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入社会的当头一棒
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踌躇满志，准备在大学讲坛上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的理想。
1841年4月中旬，马克思结束学业，从柏林回到特利尔。他中等身材，头发黑黑的，胡子黑黑的，深褐色的眼睛透着睿智的光芒，神情中充满着不容置疑的自信。他已从离家前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沉稳、成熟的青年。
回到家乡之后，马克思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燕妮和威斯特华伦男爵。就在他和燕妮秘密订婚的第二年春天，他便写信向燕妮家里求婚，通情达理的男爵已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马克思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了这位自幼摸着他的头顶、看着他长大，曾给予他无数知识和启迪的威斯特华伦男爵。在论文的扉页上，马克思恭敬地写道：“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次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马克思深情地说：“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在马克思成长的过程中，威斯特华伦男爵所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他的父亲。
马克思这次返乡，还有一个美好的心愿，那就是与他日夜思念的、订婚已5年的燕妮完婚。
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之后，马克思家里的经济状况日益拮据，母亲希望家中的长子能早些赚钱帮她养家糊口。没想到马克思没有获得法学学位却获得了哲学学位，不去谋取高官厚禄而要去大学教书。母亲真是“恨铁不成钢”，她怎么也不能理解，卡尔为什么这样倾心于“对生计毫无益处”的哲学研究活动？她感到马克思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一气之下，拒绝分给他一份父亲的遗产。
马克思理解母亲的苦衷，但是他献身于理论研究的理想业已确立，那就什么样的磨难也动摇不了他的坚定信念。婚期可以推迟，志向不能改变。马克思在征得燕妮的同意之后，决定先去波恩谋职。在波恩大学当副教授的布鲁诺·鲍威尔早就催促他了。
本来，凭着马克思的才能和学识，在波恩大学谋得讲师的职位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的朋友们曾预言，他讲课一定会出现“轰动效应”。然而，当马克思1841年7月到达波恩后，残酷的现实又给他当头一击。正像他在中学毕业作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人们在选择职业时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
当时波恩的情况正急剧恶化。1840年登上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撕下了“开明君主”的伪装，明目张胆地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镇压。在大学里，教学自由被取缔了，许多进步的学者被逐出大学校门。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因为发表了批判福音书的新作而受到宗教信徒们的攻击。不久，国王找借口禁止鲍威尔在大学讲课，后来又解除了他的副教授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与鲍威尔有着密切关系的马克思受到牵连，波恩大学拒绝了他的求职申请，他的工作一时没了着落。但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反动势力的猖獗而退缩，他在波恩住了下来，一边寻找就业的机会，一边继续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工作。马克思认为，自己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在波恩的日子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就在这个时候，1841年夏，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著作，顿时感到耳目一新。
费尔巴哈早年曾在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执教，由于他反对宗教，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长期在乡村隐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自然界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人是自然的产物，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神。费尔巴哈第一次突破了唯心主义在德国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这部书的问世，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像恩格斯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出这部书的解放作用。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著作的研究，写下了5大本笔记。
可是，马克思却始终找不到适合他的工作。他重新调整了思路，心想，既然不能利用大学讲坛同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那么，写一些政论文章发表，不是同样可以达此目的么！于是 ，他毅然投身到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之中，由此逐步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作为战士而不是作为学者所写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对普鲁士政府表面上放宽实则更加严格控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一方面声称允许对国家机构及其个别部门进行评价，对法律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要“严肃和谦逊”。马克思指出了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认为，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流派，不应加以限制，如果强行规定某一种风格，实际上是扼杀了学术研究自由，不允许人们去探寻真理。
马克思以犀利的语言抨击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1]。
马克思揭露了这个书报检查令的真正用意是扼杀言论自由，完全禁止人们批判基督教，并企图阻止对现存制度的一切批判。他主张：“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2]
这篇政论文章，表明了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尽管文章中还带有强调理性的唯心主义色彩，尽管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改革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那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革命的批判精神以及卓越的才华已露出冰山之一角。
马克思把这篇具有战斗力的文章，寄给在德累斯顿办《德国年鉴》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受到卢格的赞赏。但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德国年鉴》无法刊载。卢格把它编入一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直到一年以后，才在瑞士面世。
在波恩逗留期间，马克思还与鲍威尔合作编写了《无神论文库》。第一部书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矛头直指宗教蒙昧主义和旧的封建秩序，出版后很受欢迎，但也遭到反动当局的查禁。第二部书是《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但这部书一直未能问世，主要是马克思在写作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察觉出自己在一些问题上与鲍威尔的见解已有所不同。鲍威尔只是停留在哲学批判上，而他则认为，仅在哲学领域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是不够的，还应投身于政治斗争，直接向反动政府宣战。
1842年初，威斯特华伦男爵病重。马克思对这位父亲般的朋友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放下手中的笔，从波恩回到特利尔，守在受病魔折磨的威斯特华伦男爵身边，照顾这位可敬的老人，直到老人离世。
（二）编辑部中显身手
马克思在特利尔处理完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丧事及自己家里的一些事务之后，又回到波恩，继续为生计奔走。这时，《莱茵报》吸引了他的眼球。
这是由莱茵省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1842年初出资创办的报纸。随着莱茵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认为有必要利用报纸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专门物色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鲍威尔兄弟、赫斯、科本等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是《莱茵报》的撰稿人。马克思还把自己的朋友鲁滕堡博士推荐给报社任主编，不久，马克思也决定投身其中。1842年春，他作为《莱茵报》的主要撰稿人，开始写作一篇篇的政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评论莱茵省第六届议会辩论的政论文章，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涉及社会的敏感问题，即书报检查和言论自由。这篇文章与他先前写作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相比，已不是一般的论述出版自由问题，而是联系社会各个等级和阶层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来进行具体分析。因此，更加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马克思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出版自由辩论中可以看出省议会的等级性质。他一语中的：“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3]。这样，马克思就从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深入到对这个制度的社会基础，即贵族统治和等级特权的批判了。
《莱茵报》的读者很快就发现，署名为“莱茵省一居民”的文章思维敏锐、笔锋锐利，它迥然不同于报纸上的其他文章。“莱茵省一居民”，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每期报纸，读者最关注的就是有没有他的文章。《莱茵报》的股东们也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他们要的就是经济效益，只要读者争相购阅，即便文章中有一些激烈的言辞，他们也宁愿睁只眼闭只眼了。1842年10月，风华正茂的马克思被股东们聘为《莱茵报》的主编。
马克思非常感慨，经过一年多的打拼，终于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一个没有使他奴颜婢膝、放弃理想的工作。随即，他迁往科伦。
马克思的办报原则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报纸，而要让报纸领导撰稿人。他反对登载那些脱离实际的纯学术文章，更反对登载那些对当权者摇尾乞怜的文章。他主张，报纸应体现群众的基本要求。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鲜明，完全成了民主进步人士的代言人。《莱茵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行范围遍及全国，甚至超越了普鲁士的国界。1842年8月，这份报纸还只有885个订户，可到了11月，就增加到1800户，而1843年1月，则发展到3400户了。
在此期间，马克思接触到的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是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在当时的普鲁士，农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为了解决燃料问题，他们不时去树林里捡一些枯枝来烧。没有这些可怜的枯枝，他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度过寒冷的冬天。可是普鲁士政府却提出了一个林木盗窃法，声称未经土地和林木所有者允许去捡枯枝的，是犯了盗窃罪，而莱茵省议会竟然通过了这个法案。
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挺身而出，毅然为劳苦群众辩护，他奋笔写下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马克思认为，穷人到森林里去捡些枯枝当柴火，贫苦孩子到树林中采点野果换几个零钱，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不能把捡枯枝的行为当作盗窃行为来加以治罪。他从法的角度论证了，穷人拾捡枯枝的习惯是合乎本能的权利，是合法的。他巧妙地辩解说，落下的枯枝不再是林木，它是自然界的布施，而不是林木占有者的财产。因此，正如富人不应要求在大街上的施舍物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自然界的这种施舍物。如果把拾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混为一谈，“那末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4]
马克思指出，莱茵省议会支持对砍伐林木的人加重治罪，甚至规定对穷人拾捡枯枝严厉惩罚的法案，维护的根本不是法，而是林木私有者的私人利益。等级国家的法律是维护私人利益的，等级议会是保护私有者利益的工具，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带有黑格尔的影响，还认为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但他已看到私有者利益同现存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已意识到普鲁士国家决不像黑格尔哲学所赞赏的那样，是至善至美的国家。
对于普鲁士国家反人民的本质，马克思在1843年初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作了更进一步的揭露。
1842年，记者科布伦茨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对摩泽尔河沿岸种植葡萄农民的贫困状况作了报道，批评政府的漠不关心。没想到，省督冯·沙培尔大为光火，指责《莱茵报》诽谤政府。马克思作为主编，即刻奋起加以回击。
他亲自到摩泽尔河地区进行考察，他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那些农民既受封建贵族的残酷剥削，又受资产阶级和商人的无情掠夺。每年农民卖葡萄的钱所剩无几，可是政府又要向他们征收沉重的税款。农民的生活惨不忍睹。
马克思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他以确凿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列举了摩泽尔河两岸农民的贫困状况，说明普鲁士的官僚们确实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为这些农民提供过帮助。可有些人把摩泽尔酿造葡萄酒农民的贫困状况，说成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个别官吏的失职造成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严厉地驳斥。他明确指出，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鲁士国家制度，不能简单把它看做是由于天灾或个别官员的失职造成的。在现存制度下，人民不能期待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必须彻底改变这个制度。
《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特色越来越鲜明，这使普鲁士反动政府深感恐慌。为了加强对报纸的控制，他们接二连三地派来检察官。这样，马克思不得不与检察官巧妙周旋。
一天晚上，检察官多里沙尔要带太太和女儿去参加省督邀请的舞会。可快22点了，报纸清样还没送来。当时规定，报纸的清样必须连夜送交检察官审查合格后，第二天才可见报。检察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只好让太太和女儿先走。他打发仆人前往印刷厂取报纸清样，一会儿仆人回来说，印刷厂已没有人了。
检察官大为光火，只好亲自驱车去找马克思。当他找到马克思的住所时，已是23时多钟。一阵急促的敲门过后，马克思才在三楼的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检察官大声吼道：“清样！”马克思假装听不清楚。直到检察官喊得声嘶力竭了，马克思才告诉他：“明天不出报了”。检察官感到受了作弄，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马克思经常会与检察官斗智斗勇，给检察官送去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审查，出版时，一些必要的文章又巧妙地同读者见面了。
随着《莱茵报》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普鲁士政府感到威胁的日益加重，他们决定查封《莱茵报》。报纸的股东们为了不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决定用降低报纸政治调子的手段来维持《莱茵报》的生存。可是，妥协、退缩不是马克思的性格，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他说：“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5]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发表了退出编辑部的声明。
工作虽然失去了。但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却是一段难得的经历。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萌发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动机。这种契机对于他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莱茵河畔之恋
马克思结束了《莱茵报》的主编生涯之后，离开科伦，来到了克罗茨纳赫。
克罗茨纳赫是位于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离特利尔城大约50英里的路程。这里住着马克思心爱的姑娘燕妮。自从威斯特华伦男爵去世之后，燕妮和她的母亲就来到了这里。
马克思忘不了1836年的那个暑假。在燕妮家的花园里，正是夜莺低唱的美好夜晚，他拉起早就心仪的女友燕妮的手，紧紧地握着，轻声地说：
“我们相爱吧！秘密地相爱？”
燕妮吻着马克思的手，温柔地点了点头。
马克思虽然出身于律师家庭，但毕竟属于市民阶层。而燕妮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哥哥斐迪南后来又成了普鲁士的内务大臣。在那个等级门第森严的社会里，贵族是不能与平民联姻的。更何况马克思当时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又远在千里之外的柏林求学，不能经常与燕妮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燕妮那么优秀，人品出众，才貌超群，身边又有众多的追求者。他们的爱情能经得住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吗？
转眼之间，7年过去了。“爱，既非环境所能改变，爱，亦非时间所能磨灭”。马克思仍然是那个深爱着燕妮的马克思，燕妮仍然是那个对马克思一往情深的燕妮。虽然在此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可是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他们分开了。
从感情上说，处在热恋中的马克思，刚离开燕妮时，简直不能自已，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他写诗、写情书，宣泄自己的情感。但从理智上说，马克思深知，作为男子汉，就要担起责任，要给燕妮一个交代。他以顽强的意志，克制着自己的情感，把对燕妮全部的爱倾注到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中。经过7年的努力拼搏，他已实现了自己阶段性的目标。马克思觉得，他完全能够向等待多年的燕妮证明，自己已经是父亲所希望的那种“值得世界尊敬并且知道如何赢得世界尊敬的人”。
7年里，燕妮在漫长的等待中，除忍受着相思之苦外，一方面要婉言谢绝那些拥有财富和地位的登门求婚者，另一方面还要奋力为自己的婚姻自主抗争。
威斯特华伦男爵夫妇虽然多少为燕妮没能选择富裕舒适的生活感到遗憾，但他们理解燕妮和马克思，尊重两个孩子的意愿。但燕妮的在普鲁士政府当官的同父异母哥哥斐迪南，对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并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其他亲属也轮番对燕妮施加压力，要她嫁到有钱有势的家庭去。在威斯特华伦男爵去世后，燕妮的处境更为艰难，亲属们纠缠着燕妮，非要她与马克思解除婚约不可。但燕妮不但拥有美丽的外表，更具有高尚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为马克思的卓越才能、惊人智慧和博大胸怀所倾倒，她愿意把自己一生的幸福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即使牺牲显赫的地位、舒适的生活也在所不辞。
马克思需要的正是具有这样品格的女人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生命已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他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他生活的困苦艰辛。没有一个不追求荣华富贵而追求理想的高尚女人与他同行，理解他、支持他，他是不能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马克思选择了燕妮，他终生都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自豪。
燕妮也选择了马克思。1843年3月，她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深情地说：“你的形象矗立在我面前，是那样光辉，充满着胜利的力量，我的心渴望着时刻跟你在一起”，“不论你到帕斯里蒂尔，或是到金色的默滕，不论你去找卢格老爹，或是去找潘泽，我都陪伴着你，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地追随着你。但愿我能为你扫清和铺平道路，消除你路上的一切障碍！”[6]燕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一生追随马克思，历尽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但她对自己的选择，义无反顾，终生无悔。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梦寐以求的一天来到了，他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期望和等待，幸福地在克罗茨纳赫燕妮母亲的住宅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蜜月里，他们在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的陪伴下，在富有诗意的莱茵河畔作了新婚旅行，从克罗茨纳赫到普法尔茨到巴登——巴登，再回到克罗茨纳赫。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
从此，燕妮摆脱了贵族家庭的束缚，以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坚定地与马克思站在一起，投身到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在中间”[7]。
马克思获得了燕妮这样一个生活中的忠实伙伴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这是他一生所取得的胜利中最辉煌的胜利。马克思和燕妮从此在生活的漫漫长途中携手并肩，相濡以沫。历史就是这样既偶然又必然地把一个伟大的男人和一个伟大的女人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令世人仰慕的一对伟大夫妻。
马克思和燕妮婚后的生活，虽然在漂泊流亡、穷困潦倒中度过，但有共同的理想做纽带，他们夫唱妇随，始终甜蜜如初。燕妮思维敏捷，文笔流畅，马克思对她的智慧和才华非常钦佩。马克思忘我地从事理论研究，燕妮是他的秘书和助手。马克思的手稿字迹潦草，有时他自己都难以辨认。但燕妮把它誊写得工工整整。燕妮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坐在卡尔小房间里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看到自己面前摆着这样一大堆誊写干净的稿子，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燕妮还建议马克思在写政论文章时，要尽量幽默些、轻松些。不要那样好动肝火，好发脾气。马克思对燕妮的意见非常重视，他的手稿总是在得到燕妮的首肯之后才拿去付印。
马克思和燕妮结婚之后，或是由于工作，或是由于家事，有时也会有暂时的别离。但在他们往来的信件中，仍互相充满着激情。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在谈到父母的爱情时曾经说过，马克思一生中不是普通地爱而是炽热地爱他的妻子。马克思38岁时写给燕妮的信中所燃烧的爱情，就像18岁青年写的情书一样。而那时燕妮都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了。
1863年，当马克思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回到故乡特利尔，重新拜访威斯特华伦的旧居时，还陶醉在当年的幸福之中。他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8]
几十年的艰苦岁月虽逐渐改变了燕妮的青春风采，但却没有改变马克思对她深深的爱恋。马克思动情地说：“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条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9]
马克思和燕妮在“整整的一生中，不论在幸福的时刻或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不知道动摇和疑虑，他们互相忠实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死亡也未能使他们分开。”[10]
莱茵河水日夜不息地奔腾着，把这世界上最纯洁、最美好的爱情故事传颂。
（四）无悔的选择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与燕妮完婚之后，蜜月未过，便投入了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按理说，新婚燕尔，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夫妻之间卿卿我我、陶醉在甜蜜之中，也是人之常情。然而，马克思想到，新的更加严峻的斗争在呼唤着他，他要抓紧一切时间，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些理论准备。
早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就强烈地感受到，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令人感到窒息。他已经无法在这块土地上做他想做的事情，他决定到国外去另辟阵地。
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阿尔诺德·卢格商议，他们准备前往欧洲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巴黎，合办一个既能把德国的哲学思维，又能把法国的政治热情结合起来的革命刊物，他们把这个新刊物命名为《德法年鉴》。而且马克思与卢格达成共识，要以此为阵地，“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卢格承诺，每年可以支付马克思6000塔勒[11]
筹办新刊物，首要的是准备好需要刊载的文章。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两项重大的理论成果，一是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这部手稿由于多种原因，1927年才公之于世。二是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写了五大本笔记，这就是著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
马克思这一时期所研究的内容，已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以往他在大学时代在书斋里的研究，只是局限在抽象原则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上。而在他走向社会，接触了现实之后再回到书斋里所进行的研究，则是现实社会中困扰着他的问题，即他在《莱茵报》当主编时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同如何认识国家和法的实质有关。在马克思所信奉的黑格尔哲学那里，国家是理性和公正的，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但严酷的现实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信仰。他看到，现实中的普鲁士国家，根本不是理性的王国，它已“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完全扮演着私人利益维护者的角色。国家的法，也是为了维护私有者的经济利益而制定的。为了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马克思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重新进行研究，并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马克思这一时期所运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依稀显露出费尔巴哈哲学的印记。早在1841年，马克思就读过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但那时马克思还是一个积极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当时，他只注意到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无神论和宗教批判成分，还没有注意到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1843年初，费尔巴哈发表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费尔巴哈看来，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能是：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他认为，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真理性的认识。
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方法，把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颠倒了的理性和现实的关系又颠倒过来，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唯物主义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不是国家决定物质的生活关系，而是物质的生活关系决定国家。因此，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黑格尔所轻蔑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不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只是批判、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体系，而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对于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认为也不能全盘接受，它也有一定的缺陷。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出发，仅把人看作自然的产物，而没有看作社会的产物。同时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仅仅局限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而没有能够触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所以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既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又不断地扬弃它。实际上，当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业已超过了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贯彻了唯物主义。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仅仅利用德国哲学和实际经验是不能够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还需要掌握更加丰富的历史知识。这样，在对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还广泛地研究了历史。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他考察了2500多年各种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阅读了22位作家的24部著作，摘录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历史，还摘录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杰出的思想家的著作。马克思把各国的历史加以对照，力图找出这些国家特殊历史后面的一般历史进程，并发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特别分析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史，考察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及其对革命进程的影响，以便进一步了解资产阶级政治对经济因素，特别是对所有制关系的依赖性。
在克罗茨纳赫的五大本笔记中，马克思摘录并整理了大量系统的历史资料，并对其中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思考。这些知识不但对他分析研究黑格尔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他以后所写的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丰富的材料基础。
克罗茨纳赫时期是马克思在探索真理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通过总结《莱茵报》期间的实践经验，解决困扰他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从黑格尔走向了费尔巴哈，并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重大转变。
在此期间，燕妮为了更好地适应马克思今后斗争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她努力学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又钻研了费尔巴哈的著作。燕妮的优秀品格和博学多才，使她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她丈夫名副其实的助手。
就在马克思和燕妮积极准备去巴黎与卢格合办革命刊物、投入新的斗争之际，一天，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克罗茨纳赫。他找到马克思后自我介绍说：
“我叫埃赛尔。是您父亲生前的朋友。”
马克思飞快地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着，终于想起了父亲曾提起过的、那位已是首席枢密顾问官的朋友。
埃塞尔直奔主题：
“出于与您父亲的友谊，也是奉普鲁士政府的旨意，我今天专程来请您去政府任职”。
“谢谢您对我父亲的怀念和对我的照顾。但是，我不适合于这份工作”。马克思婉言谢绝道。
“不，依您的才华，是完全适合的！要知道，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这份工作的。”埃赛尔以父辈的关怀劝说着。
马克思当然知道，一个显赫的位置，一份不菲的收入，对于刚成家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何尝不想得到这些呢！两条道路摆在他的面前：一条是接受卢格的邀请，到巴黎共同创办刊物。这是一条前程莫测，充满风险的路；另一条是接受普鲁士政府的聘请，去担任官职。这是一条高官厚禄、飞黄腾达的路。当官吗？不！这是以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以向普鲁士反动政府妥协为代价的。
马克思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埃塞尔说：
“我已经决定了，不会跟你去的！”
他毅然拒绝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收买，顾问官先生只好悻悻离去了。
马克思所选择的这条人生之路，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可靠的收入，没有舒适的生活。即便在这样的困境里，他也无怨无悔。在后来的日子里，马克思也不乏多次去政府任职的机会。只要他稍有动摇，就能使自己及其全家享尽荣华富贵。然而，那不是马克思的品格！为了实现为全人类造福的志向，他宁愿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即使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作宙斯的奴仆。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便同自己的新婚妻子离开德国，前往巴黎。从此，他们开始了作为“世界公民”的漂泊生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44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6页。
[10]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胡尧之等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2—293页。
[11]塔勒为十八世纪通行的德国银币。一个塔勒等于3马克。的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