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赶走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人民渴望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专政的统治，企图独占抗战的胜利果实。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一方面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和实施反共内战。
刚刚驱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阴霾，又被内战的乌云笼罩。在中国面临和平与战争、光明与黑暗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方针，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做好随时打退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充分准备，以冲破黑暗，争取光明。
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前，湖西地区已相继收复了鱼台、金乡、丰县、单县等县城，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日本投降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45年9月，湖西地区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湖西地委以下成立苏北工委和钜南工委。王光中的工作也随之调动，从丰鱼县委书记调任钜南工委宣传部长。当时，钜南工委书记是杨海鹏，组织部长是丁禹畴，办事处主任为秦和珍。钜南工委主管钜野、金钜、金乡、城武、定陶五县，这一地区，是湖西至鲁西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央与山东分局、华中新四军联系的通道。因此，这一地区的设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王光中到钜南工委工作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1946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宁市，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将钜南工委的干部全部调入济宁市工作，王光中亦随之调入济宁市。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以国共谈判为幌子，抓紧时间抢先进入日本占领的城市和地区。他们甚至利用汉奸和伪军，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对沦陷区的接收。针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落实这一方针，收复失地，阻止和迎击陇海线国民党部队的北犯，巩固、保卫和扩大解放区，1946年1月3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刘伯承、邓小平电令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在连下郓城、巨野、嘉祥三城后乘胜攻取济宁城。
济宁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邻近京杭大运河，有兖（州）济（宁）铁路支线与津浦路相接，交通便利，皮毛等手工业较为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沦陷时期，济宁一直为日军盘踞和严密控制。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第二保安师师长刘本功先行进驻济宁城，继续对济宁人民的统治。
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命令，1月5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向济宁城周围各点展开进攻，扫清外围守敌。9日8时，开始攻城，10时，部队在城内会师，备受日伪和国民党军蹂躏的济宁城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中。
由于济宁市是人民解放军最早解放的较大城市，对接收城市和实施管理，从党中央到冀鲁豫地区都十分重视，要求进城接收人员做好工作，并取得接管城市工作的经验。
刚进济宁城，王光中任市委宣传部长。当时的市委书记是魏晓云，杨海鹏任副书记，马继孔任市长，丁禹畴仍任组织部长。不久，为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区党委又决定将济宁市升格为地级市，并调来郭影秋任市委书记，原市委书记魏晓云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光中则为市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
进入大城市，对城市进行管理，对于我党我军来说是新课题，对王光中来说更是这样。王光中肩负着组织的寄托和希望，紧紧依靠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认真踏实地做好他担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工作。这期间，他和同志们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宣传党争取和平、民主和国家独立，反内战、反独裁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方面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假和谈，真内战，妄图使中国仍然回到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丑恶嘴脸；一方面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坚决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要努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主张。为了把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得更扎实、普及，王光中带领宣传部门的同志组织了干部学习班，开办了民众教育馆，还创办了当时的市委机关报《济宁日报》。在主抓宣传工作的同时，王光中还协助市人民政府抓了恢复济宁市的教育工作，接收了原有的学校，创办了新的中等学校，提高了教师的待遇。
刚刚解放城市要做好巩固城市的工作，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发动群众是一个关键。1946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指出：群众运动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只有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打倒敌伪及封建势力；只有群众翻了身，才能跟共产党走，才能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发动群众，首先要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如果不能满足市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市民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在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
什么是市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新解放区的民众过去长期处在日伪及反动封建势力的压榨下，他们的土地或被伪顽霸占，或在荒年中被廉价兼并。高利贷吞没多少人的良田庐舍，苛捐杂税逼得多少人卖妻鬻子。尤其是一些汉奸恶霸勾结和依仗日本侵略者，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这些横行在乡下和城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恶霸，构成了日军统治占领区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各阶层群众包括一些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在内，均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因此，当我军解放这些地区后，锄奸反霸，复仇翻身，改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夺回被掠夺霸占的土地和财产，就成为各阶层群众最迫切、最强烈的共同要求。
济宁解放初，经过全城大清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市政府于5月3日、8日和20日连续发出第一、二、三号布告，通令一切匪犯立即归案，并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控诉汉奸恶霸和敌特分子的罪行。
对于刚刚解放的地区，工作从诉苦、复仇、清算、反奸的群众运动开始，是我党总结出来的最合乎规律的方法。市委、市政府遵循这一规律，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的群众运动，对群众痛恨的汉奸、恶霸进行诉苦斗争。5月17日，市政府召开了有各界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镇压了伪县长李圣渠、伪商会长谭佐安。会后，全市掀起了反奸诉苦群众运动的高潮。到5月底，全市共清查出各类敌伪案件49起。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还宣布取消伪保甲制度和伪商会组织，举办了反省教育所，对310名伪职人员进行了教育改造。在斗争中，市委、市政府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还发动群众组织了市民会、贫民会和职业工会，建立起了民兵组织。
开展反奸反霸斗争，群众运动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城市工作很自然地转向了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实施民主民生纲领方面。为了加强对城市经济工作的领导，济宁市先后建立健全了银行和工商管理局，建立了振兴火柴厂等国营工业企业，接管了伪邮局，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保护一切私营工商业”，“扶植发展私营工业生产”，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方针政策的宣传。鼓励私营工商业努力生产，积极经营，还对私营工商业实行调查登记管理，取缔投机活动，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计和监督。
这一阶段，王光中也加入到经济工作之中，他受市委委派到济宁的百年老店“玉堂酱园”蹲点。济宁“玉堂酱园”的酱菜是远近闻名的名牌产品。为恢复名牌酱菜的生产，王光中帮助他们争取到冀南银行济宁支行向玉堂酱园贷款100万元（冀南币），使这家当时的大企业很快恢复了生产经营，为活跃济宁经济作出了贡献。王光中在玉堂酱园蹲点的另一个任务是建立工会组织。经过发动群众，提高认识，物色骨干，建立起职工工会。通过职工工会向资方要求增加职工工资，改善职工待遇。还动员工人买股票变为股东，提高了工人群众在工厂中的地位。同时，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通过诉苦说理、订立劳资合同等形式，合理地增加工人工资，使职工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并保证了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因为从事的是从来没有做过的城市工作，遇到一些全新的问题，也会把握不准，出现偏差。“玉堂酱园”的老板在城里开酱园，在农村还有不少土地，所以他既是老板也是地主。蹲点队领导工会发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被发动起来的工人又下乡串联农村的贫下中农进城，与他们联合对老板进行斗争，在厂里反霸诉苦。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党关于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政策的界限，对地主与工商业资本家没有区别对待，忽视了老板的合法利益。对于这样在执行政策上出现的“左”的偏差，王光中领导蹲点队在随后的工作中及时给予了纠正。
经过努力，在济宁先后有近百家工厂、作坊恢复了生产，全市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城市管理上，市委、市政府还广泛组织了民兵自卫队。王光中在“玉堂酱园”厂主动协调帮助工会在厂里组建起护厂民兵自卫队，配合驻军参加城市的保卫工作。
王光中来济宁时，妻子高潮带着刚刚几个月大的孩子也一起来了。1940年夏，反“扫荡”时，青纱帐里高潮犯病险些拖累众多老百姓的安全，从那时起，王光中就有一个心愿，一定要找机会给妻子治一治她的癫痫病。五六年来，在战争环境下的农村开展地方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实现这一心愿。现在解放了，到大城市了，得找机会给妻子看看病。说来也巧，在王光中住所附近有一个法国人盖的教堂，教堂里有个法国医生，听说这个医生医术高超，医德也好，王光中便抽空带着妻子找到这位医生。经过月余的针剂治疗，病真的治好了。打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20年间，这病就一直没犯过。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表面同我党进行谈判而实质上却准备发动内战。济宁收复和解放之后，这种形势日渐明朗，和谈局面最终被打破。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军队沿平绥、平汉、津浦、同蒲四线，向解放区进攻，我军给予坚决的自卫反击。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被迫同我党签订《停战协定》。我党坚持维护协定，向所辖部队发出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的命令。而蒋介石却在1946年6月26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出动22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战争开始时，国共两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政府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3亿以上的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铁路交通线和现代工业，其总兵力430万，且拥有美式武器装备的陆、海、空军。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得到了美国政府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而我党控制的解放区面积仅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只有1.36亿，并且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解放区基本是落后的农村，几乎没有近代工业，更得不到物质上的任何外援，一切靠自力更生。人民解放军总兵力127万，正规军只有61万人，武器装备主要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所以，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声称要在3—6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地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必须认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认识到，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支持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不敢以革命战争打败它，中国就将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葬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的战争，其反人民性质和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有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在战争开始之时，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证了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力量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从而坚定了中国人民打败美蒋反动派的信心。
全国内战爆发后，济宁及其周围地区是黄河南敌我双方角逐拉锯的主要战场之一，也是我军发起战略进攻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决战的后方基地。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殊死较量中，济宁地区的党和人民为本地区和全国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6年6月，大批国民党军向陇海路以北黄河以南的解放区发起了进攻。9月15日晨，驻在距离济宁40公里兖州原为汉奸后投归国民党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乘我驻济宁主力部队外出执行任务之机，派出一加强旅（约6000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济宁市大举进攻。人民解放军留守部队和济宁市公安大队、武装民兵共1000余人，在济宁市委书记郭影秋、副书记魏晓云、市长马继孔、公安局长丁韬等人的指挥下，英勇战斗，坚持守城。打退敌人3次进攻，毙伤敌数百人，掩护济宁市、县党政群机关和工作人员安全撤离。至16日下午6时许，因我援军未到，寡不敌众，城东门被敌军突破，我守城部队和干部以及部分民兵不得不撤出济宁。
当夜，济宁市党政军机关撤到汶上县西部老运河堤边的袁口村。市委在袁口村召开会议，要求撤出的人员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与国民党展开游击战。会后，报经冀鲁豫区党委同意，临时成立了中共济宁办事处（隶属于冀鲁豫第二地委社会部），杨沛任主任，张正言任副主任，并成立了由杨沛、张正言、王光中、李长法、彭克东5人组成的城市工作委员会。
国民党吴化文部占领济宁后，将济宁市改回济宁县。原伪县长张积又带领还乡团窜回，继续充任济宁县长，并建立起警察局、军警联合稽查处、自卫总队，设立多处临时监狱和审讯法庭，对城区的基层革命干部、群众积极分子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在济宁城太白楼下一次就杀害我基层工作骨干、市民会长、妇女会长、儿童团长、街道干部等19人，时隔几天又杀害了6人。这25名殉难者都是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我党政机关撤出济宁时，市委书记郭影秋有个两岁的孩子未来得及带走，寄养在街道干部盖玉奇家中。敌人抓捕了盖玉奇，对他严刑拷问，但始终没有从他嘴里得到半点有关我党我军的消息和郭影秋孩子的下落。还乡团在太白楼下残害了盖玉奇。盖玉奇的妻子忍受着巨大的悲痛，辗转躲藏在同志亲友家中，精心抚养孩子。后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济宁城第二次解放后，把孩子送还给郭影秋。
各地还乡团对我村干部和民兵家属，或强迫改嫁给国民党军人，或污辱奸淫。对广大翻身群众则实行倒粮倒田，强迫群众以加倍乃至10倍的数量归还其被分掉的粮食、土地、浮财，还不起的则扒屋、典身以至索命抵债，许多人家被逼得家破人亡。敌人在残酷镇压的同时，还在其侵占区推行“保甲制度”，制造白色恐怖，重建反动统治。刚刚解放8个月的济宁市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中。
从济宁撤出以后，我党从当时敌我斗争的需要出发，决定暂时放弃济宁。济宁市委的干部与冀鲁豫七地委合并。郭影秋调回三地委任地委书记，七地委书记由万里担任，专员是马继孔。杨海鹏任七地委副书记，丁禹畴任组织部副部长，王光中任宣传部副部长。
虽然放弃了济宁城，但冀鲁豫地区仍处于主战场的位置，如何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冀鲁豫区党委于9月下旬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一工作进行动员和布置。区党委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表明了“主张坚持，反对退却；主张控制地主，实行土地改革，反对对地主妥协；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等待主力打天下”的坚定态度。明确提出“全区准备打游击”。要求“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不许退出”，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投入游击战争，为基层撑腰。在组织措施上，指示军分区小部队帮助各县区组织建立武工队，地委、军分区组成几个游击集团，坚持各地区的斗争。地委组建了运河支队和济宁武工队两支武装。运河支队由马继孔任支队长，邵子言任政委，主要活动在运西梁山一带；济宁武工队由彭克东任队长，杨沛任政委，返回济宁城郊和安居一带开展活动。王光中接受组织安排随济宁武工队打游击。
济宁失守，地委及市直机关的干部中能战斗的全部留下开展游击战，伤员病号和多数女同志都被护送到地委的后方黄河北的濮阳县。高潮因身体不好，不能留下来跟王光中一起打游击，也跟随被护送的队伍过了黄河。当时，高潮正带着吃奶的孩子，为了行动方便，王光中托人将孩子送到沛县老家，由王光中的母亲哺养。
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地方武装和还乡团，摧毁敌基层政权，恢复我对敌人占领区的控制。在这种斗争中，短小精悍的武工队和游击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工队、游击队一般由地方党政群干部和部分精干武装、民兵组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每到一地，首先打击敌基层政权，镇压向群众反攻倒算的地主坏分子，然后发动群众向地主反倒算。在被敌占领地区，显示我党我军的存在和坚持对敌斗争的决心，振奋了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保家保田保命的志气。济宁武工队白天在济宁市周围隐蔽，晚上进入市区，散发传单，并了解敌军的动态。
济宁县武工队进入济宁城对坏分子进行的打击和镇压，对敌人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9月18日，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下，马房屯部分民兵叛变，将以运西地委民运部副部长陈东生为首的土改工作队10多人绑架，押至济宁城里。20日晚，济宁县武工队和县大队一起夜袭济宁，救出全部被绑架的土改工作人员。10月初的一天晚上，济宁县武工队二袭济宁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魏子生。10月20日，还乡团在济宁城太白楼下杀害我基层干部19人。济宁县武工队闻讯后，在县大队配合下，当晚袭入济宁城，击毙敌特和还乡团分子多人，活捉20多人。
不久，王光中又按组织安排到济宁市以南地区帮助工作，与县委书记李振扬、县长李化民一起活动。当时国民党部队由陇海路北进，占领了陇海路以北黄河以南的地区。原来在减租减息、反奸反霸中逃跑的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向我党支部和农会进行反攻倒算，残酷杀害乡村干部和党员。县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组织武装力量对敌人以牙还牙，组成小分队插到国民党占领区，给那些作恶多端的“还乡团”以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保护革命群众的利益。
在对敌斗争的同时，济宁县委落实冀鲁豫第七地委“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指示，决定改进土改工作方式，让武工队员走家串户，与群众谈心，召开座谈会，鼓励群众消除顾虑，积极参加土改斗争。王光中和武工队员们一起通过发动，培养了一大批土改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仅参与土改工作的领导，还组织群众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部分工作尚未深入开展的村庄土改斗争也因此轰轰烈烈搞起来。5月22日，《冀鲁豫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济宁县委书记李振扬题为《济嘉边敌后分田的体会》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县武工队深入各村，在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土改的做法和经验。
济宁失守后，王光中和济宁县委的同志团结地方干部、地方武装及人民群众顽强地坚持地区斗争，有力地支援了野战军实施积极的战略防御。
南下到项城信阳 担负支前宣传重任
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战争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取得中原突围作战的胜利、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和鲁西南地区连续作战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稳定了人民解放军南线作战的阵脚。
从1947年3月开始，蒋介石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在陕北，蒋介石以胡宗南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虽撤离延安，但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和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山东，蒋介石调集40多万兵力，对解放区发动了三次猛烈进攻。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泰蒙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自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歼敌达112万人。这一胜利不但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也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实行战略进攻是在国民党军队数量和装备上仍占优势，其战略进攻尚未完全停止的条件下开始的。1947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的决定，提出人民解放军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大别山的基本任务。
大别山，位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蒋介石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过去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长驱直入，占据大别山，如一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通武汉，南扼长江，北瞰中原，就会迫使蒋介石从东西两翼调兵，即调其进攻陕北、山东的部队回援中原，从而打乱其战略部署。
为了实现挺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陕鄂地区。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掎角之势，机动歼敌。两翼牵制，即由陕北解放军出击桃林，调动胡宗南部队北上；由山东解放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把顾祝同部队继续东引，以利于三军南下。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2万大军，在鲁西南的临江集至张秋镇的300里地段上强渡黄河，实施中间突破，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乘敌惊慌之际，发动鲁西南战役，经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万余人，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打开了南下通道。敌不甘失败，纠集了30个旅的兵力，妄想把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歼灭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将其逐回黄河以北。中共中央权衡整个战局，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于是，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长驱直入，跨过陇海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淮河，经过20多天的敌后长距离行军作战，从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中杀开一条血路，于8月底插入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把战线从黄河迅速推进到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地武汉。刘邓大军又经过3个月的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攻，到11月，完成战略展开，解放了直抵长江北岸的大片地区，并经过紧张的地方工作，建立了33个县级民主政权，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千里挺进大别山，对整个解放战争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了豫西豫陕边根据地。华东野战军由鲁西南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的大部分于自己的周围，从战略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与此同时，内线作战的各解放区战场也相继转入反攻。蒋介石顾此失彼，难以组织有效防御。人民解放军从此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冀鲁豫区党委要组织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
开展新区工作，就是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农民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土地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和解放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万事之本。1947年1月，朱德在元旦广播讲话中发出号召：“不要片刻放松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2月，为响应朱德总司令的号召，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各纵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翻身大队，分赴各县帮助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行前刘伯承司令员嘱咐大家：“农民是我们的命根子，如果不帮助农民，我们流血作战，就毫无意义。”单纯搞战勤、扩兵、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对农民群众只索取，不给予，事实证明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利益，特别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农民迫切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群众才能坚定地站在我党我军方面，全力以赴地支援解放战争。
受到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鼓舞和激励，王光中主动向地委提出申请，报名随军南下。当时，王光中正参加区党委组织的各地委干部进行的集中整风。地委领导批准了王光中的申请，并对王光中提前进行了鉴定。很快，王光中北上过黄河，到河北的寿张县集合。当时，因为急需大批干部，南下干部队伍都是迅速组织，经过简短时间的训练，迅速出发。组织好一批，出发一批。王光中赶到寿张县集合地点时，第一批南下干部已南过黄河，他便被编入第二批南下干部支队。这批南下干部支队大多是山东来的干部。每个地委都各来了一名地委委员，加上县区级干部共约1500人。湖西地委的宣传部长李剑波任这个支队的支队长，王光中任支队政委。支队还成立了临时党总支，由李剑波任总支书记，王光中任副书记。
1947年11月间，第二批南下干部支队随同二野十一纵队过黄河南进。武装部队在前面打仗开道。打下一个地方，就交由干部支队接收、管理。接收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改。一方面向地主、富农筹集粮款支援部队，一方面发动贫下中农分地主的衣物浮财、土地。
由于当时还处在战争时期，来不及完善政策，建立规章，而且时间和任务都十分紧急和紧迫。这样，在接收管理、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就难免出现操之过急，政策和做法过“左”的现象。向地主、富农筹集粮款支援部队和发动贫下中农分地主的衣物浮财、土地，有时打击面过宽，方法也过于简单。结果往往是表面上看热热闹闹，实际效果并不好，群众没有真正组织起来。部队走后，群众分到的衣物就又归还了地主，积极分子往往还受地主的打击报复。这种急而“左”的做法后来被叫做“急性土改”。这种“急性土改”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主要敌人。部队到达豫皖苏边区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发现了问题，立即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不过，“急性土改”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当时，对于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反动封建势力，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8年初，干部支队随军到达豫皖苏边区项城、沈邱一带。由于刘邓大军和中原局已从大别山回到豫东一带休整，因此，王光中这一批干部，就由中共豫皖苏分局就地分配工作。王光中被分配到周口地委任地委委员兼项城县委书记，原部队干部汤成功任县长（不久由马伦接任）。
在分配工作前，南下干部们听了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副书记邓子恢、李雪峰作的有关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邓小平主要讲了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主要任务。他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并传达了毛泽东“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邓子恢和李雪峰主要讲了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以及纠正“急性土改”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等问题，指出了新解放区的工作是以清匪反霸为中心，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土改做准备。
当时的河南地区，由于地处中原，饱受连年的战争之苦。刘邓大军不断挺进，国民党部队仓皇退逃，丢下了大批枪支，而这些枪支大都落到土匪手里，持有武装的土匪与当地恶霸地主相互勾结，抢掠烧杀，更是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加上连年发生水、旱、蝗等灾害，广大群众处于极度的苦难之中。当地老百姓用一句话概括当时的情景，“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即指国民党军汤恩伯）。因此，群众对解放军的到来，极为欢迎。中原局确定以剿匪反霸为中心开展工作，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
王光中所在的项城县是豫东的一个大县，盛产小麦，粮食丰腴。这里是袁世凯的老家，大地主较多，贫富差别悬殊。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皖苏分局的指示，首先建立健全了县、区党委、政府、军队组织。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进行清剿土匪、打击恶霸地主的斗争。
当时，二野的十一纵队驻军项城。纵队总指挥梁兴初抗战期间曾受命带领部队在湖西打击日伪军。那时，做地方抗日工作的王光中是丰县县委委员。地方支持部队打仗，部队打仗保护地方百姓，军民结下了深厚友情，王光中和梁兴初同样也结下了友谊。而且，“肃托”时，两个人都遭受了迫害。如今，两人在项城分别以地方和部队首长的身份相遇，倍感亲切。一天，梁兴初特意到县委拜访，还将一把精致的小型卡宾枪作为礼物送给王光中。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王光中爱不释手，一直保留了好长时间。梁兴初领导的驻军对地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使得项城的清匪反霸斗争连连获取胜利，各项工作展开得也非常顺利。没有多久，全县由县到区到乡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建立了县区地方武装。而且还组织起了农会、青年团、民兵自卫队，开办了青年学习班，吸收当地青年参加工作。
解放战争经过一年半的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步步败退，到1948年冬，已经出现可以实行战略决战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毛泽江主席作出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在1948年秋冬相继展开。
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确领导下，在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下，我军共约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内，同国民党近80万军队进行的一次大决战。
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正式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歼灭蒋介石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55.5万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力争华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的防御体系，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北、中原地区，使国民党首府南京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这一胜利，连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西北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60万官兵参战，加上后勤服务人员就不只60万，打了65天的仗，弹药补给问题、吃喝问题、伤员转送问题，修筑工事、道路问题等等，需要广泛的后方支援。因此，支前工作在整个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像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那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时，王光中所在的豫东项城、沈邱一带是二野的后方。这一段时间，县里工作的重点转向以支前为主。为了顺利完成支前任务，县委专门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县长马伦亲任支前指挥部指挥，王光中任政委。根据区党委的统一部署，项城县的支前任务，一是筹粮筹款为战斗在淮海战役前线的指战员提供尽可能好的后勤保障，二是发动组织群众，进行运送弹药和救护伤员等支前工作。县里先后组织了两批担架队，由县委领导分批亲自带队前往前线。王光中是第二批担架队的领队。每批担架队300付担架，近千个担架队员。
县里开始动员群众参加担架队的时候，广大群众因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有些顾虑，王光中提出先组织各乡开展当前形势教育，老百姓一旦了解了形势，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工作也就好开展了。果然，当广大群众了解了前方情况后，都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积极报名参加担架队。不到3天，名额就报满了。由于进行了形势教育，担架队员的素质普遍有所提高。有些担架队员在前方，遇到跑散的国民党兵，手拿扁担就缴获了美国造的步枪。两个多月的支前工作，既锻炼鼓舞了干部和群众，又使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和纪律严明，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
淮海战役胜利后，项城县专门召开了淮海战役支前总结庆功表彰大会，表彰了620名英模，向立了功的干部和民兵发了奖。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下，从1949年2月开始，项城县和各地一样，根据上级布置，开展了大规模的动员群众参军的运动。县委召开了区乡干部会议，王光中和县长作了动员，强调抓住思想发动这一关键，讲清楚解放战争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关系，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使之自愿积极参军。在组织上要求各村以党支部为核心，成立优军委员会，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号召党员、干部、民兵带头参军，营造参军光荣的氛围，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青壮年报名者1600多名，检验合格者1200多名，比预定任务超额完成500多名，为主力部队补充兵员壮大队伍作出了贡献。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野战军进关南下，河南全境解放。解放大军开始向长江北岸挺进，做渡江准备。此时，大别山解放区由刘邓大军开创的中原前锋战场，变为了大军南下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和直接后方。
在新的形势下，原来跨省的各解放区党的领导体制已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为了更快地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支援大军渡江南下，完成民主改革的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将豫皖苏、桐柏、鄂豫解放区所属河南部分划归河南省，并于1949年3月1日，成立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委成立后，将靠近大别山的豫南地区由周口地委的一部分，汝南地委、桐柏地委的一部分合并成立信阳地委。
新区的形成急需大量的干部前去开展工作。为了做好大军南下渡江的准备，3月，河南省委派原确山地委书记于一川前往信阳组建新地委，王光中随周口地委部分干部调往信阳。4月初，信阳解放，信阳地委正式成立。于一川任信阳地委书记，吴皓、杨青任副书记，肖章任组织部长，王光中任宣传部长，肖一舟为专员，王国华为军分区司令员。信阳地委共辖10个县，人口500万。5月10日，河南省政府成立。原信阳辖区内成立了确山、潢川两个地委。
王光中在信阳安顿下来后，当年撤离济宁时分开的妻子高潮也从濮阳调到信阳，担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
济宁失守后，高潮跟随护送队北渡黄河到了濮阳。在濮阳一待就是一年多，并且在这里生下了第二个孩子。1947年秋，王光中参加随军南下干部团集训也来到黄河北。因集训紧张而不能去看高潮。直到1947年底，干部团南渡黄河出发前，王光中才匆匆赶到濮阳看望家人。虽然大孩子不在高潮身边，但是，见到了妻子，特别是看到不满一岁的二儿子那样可爱，王光中还是非常高兴。
王光中南下后，高潮在后方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工作，一切还都顺利。但是，战争很快波及黄河北。后方机关也要经常转移。1948年秋的一天，高潮随机关转移趟过一条又深又凉的河时，不小心，河水浸泡了包裹孩子的衣被，孩子受了凉。第二天孩子病了，发高烧，开始哭闹，后来就静静地睡在高潮怀里，再也没有醒过来。失去亲生骨肉，高潮一直陷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了解妻子的王光中知道，此时，怎样的安慰话都没有用，只有工作能帮助高潮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刚刚解放的地区正缺少有经验的妇女干部开展工作，几天以后，作为信阳地区妇联主任的高潮便根据组织的安排，深入到基层蹲点，开始了紧张的妇女现状调查工作。
刚刚成立的地委宣传部内部组织很简单，设两个科，宣传科和教育科。当时宣传科长是阎炳玉，教育科长是马学成，有两名干事。宣传科负责对群众开展宣传工作，主要是时事宣传、政策宣传。这一时期，配合形势任务主抓了支前、庆祝解放、剿匪反霸、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农业生产、农运土改等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科负责对干部、民众的培训教育。
3月6日，刚刚重建的河南省委为落实中原局《为紧急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向全省各地委发出“关于准备渡江支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以支前工作为中心，共建南下大军的前进基地，进一步推动解放区的发展和巩固，实行“支前”、“剿匪”、“发展”三大任务“三位一体”。
信阳地委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全力支援大军南下，按照省委指示精神，把支前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明确了财粮征收、交通修复、建立供应站及筹粮备草的任务。组织广大军民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统一意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地委宣传部配合支前，针对各县党政军组织刚刚由乡村进入城市，干部少，任务重，时间紧的新情况，以提高认识，明确政策为核心继续开展宣传工作，使各级党政组织和支前部门重视思想工作和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以便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支前热情。王光中主持召开下属各级宣传部门干部会议，要求各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革命胜利的形势和大军南下渡江作战的意义；激励全区人民为争取解放全中国，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再作奉献；普遍进行支前政策的宣传，把政策交给群众，严格按照政策和规定来征收公粮，实行合理负担；还要建立支前的立功表模制度，展开支前竞赛，使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得到激发和保持等。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摧毁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武汉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南方向西北各省进军，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那时还没有电视机，但通过收音机可以收听到中央的声音，通过报纸可以及时看到各地胜利的消息。那段时间，几乎隔几天就有一个大喜事传来。宣传部忙得不亦乐乎。组织全地区群众一个接一个地召开各种形式庆祝大会。
这一段时间王光中甚为忙碌。支援前线，剿匪，还要抓发展，抓建设，特别是接踵而至的胜利喜讯和目不暇接的庆祝活动，让他感到分身乏术。1949年夏末，正在忙碌中的王光中突然收到沛县老家“母病速归”的急电。简短的电报透露着更加严重的内容，王光中知道，母亲可能就要离开人世了。但是，身上的工作重担根本不能让他离开。他深爱他的母亲，然而，他却不能回老家和最疼他的母亲见上最后一面，他只能把这种思念藏在心底。母亲的葬礼他也没能赶回去参加，而这成了王光中一生的憾事。
信阳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到处是锣鼓喧天、鞭炮震耳的喜庆气氛，一个接一个热烈的庆祝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热情，人们高兴的心情没法形容。这其中，最让人们喜庆、高兴的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特大喜讯！
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从此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新时期。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整个世界格局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
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喜讯传到信阳，信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欣喜若狂。王光中和地委宣传部的同志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组织落实各项庆祝活动。整个信阳地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普天同庆，万众欢腾。党政军民纷纷集会、游行，载歌载舞，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王光中在紧张的工作之中，在和信阳人民一同欢庆的日日夜夜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