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广州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眉清目秀、具有学者气质的年青人拉人力车。人力车夫们都很尊重他，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陈”。他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陈延年，1915年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法文，1917年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一个总书记的儿子、一个留过洋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去拉人力车呢？
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暂时解决吃饭问题吗？不是！
1924年，陈延年奉中共中央命令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即被派往广东工作。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要处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常事。
那么，一个身兼数职、要职的党的干部，一个在当年较为少有的留学生，为什么要去拉人力车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陈延年的思想大蜕变说起……
曾经信奉无政府主义
1898年，陈延年出生在安徽安庆的陈家大院。陈延年的小学、中学时代都是在安庆度过的。他自幼聪明，对旧闻掌故和新知识都很感兴趣，视野开阔，抱负不凡，与胞弟陈乔年感情甚深。
1915年，17岁的延年和14岁乔年到上海求学，兄弟双双考取震旦大学。他们求学的生活很特别，父亲陈独秀为了让他们培养见识、开阔眼界、经受磨炼，对他们的要求严格到近乎于严酷，致使兄弟俩只好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任凭妻子和好友百般相劝，陈独秀都不为所动，坚持如故。在电影《开天辟地》有这样一组镜头：四壁透风的小木板房，门外漆黑一团，寒风凛冽，雪花飞舞；门里灯光昏暗，木屑飘落，两个年轻人，拖着饥饿疲惫之躯，共抬一把大锯，你推我拉，不时用嘴哈哈冻僵的双手……这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当年生活的真实反映。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艰苦的生活磨炼，使陈延年兄弟有如同父亲一样的倔强个性。他们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每月只拿父亲10元钱交学费和购置必要的书籍文具。为了节约所剩无几的生活费，他们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利用打烊后店堂的地板当床铺，坚持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外出打工，谋生自给。陈独秀的教子方法被当时的教育家蔡元培和革命家李大钊称之为残酷教育。其实，陈独秀何尝不疼爱自己的儿子？电影《开天辟地》还有这样一组镜头：陈独秀顶风冒雪走向木屋，从木板缝中看见两个儿子因饥饿而系紧的裤带，因冻僵而揉搓的双手，满眼泪花。他买下卖茶鸡蛋老太太锅里的全部鸡蛋，并委托老太太送给木屋里的儿子，自己却又悄然而去。陈独秀的父爱在这里得到升华！他用其特殊的教子方式，将陈延年兄弟塑造就成国家栋梁。
陈延年，少年时期就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孩子，就有着铲除社会不平、改变旧社会、追求新理想的抱负，这与其曾遭到反动军阀追杀的经历有一定关系。那是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陈独秀先后任安徽都督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后来被袁世凯派来的都督倪嗣冲追捕，陈独秀逃亡日本，而倪嗣冲为斩草除根，曾搜捕陈延年兄弟。幸好他们得到消息后逃至怀宁乡下，才免遭毒手。这一事件对他们这对难兄难弟的童年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也种下了他们反抗和革命的种子。
青年陈延年，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与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各种社会思潮广为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得比较早，它所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对一些不满军阀政府统治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无政府主义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20世纪初期被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反清流亡者当做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接受，并由他们传入国内。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语单词“avapxia”，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所以，当其被翻译成中文时，根据这一最基本的特征，就被译成为“无政府主义”，也有文献把其音译为“安那其主义”。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各地先后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30多个，出版刊物70多种，形成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等不同的派别。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又称为“正统派”，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北京的“实社”和“进化社”是其代表社团，《进化》月刊为其主要宣传阵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个派别。该派强调“绝对自由”和“破坏一切”，遭到北洋政府的制裁和一些民主主义者的非难与批驳，进而将宣传的要点侧重于组织、联合和建设方面，强调他们的学说是“有社会”的“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
胸怀远大抱负、积极探求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陈延年，在当时认为无政府主义关于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的主张，是最激进、最彻底的政治主张。因此，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1919年他和弟弟陈乔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介绍的。到达法国后，陈延年仍与国内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并很快成为旅法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骨干，还于1921年秋参与发起成立旅欧青年中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并负责主编出版《工余》杂志。这个工余社一度在旅法学生和华工中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成为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势力之一。
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留学运动，也是古老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异国的艰苦磨炼和斗争实践中，留学生们中的很多人抛弃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摆脱了各种反动思潮的束缚，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延年就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完成由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
陈延年之所以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因为相信它能拯救中国。但是，当他在法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当他对欧洲资本主义矛盾和工人运动的研究加深之后，当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深入研究之后，特别是亲自参与和亲眼目睹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组织的反对中法实业大借款、成立勤工俭学会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之后，他看到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吴稚晖竟然与北洋系公使陈录合作，勾结法国政府指派军警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丑恶行径。这使陈延年开始怀疑无政府主义，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无政府主义。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表达了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上浅薄的明显不满和失望。他写道：“留学生大都无头脑，华法教育会中人，即号称‘同志’者，也是如此。”
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的陈延年，越发感到无政府主义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在《工余》杂志上发表给黄凌霜的公开信，指出过去自己“对于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立浮沙之上的”。“做革命事业，在乎……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一生精力，全用在这个研究之上”。思想发生转变的陈延年，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尽管无政府主义的顽固分子十分恼火对他大肆污蔑，但他毫不畏惧，坚持真理，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由于陈延年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有很高的名气，所以他的思想转变也在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南洋群岛和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
思想转变后的陈延年积极参与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工作。
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是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创建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18日，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3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等18人，在巴黎的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每人租借一把铁折椅围坐在一起，举行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不久，得知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便在10月召开大会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经党中央同意“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延年当选为旅欧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脱产从事团的工作。《少年》杂志创刊后，陈延年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陈乔年则白天做工，夜晚油印刊物，兄弟俩经常工作到深夜。
思想转变后的陈延年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2年9月至10月间，陈延年、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3月，因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陈延年兄弟二人与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一道，受党派遣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是20世纪初俄共（布）创办的专门为东方各国、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以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一所政治大学。我党早期很多领导人都曾在此学习过，如任弼时、瞿秋白、刘少奇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共产党宣言》等课程。陈延年在学习期间，一边钻研革命理论，一边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积极参加党团活动。据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一起学习的同学回忆：陈延年平时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但是，一到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常常为弄清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则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钻研精神，称他为“小列宁”。
深受工人爱戴的留学生
1924年夏，由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急需大批干部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党中央决定抽调旅俄旅法的同志回国工作。9月，陈延年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回到上海。10月，被党中央派赴广州，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不久，又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推向高潮。广东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广东区委的决策和工作影响着全国的大局。因此，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并要求区委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的会议，还派人到外县的党组织巡视，具体指导当地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同时，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他在《告同志》《我们的生活》发刊词中，强调要“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要在党的正确的政策下面，很坚固地团结起来”。区委逐渐建立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础知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对马克思主义笃信不疑，坚定地相信工农群众、依靠工农群众。他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一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他要求区委主要负责人都要到工厂、农村，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自己以身作则，常穿着工人服，到广州的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和工人一起干活，一边学习广东话，一边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拉家常，交朋友，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毫无留学生与高级领导人的架子，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老陈”。为了组织建立人力车工会，他经常深入到一些人力车夫家中访贫问穷，还学会了拉人力车。遇到一些老年车夫正在拉活儿，他都会主动上前帮忙。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当时，香港一家商报还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高官竟替别人拉车。他看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陈延年根本不像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像一个地道的苦力。
陈延年积极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是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第二天，中共中央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陈延年立刻主持召开广州市党团员大会，决定迅速发动群众进行反帝斗争，声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随后，又主持广东区委会议，决定发动香港和广州沙面租界工人大罢工。6月19日，由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开始了。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追悼上海死难同胞，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罢工委员会采取罢工、排货、封锁等3项措施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工人纠察队在各海口驻防，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使香港经济活动陷于全面瘫痪，航运停顿，进出口贸易锐减，商业萧条。仅11、12两个月，香港宣告破产的商店达3000余家，股票、地产急速贬值。港英当局财政收入萎缩，1925年财政赤字达58万英镑。罢工期间，港英当局每日损失180万元。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生活朴素的“苦行僧”
苦行僧的本意是指早期印度一些宗教中以“苦行”为修行手段的僧人。“苦行”一词，梵文原意为“热”。因为印度气候炎热，宗教徒便把受热作为苦行的主要手段。现在一般比喻为实践某种信仰而实行自我节制、自我磨炼、拒绝物质和肉体的引诱，忍受恶劣环境压迫的人。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说过：“共产主义者不是苦行僧。我们的自我牺牲的目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自己（更不必说别人）的痛苦，而是人民（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幸福。”
经过思想大蜕变的陈延年，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1927年4月22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10天，陈延年在上海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又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陈延年往往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当时，他住在赵世炎家里。赵世炎夫妇经常劝他要注意身体，陈延年总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挺得住”。赵世炎只好一再叮嘱自己的妻子：“陈延年同志是一个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人；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你要在生活上好好照顾他。”
从广东区委书记到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忘我而无私地工作着。他从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工人还要清苦，而对同志和群众却处处关心，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解决。可当别人关心他的个人婚事时，他总是推说工作忙，无暇顾及。为了不浪费一分一秒，他给自己规定“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有人说他实行“六不”主义，他听后为之一笑说：“为了革命，应当如此。”
陈延年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可他仍然和其他同志一样，每月领取30元生活费。就是这些生活费，除了交伙食费和留下少量零用外，其余的他也全部交了党费。他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由于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就在办公室的书架顶上放一个简单的行李卷，书架旁放一张帆布行军床。深夜工作完毕，行军床一张开，行李卷一铺，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作为一个留学生，能反映出陈延年曾出过国的也许就是一套他从苏联带回来的旧粗绒服。这套粗绒服伴随着陈延年度过一个个冬季。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奋斗，也教育同志们要注意艰苦奋斗。有一天，他发现一位刚从广东大学调到区委工作的年轻党员穿上一套时髦的西装。原来，这位年轻党员是用刚发下的生活费买的。陈延年知道后马上找他谈话，教育他“事事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讲享受。我们是党员，不是公子哥儿，要艰苦奋斗”。
陈延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以至于在被捕以后也把敌人给蒙住了。那是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召开成立大会，陈延年接到报告说，一位交通员被捕了。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陈延年马上宣布结束会议，并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下午3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再次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他们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的秘密材料。就在他们刚进去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他们抄起坐椅等物与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被捕。交通员叛变了，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军警在审问被捕人员，一个浓眉大眼、皮肤粗黑、体态敦实、身着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的年轻人，沉着地说自己叫陈友生，是烧饭的。军警打量着这个穿着简朴的年轻人，尽管疑惑重重，但最后还是在审讯记录中写道：陈友生，被雇用的烧饭司务。其实，这个穿着简朴的年轻人就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他简朴的装束帮助他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决不下跪的硬骨汉
陈延年被捕后，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因此，他怀着一线希望，给亚东图书馆父亲的至交好友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友生”。
汪孟邹接到信后，满头大汗地跑去找胡适，告诉他：“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完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胡适一看，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信中虽然只提到买衣服之事，其实是说自己被捕的事情。“陈友生”就是指陈姓朋友即陈独秀这个老朋友的孩子。
尽管知道此事凶多吉少，胡适还是安慰汪孟邹说：“我一定设法营救。”此时，胡适首先想到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就是他帮助陈延年和陈乔年赴法留学的。于是，胡适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出面说情。没想到，吴稚晖见信后，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看完信，兴奋的杨虎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陈延年的身份暴露了，当年介绍他们兄弟留法、又因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而憎恨在心的吴稚晖出卖了他。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便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被打得体无完肤，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据说在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第一次看见陈延年时，就被陈延年的才华和气质所惊呆。蒋介石得知陈独秀的教子方式时曾说：“此人教子果有奇方，此子远在其父之上，此子成熟之后，我党无人与之比。”所以，在国共合作分裂之后，国民党不遗余力地捕杀陈氏兄弟。
1927年7月4日深夜，陈延年被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当刽子手喝令他跪下时，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任凭刽子手丧心病狂地号叫，陈延年仍岿然不动。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把陈延年按倒在地，随即挥刀砍去。在这一瞬间，陈延年又一跃而起，傲然挺立，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砍下去的屠刀扑了个空，刽子手们恼羞成怒，蜂拥而上，以乱刀将陈延年活活砍死。随后又惨绝人寰地将他的尸体剁成数块。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不准收尸。
据陈延年的三弟陈松年回忆说：“噩耗传来，陈氏一门顿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我和我姐玉莹前去上海处理后事，当年我姐27岁，而我只有17岁。由于不让收尸，所以我们到上海以后，也没能见到我大哥的遗骨。1928年6月，我二哥乔年又被捕了，后来也遇害于龙华刑场。还是我跟我姐玉莹一起去处理的后事，这次又未能看到遗体。我姐因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竟至一病不起……”
年仅29岁的陈延年壮烈牺牲不久，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叛徒出卖而遭捕杀。中共中央为了纪念陈延年、赵世炎等烈士，于1927年10月24日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1期，发表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一文，指出：“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号召全党同志继承烈士遗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血战到底！
陈延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厚重、意志刚强。
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没有几年，所以人才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也称赞道：“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对英烈的追述，
是震撼心魄的回忆！
是净化心灵的洗礼！
穿越时空的隧道，
我们走近陈延年，
深切地感悟到
一个追梦人的理想抱负，
一个高尚人的精神境界，
一个年轻人的苦干精神……
在追述中，我们的爱国情感在增强！
在回忆中，我们的道德情操在陶冶！
在洗礼中，我们的民族责任在振奋！
陈延年——
中国民族脊梁的杰出代表！
陈延年——
一座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