日一大早，渔民蔡国庆的电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电话中的老蔡略显几分激动和兴奋，因为今天是开渔的日子，休整三个月“暑假”的渔民，早已是摩拳擦掌准备出海大“捞”一把。在这个时候，老蔡不放心我们上船，让我对出海增添了几分忧虑，因为在海边长大的我不仅深知大海的威力，而且也曾切身感受过“晕船”的痛楚。
跟渔民出海拍摄，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他们搏击风浪的人生，一直是我的追求和梦想。对于老蔡的“逐客令”，我不假思索地婉言拒绝，并坚定出海的决心。明明知道自己会晕船还硬要坚持出海，当时还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感觉，那一刻自己好像多了几分英雄气。
不知什么原因，在几次的交往中，老蔡总喜欢以“中国记者”称呼我们。从一名地道的渔民口中道出这个称谓，多少让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同时也让我倍感作为记者肩上所担负的一份沉甸甸责任。与老蔡通完电话后，我匆忙起床准备出海……
简单的洗漱和吃过早饭后，带上妻子为我精心准备的晕船药，我来到了石狮电视台。与同事程高岗取完设备，全副武装后，便驱车来到了国家级中心渔港—祥芝渔业码头。
开渔的日子，渔港内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几天来，这里的渔民早已备足了“粮草”，只待今朝的“远征”。而此时海面上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马达声，更是装点着渔民们新的希望和喜悦。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不仅勾画出了一幅壮美的渔村画卷，也让人仿佛置身美丽的诗篇中。
早已等候在码头的蔡国庆，见到我们时他还是尽力想说服我们不要出海，但同事与我决心出海的态度，让他最终只好笑笑地接受我们的“请命”。我知道，老蔡这一会心的笑，意味着我们的“苦日子”即将开始了。
现年47岁的蔡国庆是祥芝镇有名的“船老大”，有着30多年的捕鱼生涯，如今拥有大马力钢质渔船3艘，总造价1000多万元，而就是这样一位“千万富翁”，20多年前还是别人船上的一名小帮工。作为我们此行拍摄的主人公，蔡国庆的“爱海、用海、养海”之举自然成为我们关注和拍摄的重点。而此次出海，闽狮渔6858船上突然多了两台摄像机，这让船员们十分好奇，我想这应该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在船上见到摄像机吧！
挥手告别，航行启程。简单的仪式后，渔船驶向浩瀚的大海。俯首海面，看那一朵朵浪花追逐船舷。在汹涌澎湃中激起的欢快，演绎着渔民们对大海无限的向往和热爱。
船上的我们丝毫不敢懈怠，而是马上扛起摄像机，贪婪地记录每一幕精彩。抓拍、跟拍、构图，画面拍摄似乎显得从容不迫。但是两个小时后，汹涌的海浪迫使渔船颠簸不已，也让我先前的那份镇定荡然无存，我再也无心顾及大海的美貌了。
莫名中，一种情绪随波浪的起伏隐隐泛起，那是一种无法释怀的痛楚。一个巨浪扑来，我五脏翻滚，对大海的第一次“真情倾吐”在瞬间变得毫无保留。晕船药的疗效也没能让我变得不晕船，我彻底“晕菜”了。此刻，我真的有几分停泊靠岸的渴望。然而，这只能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知道我克服晕船的严峻战役已经打响，我必须像战士一样，怀着必胜的信念战斗到底……
船上的第一顿饭是干饭、菜丸子汤，船员们倒是吃得津津有味，而同事和我却是颗粒未进，因为晕船后的我们没有丝毫的胃口，又怕吃什么就吐什么。而船老大老蔡却告诉我们，晕船后更要吃点东西，要不然全吐光了人就没力气了。根据这一说法，在接下来的六天时间里，我尽量让自己每餐都进食，即使在边吃边吐的情况下也要保证把饭吃到肚子里去。为缓解晕船的症状，我们只能是卧铺休息，不敢有太多的行动。直到海上的第四天，天公作美，风浪不大，加上自己慢慢适应了，我的晕船症状才得到了好转。
向前，渔船不停地行进，让人感知不到距离的变化，仿佛就在同一场景里徘徊。在豁然开阔、烟波浩淼的海面上，船老大沉着应对，手握方向盘目视前方，俨然一位身经百战的主帅，在与大海的战斗中指挥千军万马。不久，我们期盼已久的重头戏上演了，在距离祥芝港50多海里的海面上，老蔡撒下了充满希望的第一网。可以想象，第一次出海的我们，遇到这等新奇景象，怎能错过机会，我们顶着晕船的压力也开机拍摄，晕船增加了拍摄难度，我们只好拍拍停停，尽力而为。
等到收网时刻，丰收的喜悦也让我们暂时忘记了晕船的难受。收上来的渔网撑得鼓鼓的，绳索一解，哗啦啦倒出来的海鲜，占满了整个甲板。老蔡告诉我们，这一网足足有500担之多。第一网大获全胜，老蔡乐得合不拢嘴。
太阳渐渐西斜，渔船马不停蹄地向深海进发。我一鼓作气爬上船头，发现在此欣赏海景的视野更为开阔。海的西面，暗红的太阳即将慢慢垂落。远望着空旷无垠的大海，思绪开始变得漫不经心。周围的一切，只剩下海浪的翻腾和渔船引擎的轰鸣，像梦幻一样。渔船渐行渐远，颠簸得越来越厉害，我紧紧抓住船上的横杆，跟着海浪摇晃的节奏拍摄取景。
夜幕降临，渔火开始在各艘渔船上忽明忽暗。暗黄的渔火与深绿的水面相融交织，一派影影绰绰、迷迷茫茫的景象在斑斑点点的渔火反衬下，使此时的大海变得深沉，在波浪的摇曳中竟露出几分温柔的容颜。
船上的伙计早已将网具抛入海中，等上两个小时后便可知道收获如何。他们还在忙着整理上一网打上来的鱼，而我依稀有些晕的感觉，在迷迷糊糊中有一种若即若离的错觉……伙计们吆喝着起网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船舱，发现低垂的天空多了一些星星。
已经离岸五天了，我内心充满靠近码头的渴望，哪怕只是临时靠一下码头，到地面上走一走，呼吸一下带泥土味儿的空气，也足以让我兴奋不已。
平时在岸上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时间过得像闪电一样，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一任时光的流逝。然而在海上，时间是被无限放大着过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过得很慢，并不是因为海上就比岸上充实许多，而是在海上，我们的内心充满着激情、思念和渴望，而越是渴望越觉得胡须开始在脸上狂长……
就在这时，老蔡的卫星电话接到了同事郭明辉打来的电话，这位平日像老大哥一样关心我们的“领导”，此刻在电话里显得有些急切，话语中透露出对我们的担心。“你们和老蔡商量一下，赶快回来吧，台风（莫拉克）又要到了……”，与同事的短暂通话后，我突然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几天的海上生活，让我们全然不知陆上发生的事情。
时间在海浪的拍打声中更新和持续，渔民对大海的美好憧憬，总能换回大海多情的眷顾。不知不觉，又一次丰收的盛景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次拉上来的鱼也有足足500多担，加上之前捕捞的海鲜，几天下来，船老大船舱里已有2000多担的海鲜。丰收喜悦再次映红渔民的脸庞，船老大蔡国庆当即决定返航。虽然还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岸，但波涛在后、岸在前的“海归”快感，让我们十分激动！
8月6日下午3时，满载而归的闽狮渔6858缓缓地驶进石狮祥芝渔港。上岸时，虽然晕船的感觉还没淡去，但重新踏上陆地的那一瞬间，那种踏实的感受，我至今都无法用言语形容。老蔡诚意再三地要我们拿些海鲜回去，我们齐声谢过而别。
回到岸上，我对大海增添了几分敬畏，可内心却依然向往大海。涛声依旧，镜头拉远，在声画的交织中，我好似不再晕船的“讨海人”，在浩瀚的大海上，迎风冲浪，寻觅梦想……
告别“和尚港”
朱建国，1958年7月出生，2009年已经51岁了，现在在江苏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港园区工作。
这是历史上的和尚港。它虽然滨临长江，却是处处沼泽和芦苇滩，交通闭塞、信息不通是它的真实写照。因为当地男人穷得娶不到老婆，它落下了和尚港的名字。
人们一提到和尚港，头都疼了。一个村庄里面有好几十个光棍，一直到现在还有六个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成过家，当时这儿老百姓广为流传的三句顺口溜是：“三天吃六顿，晚上一人困，想想很郁闷。”这是当时整个和尚港的真实写照。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个区域才有第一部手摇电话。
改革开放以后，长江那边的江阴发展迅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强县。2002年，江阴和和尚港所在靖江决定要联动发展，以和尚港为中心建设新港园区。面临拆迁的和尚港，六助村村民的心里却敲起了鼓。
江苏省靖江市六助村的村民钱大奇说：“我不同意拆迁，我们老百姓几辈子住过来的，你们这样做是错的，只有人家起房招女婿，没有哪里拆屋赶动身，叫我们走就走啊？叫我们吃什么，我们又去向谁要？你们说是吗？”
和尚港村民钱老汉的话说出了老百姓的实话，除了一种恋旧的情怀，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土地后，谁来管他们的养老、住房和工作。早先推行的农业保险标准太低，对失地农民行不通。2006年9月，靖江市出台了新的补偿办法，让所有失地农民一律参照城镇职工参加各类社会保险。
江苏省靖江市六助村的村民郑纪明接受采访时说：“今天我拿到507元钱，一年加起来也能拿到6000元钱呢，往常种一亩地只有500到600元。”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村民老钱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在靖江经济开发区工作的朱建国说：“项目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保险是同时进行的，我们和劳动所的同志会按月发放给被征地农民的保障。”
现在，和尚港六助村600多户居民1100多人全都办理了养老保险，最低的一个月也能领取429元养老金。2008年5月，新港园区的第一个项目正式动工。一个多月后，16个投资超过一亿美元的项目登陆园区。负责拆迁和建设的朱建国和靖江市的另一位建国碰了面。
江苏省靖江市的市委书记刘建国说：“农民转换成工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培训，要使他们掌握一到两门熟练的技术，然后进入工厂，他基本就完成了农民变成工人这么一个过程，年纪轻的一定要通过政府的免费培训保障他的就业，这样他就能够解决失地以后不失业，那种年龄大的失地以后不失收，这样可以保证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面对建设拆迁产生的一万四千多名失地农民，园区开设了计算机、财会、车工等21个门类的培训班。
2009年，和尚港六助村的600多户农民搬进了新房。和尚港的一个村民说：“工人有退休，我们老农民也有退休。我从来没想到过。”
和尚港不再贫穷，以后大家再谈起和尚港，用的将是一个新名字——“永兴港”。
个人简介：
我从小就土生土长在这样的地方——这里遍地芦苇，处处沼泽，十年九涝。这里就是在靖江和周边地区出了名的“和尚港”。在我的记忆中，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十分艰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我们村上，有12个光棍，当时的我对“光棍”这个字眼理解得不是很清楚，后来年龄渐长，才知道他们是因为穷而讨不上老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与我一起的堂弟至今还是单身。曾经很多次，我徘徊在长江边，感慨、无奈！曾经很多次，我在江边立下誓言：一定要让和尚港旧貌换新颜！1975年，我参加了工作，1979年，我成为了村里唯一的一名大学生，4年之后我成为了副乡长，从此我带领和尚港全体父老乡亲走上了艰苦的脱贫致富之路……
从“跑单帮”到“创业行家”
几千年来，那些靠水吃水的渔民仿佛已经习惯了海上那风云莫测的大浪，时光穿梭，大海无情，很多渔民的生命献给了无边的大海……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时过境迁，曾经的那些靠出海打鱼的渔民们，如今已经把“种子”种进了大海，在他们祖祖辈辈前往的传统捕鱼区，也出现了中国的武装船舰，他们在为了渔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2009年8月的一天，许国庆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沙家浜阳澄湖大闸蟹交易市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时节，还不到大闸蟹销售的旺季，不少店铺关门歇业，但许国庆的“阿庆水产”每天都坚持营业，许师傅说，他卖的就是被称为“六月黄”的黄油蟹，味道非常鲜美，一过中午，他的蟹都会销售一空。
这不，刚开门营业没多久，生意就来了。
许国庆和妻子热情地介绍，并为顾客逐一挑选，很快，两笔开门生意就轻轻松松地成交了。
在许国庆看来，阳澄湖大闸蟹已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秋季特产。
现在已经是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阿庆水产店店主的许国庆说：“大闸蟹销售不断档，从小蟹苗放下去开始，年底那时会少一点，市场里卖的都是老蟹、隔年蟹，隔年蟹要卖到三四月份结束。一二月销售稍微脱节，在6月15日左右，就有“六月黄”销售了，销售基本还是环环相接的。”
许国庆说：“这里生态环境、主要水质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来沙家浜游玩的人很多。作为这里的特产，阳澄湖大闸蟹是比较好的，是很有名气的，青壳、白肚，肉质甜津津的，和其他蟹是不一样的，吃上去真的很鲜。”
地处阳澄湖畔的沙家浜，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因现代京剧《沙家浜》闻名全国。这里的人家大多傍水而居，在水中讨生活，许国庆的祖上就是以捉鱼捉蟹为生的渔民世家。那个时候的渔民都是到处捉鱼，没有养殖的，去外塘全是自己捉的。就是船摇到哪里，就捉到哪里，没有规定这里是谁的，那里是谁的。
许国庆的童年是在样板戏《沙家浜》的旋律中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那样清晰，可令他更难忘的是快升入三年级的时候，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许国庆说：“当初出来不读书，总是有点不开心的，但没有办法。不念书，一是为了出去做生意；第二，父母亲出去做生意，我们只好跟着，因为没有固定住的场所。那时读书也读不起的，虽然便宜，但赚的钱仅够吃饱肚皮。”
就像大闸蟹一生在旅行中生活，许国庆从辍学的那一天起，也和“旅行”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这种“旅行”却带着漂泊的无奈，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几许酸楚的创痕。渔船载着年幼的国庆穿行于河湖港汊，每天天不亮，他就在父亲和爷爷的带领下，带着捕捉的任务摸黑出发。
“现在下面都是大的水泥船，用砖头搭了小房子。我父亲那时候，都是小的木船。”回想当年，打鱼回来时，已是满天星斗，一天的辛劳让人非常疲惫，几乎超出了许国庆所能承受的极限。捕捉到的鱼蟹，他也不能马上大快朵颐。
许国庆说：“捉来之后要到镇上的街市去卖掉。钱拿回来要上交的，到年底分红，多交多赚，工分也多，但有时候还透支，平常都借空了，基本没有多余的钱。”
这样的生活窘境，并不是许国庆一家的遭遇，可他无力改变这样的现实，出身渔民，自己书又读得少，还能干什么呢？他不由得羡慕起农民来了。
许国庆说：“当时对农民是羡慕的，想也不敢去想的，觉得船上渔民和岸上农民是没有多大联系的。岸上人归岸上人，我们反正是渔民，习惯吃苦了，不像农民米、菜都有的吃。”
为了维持温饱，许国庆还和渔民结伴去上海捡垃圾，然后再卖到太仓的废品收购站，以此贴补家用。
上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开，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时，许国庆所在的渔业大队也悄悄地酝酿着变革。
当时农民讲究的是“分田到户”，而渔民呢，则讲究的是水面划分，然后开始自己养殖水产品。养殖极大地调动了渔民的积极性，养殖面积扩大了，水产品的产量逐年增长，钱袋子也鼓起来了。这可是以前做梦都不会想到的啊！
这时候，许国庆也在酝酿着变革，他审时度势，果断地把养殖的重点由鱼类转向了大闸蟹。
许国庆说：“阳澄湖蟹慢慢地有了名气，上海人过来购买，更有了名气，销量很大。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养殖，会做生意、赚钱的人就想到了养殖，大家看看蛮好，就以养殖为主。其实那时候我们虽然是渔民，但对养殖心里还不是太有数。”
养殖大闸蟹，从蟹苗投放的一开始就充满了风险。在大闸蟹成长过程中，养殖户在尽力呵护、翘首期待收获的同时也押下了巨大的赌注，几乎每一天都在焦灼不安的状态中度过。
许国庆说：“当时养蟹也是害怕风险的，如果螃蟹逃走或者死亡，就是说你养得好点、坏点，不逃走、不死亡总归是有点的。如果生病你投了苗之后，看都看不到，到时候去收没有了，最怕了。”
让许国庆颇感欣慰的是，他养蟹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这里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敬畏自然、保护生态，一向是这里人们自觉的追求。
阳澄湖的水是活水，水质清爽，大闸蟹就少起病。养蟹让许国庆真正尝到了甜头，手头有了结余的钱。上世纪90年代后，渔业村根据自力更生自筹经费为主、集体适当支持为辅的原则，开始渔民陆上定居的宏伟计划。
许国庆说：“日子好过一点了，大队里说可以有宅基地了。当初也没去考虑，想想这次说要造房子，我们船上人怎么需要房子啊，想想也不大可能的。划了地以后，我父亲来看又看不懂什么，他对于造船是懂的，造了几只船，造房子根本不懂的，我也不懂的。看看地划了一点点大，以后怎么待得下啊？”
位于沙家浜风景区入口处的“沙家浜阳澄湖大闸蟹交易市场”，是养殖户陆上安家后不久，给大闸蟹也组建了自己的“大家庭”，从此，零散销售转向产业化经营，而实现这样的跨越，只需养殖户办理一张营业执照。
许国庆说：去工商所办营业执照，问我起什么名字，我也说不出来，他说：你小名‘阿庆’，就起‘阿庆水产’吧。我说好啊，到现在想想觉得真的很好。有时候上海人来买，就问我：“阿庆在上海跑单帮，你怎么卖起大闸蟹来了？”我说：“改行了啊！”
虽然每天早出晚归，销售旺季，许国庆还要蜷缩在阁楼上看管，但他从来都不会有半句怨言。
许国庆说：“睡在店里主要是防止断电、氧泵坏掉，夜里也睡不长的，有说好的老早来拿蟹，我也要起来。”
许国庆虽然付出很大，但他收获了作为渔民的快乐。今天的沙家浜，大闸蟹已经成为像他这样的养殖户致富奔小康的法宝。
许国庆高兴地说：“现在日子过得去了，以前靠捉毕竟是有限的，现在养殖了，阳澄湖的牌子名气蛮响的。虽然人辛苦，但很踏实，干起来感到开心、有力。”
在炎炎烈日下，许国庆和大哥划着小船投放食料，他相信他亲手喂养的大闸蟹，在阳澄湖水的滋养下，一定会饱含生长的能量，在沙家浜旅游节的销售旺季，卖出一个好价钱。回到阿庆水产店，他一清早捕捞的“六月黄”全部已经“名花有主”了。
人物简介：
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上电视，会有一部“我叫国庆”的人物专片。电视台的朋友通过姓名为“国庆”的关键字搜索，打电话联系我的时候，我很是疑虑，担心自己说不好。等到开拍的时候，我生病住进了医院，以致采访拍摄只好一再延宕。
我叫许国庆，1967年10月1日生于常熟横泾乡（现为常熟沙家浜镇）。说起沙家浜，很多人都相当熟悉，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的上演，使沙家浜家喻户晓，闻名遐迩。作为江南著名的古镇，沙家浜有许多的水乡特产，这里的人家因为傍水而居，大多在水中讨生活，我的祖上就是以捉鱼捕蟹为生的。因为渔民工作的特殊性和家庭经济的困难，我读了两年书便辍学回家，跟着大人出去捕鱼捉蟹，过着异常艰辛的生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开后，我所在的渔业大队开始了养殖，把养殖重点由鱼类转向大闸蟹。随着养殖面积的扩大，产量逐年增长，钱袋子也鼓了起来。我们全家从居无定所的渔船迁往陆上新建的住宅，我在“沙家浜阳澄湖大闸蟹交易市场”拥有了自己的门市部，“阿庆水产”也慢慢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回望自己的生活经历，现在我收获了作为渔民最大的快乐，虽然很辛苦，但很踏实，干起来感到开心而有力。从零散捕捞到规模养殖，再到打造品牌效应，今天的沙家浜，大闸蟹已经成为像我这样的养殖户致富奔小康的法宝。我想，渔民世家的发展壮大，这是中国水乡农民致富的缩影。
【国庆对话录1】
蔡国庆，7岁登台，10岁出唱片，11岁上中央戏剧学院，18岁唱歌获金奖，命运始终在舞台的鲜花与掌声中红红火火地展开，他的名字伴随着他，经历着人生的色彩斑斓、见证着国家的发展变迁。
也正是因为他叫国庆，蔡国庆成为《我是建国，我叫国庆》节目的特邀主持人，为观众讲述60位国庆和建国的不平凡人生故事。在节目中，他不但透露了自己“国庆”名字的由来，还讲述了因为名字引发的一系列童年趣事。
和蔡国庆搭档主持的是年过七旬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杨在葆，他成功塑造过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改革者形象，并两获百花奖。1980年他主演电影《从奴隶到将军》，1984年主演电影《血，总是热的》，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七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86年在电影《代理市长》中扮演市长萧子云，获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作为共和国最早的一代电影演员，杨在葆有机会了解共和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
这一老一少搭档主持，到底能为观众带来哪些独家故事，值得期待……
《中国财经报道》——《我是建国，我叫国庆》第一集重塑的土地。
蔡国庆：大家好，我是蔡国庆，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国财经报道》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建国、我叫国庆》。因为我也叫蔡国庆，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沾了一个很大的光，这个名字也让我充满着快乐和好运，就像这一次我能够被财经频道请来做嘉宾主持，让我感到特别荣幸，都是因为我叫国庆，今天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国家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杨在葆老师。
杨在葆：同学们好。
蔡国庆：杨老师曾经塑造过许多不同年代的银幕形象，给人们的都是一种英雄般的感觉，如您扮演过的出生入死的传奇将军，同时也有让人们激情飞扬、热血沸腾的改革派先锋，这些电影让我们一次次见证共和国的变迁，这次财经报道栏目联合国内几十家电视台，还有十多家平面、网络媒体，征集到了几百位叫建国和国庆的朋友。又非常荣幸地请来杨老师，请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共和国六十年的记忆。我觉得通过建国和国庆这些人的平凡的人生经历，的的确确可以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我们共和国不平凡的经历，这些建国和国庆其实就像一面面镜子，看看他们的故事，听听他们的亲身讲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您猜猜在全国一共有多少叫建国和国庆的人？
杨在葆：这个猜不到。
蔡国庆：全国一共有98万人叫建国，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军团。
杨在葆：对。
蔡国庆：您要带领建国军团打仗的话肯定勇往直前，您猜国庆多少人？
杨在葆：那也得好多。
蔡国庆：42万人叫国庆，叫建国和国庆的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应该最多，建国29万，国庆9万多人，在您的印象里还有哪些时代有那种特别有时代感的名字。
杨在葆：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还有叫兴国、振华、新华的，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是我们老大哥，也有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叫拿大沙、加加。
蔡国庆：“文革”的时候名字里有红字的特别多，如红星。
杨在葆：我的大女儿是1968年生的，我给她起名叫红雨，那个时候赶着那个时期，就起这样的名字。
蔡国庆：到了改革开放后期，人们对名字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是那么地基于某个时代特定的情形了。
杨在葆：那时候改革开放了以后，人们总有一个理想。让孩子读书，要有志向，志强、志刚，这些名字比较多一些。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原来是感觉有障碍阻挡的，当这个障碍打开的时候，勇敢的人知道朝前跑，还有人不敢跑，怕秋后算账，跑的人多，大潮就不可阻挡了。
蔡国庆：杨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人的名字，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来主持这个节目吗？
杨在葆：因为你叫蔡国庆，你说你的名字怎么起的？
蔡国庆：我是听我爸妈讲的，医生告诉我爸妈，说你们这小孩预产期太幸福了，就在十一前后，当时我爸特逗，跟我妈下了军令状，我告诉你老婆，必须在十月一日那天生，甭管哪个时间，必须控制在十月一日你才能当妈，当时我妈就乐了，这怎么管得住，爸后来跟我说他们那代人对祖国的情感是非常赤忱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国庆节出生是充满快乐和荣耀的。我小的时候还觉得有一件事特逗，刚认字，我爸妈十一带我去游园，当时跟他们讲，我说今天怎么回事，怎么满大街都写着迎国庆，都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哈哈大笑，你算老几，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共和国的生日，节叫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