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渴望读书，上学读书占据了我的梦、我的心。每当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无忧无虑地去上学，我羡慕极了，如今我也和他们一样，我也上学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走在路上，不论看到什么，我都感觉它们好像是在为我高兴似的。
一阵秋风刮来，路旁的果园里，树叶哗哗直响，它们好像是在为我鼓掌，红红的苹果也一个劲地点头好像在向我微笑。不远处的山坡上，两只喜鹊落在一棵槐树枝上，朝我“呱、呱”地叫着，它们也好像知道我又上学了，在一声声地向我道喜：“你又上学了，你真幸福。”杨树上的“知了”也没完没了地唱着，它们好像是在说：“知道了，知道了，你又上学了。”
——摘自《多雨的花季》
多雨的花季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十六七岁，人们都说那是花季。花季的人儿亭亭玉立，青春靓丽，好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花季的人儿心灵清纯，充满活力，好像是一眼没有受到污染的清泉。我的花季我的中学时代，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我又上学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学校早已复课了。还记得那是一九七〇年的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我拿着妈妈从生产队长那儿开出的介绍信，背着书包，迎着爽爽的晨风，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在通往公社中学的乡间小路上。
我又上学了，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好久好久没有背书包了，我都不好意思背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根本不是背着书包，而是手拎着书包，有时用右手握着书包带将书包在右肩的后背上搭着。那是一个紫色的书包，原来是一个枕头里子，是妈妈后来给我改成了书包，我拎了好长一段日子，才慢慢地习惯上背书包了。
我上中学了，又开始读书了，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那个时候，我渴望读书，上学读书占据了我的梦、我的心。每当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无忧无虑地去上学，我羡慕极了，如今我也和他们一样，我也上学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走在路上，不论看到什么，我都感觉它们好像是在为我高兴似的。
一阵秋风刮来，路旁的果园里，树叶哗哗直响，它们好像是在为我鼓掌，红红的苹果也一个劲地点头好像在向我微笑。不远处的山坡上，两只喜鹊落在一棵槐树枝上，朝我“呱、呱”地叫着，它们也好像知道我又上学了，在一声声地向我道喜：“你又上学了，你真幸福。”杨树上的“知了”也没完没了地唱着，它们好像是在说：“知道了，知道了，你又上学了。”那天，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早早地便来到了学校。
那时，公社中学由东、西两分校组成，东校设在我家南面的邻村——槐树房村，距我家只有二里多路，走路大约得十几分钟。校舍设在原村小学校旧址，在原有教室的基础上，又在操场的南面新盖了两栋瓦房，我们东校八年四个班都分设在那儿。西校设在公社所在地——归州，只有搞大型活动时，东西两分校的学生才能聚在一起。我被分在了三班，和我一起被分到三班的还有增，那是读小学时同我一起“跳级”的同学。时间过去几天后，我们班里又新来了一名女生平。后来，平成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
上学的感觉真好。
世界上往往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并不珍惜，而一旦你失去它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可贵。
七彩的课堂
那时，学校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学，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仅学习文化课，还安排学工、学农、学军，“小将登讲台”，“开展革命大批判”，等等。可谓是七彩的课堂。后来，“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这一新生事物也产生了。
在学工的课堂上，老师讲物理课时，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把我们带到学校的小工厂去参观学习，了解什么是车床、齿轮等，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教学。
学农的时候，结合学习农业植物，老师把我们带到棉花地里，请农业技术员进行现场教学，讲解棉花的生长过程，什么时候整枝、打叉等等。我们还经常参加劳动，那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了。我们在饽饽山开垦荒地，种上玉米、黄豆等，也可以说那是农业基地吧。我们用人力拉车送粪，春播、夏锄、秋收。学校还利用农忙假，组织全校师生到各大队参加劳动，如到坡子村去铲地、铲树盘、拔地瓜地里的草，到房身村拔苞米地里的草，到蓝旗村间高粱，到归州村捡棉花，到饽饽山村去摘苹果等等。
我们还勤工俭学。那次到蓝旗农场割稻子的劳动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那是一个阴雨天，我家距农场约五里路，早上走时天就阴着，干活的时候天上还不时地下着毛毛细雨，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劳动热情，我们仍然干劲十足。我们班的同学都很能干，尤其是女生干活更是泼辣。那时，学校还养猪，由同学们轮流喂猪。参加这些劳动，无疑培养了同学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和热爱劳动的品质，也使同学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农民种田的艰辛和粮食的来之不易。
学军，那时的军训主要是在每天的间操时间进行，没有单独的时间训练。上间操时，同学们站好队，肩扛红缨枪跑步到操场。领队的体育老师站在方队前面喊口令，我们手持红缨枪成弓箭步，并随着老师的口令跟着喊口号：对准美帝国主义，“杀”，对准帝、修、反，“杀”，对准一切反动派，“杀”“杀”“杀”，操场上一片喊“杀”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阶级斗争的这根弦也是绷得紧紧的。然后，我们再做广播体操。那时，班里的班长都是挎双衔的，既叫班长也叫排长。运动会上，五里地行军是必不可少的军事项目。
针对学校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学校还经常开展一些“革命大批判”。正如当时所说的，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倾向，也会不时地反映到学校中来”，对诸如资产阶级余毒“读书无用论”、“读书做官论”进行批判。结合学校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诸如穿小白鞋、穿跑裤，男生留长发、蓄后座等，也要开展小评论进行批判。认为脚穿小白鞋、头留大长发、蓄后座都是资产阶级情调；穿跑裤是属于奇装异服。那时，所谓的跑裤，就是当时在青年中流行的一种在外裤里面穿着的一种衬裤，只不过是裤腿很肥很肥的那种，与现在人们练太极拳时穿着的裤子相类似，只是面料不同而已，有的是绸子的，有的是棉布的，颜色有红的、绿的等各种颜色，当时算作奇装异服，当然要受到批判了。还有的同学抽烟、有小偷小摸行为等。对于这些不良倾向和行为，学校都要召开大会进行批判。每次开批判大会时，师生代表都要先后上台发言。进驻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刘大爷，此时也要上台讲上几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嘛。
对于班里出现的不良倾向，如自由散漫、迟到等无政府主义行为，也要开展小评论，利用早上的“天天读”时间来进行。所谓的“天天读”，就是利用早自习时间，学习有关政治的针对性文章和开展政治活动。例如，评论“迟到一分钟现象”，同学们的认识老高了。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发言，“在平时可能迟到一分钟不算什么，但一人迟到一分钟，全班加起来那不就是一堂课的时间吗？如果在战争年代，迟到一分钟，在战场该会有多少人流血牺牲，因此，迟到一分钟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大事，后果不堪设想啊！”实际上，那时的小评论，就如同现在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形式不同罢了。
“小将登讲台”，就是上语文课时，同学们要到前面讲台上来朗读课文，这样不仅锻炼了同学们的胆量，也体现了同学们是课堂的主人。
难忘的三班
我班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秦老师，他不仅课教得好，而且班也带得好。教学中实行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很会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可能是他教得好的缘故，读书期间我酷爱数学，对理科情有独钟。倒不是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而刻苦学习，也许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吧。在数学课上，我聚精会神地听讲，恨不得把老师所讲的知识都印在脑子里；上课时，我积极动脑，认真思考，不懂就问，恨不得把过去没学过的知识一下子全补上来；课前、课后，我挤时间学习，恨不得把过去没学习的时间一下子给全夺回来。刚上学时，我连大写的ABC都不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赶上来了，并和班里后来的三名同学一起成了班里的学习骨干。那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股学习劲头，也许是劳动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也许是劳动净化了我的灵魂，也许是曾经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句话，是当时学校领导时常表扬我们后上学的学生学习好的一句话，也是当时的一种很时髦的语言。总之，我就是愿意学习，我感觉学习就是快乐，学习就是幸福。
我们八年三班是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不仅整体学习成绩不错，而且文体活动也搞得特别活跃。响应号召、参加劳动都是学校有名的。还有一个特点，不是自夸，分到我们三班的女生长得都很漂亮，学校的校花也在我们班里，真是豆蔻年华最美丽。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歌唱得特好。还有京剧《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李奶奶等唱段她都会唱，她叫萍。我们班的男生、女生都愿意唱歌，是其他几个班比不了的，每天上课前都要唱支歌。教我们物理课的是一班的班主任，他最愿意听我们班的歌声了。一到我们班上物理课时，他就早早地来到我们班的教室门口，把书挟在腋下，身体倚在门框上，笑眯眯地说：“萍，唱个歌。”说这话的时候，他还将舌头习惯性地舔一下下唇，因为他有点“地包天”。于是，萍便站起来，笑盈盈地开唱，一串串的歌声便从口中飞出，那声音脆灵灵的、甜甜的，“一道道地那个山来吆，一道道水……”接着，我们大家便兴致勃勃地拉大嗓门唱起来。有时候，老师还要再说上一句“再来一个”，于是，我们就又再来一个。
我们班不仅文艺好，而且体育也很棒。记得一九七一年“八一”节，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班的班主任秦老师家里有事，请了几天假。因为老师家距学校有三十多里路，平时他在学校住宿，一周才能回家一次。临近运动会那一个星期，包括运动会那天，秦老师都不在。我们班在班干部的带领下，很自觉地在练队列、练走步、练刺杀，上体育课时就在学校后面的河套沙滩上练习跑步。
那段时间，我们训练很刻苦，中午放学的铃声响了，我们班还在那练习走步。那时，我们班的班长是禄，他大个子、长瓜脸、小眼睛，挺深沉，学习不错，口才也很好，工作能力很强。训练时，他给我们作动员，给我们鼓劲，他在前面领队，喊着口令“一、二、三、四”，同学们随着他的口令，也重复着“一、二、三、四”，大家扛着红缨枪，有节奏地走着，走得整整齐齐。太阳直射到地面上，火辣辣的，大家连累带晒，再加上喊口令，身上的汗都出来了，嗓子也喊冒烟了，真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呀！大家拧成了一股绳，团结起来就是力量。老师在与不在都一样，甚至老师不在，同学们表现得更好。其他老师见了，都非常感动。晚上放学后，我们自觉地还在沙滩上练习跑。在沙滩上练跑很费力，跑不动，也很累，我们班的男女生运动员就是这样的在沙滩上训练着。
运动会那天，阳光灿烂。运动会场地设在西校——归州。我们班的统一服装是白布衫、黄裤子。检阅时，大家走得整整齐齐。运动员下场时，女生的穿着是白色带黑点、绿色条纹的针织衫，蓝短裤，是当时中学生中挺流行的那种，是我们从别处借来的。竞赛时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在八年的几个班中，我们班的竞赛成绩很好，是学校的前两名。单说女生吧，上午预赛，一百米、二百米是芬、芳两人下场，她俩都不胖，芳比芬略高些，她俩跑起来，两条小辫子在脑后随风飘着，就像两只小燕子跑得飞快。预赛阶段，她俩分别取得一百米、二百米的第一名。四百米芬是第一名，八百米平、艳分别也是第一名。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上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中午休息时大家这才感觉到，腿或脚有些疼痛，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光着脚跑的，有的运动员的脚掌都被石头垫破了口子，但是，兴奋和高兴劲超越了腿、脚的疼痛，对此大家全然不顾。
下午，决赛开始了，一百米芬、芳下场了，我们大家都屏息注视着，只听发令枪声一响，芬、芳便“噌”的一下子就窜了出去，结果，芬得了第一名，芳得了第二名。整个比赛，我们班在全校的名次：芬、芳分别是一百米、二百米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四百米的第二名是芬、八百米的第一名是平、第二名是艳，我们班并包揽了四百米、八百米接力赛的第一名。那场运动会，不仅比出了成绩，也赛出了干劲，并展现出我们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也给全校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秦老师很欣慰。
多雨的季节
八年级暑假，要说天热时就热得要命，太阳像个火球一样，烤得人灼热难熬，透不过气来，心情都有些焦躁不安。小鸡热得闭着眼睛，缩着脖子，张着嘴躲在屋檐下的阴凉处睡觉；小狗也热得伸长了舌头，趴在屋外的门旁，呼呼地喘着。夜已经深了，人们还在屋子外面纳凉。
白天，要说下雨天霎时就阴了下来，几声闷雷过后，便哗哗地下起雨来。房身潮沟里的水因连着大海，每天潮起潮落。涨潮时，潮沟里灌满了水，便经常有一些孩子在那里洗澡玩耍。家住房身的同学春，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在沟沿上，突然发现几个洗澡的孩子大叫起来，原来有一个孩子在洗澡时，不慎滑到了水深的地方，他不会水，在水面上挣扎着下沉。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春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脱，就奋不顾身地跳到水中，向小孩所在的方向游去，最后冒着生命危险，奋力将小孩托出水面。小孩得救了，春舍己救人的先进事迹，在校内外被传为佳话，他也因此成为了我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
九年级夏天，又是多雨的季节。那年的雨水偏多，这老天爷就像小孩的脸说翻就翻，说下雨就下雨。有时，上午还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下午突然间就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顷刻间，瓢泼大雨就会接踵而至；有时候天空中还会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一道彩虹架长空的独特天象。都说伏雨不过道，还真是的，这老天爷真的是变幻莫测。
七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天一下子就阴了起来，阴得教室里黑乎乎的，看黑板、看书都看不清了。放学了，整队整队的雨仍紧跟着风的衣襟下个不停。我和平的家距学校较近，我俩商量准备请路远家住坡子的女同学留个宿，于是我俩冒雨跑回家安顿一下。那时，我家的生活很贫困，妈妈是用向生产队借来的米，像招待客人一样，做成了小米水饭，还做了两个菜，一个是土豆丝炒韭菜，另一个是芹菜丝炒粉条。之后我便拿着雨布同平一起跑回学校，诚心诚意地留那几个同学，但她们说什么也不肯。这时，雨小多了，她们几个非走不行。就这样，我们拉拉扯扯走到了村口，她们跨上车子便“逃跑”了，连我们的雨布也没带上。我俩手拿着雨布、雨衣，望着她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莫名的遗憾和惆怅。
从学校到坡子有十里地的乡路，恰好路过我村，正在这时，家住坡子的伊老师和他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同学、四班的团支部书记余，爷俩正一前一后地骑着自行车赶了上来，平将雨衣给了伊老师，我将雨布递给了他的儿子。此刻，我的心情总算是轻松了一些。要知道，那时，我们虽说是同学，但是，我们之间从来也没有说过话。这时，我才体会到同学之间的友谊和助人为乐的幸福。
放学以后
自打我上中学读书，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动力，弟弟、妹妹都上学，爸爸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生活的重担我不能分担了。有时，我也常常自责，是家里的“白吃饱”。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放学后我在家里总也不闲着，主动找活干。
夏天、秋天，我的活就是拔草，因为家里养猪，草糠是猪的主要饲料，家里本来就没有钱，不能去买猪饲料，只有我放学后拔草，才能解决猪饲料的问题。我的这个活，也是我分担家里生活重担唯一能做到的。于是，我每天放学后，放下书包，换上件旧衣裳便去拔草，在离家近的地方。如：果园边上、豆地、高粱地、苞米地、谷地等。夏天天气热，苞米地里热得不透气，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后背湿透了，苞米叶子拉在脸上火辣辣的，脸上、胳膊上划出了一道道的印子。每天放学以后，我都要拔上一大捆草扛回家，晾晒在院子里。生活的重担压得妈妈的脸经常是沉沉的、阴阴的，不见晴天，为了讨得妈妈开心，我放学后就去拔草。
夏天的早晨，我也去拔草，每天我早早地起来，穿上那件干活的旧衣服便走出家门。早上到谷地里去拔草，露水很大，裤子湿了半截子，泥巴和露水使鞋成了泥水鞋，全身水涝涝、凉冰冰的，对此我全然不顾，拔了一大捆老高的草扛回家晾好，然后梳洗一下换上干衣服，吃完饭再上学去。这时，我的心情才能轻松些，才能坦然地上学，不然，我总感觉对家里挺愧疚的。
秋天，果园里的果已卸了，草也渐渐地黄了，我拔草也方便了，不远的棉花地是我拔草的地方。我似乎长了一双拔草的手，双手并排立起来，一把一把地薅草，就好像刀子一样，一会就拔一大捆，有时草也将手勒出了一道道的口子，手指上也出现过很多的倒戗刺，很痛。从放学到天黑，我能拔六七大捆草，我每天都这样的重复着，除了响应学校号召，往学校拿干草外，我家的猪饲料，在我上学期间，全是我拔草磨成的。
而今，每当我看到田地里、地边上，那高高的、青青的草，我都倍感亲切。偶尔我还要蹲下来拔上几把，深深地吸一下那青草的清香，这是现在城里的孩子所感受不到的。
毕业前后
三班解散了，我来到了一班。这时，学校的班数少了，班型扩大了，全班有六十多人。一班的学习尖子生也不少，比如：胜、杰、波等同学。原在三班的萍也分到了一班，且与我同桌，萍平时要我在学习上帮帮她，我们相处得很好。考试时，有的题她不会做，还怕分考少了不好看，为了爱面子，她免不了要看我的卷面几眼，但她还不能全抄，她说：“也不能考得太好了，那样，老师就不相信我的成绩了。”
分到一班的第一天，正巧赶上了考数学。我的心里也没有底。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学校看书。这时，男生运从教室外面走进来，边走边说：“昨天数学考试，咱班有一个考一百分的。”他向另一个男生说。那个男生说：“是她。”他们议论着。当时我头也没抬，也不知道那个说“是她”的男生是谁，也不知道“是她”指的是谁，因为此时教室里已来了七八个同学，我也没往心里去，就像没听见一样。上数学课时，老师公布了分数，卷纸发下来了，原来是我得了个满分，我心中暗暗高兴，但我也不敢骄傲懈怠，因为我知道班里有很多尖子生。
转眼，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一天，王老师高兴地走进教室，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校要组织应届毕业生到大连去参观学习。学校的初衷，是我们即将毕业了，第一届毕业生对学校贡献大、表现好，让我们到大连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听到这个消息，教室里立刻沸腾起来。报名开始了，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去，唯有两人不去，其中就有我一个，不差别的，就因为没钱，我没有报名。就在这时，在外地工作的姐夫回家探亲，给了我五元钱，我终于也能参加那次难忘的大连之旅了，三天回来，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临近毕业了，有的同学的心早已经不在学习上了，只等着混个毕业证书回家。有的同学还说：“你考一百分也回家扛锄头，咱考三十分也回家扛锄头。”对于这些风言风语，我一点都不在乎。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不愿毕业，我就是书没念够。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学校照毕业相留念。那天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就如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是那么阳光灿烂了。月末两天，同学们开始毕业考试，离校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在逼近。
一九七三年的一月二日那天，学校为我们那届毕业生中即将入伍的十八名同学召开了欢送大会，那动人的场面，我至今难以忘记。十八名同学身着绿军装端坐在主席台上，就好像十八棵橄榄树，我们带着羡慕为他们送去掌声、敬意。我们即将毕业了，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学生代表星的发言，震撼着在场的同学们的心弦，它至今还响在我的耳畔，“多少次梦里去军营，多少次梦里穿上绿军装，多少次梦里手握钢枪守国防”……这铮铮铁骨般的话语表达了同学们向往当兵的心情。三班的同学胜，他很聪明，学习也很好，还是独生子，这次他也当兵了，二班、四班的团支部书记晨、涛，还有团总支副书记礼，还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春都在其中。二班的团支部书记晨临走时还将书带在身边，渴望着到部队有机会再升学学习。
一月五日，我们毕业了，师生情、同学谊，以及我对母校的深深眷恋，这一切在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感觉很不是个滋味。“向老师道个别吧”，在学校的大门口，我和平遇到了曾教过我的班主任秦老师，他嘱咐我说：“书不要扔下，将来也许能恢复高考”。我牢记着老师的嘱托。然而后来出现了“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面对着这一新的变故，我有些心灰意冷了。我就这样在失落中等待着“春天”。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毕业的第二天，我们一班团支部邀请班主任王老师，副班主任何老师到熊岳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为我们的师生之谊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它至今还镶在我家的相册里，三十七年过去了，虽然这张照片已有些泛黄，但它已成为我中学时代的永恒记忆。
我是那么的眷恋中学时代，那么的留恋我的母校，毕业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平冒着瑟瑟的寒风，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学校，在学校教室的周围转了老半天，昔日，在校学习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学校里静悄悄的，我俩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默默地走着、走着。月亮像个圆盘挂在空中，月光泻在地上，照着那慢慢移动、慢慢移动的身影……
（王家芬）
我的第一次旅游
我的第一次旅游是去大连，那还是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参观学习。
现在屈指算起来，已有三十七个年头了。这三十七年间，祖国发生了巨变，大连也由一个滨海城市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浪漫大都市。这期间，我又去过大连几次，都没有我第一次去大连时的印象深刻。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十月，我们应届毕业学生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离校了。一天，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教室，高兴地告诉我们：学校要组织应届毕业生到大连去参观学习，时间为三天，费用自理。费用主要包括车费和餐费，车费学生是半价两元四角钱，住处由学校安排。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教室里顿时一片欢腾。因为我们很多同学都没有去过大连，甚至连火车也没有坐过。
学校这次组织我们去大连参观学习，其主要目的是我们即将毕业，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让我们通过参观学习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报名开始了，大多数同学都报了名，到最后全班只有两个人没有报名，其中就有我一个。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家里没有钱我自然就去不成了。当时，弟弟、妹妹都在上学，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生产队分值又不好，一年干到头，秋后连口粮钱都挣不出来，还倒挂，也就是欠队里的，那时候也叫“红字”。那个年月，平时家里过日子，买个油盐酱醋什么的，也都是靠自留地菜园子种的小葱、菠菜收获后卖点钱，哪还有余钱让我去“玩”啊。放学回家后，我只是将此事和爸爸、妈妈说说而已。妈妈听后也很着急，但家里也实在拿不出钱让我去“玩”，于是，我决定不去了。当时心想：“如果跟生产队队长说说，支个十元、八元的，理由又不充分，怎么能借钱去‘玩’呢？就别再难为爸妈了。”“我真的不想去了。”
那两天，同学们都高兴地准备去旅游，而我却无动于衷。此时，在外地工作的姐夫回家探亲，正巧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主动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去，当时，我高兴极了，恨不得蹦起来，“有了这五元钱，我就能去大连参观学习了”，于是，我赶紧到学校报了名。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准备，临走时穿的是姐姐头天晚上洗的灰色裤子，早上穿的时候，裤腰还潮乎乎的。那次旅游，我所带的全部钱物就是五元钱和五斤粮票，五元钱扣出车票两元四角钱，只剩下作伙食费的两元六角钱。不管怎么说，我能去大连旅游，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学校要求自备行李，我的同桌也是我的好朋友萍，她准备了，并说不用我带了，我又省去了一份心思，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
十月二十二日清晨，我早早地吃完了饭，赶忙收拾好书包，便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伴出发了。集合的地点是在九寨火车站，火车站距家约十三里路程，一路上，我们欢歌笑语，那个高兴劲、兴奋劲，就甭提了。
十月下旬，已是深秋时节，清晨的天气很凉，路两旁的树木也没有夏日时那么翠绿、那么风光了，果园里的苹果也已经卸了，地里的庄稼也早已收割完毕，大地也赤裸裸地露出了她原本黑乎乎的肌肤，偶尔在其间还可以看到一块儿、一块儿的棉田，那白花花的棉桃张开了笑脸，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一片雪白，一阵阵凉爽的秋风刮过，那张开笑脸的棉桃还不时地在向人们点头致意。上午九点来钟，我们就到了九寨火车站，我们学校的九年级应届毕业生有近四百人都聚集在那里。大约十点钟，我们便踏上了火车，开始了我平生的第一次旅途。
我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那感觉是一切都很新鲜。我们坐的是慢车硬座的车厢，我坐在靠车窗的一侧，透过车窗向外张望，只见列车飞快地在向前行驶，车窗外的树木也在急速地向后倒去，列车一会儿爬上山谷、一会儿穿过小城、一会儿穿越村庄、一会儿跨过河流，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像是在近距离地欣赏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我的心情好激动啊！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每人分得了一个面包，一根火腿肠，那是学校统一买的，算是中午饭。吃面包、火腿肠对我来说也都是第一次。
那个年代，我们连粗粮都填不饱肚子，哪还能谈得上吃面包、火腿肠，而且火腿肠里面还有肉，肉本是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的。面包、火腿肠都是旅游时带的好食品，那时能吃上面包、火腿肠也真是够奢侈的了，不用自己吃，就是闻着别人吃时散发出来的肉香味，就够解馋的了。我舍不得大口大口地吃，很怕吃没了，我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吃，细细地嚼，一点、一点地品尝着它的香味。第一次坐火车，感觉车很平稳，若不是看到车窗外的景色在刷刷倒去，还真感觉不到火车是在前行，只有到了小站停车或刚开时，车厢向后惯性的那么一下子，才感觉到火车是在走或是停。车厢里，同学们有的在观看车窗外的景色，有的在唠嗑，有的打扑克，有说有笑。刚过了中午，我们便到了大连。下了火车，各班排成两排，大家背着行李背包一起走出火车站。此时，同学们的眼睛就不够用了，一个个东瞅瞅西看看，只见那高耸林立的楼房，那川流不息的车辆，那熙熙攘攘的人流，那高大的厂房，那整洁的街道，那宽敞的马路，这里的一切、一切，我们都感觉很新鲜。我们好奇的眼神和土气的穿着打扮，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从农村出来且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学生。
下午的活动安排，是逛动物园。行李就放在动物园内离大门口不远的一个地方，班主任王老师和何老师给看着。我们这些同学到了这里，一个个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一下子自由了，在公园里三五成群地游逛着、观看着。动物园是大自然的一个缩影，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同学们看老虎，看猴子，看孔雀……好饱眼福啊！对于我来讲，上动物园也是第一次，除了在电影里看到过孔雀、老虎啊什么的，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动物。那机灵的猴子，有的坐在树上悠闲，有的在打秋千。有个母猴把小猴搂在怀里，在给小猴抓虱子、挠痒痒、梳理毛发，它也用像人类一样的方式表达着母亲对孩子的爱。观看的人们偶尔扔下一点食物，一只猴子便马上跑过来，捡起来吃了，然后站在那里张望，还在等人们再给它扔东西吃，真有意思。孔雀见到艳丽的衣裳，它就高兴地展开漂亮的尾翼，把它的美丽展示给人们，好像是在和人们相媲美。凶猛的老虎在洞外走来走去，在寻觅食物，还不时地发出“吼、吼”的叫声，这时饲养员手提着两只活鸡，扔给了它们，一只老虎张牙舞爪扑过去，只几口就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只活鸡，另一只老虎则叼着另一只活鸡朝洞里走去。见此情景，我心里还真是害怕。我们尽情地逛了一个下午，最后我和两个要好的同学在动物园门口照了一张相，留下了那美好的瞬间，作为我第一次旅游大连的纪念。
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结束了动物园的参观。学校集合队伍后，我们又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来到铁路中学住宿。那是学校老师通过关系，事先联系好的不花钱住宿的地方。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男同学睡在桌子、凳子上，我们女同学就睡在木头地板上。那一夜我至今历历在目。那天晚饭，我们只简单地吃点面包之类的东西，一点也不觉得饿，兴奋劲、高兴劲仍然有增无减。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下子，一个教室睡上两个班的女生，叽叽喳喳地说笑个不停，还有坐在地板上打扑克的，四人一伙、六人一伙，玩得好开心哪。一直到了深夜，大家才渐渐入睡。我和我的同桌刁萍合盖着一条被子颠倒着睡，就好像是在军队里野营拉练一样，那种集体生活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到。一觉睡到天亮，起来后，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后，便集合走在干干净净的马路上，此时，马路两旁的居民住宅楼里，城里的人们还睡在甜蜜的梦乡里。那个年代，窗帘没有现在的高级窗纱和窗帘，大多数是用花布做成的窗帘，一楼住户最下边的玻璃窗户上的针织品窗帘，有很多是用白线钩成的，像冬天的雪花一样。对城里人的生活，我非常羡慕，也非常向往。
走了一段时间路，我们便在一个饭店前停了下来，那儿的饭店比较多些。那时候，饭店都是国营的，我们便在那里排队准备买饭。我们的到来似乎打破了城里人原本安静的生活节奏，我们成了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人。站排买饭时，那些排在后面的上班族就有些不耐烦了，有的人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还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是从哪来的，和我们抢什么，我们上班都要晚了！”其实，说不上挤，只是队排得长些罢了。听了他们的话，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农村人就不是人吗？天生就低人一等吗？”早饭，我买了两根大果子，只花了两角多钱。我除去买车票只剩下两元六角钱，我得计算着花。
上午的活动安排是去工厂参观，我们去的工厂是锻压机床厂，听说里面有我国自己生产的万吨水压机，厂家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安排我们去车间参观。当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大连时，曾经去参观过那个工厂。学校领导站在水泥台上告诉我们，西哈努克亲王来工厂参观时，曾经站在这个台上讲过话，我们虽然没能进车间参观，但看到了工厂的外貌，只见工厂的院子很大、很规整，厂房很高，从那里不时传来机器的“轰、轰”响声，花坛里栽满了花，像花园似的。我们能看一看亲王去过的工厂外貌，知道了工厂是个什么样子，那也是很不错的呀！
下午，我们去旅顺口登白玉山，参观白玉塔和日俄监狱旧址。白玉塔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所修建的。白玉山不算太高，我们这些年轻好胜的同学，就像战士打冲锋夺山头一样，一个个飞快地向山上奔跑，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甘示弱，虽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我们也不觉得累，不大工夫，我们就冲到了山顶。站在高高的白玉山顶上，同学们兴奋地“啊”、“啊”喊了起来，四周发出的“嗡”、“嗡”回音，久久回荡在白玉山的上空。抬头仰望，天是那样的蓝，云是那样的白，白云在天空中飘呀飘，恰似铺在蓝色被面上的一团团白絮，高高的白玉塔顶直插云端，白云在塔的周围萦绕着，好像白玉塔也在动，我看得似乎有点头晕了，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我不敢再使劲地往上看了。我慢慢地放平了视线，只见白玉塔的塔身很粗，整体是子弹头形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塔上还刻下了很多人的名字，是游人刻的，还有口号，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白玉塔也像它所经历的历史一样，已经满目疮痍了。眺望远方，蓝蓝的渤海湾海天相接，旅顺口军港就在那里，我国海军的北海舰队就驻在那儿，守卫着祖国的渤海大门。雄伟的军港啊！我为我国有这样强大的海军而感到自豪，如果敌人胆敢来侵犯，我们强大的海军就会把他们埋葬于汪洋大海之中，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了。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就下山了，接着我们到日俄监狱旧址去参观。参观日俄监狱旧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此监狱是日俄战争时期所建，它是外国侵略者镇压抗日的中国人民和抗战英雄的地狱，是日俄侵华的铁证。一走进去，就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感觉。地牢里黑乎乎、湿漉漉的。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什么竹签子、老虎凳、绞刑架，各种刑具一应俱全，有的牢房的墙壁上还留有紫黑色的血迹，还有那堆堆白骨，有个木桶里还装着一具尸骨，那是侵略者将革命先驱放在木桶里然后活埋致死的见证，在牢房的墙壁上还钉有侵略者将烈士活活剥下来的人皮，真是惨无人道，残忍至极。看到这些，更加激起我们的民族恨，更加缅怀革命先烈。在对外反侵略的战争中，有多少位像杨靖宇那样的英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有多少位像金伯阳那样的仁人志士宁死不屈、血染疆场。“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看到那些历史的见证，我们不禁握紧拳头。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生活，它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结束了最后的参观，我们回去得很晚，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久久未能入睡。那天晚上，我们是住在学校的一个大礼堂里，屋里很宽敞，水泥地面。男生在南面，女生在北面，虽然地面凉点，但是那时我们年轻，根本不在乎这些困难条件。艰苦的条件更能磨练我们的意志，培养我们的吃苦精神。大家都觉得比起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冬天露宿野外，夏日冒雨行军，这样的条件不是很好吗？
第三天的上午是自由活动，我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转了转。午餐是我们在大连旅游的最后一顿饭了，米饭和炒菜太贵了，我没有买，我将剩下的几角钱，买了三个油炸的“炉毕子”，我只吃了一个，留下两个带回家，当做是我这次去大连旅游带给家人的一份礼物，好让全家人都尝尝这城里人吃的食品。
下午一点钟左右，我们坐上北去的列车，踏上了回乡的归程。三天的旅游，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它使我见到了在农村所见不到的东西，学到了在书本里所学不到的知识，开阔了胸襟、拓宽了视野。好像人也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又成熟了许多。
车窗外，秋阳依旧是那样的灿烂，山川依旧是那样的秀美，伴随着这飞驰的列车，我的心也飞向很远很远……
（王家芬）
原载于《山海潮》2009年第6期
在高考前后的日子里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有幸参加一位高考学子的升学庆宴。金榜题名，触景生情，不尽的思绪一下子将我带回到三十一年前，我参加高考前后的那段日子。岁月更迭，抚今追昔，这段往事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这里有幸运，有感慨，更多的是留下的遗憾……
我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份毕业的中学生，也是公社中学的首届毕业生。那时六年级、七年级算初中，即所谓的小学戴帽。八年级、九年级是所谓的小高中。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没去念初中，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在公社中学升八年的时候，我又去上的学。记得那是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开的学，我是九月二十四日去的，对此，我记忆犹新。我去上学的头一天还在生产队劈苞米，一不小心，我的小手指被秫秸割破了一个大口子，血直淌，很疼，妈妈见了很心疼，我的心情也很沮丧。此时，和我同院住的叔伯二哥都已经上学去了，妈妈很眼热，见我年龄又小，生产队分值又不好，也想让我上学去。于是，妈妈厚着脸皮去找生产队长开介绍信，生产队长拿五做六地说：“都是劳动力了，还上什么学。”妈妈说：“学校就在家门口，孩子正是念书的年龄，别人家的孩子都上学去了，咱凭什么不让去？”几经周折，妈妈总算是把我的上学介绍信开出来了，第二天，我便扔下锄头，背起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了。
因为六年级、七年级的初中课程我没有学过，是直接上了八年级，当时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很大。刚上学时，我连大写的A、B、C字母都不认识。但是，我学习很刻苦，学习中勤学好问，认真思考，悟性很高，三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便进入了班里的前四名，转年，我便成了学年的尖子生了。那时，学校领导见我们后上学的学生学习成绩好，就表扬我们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一晃两年九年级毕业，我恋恋不舍地放下书包，又扛起了锄头。毕业那天，曾经教过我的班主任秦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书不要扔，将来也许能恢复高考。”我牢记着老师的嘱咐，幻想着那一天的到来。劳动之余，有时还拿起笔做两道数学题。以后看到有的同学被保送上了“工农兵大学”，我是既羡慕又无奈，因为父亲年轻时曾经为挣两斗小米养家糊口而无奈当了二十多天的“清剿队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是不可能被推荐保送的，因此，我只能远离梦想，死心塌地地给土地佬刮胡子了。后来，小学缺民办教师，也因为我在校学习时小有名气，遂有幸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份当上了民办教师，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同样是挣工分，但挣的是大队工分，分值高，每月还有五元钱补助费。扔下锄头，拿起教鞭，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每天上班早来晚走，勤奋工作着。
转眼到了一九七七年的十月份，传来了国家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听说恢复了高考，我还有点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吗？是不是还像过去工农兵上大学那样，考试走过场，主要看政治表现？”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对恢复高考制度认识不足。于是复习没有劲头，每天照常上班，连一天假也没有请。当时在教育口有的学校则给考生放了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而在其他社办工厂或生产队劳动的考生，听说恢复了高考，也都纷纷请假在家复习直到参加考试。当时我想，能熬上民办教师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怎能请假耽误工作呢？我舍不得扔下这份工作，于是我只好利用晚上时间复习。由于时间紧迫，扔下的课程已五年有余，已经快忘光了，加之我还有两年初中课程没系统学习过需要补习，此时的我心焦气躁，心急如焚，一时竟不知从何处学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还比较落后贫穷。那时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更不要说其他的物质生活条件了。当时的农村是三天晚上供一宿电，这一宿电还得晚上九点钟以后才来。正常情况下没有电全家人就摸黑坐着，什么也干不成。为了我的高考，妈妈还奢侈了一回，破例为我买了一包蜡，用于我每天晚上复习时照亮。我趴在炕上看书，时间一长，鼻孔都被蜡烛烟熏黑了。我从初中没学过的课程慢慢学起，有时看着看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特别盼着来电的这一刻。当来电时，我便用报纸将十五瓦的灯泡罩上，以遮住灯光不影响妹妹休息。因为妹妹在公社提水站做泥瓦工，劳动一天很累。我在炕头上放一张小饭桌，一直复习到深夜。白天仍照常上班工作。当时，学校对教学抓得很紧，领导除正常听课外，有时还在你上课时到教室外窗口去听一听。我是一个要强的人，脸皮薄，怕人说，更怕领导有意见，每天课上课下教学复习，忙得焦头烂额，赶上星期天整天复习连衣服都顾不上洗。妈妈见了很心疼，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和劳累，就悄悄地给洗好了。我特别感激我的妈妈，如果没有当初妈妈送我上学时的据理力争我也不能参加两年的中学学习，那样的话我就是想参加高考，也不具备条件。那年我已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但我清高，也不情愿一辈子留在农村，也一直没有遇到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如果我能考出去，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妈妈很理解女儿的心。
临近高考了，经公社教育组研究，决定给民办教师考生放十天假，这是以后才听说的，但我所在的学校只给了三天假。当时，我想利用这三天假再好好背一背政治题，而在这三天里，除去公社开的半天考前预备会，可利用的时间只有两天半了。可偏偏就在这时，生产队又分了棉花柴需要捡，此时天已经阴了，要下雪了，爸爸见我光顾着看书，棉花柴扔在地里没人捡，便气冲冲地骂起来，我再也背不下去了，满心不情愿也只好去捡棉花柴了，而背政治题的计划也泡汤了。在考前的两个月里，政治这门课我只看了一遍，数理化也只翻看了两遍，之后便去应考了。
一九七七年的十二月一日高考那天，正赶上入冬以来的第一场暴风雪。五六级的北风裹挟着破碎的雪片整整肆虐了一夜。凌晨三点多钟，我便早早起了床，简单梳洗之后，便背上背包和同事一起出发了。考场设在熊岳中学，距家有二十多里路。一路上，我们顶风冒雪艰难地行走着，老天爷也好像在故意同我们作对，呼呼的冒烟大雪劈头盖脸打来，凉冰冰的，雪片挂在眉毛、睫毛上，很快就结成了冰，眼睛也睁不开。我们迎面走几步，再背身走几步，有时再侧身走几步。一夜的暴风雪已把哈大公路筑起了道道雪岭，我们顶着暴风雪艰难地行走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到达考场。这时，我的头上已经结满了冰溜子。脸上淌着的汗水与融化的雪水交融在一起，一会儿就化成了腾腾热气。不容喘息，我们马上进了考场，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之后，心还“砰砰”跳个不停。
第一天第一节考的是数学，理科对我来说是强项，上中学时，我坐在第一座，数学课上我做题是又准又快，老师有时都不演算，就直接问我得多少，然后写在黑板上，其他同学在下面计算后再对照黑板写答案。高考那天，我做得也比较麻利，其中四道计算题一气呵成，当时认为考得还可以。中午间歇，吃个面包就算是午饭了。下午考的是政治，因为复习时我没背，大部分题都是凭理解答的，就这样一天考完了两科。
冬天天短，考完试之后天已经漆黑，这时外面的路也很泥泞，下了一天的暴风雪仍然没有停。而在熊岳城有亲戚的考生大部分都投亲靠友住了下来，而没有亲戚的我们不得不冒着风雪往回赶。天气虽冷，雪大，但是顺风，我们往回走时能快些，但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吃完饭后，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像过电影，辗转反侧睡不着，后来索性爬起来穿上衣服，又把那四道计算题演算了一遍。这时，我才发现四道题一道也没做对，很容易得到的二十分就这样扔掉了。数学考砸了，政治题也答得不够理想，我上火了，心想，这是不是命运在给我考验啊！
第二天上午考的是理化，下午考语文。化学有一道是土豆淀粉求浓度题，我做完后反复检查分析，怎么算比重都对，怎么浓度就求不出来呢？原来，题中给了一个比重对照表，按表可查出浓度，可是当时我没注意到，临交卷时又把已做对的题打了叉，交卷之后，我后悔极了。对照比重表即可查出浓度，可为什么我又把做对的题划掉了呢？又没有第二个答案？这又失去了近十分。这个教训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次高考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考完了。过后，我的心情坏极了，依我中学时的学习成绩，考个理想的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没有足够的复习时间和稳定的心理素质高考失利也在所难免。而同样在中学读书成绩不错的同学，由于在家复习十天到一个月的，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而我却只考了个师范，很不理想。为此，我曾偷偷地哭过，我不想去，于是我又开始重新复习起来，有时晚上还去中学听听辅导课。这时，妈妈说话了：“去吧，这么大年龄了，愿意念以后再考吧，先变个城市户口再说。”妈妈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农村真的太贫困了，那时农村人都羡慕城里人。我毕竟是农村的女孩子，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如果我当时是城市户口或年龄较小的话，来年我一定要重考的。于是，我同意了。此时，院内的一个大爷见了，在母亲的面前说：“一个丫头念什么书，不如在家挣点工分帮帮家里。”母亲是一个非常开明，而又十分豁达的人，听了这话，母亲说：“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就这样，我决定上学了。我虽然决定要上学，但仍然每天坚持上班，工作更加兢兢业业，眼看着就要离开工作的母校和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我的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直到开学的前两天，我才停止工作离开学校。
临上学前，母亲像给姑娘办出嫁似的，给我做了一套新被褥，又给我买了一件新的确良上衣，临行前，弟弟、妹妹用自行车驮着行李一直送我到离家二十多里路的火车站。火车一声长鸣，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踏上了求学的征程，踏上了人生的旅途……
（王家芬）
原载于2008年10月31日《营口时报》营口开发区版
送别
往事如烟，人生如歌。亲情最浓是离别，当我蓦然回首，追忆我青春时代的情感历程时，脑海中经常浮现的是我当兵入伍时，家乡亲人送别时的动情一幕。它没有因时间的流逝淡化和消退，反而犹如一坛窖藏的陈年老酒，愈益散发出诱人的馨香，也似一张定格的电影胶片，长久地留在我那美好、真挚的情感记忆中。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一段让我心潮汹涌，而又涨落无期的日子。我中学毕业的前夕，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在那“文革”中的特殊年代，中学毕业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当兵是农村青年寻找生活出路、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选择，因此我选择了军营。当我接到入伍通知书后，班级团支部为我这位提前毕业的“幸运儿”，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入伍欢送会。同窗数载，学友情深，一朝离别，天各一方，各奔东西，相约无期。此时我的心情激动而又沉重，当我被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拥向讲台做临别赠言时，面对那一束束深情的目光，我那本不平静的心突然生出一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伤感情绪，刚刚说了一句：“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就要分别了”竟一下子呜咽无语、泣不成声。
即将离别的日子是那样的漫长而揪心。又过了两天，学校在公社大礼堂为我们即将入伍的十八名同学，举行了一次热烈而隆重的欢送大会。大会开始后，我们这批同学都身着绿军装，胸戴大红花，光荣地端坐在主席台上。此时我的心境已趋平和。面对着台下上千双希冀和羡慕的目光，在台上细细品味着学生代表和新兵代表那风格各异的祝愿之声和临别之言，我的心境为之感奋，离别的心绪也随之飞向那绿色的军营。当请老父亲代表新兵家长发言时，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竟一下子紧缩起来，只见父亲他站起身来，慢慢地离开座位，缓缓走到讲台后面的椅子坐下，在回转身的一刹那，我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而又略显瘦削的脸，他失去了往日的和蔼可亲，而被一种激动、幸福与无奈间或痛楚的复杂情绪笼罩着。会场里鸦雀无声，台下上千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他瘦弱的肩头和微驼的后背好像在微微颤抖，静静地坐在那里，嘴角动了几下，足足有两分钟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此时的我窘迫后悔极了，没想到老父亲竟然在如此隆重的大会上，由于经受不了感情的煎熬而一时嗫嚅无语而陷入了窘境。此时的我真后悔，为什么没在会前给父亲准备一份讲稿，可转念一想父亲斗大的字也识不了几个啊，你即使给他准备了讲稿，他也不一定能念明白啊！此时，我已完全理解了父亲，他一生坎坷，饱经磨难，在那个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年代，他整日为儿女的生计而操劳，生养八个子女，妻子长年患病，长子远在军中服役，三子又将步入军营，在父子即将离别之际，他该有多少割舍不断的亲情、牵挂和临行嘱托啊。
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既有对往昔学校生活的留恋，又有对“黄金时代”的告别感怀；既有对故土、亲人的深情依恋，又有对陌生部队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记得那是一个轻雪飘落的冬日傍晚，家中为我包了送行的饺子。饭后我坐着二哥赶的马车到公社去集中待命。我只让父母送我到大门口。叔叔、姐姐、妹妹、三个弟弟一直送我到村口，一路上姐姐、妹妹擦眼抹泪，三个弟弟默默无语，不知所措。我一路无话，坐车前行。当我远离村口，隐约听到身后传来叔叔那嘶哑的声音——“孩子，到部队后早点写信啊！”我没有回头应答，只是深情地回望着那渐渐远去的、隐现在黄昏中的我家屋后那并不葱绿的山，流淌在村中的那条九曲十八弯的静静的小河。
（赵明晨）
原载于1998年7月31日《营口开发区报》
军中不了情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自那年冬夜踏上开往北国的军列，在军中已整整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这期间萦绕于脑际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军中不了情。
那时，读了九年书的我，从学校到部队经受了一番彻底洗礼。每天学习、训练、劳动，忙碌而有序。而心中时常闪过的却是“路走对了，门进错了”的疑问，而平时工作中，则时时谦虚谨慎，处处向老兵学习。尽管如此，曾经在学校当过“班头”的我，仍然被戏称为“新兵蛋子”，直到半年后，在军中谋到一份“文书”工作，心理才逐渐得到平衡。
几多风雨，几度春秋。经过几年的军营磨练，我已完全适应了军队生活，当我入伍三载回家探亲时，家乡父老乡亲对我投以赞许、希冀的目光，我心中也油然产生了一种军人的光荣与自豪。特别是我刚刚被提拔为干部后，便急不可耐地穿上由两个兜的战士服而改成的四个兜的干部服而上街游逛，此时的我，就不仅仅是满怀着自豪与自信，而已经是含有自我表现、自我夸耀的意味了。
从农村到城市，从学生到军人，从战士到干部，从外地到家乡，当我三十有五，随百万大裁军的洪流不得不脱下那身国防绿而投身地方武装建设的时候，我的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为此我常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经常翻看着自己珍藏的红领章、红五星而聊以自慰。而对于以部队生活为题材的电视片也经常观看乐此不疲，以此想找回自己青春的脚步，去重温那昔日军营的绿色梦幻。历史老人好像又故意同我开了一个玩笑，当我已过不惑之年，军队又实行编制体制改革，人民武装部又收回军队编制序列。于是，我又面临着第二次入伍的重大选择，是从此转业改行从事地方工作，还是重新穿上军装继续为部队建设作出贡献，我毅然选择了后者，又步入了军人行列。
微风习习，星光闪闪。当我在灯下铺开稿纸，拿起笔梳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轨迹时，我豁然觉悟，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涯，那不朽的军魂已经悄然地渗透到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并塑造了我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和宠辱不惊、闲看花开花落的性格气质，它已将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追求、我的理想融入了那绿色的方阵和铁血军营之中，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了那壮丽的国防事业。
诗人周涛说得好，“穿过军装的人，就忘不了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军营是我成长的摇篮，军旅是我情感的驿站，军人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我将永远铭记着这一人生感悟。
（赵明晨）
原载于1997年7月28日《营口开发区报》
静静的白桦林
引子
秋日的长白山是寂静的，秋阳似燃烧的火球挂在偏南方向的半空中，烤得整个山林暖洋洋的。知了停止了吟唱，可能是因为怕热而躲到了树叶背后的缘故。乐于在枝头上跳跃着的喜鹊，此时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山林周围的一切都寂静得悄无声息。那静静仰卧着的是高高的山岗、裸露着的岩石，在紧挨着它的黑褐色的山地上，长着一片片类似于兰草的花，在那宽厚叶片的中间花茎上开着几朵喇叭形的白色花朵，它们在烈日的照射下也卷起了那素洁的花瓣。
秋日的长白山又是喧闹的，且喧闹得色彩缤纷。山坡上，那绿色的针叶松簇拥着，显得老成持重；那红红的枫叶树点缀其间，恰似一团团燃烧着的火炬，映红了半面山坡；那一棵棵挺立着的白桦树亭亭玉立，好似一群身着白色裙装的妙龄少女，正在那里翩翩起舞，既显出一种典雅的静态美，又显出一种婀娜的动态美；那身高过膝的黄色蒿草，在秋阳的照耀下，似一幅巨大的厚厚黄毯，将漫山遍野铺展得满目苍黄；间或在这密林的深处或蒿草丛中，偶尔你会看到一两根早已被雷电击中倒地且浑身长满绿色苔藓的朽木，而在这些朽木下面的荒草之侧、如果你细心则会采集到那一撮撮、一片片细皮嫩肉的榛蘑来。
此时，从这大山西坡的蒿草丛中，走过来三个身穿病号服的年轻人，远远地可看见他们：躬着腰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待走到近前时才发现，他们每人手中拿着的塑料袋里，已经装满了捡来的各种蘑菇。此时，这三个年轻人放下手中的塑料袋，昂起头、挺起胸，并将两只手掌圈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筒状，“啊……、啊……、啊……”地放声大喊起来，这声音传过沟壑，越过山谷，穿过丛林，久久地在周围的山谷中回荡，回荡……
须臾，他们便窝回头，兴高采烈地唱起了山歌，“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之后，这三个年轻人便深一脚、浅一脚，在通往山下的羊肠小路上飞快地奔跑，约有半个小时的工夫，他们就返回到了山脚下的医院驻地。
一
这是某军区部队的一所野战医院，整座医院的规模不是很大，南四层北两层的两幢楼房，加之西边的一层廊房和东边的洗衣房、锅炉房，便将这里围成了一个东西长约五百米、南北宽约二百米的方形小院。前楼是办公区，后楼是住院部，院子里操场的两侧镶嵌着菱形的花坛，花坛里的串红、月季等绽放着火红色的花儿，将整个小院映衬得勃勃生机；在操场东侧的篮球场上，几个爱好篮球的病友正在紧张地打着半场篮球，他们一个个争抢得生龙活虎看不出是病人；在单、双杠那边的器械区，也有几个体育爱好者在那里小试身手。
虽然在这里住院的大多是部队的病号，但这里依然能够显示出生命的张力和青春的活力。由于这座医院地处长白山腹地的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空气清新，这里自然的便成了部队收治传染类病号的最好地方。入秋以来，虽然来这里入住的病号并不多，整个院落显得有些冷清、寂静，却也暗含着丝丝的神秘。
方才从山上下来的三个年轻人，就是刚住院不久的张排长、李干事和战士小王，他们都是因为患上结核病而先后住进了这里。部队就是这样，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人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这三个年轻军人虽然入院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因同住一病室，没有几天，他们就在一起混熟了。结核病的治疗说起来也很简单，一开始每天需要打一到两个吊瓶的链霉素滴流，再以后则根据每个病号的具体病情来确定打滴流时间的长短，另外每天三次必吃的抗结核类的消炎药。而在这深山老林的幽谧环境中静养，保持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无疑对他们身体的早日康复还是很有帮助的。这不，刚才那三个年轻人刚刚完成了一天的治病例行公事，便跑到山上去喊山、捡蘑菇去了。
张排长长得是粗墩墩、胖乎乎的，方头大脸、单眼皮、肿眼泡，说话是地道的山东味。他生性豪爽，每天都是大大咧咧的，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个乐天派染上了肺结核病。虽然他同在农村老家的妻子两地生活，还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儿子，但他好像不知道愁是个啥滋味，整天唱嗷嗷的。李干事大高个，长方脸、双眼皮，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因在部队的政治部门当干事，平时话语不多，显得很深沉。只是由于他患结核病刚刚入院，面容上显得有些清瘦。战士小王是连队的炊事班长，他的老家在山东的沂蒙山区，因家乡贫困对象不好找，他本想出来当兵在部队干出个人样来，好回家娶个“婆娘”。可这老天偏偏不作美，他当兵五年先后回家休假两次，相过两次对象都没有成功。而恰在此时，他却得了羞于启齿的睾丸结核病，因为发现得晚了，无法保守治疗，只能忍疼割爱，将其中的一个手术摘掉了，但肺部的病灶还不见缩小。就为这事，小王整天是没一点笑容。
张排长、李干事与小王同住二〇八号病室，他们俩没事就劝小王放宽心，可小王的精神头就是振作不起来，每天总是唉声叹气的。
医院有规定，每到一个月，院里就要给病号们复查一下身体。照一下X光或拍一张透视片，而每次别的病号的病情都有好转。可是说来也怪，唯独小王的病情不见明显的好转。他已经住院近八个月了，那肺部病灶的阴影依然不见缩小。而每当张排长知道了此事后，便板着脸和小王打着哈哈，“没有事，你这病‘搞完’就好了”，而小王听后则是露出一副哭丧相，欲笑不能，欲哭不得。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这小王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当每天例行的医生查房和护士送药时，小王总是装出一副笑脸，和医生护士打着哈哈。一次，负责治疗他疾病的女医生孙大夫来查房，他便嬉皮笑脸地哀求她给多用点好药，那意思是想让自己的病好得更快些。而此时，孙医生就总是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哪有好药啊，只要你不老想着‘那点事’，你的病就快好了”。而小王每听到这些，那一张愁苦的脸便马上涌涨得通红，赶忙赔着笑脸说：“该那什么事，该那什么事。”之后，便又陷入了沉思。而等到护士小吴来病房送药或查房时，小王则又换了一副面孔，温顺得就像小绵羊一样。
医院里规定：护士送药必须等病号吃完药后才能离开。而每到此时，小王就总是磨磨蹭蹭，没话找话，没事找事，不愿吃药，直到吴护士服软，并主动把水和药送到他的嘴边，他才龇牙咧嘴，装成一副很难下咽的样子，折腾了老半天之后，才勉强将那送到嘴边的药片吞下去。待吴护士走后，他竟然“扑哧”一声地大笑起来，之后便得意地向张排长和李干事做一个鬼脸。这时张排长就打趣地对他说：“你这是想媳妇了，净拿小护士开涮。”听到这话，小王是既不反驳也不辩解，只是咧开嘴“嘿嘿”地苦笑两下。
二
一晃，李干事住院已一个月有余。身体复查结果显示：那肺部本来就不大的阴影，边缘已显清晰，病灶也在逐渐缩小，他那刚入院时瘦削、发黄的面颊上也渐渐地泛起了红晕，身体也长胖了许多。部队生活的磨练所养成的军人气质和神韵，又在他日渐康复的身上显露出来，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青年军人所特有的青春活力和独特魅力。
这天早晨八点钟刚过，主治女军医孙大夫和护士小吴又查房来了，孙大夫对李干事说：“你这病原来就轻，要照这样下去，我看，再有两个月就能出院了。”“那太好了，谢谢孙医生！”李干事听后，一改刚入院时的沉闷心绪，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而此时站在孙大夫身后的吴护士则一言没发，只见那戴着白色口罩的瓜子脸上，一双丹凤眼睛上的长长睫毛，竟然在不经意间忽闪了一下。
一日，张排长、李干事和小王，又要到山上去捡蘑菇，刚走出住院部的楼门口，就被吴护士给碰见了，只见她那长长的睫毛又忽闪了一下，并热情地同他们打着招呼，“张排长、李干事，你们这么早就上山呀？”小王听后就用手摸摸耳朵，之后又摇头晃脑地捅捅张排长说：“张排，你说这吴护士最近对我们挺关心的，我怎么感觉……和过去有点不一样呢？”而此时，张排长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小王，吴护士是看上你了。”李干事这时也在一旁帮腔：“小王，吴护士肯定是看上你了，若不然，她怎么能主动地同你说话呢？”小王听后还是一脸的茫然，之后，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人家吴护士咋能看上咱大头兵呀？”之后，他便默不作声，一脸的沉思状。而此时，张排长、李干事则相视一笑，之后便甩开大步，向那高高的山岗上奔跑而去，不一会儿，便从那山岗上传来悠扬的歌声。
晚上就寝后，护士们照例到病房去查房。这是部队医院管理的惯例，主要是看护病号们按时就寝，以防止他们因贪玩而耽误休息，不利于身体的早日康复。但护士们一般都坚持得不够好。可是，自从李干事住进这二〇八号病室之后，小王明显地感觉到，这吴护士晚间来病房查房的次数明显增多。
一天晚上九点钟以后，熄灯号刚刚响过不久，张排长便上床睡觉了。张排长觉大，躺下不一会，便传出了均匀的鼾声。而李干事和小王则被搅得一时睡不着觉，便闲唠了几句。可是当他俩刚刚合上双眼，就听见病室的房门被人悄悄地推开了。小王是老病号，凭感觉他就知道是吴护士查房来了，他住在靠门里的四号床铺，为了引起吴护士的注意，他还有意无意地干咳了一下，李干事住在靠窗户的二号床铺，此时他还没有入睡，正闭着眼睛迷糊着。朦胧中他隐约感觉到吴护士给小王掖被子的声音，之后吴护士又来到他的病床前给他掖起了被子，并将其放在床铺外面的一只胳膊给放进了被里，之后，又将被头向其颚下又掖了掖，这一切，都被躺在四号病床装睡的小王给偷偷看见了。待吴护士走后，小王在那里“嘿、嘿”地笑了起来，李干事此时也没了睡意。
“这吴护士……是看上你了。”小王带着肯定的语气说。
“没有的事，你不要在那瞎说……”李干事在极力地反驳着。
“那她为什么给你掖被子掖得那么认真，我都看见了！”小王还在那强调他的判断，并显得一本正经。
“别瞎说了，赶快睡觉吧。”李干事嘴上虽然强硬着，可这心里面也犯起了嘀咕：“这吴护士刚才给我盖被子时的表现，也的确是有点太认真了，但还不至于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意吧。”李干事一时也被这没头绪的事，给搅得是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入院前在部队的那段日子……
李干事原在部队的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工作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更兼写得一手好材料，成为政治处的一支笔。
这年李干事二十六岁，正是男大当婚的年龄。此时，有好友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年龄相当，相貌端庄，且大学毕业，在一家企业做技术员。两人相处三个多月，双方感觉也很好。可是，当他把这一情况向部队的领导汇报后，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其理由是：现役军人不准在当地找对象，怕婚后影响部队的工作。而当时部队的规定是：“不准战士在部队驻地找对象。”由于当时部队受“左”的思想影响比较严重，分管干部工作的部队领导还一本正经找李干事谈了话。而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他的恋人后，引起了对方的误解和猜忌，就这样，一桩好姻缘便因此不欢而散了。
李干事年轻有为，也怕因此事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独自一人去承受失恋的痛苦。而感情这东西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割舍掉的，况且，李干事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为此，他在一段时间内常常是夜不能寐、浮想联翩，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不久，他在一次部队组织的早操训练中咳了一口血，后经医院诊断确诊为肺结核病，好在患病的时间不长，但需要住院治疗已成为定局。
为此事，李干事感到非常的懊恼，但转念一想，既然事已至此又疾病在身，那就有苦自己吃，有病自己治了。而在此期间，他的战友也先后想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以身体患病为由而婉言谢绝了。
他当时心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已生病住院，就需要静下心来安心养病，不能再想其他的事情，否则挂心的事多了，反而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身心的早日康复。此后不久，他便收拾起行装住进了这所部队的野战医院。
而今，住院后的他又遭遇了这次意外的特殊关爱，这不能不在他的心中掀起些许的情感波澜。但李干事是个自控力很强的人，况且他在刚谈恋爱时就遭遇了意外的挫折，情感仍处在深深的自责和反思之中，哪有闲心来品味这意外的关爱之举。想到此处，他的心情渐渐释然，呼吸已变得均匀沉稳，随之便酣然进入了梦乡。
冬日天短，转眼就是一天。在此后的日子里，李干事照例和往常一样，在每天早晨打完针、吃完药后，便和张排长、战士小王到附近的山上去喊山和捡蘑菇去了。而在此后每天例行的打针、吃药和日常护理中，这吴护士似乎愿意和李干事有意无意地多说上两句，而李干事每当此时，则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每当此事被战士小王撞见，他则对李干事进行有意无意的旁敲侧击。
三
日子在静谧的时光中悄然度过，而此时群山中的树木早已褪去了斑斓的彩衣。张排长经过四个多月的系统治疗，在一个飘雪的日子里康复出院了。临行时的那天清晨，李干事一直陪送张排长走了很远很远。分别时，张排长紧紧地握住李干事的手，用他那带有浓重山东口音语重心长地说：“李干事，我是过来人，我看吴护士对你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如果也有心思的话，就应该勇敢地去向她表达，别辜负了人家对你的一番好意，这也是大哥在临行前对你说的最知心的话，祝你早日康复归队。”此时，李干事紧紧地握住老排长的手而久久不愿松开，他眼睛里的泪花已经晶莹。
“再见吧，我的好大哥，我的好战友，请您多多珍重。”李干事在“嗖、嗖”刮着的寒冷北风中站立了很久，直到老排长的身影被前方路边伸展着的杨柳枝条挡住了，才一路小跑地返回到医院的住地。
朝夕相处的战友走了，李干事确有些恋恋不舍，他真心地为老战友的身体康复而感到高兴。要知道正是青春好年华，谁愿意在这深山老林的野战医院里无端地空耗时光呢？自从张排长走后，李干事也确实感到了孤单。他在百无聊赖中回到病房之后，便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两眼直视着那白色的天棚发呆，思绪又飞回到了他曾经眷恋着的部队生活，又想起了他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
在此后的一连几天，李干事总是缄默无语，他没有照例去喊山。临床的小王见此情景，也只好躺在床上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已经住院近一年了，而肺叶上的病灶仍不见缩小，一想到自己的闹心处，他便要抽纸卷的老旱烟。每当这时，李干事便忍不住地劝说他几句，而他则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继续我行我素。李干事见他不听劝阻、自暴自弃，也只好作罢，任其自行其是。
冬日的长白山被漫天的飞雪铺染得一片洁白。人走在上面便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清晨的朝雾刚刚散去，而弥留在附近路边、沟壑里杨柳枝条上的水雾，则幻化成一树树晶莹闪亮的树挂，在朝阳的映衬下闪耀着灵动的光芒。
晨起早饭之后，照例是吴护士过来履行打针、吃药的职责，而这次她却给李干事带来了一份惊喜。“这是你的信”，吴护士抬眼望着李干事说，那白色口罩上方露出的一双丹凤眼，依然在忽闪忽闪着，好像是在打探着什么。而李干事则好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似的，只见他急忙从床边站起，连声说着“谢谢、谢谢”，等他从吴护士的手里接过信件，用手一摸感觉信很厚，他便连头也没抬，便转身将那封信放到了上衣下摆的口袋里，待吴护士走后，他赶忙将这封信拿出来。
从信的落款处得知：这封信是从他所在部队的司令部门寄来的，李干事的脸上随之露出了一丝喜悦。待他将这封信拆开，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封信中信和这样的几行文字：
保国战友：近日精神可好，身体康复如何？因部队工作很忙，没能抽时间前去看你，很是抱歉。望你珍重身体，安心养病。盼早日康复，再叙友情。前几日，通信员给你送来一封信，因你不在，代为收留，今随信给你寄去，望查收。战友：张家林，1978年12月25日。
李干事很奇怪这封信中信。从信皮上得知：这封信是从某市的一所大学寄来的，见此情景，他急忙将信拆开。
此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几行娟秀的文字：
保国同学：你好，自毕业分别后我们一直未能见面，但几年来我总能从同学处打听到你成长进步的消息，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前几日，我从同学周茜茜那儿得知了你的一些情况，并带回了你向我问候的消息，甚为高兴，望你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进步，我期待着你的好消息……你的同学：冯晓丽，1978年12月20日。
李干事看完这封信才恍然大悟。他想起在部队工作期间，战友张家林的未婚妻周茜茜曾到部队去看望过家林。战友的未婚妻来队，战友们自然高兴并前去看望，自己也在其中。他在同周茜茜的闲谈中得知，昔日的高中同学冯晓丽也和她同在一所学校读书，便随口问了一下她的情况。那时，李保国还没有处对象，也没有遭遇情感上的挫折。谁知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被回校后的周茜茜告知了冯晓丽。
此事，在冯晓丽的心中也激起了情感的涟漪。那还是她中学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代课的时候，一次，曾在中学教过她的老师张大友在同她闲谈中，顺便询问了一下她的个人问题，言谈中他有意无意地谈到了李保国。而冯晓丽是一个自尊心很强，且有些清高的人，她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她在中学读书时，就是学校数一数二的尖子生，在她临近毕业的前夕，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班主任秦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毕业后不要把书本扔了，我看将来国家还是要恢复高考。”她从秦老师那坚定的语气和闪动着智慧的目光中，似乎看到了那即将升起的灿烂阳光。也许，从那时开始，她便做起了未了的大学梦。也正因为如此，当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同她谈起个人的婚姻问题时，她总是有意无意地躲躲闪闪。
而此时，她已经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且年龄也老大不小了，今天从同学周茜茜那儿，听到了她昔日同学李保国在打听她，这不能不在她的心海激起层层波澜。按说，这冯晓丽对李保国还是有印象的。中学读书时，他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冯晓丽清楚地记得，入团是李保国找她谈的话。那时他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可当时，李保国在她的眼中，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当时李保国找她谈话时，问的都是些诸如“你为什么要入团，入团后应该怎么干”之类的刻板话题，当时这冯晓丽也没有认真给以回答。这李保国一看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便不再去多问，最后，又说了几句今后在学习和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上，自己要好好表现云云。
待谈话结束，冯晓丽差一点没笑出声来。原来，这冯晓丽从小上学早，由于开窍晚，还没等知道学习，小学就毕业了。当时正是“文革”初期，毕业后自然是无学可上。于是，她便在家中帮助姐姐干些生产队里的活计，在同农村的老大妈和老大嫂一起劳动的过程中，她懂得了不少社会知识。因此，她见李保国找她谈话时那一本正经的样，就从心里面感到发笑，她嘴上没说，可她心里面在想，你这小小年纪懂的还没我多呢，还找我谈话，看我怎么寒碜、寒碜你，可当谈话结束，她又有些后悔，人家毕竟是学校的团干部，按理说，还是应该给点面子的。
想到这些，冯晓丽的心里又产生了一丝内疚感，现在的李保国还是在校时那傻愣愣的样子吗？他要是在部队干得不好，又怎么能被提拔为干部呢？想到这里，冯晓丽的脑海中又出现了李保国刚参军时身穿军装时的形象：大高个，宽肩膀，长方脸，卧蚕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威武英俊的样子，好像正在向她走来……
冯晓丽被李保国搅得是坐卧不安，他的形象在头脑中也总是挥之不去，于是，她便鼓起勇气拿起笔来，给李保国写了上面的一封短信。
李干事看完这封信后，思绪仿佛又回到六年前的中学校园，那时他在高三·二班，冯晓丽在高三·一班。冯晓丽不仅人长相俏丽，而且学习成绩也好，是同学们私下议论的几个校花之一。在老师的眼中，她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李保国在校时虽然同她没有更多的接触，但对她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在他当战士期间，他的同学曾有意给他俩牵线搭桥，但后来他从这位同学的口中，无意中听到了“他要是能提干就好了”。只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伤害了李保国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要干出个样儿来，让冯晓丽看一看。
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了，当年的冯晓丽已经成为一名在校的大学生，而李保国也已成长为部队的一名年轻军官，虽然两人是天各一方，却是各有所成，如果要不是战友张家林的未婚妻周茜茜来队，还真不知道两人是否有缘。
想到这里，李保国便拿起笔来，给冯晓丽写了一封短信。其大意是说，自从毕业离开学校后已有六年时间了。在这六年的时间里，同学们的变化都很大，有的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辛勤耕耘，有的考上了理想的学校而继续学习深造，有的则奔赴军营去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而在农村的大部分同学现在都早已经结婚成家，甚至有的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我们还在各自的岗位为自己的理想而孜孜以求。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当你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之中，幸运之神可能就会突然间降临，而你我又都是那幸运之人，望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去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因生病住院，现已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住院月余，病情已有好转，至于得的什么病，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望你珍重身体，学习进步。你的同学：李保国，1979年1月2日。
李保国写完了这封信如释重负，唯恐还有什么不够妥当的地方，在将信装进信封之前，他又把写好的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见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便小心翼翼地将这封信装进了写好信皮的信封里，连同他写给战友张家林的回信，又一并装进了另一个大点的信封里，并在信中嘱托张家林在当地的邮局将这封信中信寄出，这才将信封粘好后投递到医院外面的信筒里。之后，他便开始了长长的等待。
斗转星移，时光悄然度过，李保国在完成了每天例行的打针、吃药之后，照样同战士小王踏着漫山的积雪到山上去喊山。一次，他们俩刚走上坡顶，李保国突然从地下抓起一把积雪向小王的头上抛去，小王猝不及防，被突然抛来的雪团给一下子打中，冰冷的碎雪顿时灌进了他的衣领脖子和耳朵里，小王在莫名其妙之下，赶紧抓起一把雪团进行猛烈还击。就这样两人在山上追追打打，直到两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方才罢手言和。“李干事，你今天是怎么了？好像是一反常态？怕是有什么好事吧？能不能跟我说说？”李保国则笑着对他说：“没有的事，昨天不是又给我拍片了吗？效果还不错，估计春节前就能够出院了。”小王听后又陷入了沉思。“自己已经住院近一年了，但病情还没有从根本好转，况且，自己得的病又难以启齿，搞不好还会影响生育，而现在连个对象也没有，能不心急吗？”李保国此时也在为小王的病情担忧，可他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好言相劝，安慰他放宽心，讲些“心宽就会体胖，体胖病自然就会好得快一些”的道理。而小王一想到李干事也将很快就病愈出院，朝夕相处的战友又即将别离，伤感的离愁别绪又涌上了心头。只见小王眉头紧锁，便又从衣兜里拿出纸烟默默地卷了起来，李干事赶忙制止他，还没等抽烟他便又“咳、咳”地咳嗽起来……
四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有余，在早饭后例行打针、吃药的时间里，吴护士又给李干事带来了一份惊喜，“李干事，你看谁又给你来信了？”从吴护士那有些惊讶的语气中，李干事似乎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于是，他一边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打着哈哈，“谁还能给咱这老病号来信呀？”一边接过信后，便迅速地将其装进了上衣下摆的口袋里。待病友小王去复查身体之机，他便坐在床前仔细地看起信来。从信皮上那娟秀的字迹判断，李保国知道这封信是冯晓丽寄来的。待他拆开信封，打开折叠的信纸却从中掉出来一张照片来，李保国急忙从地上捡起，原来这是一张冯晓丽的二寸半身彩照。李保国见状心中不免一阵惊喜，心跳也不禁加速起来。自他给冯晓丽写完那封投石问路，且有些半遮半掩的信后，依照他对冯晓丽的判断，他确信冯晓丽是会给他回信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冯晓丽会在回信的信封里装上自己的玉照，看来冯晓丽是想以此来表露自己的心迹，只是这种表露更含蓄，更深沉而已。
待他展开信纸，只见上面又出现了这样几行娟秀的文字：保国：你好，近来身体怎样？甚为挂念。自收到你的来信后，一直没有给你回信，其原因是学校临近期末，我们每天都在忙于复习，应付考试，现在总算是放寒假了，回到家后，妈妈也知道了你生病住院的消息，她催促我前往医院去看你，可我又怕人生地不熟，找不到你所住的部队医院，因此，没能前去看望，请你谅解。希望你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我期待着你的好消息。我的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另随信给你寄去一张照片，那是毕业几年后照的，身体有些发胖，和在学校时肯定是不一样了，让你见笑了。冯晓丽，1979年1月15日。
冯晓丽给李保国的这封来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是啊，还是同学间相互了解啊！没有世俗的偏见，没有利益的权衡，更何况这封信是在她知道我身体患病的情况下写来的，其真挚的情感更显得弥足珍贵。望着冯晓丽的彩照，李保国站在那仔细地端详起来：短短几年没见，她还是有些变化，看面相完全是一副大姑娘的模样。虽然比过去胖多了，但从照片中还能看到她在学校时的影子，瓜子脸，柳叶眉，丹凤眼，眼睫毛好像一闪一闪的，透着精灵和聪慧。那眉毛眼睛都在笑……看到这里，李保国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一股热流，他只觉得脸发红、耳发热，情不自禁地将照片贴到了胸口……李保国在激动的心境平复下来之后，马上又提笔给冯晓丽写了一封回信，详细地告知她：自己得的是肺结核病，这种病在过去叫痨病不好治，现在科学发达了，医学进步了，这种病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对这种病的治疗需要时间，好在自己发现较早，治疗也及时，估计再有二十多天就可以出院了。望她不必挂念等等。信写好后，李保国满心欢喜地又将其投到了院内的信筒里，又开始了长长的等待。
原来，冯晓丽在收到李保国的回信后，得知了他已患病住院的消息，此时，她心急如焚，但当着同学的面又不能流露出自己的不安情绪，好歹将期末考试应付完了，她便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妈妈见她心急火燎的样子，询问后才得知事情的原委，于是便好言相劝。“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呢？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你就到医院去看看他。”可是，冯晓丽毕竟是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大姑娘，即便就是她想去，她的母亲也放心不下。“你不用着急，即使是肺结核病住这么长时间的院，也好快出院了，你再给他去封信，随信再寄去一张照片，免得他挂念。”于是，就出现了李保国看信时掉出照片的那一幕。
时光荏苒，一晃半个月又过去了。这天早晨，吴护士又来到了病房，“李干事，你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李保国见吴护士诡秘的样子，又赶紧追问了一句。“最近，你就可以出院了！”说这话的时候，李保国见吴护士那好看的丹凤眼又忽闪了一下，那清清的湖水里面又荡起了一片涟漪。李保国见状赶紧把目光移开。“昨天，科里会诊，主任说你的病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马上就可以出院了，这是最后一针。”“那谢谢你，吴护士。”李保国说着便侧身躺在床上，接受这最后的一针。吴护士像先前一样，手法迅速，还没等李保国反应过来，这药针已扎了进去，连一点痛感都没有，须臾，这最后一针就扎完了。待李保国从床上起来，见吴护士还没有离开，便又说了一声：“谢谢你，吴护士。”此时，吴护士的眼睛又闪动了一下，口中喃喃地说：“明天出院时，我送送你。”李保国忙说：“不用，不用。”那紧张的语气里，分明是隐含着一种毋庸置疑的否定。吴护士见状也只好怏怏地离开，在退出病房前回手关门的一刹那，李保国分明看见吴护士眼中闪动着的晶莹。
待吴护士走后，李保国又回躺在床上，思想也陷入了沉思：自己自患病住院三个多月以来，得到了吴护士的精心护理，在情感上吴护士似乎对自己更关爱一些，而自己却表现得淡漠无情，表面上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按说，这吴护士也着实是够可怜的，从表面上看，她一身军装，英姿飒爽，但在这抬头不见人影的深山老林里，整天能见到的就是我们这些病号。况且，她又正值青春年华，在野战医院这种交通闭塞、通讯不便的条件下，你让她到哪里去找自己的如意郎君呢？想到这，李保国又对吴护士产生了一丝同情……冯晓丽现在干什么呢？现在期末考试已经考完了吧？论学习考试，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是考完试那就应该放寒假了……此时，李保国的心绪早已飞出了那茫茫的雪山林海，恨不得马上就去办理出院手续赶回家去，去看看他昔日的同学，好当面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
下午，李保国接到了主治医生的出院通知，要他马上到医院的住院部去办理出院手续，其实这出院手续办起来很简单，主治医生给开出一张诊断书：上面书写着：结核病灶已完全吸收钙化，且边缘清楚。结论：病痊愈。建议愈后巩固治疗半年，定期复查。主治医生：孙××，1979年2月25日。
李保国开出诊断书之后，又到医院的后勤办公室开出了供给关系，交还了病号服、脸盆等，这出院手续也就算办完了。这个下午，李保国同战士小王又到附近的山岗上去喊山，顺便又对小王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待他们从山岗上返回时，已经是日落西山，满天红霞了。
第二天清晨，李保国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站在屋内对着北墙上挂着的镜子照了照，还好，身体比以前胖多了，脸色也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仿佛这一夜之间，身体就完全恢复了先前的青春活力。他整了整衣服，正了正军帽，之后便来到病号食堂打了一份饭，草草地吃完之后，便收拾好行装向医院的医生办公室走去。毕竟在这里住院三个多月啊，得到了孙大夫的精心治疗，临行前他必须要到孙大夫那儿去辞别，顺便表达一下感谢之意。李保国从主治医生那里出来，路过护士办公室的门口，他无意间地向吴护士所在的办公室里望了一眼，此时，吴护士也看见了他，只听屋里面传出了吴护士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这就走啊，要不我送送你吧？”“不用了，谢谢你，再见。”
此时，冬日的阳光格外的温暖可人，那凉爽的空气呼吸进胸腔是那么的清爽宜人，路边的杨柳树丛也好像是知道了春天即将来临，它们早已褪去了白色的雪衣，裸露出已有些泛绿的枝条来，远山沟壑里的那一棵棵枝干挺拔的白桦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现着银白色的光亮，它们虽然身居深山，但依然长得是那么的枝干挺直，显得是那么的婀娜多姿，在树下的白雪和四周绿松林的映衬下，形成了一幅和谐、素雅、圣洁的美丽山林画卷，而在这美丽山林画卷的左侧下方，一位身着草绿军装的年轻军人，正沿着那蜿蜒的林中土路，昂首挺胸、迈开大步，笔直地向前方走去……
（赵明晨）
难忘离别军旅情
那是一段令我怅然若失，心绪不宁，寝食不安而又终身难忘的日子。
当我确信来队不久的妻子精神有些恍惚，便下定决心，四处托人，找寻调回妻子身边工作的门路了。
几经努力，办好了前往妻子工作所在地某部队的调转手续，我便和妻子收拾行装，买好车票，准备第二天启程了。
告别了部队首长，送走了前来道别的战友，心中未免有些惆怅、酸楚与不安。马上就要离开这座曾经生活、战斗了四年的繁华城市和寄住了七个多月的招待所小屋，心里顿时觉得空荡荡的。屋内灰白的墙，铁制的床，一口从老首长处借来的酸菜缸，还有那面挂在门里左边墙上的长方形镜子，一切都悄无声息，只有放在床头桌上的闹钟，仍在不知疲倦地“滴、嗒”作响，望着这里的一切，我的心里酸酸的、咸咸的，这毕竟是我和临时来队的妻子，还有七个月大的女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啊，现在马上就要离开了。也许今后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这里；还有那朝夕相处的战友，从此将天各一方；还有那既严肃又慈祥的部队首长，我将不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亲身体验他的关爱了，我将只身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去独自经受新生活的考验和独自承受陌生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了。
晚饭，是在老首长的家里吃的，这是先前就约定好了的。我是事前瞒着他自己偷偷办理好调转手续的。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之后，他感到有些突然，一时沉默不语，许久才抬起他那双既严厉又慈祥的眼睛说：“原来我想调到警校工作后，再把你调去。”“但事已至此，那就走吧。”“临别那天，我和老丁送送你。”我心绪不宁、局促不安，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老首长的家属姓丁，我们都管她叫“老丁”。虽说人刚四十出头，但岁月的风霜已剥去她青春的风韵，她身材瘦弱，面容清黄，嘴角因为牙齿过早的脱落而显得有些干瘪，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虽然不大，但很有精神，饱含着为人的真诚与和善。“哎呀，小赵、小王，快屋里坐，别把孩子冻着。”她一边说着，一边招呼孩子们赶快把我们让进屋，并拿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水果、瓜子、糖块让我们吃。
老丁心地善良，说话快人快语，为人真诚热情，在领导干部家属中那是出了名的。老首长的母亲过世早，年事已高的父亲远在哈尔滨的弟弟家生活，老首长因为工作忙离不开，不能经常回去看望，可是老丁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每年秋天，她都提早把公公过冬的棉衣、棉裤给做好邮过去。我在老首长身边工作时，逢年过节，老丁都招呼我到她家去吃饺子、年糕、月饼，直到我提为干部、婚后有了女儿，以至于以后每次妻子来队，缺这少那的都是老丁帮着给张罗。她知道我们要走了，竟难过了好几天。这次她亲自下厨，并拿出她当年当厨师的手艺给我们做送别宴。不长时间，一桌丰盛的菜肴就摆好了。
席间，老首长拿出了他珍藏多年舍不得喝的茅台酒为我们饯行。“小赵、小王，明天就要启程了，今天我们全家送送你们，这杯酒，咱们把它干了！”说这话时，老首长的眼中流露出一种难舍之情。见此情景，我什么也没有说，双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茅台酒，那酒的味道香香的、醇醇的，满屋里弥漫着酒香，霎时，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那天，我喝了多少酒，我已记不清了，老丁做了一桌菜肴，我也记不清都叫什么名了，但我只记得老丁做的虾仁菠菜汤，那味道真是鲜极了。时至今日，因工作接待、应酬也吃过不少山珍海味，但在我的记忆中，唯有那次老首长的送别宴是最丰盛、最有味道的，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第二天早晨，我和妻子、女儿草草地吃完早饭就准备启程了。原想走时就不打搅老首长了，可是刚走到大门口，就被老首长和老丁给叫住了。只见老丁端着一个小盆，上面用毛巾盖着，“快，小赵、小王，我这里给你们煮了二十个热鸡蛋，带着路上吃；我给孩子扯了三尺的确良布也一起带上。”见此情景，我和妻子百般推辞，可是老丁非让我们带上不可。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老丁的眼圈也有些发红，眼泪差一点没掉下来，我不好再推辞，也不敢再继续停留，和妻子、女儿一步一回头地向老首长和老丁挥手告别，直到走了很远，不能看见老首长和老丁还站在路口张望着我们，久久不肯离去。
我的老首长是一个既严厉而又慈祥的军人，平时他总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刚入伍时我对他有些惧怕，见到他时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害怕见到他那严肃甚至是严厉的目光。那是我在教导队当文书期间，一次因头天晚上赶写材料睡得很晚。蒙眬中，我被一阵急促的叫门声惊醒，“过点了，快放起床号”！“哎、哎”，我连声地答应着，赶紧翻身下床并匆忙打开了电唱机，随后便把屋门打开，在一曲令人振奋的起床号声中，只见老首长从我屋门外的走廊里疾步朝大门外走去，连头也没回。此时，我内疚极了，后悔自己因一时疏忽而耽误了放起床号，从而影响了全队的正常训练和生活秩序。打那以后，我工作中倍加小心，每天用闹钟定时，准时放起床号，这样的事情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三年后，我已由一名新兵逐渐变成了一名老兵，工作干得也有模有样了，从老首长那一脸严肃的面庞上有时也能见到少有的笑容。一次，我去给他送批阅文件，刚要走时，他把我叫住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小赵，不要在家乡找对象啊！”“嗯”，我答应着，并细心品味着老首长说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深知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里面，饱含着老首长对我多少殷切的期待和热切的希望啊！在我当兵四年，部队准备提拔我当干部时，恰好赶上军队精简整编，而我所在的某部则因为编制取消而被整编，我也只能被另行分配了。此后，几经周折，在老首长的关照下，我被调到了他曾经任职过的老部队。
岁月如梭，往事如烟，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由一名不懂事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名部队干部，现在早已转业地方工作。世事更迭、真情永存。老首长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老丁及其一家对我热心关爱的情景，仍一幕幕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刚刚步入军营，还不谙世事的时候，是老首长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在我人生的关键阶段，是老首长的精心培养、悉心爱护，才使我不断地成长进步；在我身体患病，恋爱受挫，是老首长和其爱人老丁时时给予我以宽慰、呵护，才使我走出了那段阴郁的日子。
那至诚至真的军旅情、战友情，将永远伴随着我走过人生的漫漫旅程。
（赵明晨）
原载于2009年8月1日《营口日报》营口开发区版
难忘那温馨的小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爱人加完班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钥匙高兴地对我说：“分区给咱们分房子了！”“咱家有房子了！咱家有房子了！”我接过钥匙高兴得不得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爱人带着我和孩子去看新房。
我家新分的房子位于百货大楼的北边，教导队的院外，从国营小楼饭店南边的第二个胡同往里走，中间是一条柏油马路，左右都是居民的平房和一些简易房，往前走五百米左右就到了。听爱人说，分区为了暂时解决机关干部和职工的住房问题，因陋就简将原来的旧仓库改建成现在这样的房子。
“那两间就是分给我们的”，一走进小区的街巷，爱人就指着道北最东边的那两间房告诉我。进屋一看水泥地面石灰墙，方方正正很规整。一间带火炕的大屋，半间厨房连着半间小屋，总计不到四十平方米。瞧着这不大的小屋，我已乐得合不拢嘴。结婚之后我们一直到处颠簸，这次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了。那种漂泊的感觉和寄人篱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我们简单地擦了擦门窗的玻璃，生了炉子，蒸了事先准备好的馒头，就算是燎锅底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温锅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我们便搬家了。
有家的感觉真好。虽然是冬季，但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依旧是那么的充足，那么的灿烂。白凉凉的墙，在阳光的照射下，整个屋子显得亮堂堂的。小屋是那么的温馨，阳光是那么的温暖，一直暖到了我的心里。
很多同学和同事都很羡慕我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时候，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之前，爱人在外地工作，我们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我和孩子住的是我所在的学校给临时腾出的一间单身宿舍，还是坐东朝西的厢瓦房，窗户很小，屋子很暗，但那还是学校为照顾我这个军属给安排的。一年四季，我们都在这间小屋里度过。夏天，因在屋里生炉子做饭。火炕热得要命，屋子一点气都不透，晚上孩子睡觉时热得来回骨碌，我只好用扇子给孩子扇风，她才能入睡。后来，爱人从外地调到分区工作。他每天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到深夜才能回来，骑自行车在路上就得半个小时，也实在不方便，很辛苦。爱人在分区工作半年后，正赶上单位分房子，家离单位近了，他加班也方便了，十分钟就可以到单位，这下，他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我家距公共汽车站点较远，步行得十多分钟。每天我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孩子挤公汽上下班，也是蛮辛苦的。有时候误点，有时候赶不上车。后来，为了每天早上赶汽车，爱人骑自行车将我和孩子送到汽车站。因为刚搬家，路也不熟悉，在搬到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抱着孩子下班回家，过了小楼饭店，竟然走错了胡同，绕了一个大弯子，好不容易才回到家。
虽然我带着孩子挤公汽上班，挺累，挺辛苦，但心里还是甜甜的，总感觉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我想继续深造，便于当年报考了电视大学。那时参加辅导班学习，孩子没人带，在刚搬进新房的第四天，我便和爱人把孩子送到乡下的娘家，让我妈妈给带着。
冬季天短，每天晚上下班时天就黑了，我顾不得吃晚饭，急忙去参加辅导班学习。辅导班晚上九点结束，坐公共汽车到家最早也总是将近十点钟。这时，街坊邻居家的灯都已经熄了，可我家的灯还亮着，在那间小屋里，爱人把炉子生得旺旺的，炕烧得热热的，我带着寒气走进家门，吃着爱人做的热乎乎的饭菜，心里总是暖暖的。有时爱人加夜班，就把刚做好的饭菜坐在锅里，放在炉子上热着，写个纸条放在炕上的饭桌上。我吃完饭，便继续看书学习。
我家门前五米外就是柏油马路。为了规矩和安全，阳春三月，搬到新房的邻居，家家都用木头板皮子夹上了小院，我们也打算夹个小院。当爱人正在为没有材料发愁的时候，分区的赵队长告诉我们“院内那几棵死树不要了”，那是头年栽的没成活的柳树，估计有十来棵，粗的直径有二寸。于是，爱人利用星期天的一个上午，用铁镐和锹把它们挖了出来，用来搭小棚子和小院的院门用。邻居林师长家修房子，将破旧的瓦揭下来不要了，爱人便把它捡回来，利用早晚和星期天的时间，砌成了小院的墙，把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小院围了起来，然后又在院内盖了一个小仓房，用来装杂物，院内剩下闲着的地方也不大了，爱劳动的丈夫又翻土刨坑栽了不到二十棵的茄子和辣椒，我又在院内栽了几棵蒲登高花，花开的时候，有红色的、粉色的，真好看，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家乡的那段田园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既浪漫又温馨。
半年后，我考上了电大脱产班，爱人也考上了省自修大学，我们又开始了各自的读书学习。白天，我背着军用书包，骑着一台旧自行车到电大听课。晚饭后，在那间小屋里我们每天晚上学习到深夜，有时为了互不干扰，爱人在厨房地上来回走着小声背题，我在大屋炕上的饭桌上默默地做题。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
当时，城里的年轻人婚后能有像我家这样的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有很多人家几代人住在一起，有的还住简易房呢。
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带着孩子到我家，一进屋，她孩子就说：“妈妈，阿姨家的房子真高啊！”也难怪，她家当时住的只是一间简易房，很矮，在炕上站着直不起腰，得低着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个同学生孩子，我到她家去看她，她高兴地告诉我，房子是他爱人单位分的，那是一间贴着平房的墙又接的一间偏厦，做饭的炉灶是在屋外接的，为了遮雨他们在炉灶上方搭了一个小棚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啊，那时候老百姓的日子，不就是一间屋半铺炕吗？
我上电大的那年，春节是在那间小屋过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们在屋内的沙发上拍下了全家福以作留念，这些照片是我对那间小屋的永久记忆，至今还镶在我家的相册里。那年的正月十五，市里举办了灯展，在三干线马路的两侧挂着各式各样的彩灯，还有载歌载舞的大秧歌，街面上人山人海，那个热闹劲就甭提了。观灯时，爱人把孩子举到他脖子上骑着看，像演杂技似的。女儿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真是作威作福了。见此情景，我忍不住笑了，环顾左右，只见不少大人的头上都多了一个小人儿，好像人海里的座座山峰，那道靓丽的风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日复一日，一晃我们在那小屋已经住了近三年，爱人因工作需要从市区调到新区某部队工作。那时，他已从自修大学毕业了。每到周末回家一次，孩子依旧在乡下姥姥家，这时候的小屋平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在每天有书本陪伴着我，我并没有感到寂寞。每天放学后我仍然坚持学习。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聚精会神地默写英语单词时，忽听瓦房上“哗啦”一声怪响，吓了我一跳，我壮着胆子喊了一声，然后下地悄悄推开房门来到了小院。此时，左邻右舍的灯都已经熄了，周围静静的漆黑一片，只有我家的灯还亮着，外面什么也看不见。那一次，我惊吓得一夜没有合眼。
那间小屋陪我度过了那段孤独、寂寞的学习时光，它所给予我的更多的是信心和毅力。那段时间我感到很充实，都说电大不好念，尤其是理科，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苦读，我顺利地从电大毕业了。毕业后，孩子又回到我的身边，我每天上班又开始和孩子挤公共汽车。有了孩子的陪伴，生活别有一番乐趣，我们特别期待周六和周日，因为周六晚上，孩子的爸爸就要回家了。每当周六下班，快走进小院时，孩子从老远就开始往家跑，看到我家大屋的灯亮了，她便知道是爸爸回来了。如果看见灯没亮，她马上便停止了脚步。
又过一年，爱人回家将报道新区的报纸拿给我看，说新区将来会有发展，现在他们单位都已经开始筹备盖家属楼了，说得我当时就动了心。之后我便从市里调到了新区。这时，我们一家三口又团聚了，但也从此离开了那间小屋。因家属楼没有盖好，来到新区后我们只好暂时租房居住，每周仍回家一次。但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头，因为新区里的水咸，洗头涩，家里的水碱性大，洗头发又黑又亮，滑溜溜的。周一我和爱人又恋恋不舍地乘坐小客车回新区上班。有时，我每月报表到市里，也总是要回到那间小屋看一看。
节假日是团聚的日子，欢乐的日子。那一年的“五一”和“十一”节，我们全家和几家邻居相约一起到公园去游园，照了很多相片，留下了永久的记忆。过后，爱人还在我俩在辽河岸边所照的照片下面题写了一首小诗：“他憨厚朴实，她娇小妩媚，是爱之桥将两颗心紧密相连；虽已近不惑之年，虽聚少离多常相别，不经历风雨哪能常见彩虹？那份浓浓的情，依依的爱，犹如绿树长青，更似那绿水长流……”
每次从小屋里走出时心里总是觉得酸酸的。那时，新区成立时间不长，发展也不快，当时只有港办公楼、区办公楼、商业大厦二层小楼等几座楼房，剩下的全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平房，三条不宽且能看到头的柏油马路静静地躺在那里，路的两侧全是空旷的庄稼地，空气中还经常弥漫着咸腥味，那时这里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渔村，我们寄住在那里，感到平静得单调乏味。
一年后，爱人单位集资筹建的家属楼盖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随即也搬进了楼里。搬家时，我没有回去，也可以说我没敢回去。因为我舍不得离开那座我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我毕竟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那里有我昔日的同学，亲如兄妹的朋友，朝夕相处的邻居，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我留恋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小屋，那温馨的小屋是我居住了五年的家呀！第一个家的感觉是深刻的，那里有我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思念。搬家后，我们的那间小屋便腾给小叔子结婚用，他们一住就是八年。这期间，我再没有去过小屋，因为我怕，我怕触景生情。偶尔一次我到市里去开会，会议地点设在我家小院的东面楼里，小院门前是我入会的必经之路。路过那里我看见原来用瓦片砌成的小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木板皮子夹成的小院，我趴在小院门上向里张望，眼前又浮现出昔日我在这小屋居住时的点点滴滴：朝夕相处的邻居小董，她曾在下雨时为我捡回晾在小院里的衣裳，平时她经常隔着院墙和我唠着说不尽的知心话；小屋内，我和爱人在深夜灯光下苦读的身影；全家人其乐融融的幸福情景……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绿了辽河岸边的垂柳。过去上班时每天路过的有名的国营小楼饭店不见了，在那条南北通行的马路两侧，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那里现在已被开发建成了商业步行街，徜徉在商铺林立，人流煕攘的街面上，那感觉就好像是来到了上海的南京路。
变了，一切都在变。偶尔，我又一次去教导队的所在地开会，院门外我那难忘的小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矗立在那里的一幢幢住宅楼，那里早已被开发建成了新的住宅小区。是啊！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这座城市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难忘那温馨的小屋，我生活的港湾，我人生的驿站。那里有我心中永远不灭的记忆。
（王家芬）
原载于《山海潮》2009年第5期
元宵节，我们踏雪寻春
前天从电视节目中得知：今年（注：2010年）元宵节夜晚的月亮是五十三年来最大的一次，由此便滋生了想看个究竟的好奇心。正月十四晚饭后，我便不时地打开窗户，抬头向那遥远的天穹仰望着，希望能看见那轮硕大的月亮，然而，那希望却总是落空，只见那灰褐色的天穹雾蒙蒙的，往日那满天闪烁的星斗，此时也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更不用说看见那五十三年一遇的硕大月亮了。
九时半，妻便洗漱完毕，早早地上床睡觉了，而我则如同往常一样，陪伴着棚顶那盏不算明亮的花灯，一个人坐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在继续同电视节目较劲，间或喝上一杯水或点上一支烟，在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光，一会儿在沙发上坐得久了，看得累了，便又调换到厅旁的椅子上继续看，因没有什么好节目心情未免有些沮丧，思想亦有些走神，时光便随着那不尽的思绪倒流……
今年是爱女出嫁的第一年，一进腊月门，妻便早早地给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打电话，再三叮嘱她：春节一定要先到公婆家去过年，然后再回家与父母团聚。腊月二十九，当得知女儿已随夫婿去婆婆家过年之后，我们老两口这心里顿时感觉空落落的，尤其是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当户外的声声爆竹炸响，千家万户都在举家团聚的时候，而家中唯有老两口冷冷清清地过年，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
晚上六点多钟，我和妻正在忙着包饺子，突然一声电话铃响，把我惊得一激灵，妻急说：“女儿电话！”此时的我已快步奔到了电话机前，刚拿起电话“喂”了一声，话筒里便传来了女儿那甜甜的声音：“爸爸，想我不？”这一问话正中我的痛处，情急之下我竟然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稍停，我便对女儿说：“你等一下，让你妈跟你接电话。”此时的妻早已经奔到电话前，我赶紧将话筒交给了她，脸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那眼中泪水早已经盈眶了。厨房的门敞开着，我在厨房里徘徊着，只听妻子在电话里又同女儿说了些“回公婆家要孝敬老人，要帮助婆婆多干些活，要注意身体”之类的话，再后来是女婿将电话接了过去，首先问爸爸妈妈过年好，要我们不要着急，说初三他们就赶过来看我们，听闻女婿的体贴话语，我思念女儿的惆怅心绪，才慢慢地趋于平静和得以释放……
是啊，女儿现已长大成人嫁为人妻，过年随夫婿去公婆家过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伦之事，但这对于我和妻来说，还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女儿出嫁后不在家过年的滋味，这难免让我们很失落。
因思念女儿心切，初三早晨七点多钟，我便带车去亲家家，早早地就将女儿、女婿接回。女儿和女婿的到来，给我们这个冷清的家顿时增添了许多欢乐，妻子那沉郁多日的脸上很快又浮现出了笑容。此后的三天，我和妻便整天为孩子们的伙食忙碌着，尽管我们俩都很累，但是心情很愉悦，虽然女儿、女婿回家过年迟了几天，但在春节期间我们全家人毕竟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了却了我和妻期盼已久的心愿。女儿、女婿是初六上班走的，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和妻便不紧不慢地打发着时光，这不一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
昨夜一夜无梦，睁开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我赶紧穿衣下床，透过刚刚拉开的窗帘缝向室外张望，“啊，下雪了！”屋外的雪景使刚刚睡醒的我心头为之一震，待我走出卧室来到大厅南面的窗前，那映入眼帘的已经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了。早春的瑞雪犹如漫天的飞絮，依然在飘飘洒洒不紧不慢地下着，拉开玻璃窗户，室外一股夹杂着丝丝凉意的早春空气，顿时扑面而来，深吸几口凉丝丝的，沁人心肺，不知不觉间我的心胸已开阔敞亮了许多。
此时，在通往小区外面的银白色路面上，早起的人们都已经在来回走动，不知谁家的一条宠物狗被主人早早地放了出来，此刻正在楼外白雪覆盖的草地上尽情地撒着欢，而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那些女清扫工们，则已经将楼下路面上的大部分积雪清扫干净，残存在黑褐色地面上的少许积雪，有的已被刚刚升起的温热朝阳渐渐地融化了，远远望去，好像有些许的热气在地面上渺渺升起。
“正月十五雪打灯”，虎年定有好收成。“元宵节，我们去踏雪寻春”，“那我们就去碧霞山公园吧”，待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刚刚起床的妻子，她便爽快地答应了。妻自从退休以来，身体小毛病不断，精神也一向不爽。因此自入冬以来，她每天晚饭后，都要我陪着她到户外小区内的甬路上去转悠。在家蜗居一冬，她很想到小区的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散散心，我的这一倡议正合妻意，于是吃完早饭后，我们便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了。
待我们走出家门，清晨还飘飘洒洒、不紧不慢下着的瑞雪，早已经停了。这开春刚下的雪白净净、轻柔柔、软绵绵的，人走在上面竟然悄无声息，雪后的早春空气也格外清爽。此时，从东方慢慢升起的太阳已越过楼顶，照射得小区周围空地上的积雪晶莹闪亮，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空气中虽然还裹挟着丝丝凉意，但这种凉已经不透彻心骨，我和妻明显地感觉到，那肆虐多日的冬老虎已有些力不从心了。
出了小区的南门口，只见长江路上的汽车往来穿梭、川流不息。街路上那飞速滚动的车轮早已将路面上的积雪碾得粉碎，而后这碎雪又同街路上的灰尘搅拌在一起，混合成黑褐色的泥浆，这泥浆又被争先恐后前行赶路的车辆碾化为雪水，相互喷洒在对方的车身上而全然不顾；街路两侧的人行小路上，出行的人们在三三两两地急匆匆地赶路，老年人还裹着棉猴之类的冬服，而年轻人则已经身着单薄的春装，与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开始抗衡了。
我和妻结伴而行，穿过那宽阔的长江路斑马线，踩着那刚刚被车轮碾碎，而后又被那温暖和煦的阳光所融化，汩汩流淌进街边下水井里的泥水，行进在通往碧霞山公园的人行小路上。街路两旁花坛中的枯草已经被春雪所覆盖，那从雪中露出头来的根根枯秆，好像是在故意显示着自身的顽强与不屈；街路两侧那排排挺立的银杏树枝干上也披上了圣洁的盛装，白雪将这些古老名贵的行道树装点得格外素雅与洁净；街旁外资企业的栅栏里，那排排挺立的青松毛茸茸的浓绿针叶，被那团团棉絮般的春雪所覆盖，更显得苍翠挺拔，郁郁葱葱，不由得让人想起陈毅的咏雪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我和妻继续前行不久，远远的就望见前方麦莎歌厅前门的上方，高高向外挂出的一串串大红灯笼来，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而对面的中国银行门前，也不甘示弱地挂出了一串串的大红灯笼，两厢隔街相望遥相呼应，将元宵节的欢乐气氛烘托得红红火火，望着这眼前的街头美景，我和妻的脚步已欢快了许多。
穿越钱塘江路，我和妻已行进到电业局大楼的门前。抬头远望，只见雪后的碧霞山公园银装素裹，远远可见挺立在山脚下的世纪门蔚为壮观；门前南侧草地雪坡上的那一群拓荒牛，正在踏雪向前互不相让，那碧霞山公园中的景色已然是北国的林海雪原了。沿公园西侧山下的小路逶迤前行，隔着林立的树木间隙向前张望，依稀可见前方的儿童乐园中的各式体育器械上，几个身穿鲜艳服装的孩子们正在嬉戏玩耍，给原本寂静的山林增添了一些灵气。
穿过碧霞山公园西侧的小树林，我和妻已攀行到公园的盘山甬路上。抬头北望，只见娘庙山北侧的山坡甬路上，一位身穿棉衣，头戴风帽的男子，正气宇轩昂地向山下大步走来，待他走到近前我们方才看清，这是一位经常遇到的常来锻炼的男士，看上去年龄能有六十多岁，他走路步伐很快，一副勇往直前的样子，看来，这是一位想留住青春的智者，我和妻对视了一眼，顿生佩服之情。
继续沿甬路向南前行，不一会儿，我和妻就来到了碧霞山公园的南坡。此时山上起风了，那乍起的北风在不经意间，就将那刚刚挂在树上的松软积雪吹散开来，并从满是积雪覆盖的南坡草地上，一溜白烟似的嗖嗖刮过，那情景丝毫不亚于北国冬季里经常刮起的白毛风。我们将棉衣又都裹紧了些，顶着嗖嗖的北风，双双侧着身子快步向碧霞山公园的东侧绕行而去。
过了东部山腰，只见从山顶的东坡甬路上，远远地走下来一对老年夫妇，这令我和妻诧异不已，是谁家的老人竟有如此这般情趣？待走到近前方才认出，原来是我家过去的邻居，同住一楼的王家二姐夫妇俩，他们也认出了我和妻，我们相遇而停互致问候，二位老人见到我们也非常高兴，在简单闲唠几句之后，我们便分手相向而行了。这两位老人现已年过七旬，三个女儿早已成家立业不用牵挂，为了安度晚年，老两口长年锻炼坚持不辍。望着他们古稀之年仍恩爱有加，幸福安康的身影。我不仅从内心深处生出一份感叹：何谓幸福，可能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人生体验，会得出不同的人生答案，夫妻恩爱，牵手一生，虽然生活平平淡淡，但身体健健康康，精神愉愉快快，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想到此处，我们的心境又都明朗了许多。
须臾，我和妻已沿甬路走到了碧霞山公园的山顶。环顾左右，只见公园的北侧，四面树木疏朗，周围瑞雪漫山，这雪后的公园又别有一番景致，仰望苍穹高天流云，令人心旷神怡，那湿润清凉的空气深呼几口，顿觉神清气爽。
我和妻相携沿甬路慢慢下山，快走到公园西侧甬路的半坡时，只见迎面走上来一位女士，只见她身穿酱紫色小棉袄，头上没戴帽子，头发亦有些凌乱，一眼看上去能有四十多岁，只见她走路时身子有些呆板，但步伐却很快，她和我们相遇时擦肩而过，连看我们一眼都没有，看那面目神情是那样木然，见她孑然一身、神情忧郁的样子，我和妻不禁心生怜悯。对此，我和妻又唏嘘感叹了一回，见她渐渐走远，妻则不由自主将我的胳膊搂得更紧了一些。
此时已近十点半钟，我和妻沿甬路又转回到了世纪门前。我意犹未尽，又与妻从世纪门的正面沿甬路向山上走去。此时只见甬路上的积雪，早已被人们打扫干净，随我们前后而行的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他们或结伴而行，或嬉戏打闹，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看他们正值豆蔻年华，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脸上带着“不知愁滋味”的欢笑。心中好生羡慕，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我们似他们这般年龄时，也曾经这样天真烂漫过，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真是人生苦短，岁月悠长，时光如流水啊！
攀登至顶稍停，转身回望，只见那整齐分列在甬路两侧的排排路灯，在阳光、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那漫山的刺槐、塔松掩映在一片银白色的瑞雪之中，它们一个个亭亭玉立恰似玉树临风，好像正在迎接着那温暖春天的到来。
我和妻相携顺甬路而下，只见世纪门两侧的十孔门洞里，早已被那高高挂起的串串红灯所挤满，远远望去红红火火的一片，恰似一团团正在燃烧着的火炬，见此情景，妻则如小孩子般地手舞足蹈起来，她向来对数字感兴趣，此刻便疾步上前细细地数起来，“一共是三百九十五个”，妻仰头面向我激动地说，而我则故意打趣道：“你肯定是数错了，应该是三百六十五个，它象征着虎年国家兴旺，老百姓的日子红红火火。”妻听后“嗯”了一声，明知不对，也不加以反驳。
元宵节，我们踏雪寻春，图的就是个吉利，放飞心情而已。
时近中午，我和妻行走在归家的路上，早春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街面上的大部分积雪都已经融化了，正汩汩地流进街边的下水井里，街路上依然是车辆如梭，川流不息，街路两侧的行人，依然是南来北往，行色匆匆。
我和妻心静如水，心情愉悦，行进的步履已显轻盈。而就在此时，不知是从街旁谁家的商贾店铺里，悠悠然传出一曲萨克斯的乐曲来，那悠扬的曲调伴随着我们的走近丝丝入耳，只觉得它随着那徐徐的轻风曼妙飘舞，一如缕缕琴丝拨动心弦，又恰似蒙蒙细雨滋润心田，使人舒服惬意极了。这也许是商家为了招揽顾客特意而为吧？抑或是店铺为了使今年的生意更红火，而故意营造出来的气氛吧？我们不得而知。但从那低沉、委婉、清亮、悠扬的萨克斯乐曲声中，我们分明听到了那埋藏心底的动人歌谣，“春天呀，春天，你躲藏在哪里……你就在那瑞雪覆盖的泥土里，你就在那轻风摇曳的柳梢里，你就在人们热切期盼的心坎里……”
（赵明晨）
